德国衰落的开始
——抵抗运动的成长和诸多困境
1942年夏秋，德国权势达到巅峰，同年秋末，局势发生巨大反转。自从那时起，纳粹德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彻底失败的道路。尽管德军将领都必然知道他们会输，还是继续服从元首，有些坚持了一年，大多数一直坚守到最后。不过，有人也会争论说，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上，西方盟国坚决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这就让德军将领难以选择结束战争。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要把自己和士兵全权交给敌人，以换取宽大处置。的确，西方盟国可能会抱着宽宏大量的态度，不过在商定卡萨布兰卡决议的时候，英美在欧洲连个立足点都没有。同时，苏联红军不遗余力地向前挺进，他们一旦抵达德国，很可能就会疯狂反扑。无论是什么原因让德国拒绝投降，我们必须记住，有5 000万人在这场持续六年的战争中丧生，其中大约有4 000万都是死在最后的两年半当中。
1942年秋冬的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都带有传奇色彩，那些故事被反复传颂，不下千遍。可以说，在埃及的阿拉曼，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军队打败了声名显赫的德国将领埃尔温·隆梅尔的德意联军，粉碎了希特勒直抵苏伊士运河的美梦。轴心国在北非的存在从那次战役开始走向末路，而英国史学界也理应为这次远离本土作战取得的巨大胜利感到自豪。正如丘吉尔所说：“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来没赢过，阿拉曼之后，一次也没输过。”
在俄罗斯，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不用再奢望能切断伏尔加河上的交通了，伏尔加河从俄罗斯连通到里海（Caspian Sea）上的巴库油井。相反，他们不得不撤离整个高加索地区和南部战线的其他大片区域。而德国盟友匈牙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军队也基本上被扫地出门。自那时起，希特勒的军队只剩下两个选择，撤退或投降。不幸的是，除了北非的部队外，只有小部分选择了投降。
同时，珍珠港的战争也成了全球性的。主要因为日本和俄罗斯一直到1945年8月都还维持着友好条款，日本的战争是单独进行的，但是对欧洲战局的影响却是没有界限的。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战役发生在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之间，其战场一部分在公海，还有一部分在太平洋上的小岛，最终以美国的彻底胜利结束。之后，日本和德国一样转攻为守，再也无缘胜利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太平洋和北非战场的规模与俄罗斯战场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和日本投入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的作战部队、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员总共“只有”数万人。参与阿拉曼战役的轴心国和同盟国士兵加在一起也只有大约30万人，死亡人数大概是10万人。相较之下，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之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轴心国和苏联投入的士兵总数远超200万，其中将近100万人丧生——不是死在战场，就是死在了战俘营。所以，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人，把斯大林格勒战役视为真正的战争转折点，也是情理之中的。
读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了，1943年，是欧洲人准备迎接，甚至可以说是加速德国部队离开的时候了。至此，温和的抵抗运动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在详细说明之前，我们必须先问问自己，战时抵抗者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反对欧洲沦陷区的统治者，无论是德国人也好，还是为德国效力的也罢。进一步的目标就是洗刷掉最初失败的耻辱，唤醒爱国主义热情，为外面抗击纳粹的势力提供重要信息，帮助迫降的同盟国空军免于被俘，破坏军工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花八门的抵抗运动中，帮助受迫害的人只是小部分人的目标。抵抗运动的长远目标是用自己的武装力量至少解放祖国的部分领土，从而赶在解放军抵达前建立起自己人的政府。这一切都要靠地下媒体和电台、政治行动和武器来完成。抵抗运动还制定了计划，惩罚那些应为最初的失败负责的人，惩罚合作者，更重要的是，带来一个新社会。最后，抵抗运动还暗藏两个目标，其一是开启一场社会革命，或者至少是换个首脑，其二就是驱逐或者消灭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就算不能一网打尽，至少也要解决一部分。无须赘言，所有这些目标及其实施最后都变得极具争议。
地点不同，问题也不同，比如，有些国家几乎看不到德国士兵，那如何抵抗德国当局就很让人为难了，与德国结盟的国家就是这样。如果你痛恨德国纳粹，而你自己的政府给德国战事提供人力和枪械，但有可能是在利用武器交付来试图保护本国的自由选择，特别是保护犹太裔公民，那你是否也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反抗本国政府呢？如果亲德政府秘密——通常也没那么机密——与西方盟国协商该怎么办？一个合作政府是否永远都是敌人？我们会在下一章具体分析这些困境。
抵抗中的生与死
关于抵抗，第一个要记住的就是其中通常会牵扯非法活动，不仅在德国人或其他占领军眼中是非法的，就算按照国际惯例和本国法律来看也是非法的。至少一开始抵抗运动在抵抗者的大多数同胞中并不受欢迎，他们有理由担心这样的活动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和不幸。抵抗就意味着要离经叛道，要像一个罪犯一样行事，甚至说话都要用黑道的黑话和暗号。为了能够印刷和散发非法报纸，你还得去偷严格控制的印刷纸和印刷机，还要伪造或偷取定量配给卡、钞票、居住证和身份证。为了对抗敌人，抵抗者还要从军事要塞或敌对抵抗者那里夺取武器。这一切都需要你具备盗贼、伪造者和小偷的才能。而武装抵抗还需要你去杀人，大部分都不是在公开战斗，而是秘密行动，所以，抵抗斗士要做好准备成为一名职业杀手。他或她的目标很少是盖世太保特工或德国士兵，更多时候是自己的同胞——一个警察，一个工厂保安，一个铁路工程师，或者任何其他人，只要抵抗运动的上级认为这个人涉嫌当叛徒或间谍，是个拦路虎，或是个危险的对手，都是下手的对象。[1]著名的比尔斯基（Bielski）游击队是一个犹太人组织，活跃在今天的白俄罗斯西部地区，有很多书和电影讲述了他们的英雄主义，他们欣然承认自己抗击的对象有为德国效力的波兰和乌克兰警察，也有波兰反纳粹游击队，同时还有一些反犹游击队。与德国士兵的冲突很少。
参加抵抗运动，就不能相信别人，要躲藏、撒谎、威胁、勒索、抨击，必要的时候还要杀死可疑的人，哪怕他们曾经是你的朋友。下令的是你从未谋面的上级，你还没法确认真假，却要盲目相信来传达命令的特使。如果这个特使刚好是一名警察特工，那这份信任可能就放错地方了，一场悲剧就会上演。
一个抵抗者，尤其是在城市活动的抵抗者，基本上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坐在餐馆、电影院或有轨电车里，他也得一直盯着门，以便迅速离开。他又要担心穿制服的警察，又要防范可能来自盖世太保的便衣警察，便衣警察往往更危险。如果他和一个好友约定在咖啡馆见面，他也永远无法确认这个好友在遭受严刑拷打后是否会反水，是否正在扮演犹大的角色。按下一个抵抗战友的公寓门铃，如果里面有盖世太保，那等待他的就是折磨和死亡。如果这个战友家里有电话，先打个电话过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可能有人正拿枪指着接电话的人。在沦陷国家，每一步都需要特别许可，每一双新袜子，每一条面包，都需要定量配给卡，要想拿到配给卡，只能靠偷或伪造。
毫无疑问，这些事都有一点淡淡的魔力，会带给人极大的兴奋，但东躲西藏，而且往往都是躲在一个肮脏、寒冷和极其狭窄的地方，或是无休止地等待上级命令，也会让人感到永无止境的疲倦和焦虑。在经历这些悲苦的过程中，你还得表现得很“正常”，以免遭人怀疑。
抵抗者要能融入民众中间，贡纳·桑斯特比（Gunnar Sønsteby）可能是挪威最有名的传奇抵抗者，在1940—1945年几经易名，更换身份证件，他在这段时间里炸毁德国军用卡车，射杀德国士兵，为英国人提供重要信息。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根据他的回忆录，可能是因为他看起来并不显眼，与其他挪威人无异。但如果是一个金发碧眼、体格健壮的年轻人冒险进入一个非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国家，他看起来就会很可疑，这一点是致命的。[2]
城市里的抵抗者通常都要和警察玩“捉迷藏”，和敌人或其他竞争对手做斗争，乡村里的抵抗者往往就沦落到吓唬农民来获取粮食，要么就在深山老林里挨饿受冻，为了一张毯子或一个简陋的棚子杀人。
简而言之，参加抵抗就是要过潦倒悲苦的日子，即便如此，有那么多欧洲人主动选择抵抗，简直是个奇迹。但是，在抵抗者眼里，为了个人尊严和国家荣誉——如果不是为了国家的短期利益——尝试做些事情来对抗纳粹及其盟友，总好过在家袖手旁观。
当然，环境和地域会带来巨大的差异：一个顺从、不参政的西欧或北欧“雅利安人”不用怕德国占领者，如果是波兰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或希腊人，或1943年9月之后的意大利人，就会被德国人或德国人的仆从随意逮捕，就像一个永恒的诅咒。波兰的监狱里人满为患，挤满了从大街上随意抓来的人。其中一些人从来没有触怒过占领者，有些人就曾拿起武器对抗过德国人。盖世太保几乎不会好好地加以区分，哪怕是在“人种上优越的北欧日耳曼人”，只要涉嫌参与抵抗活动，就会和“次等”的犹太裔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受到同样的残忍对待。所以结局往往无异：只有一小部分共产党员、耶和华见证人、牧师和其他思想境界高的人能顶住严刑拷打。至于政治犯遭受的侮辱，也只比他们轻微一点点：很多高级别的德国军官在1944年因为共谋推翻希特勒被捕，结果忍受不了屈辱，曾经像神一样的“优等民族”很快招供出了名字。
如前所述，刚被德国占领的第一年，抵抗运动几乎为零，但在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直到1944年德国注定要失败的时候，蓬勃发展，势不可挡。我们已经提到过，抵抗运动的形式多样，从象征性的反抗举动到大规模武装斗争。到了1944年，在欧洲的一些重要地区，德国人及其盟友常常处于危险之中。1945年5月德国投降的几年前，在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的德占区里大片领土上，反纳粹游击队就是律法，夜晚属于他们，白昼属于德国人。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游击队控制了高山和森林，但没有控制山谷和平原，他们主宰了一些小镇，但没能主宰较大的城市。
差不多从被德国占领的第一天开始，躲过抓捕的军官就在波兰、挪威和法国秘密会面，讨论如何洗刷失败的屈辱。一些大学生也在做同样的事，但直到有一些逃脱的战俘、不愿意听从通敌编辑指令的记者和财政独立的年轻贵族加入，他们才组建起小规模的团队，这些年轻贵族觉得自己“位高任重”，应当对抗粗鄙的德国人。还有大量生性古怪、独来独往的人加入他们。在德国占领的初期，抵抗运动的成员组成五花八门，难以归类。
看起来，战前的政治信仰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参加抵抗运动，除非是一些浸淫已久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在奥地利、荷兰和挪威，一些君主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反抗占领者，在其他国家，一些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违抗苏维埃的指令把矛头对准德国占领者。总而言之，这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几乎无法解释的案例。
反抗的媒体和电台
反德抵抗运动渐渐落到实处。在有文化底蕴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公众渴求未经审查的信息，地下报纸涌现，但与地下政治团体没什么关系。另外，抵抗团体也创办了自己的地下报纸，比如一个叫“战斗”（Combat）的抵抗组织，可能是法国最著名的抵抗组织了。战斗组织出版了一份高深但很受欢迎的同名地下报纸。战斗组织自身的活跃成员一直不超过几百人，但他们的报纸印刷量从1941年末的一万份攀升到1944年的25万份，这种情况非常典型。
法国非占领区和占领区受盖世太保或法国警察的监管，办报这种依赖票证的非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可能会遭严刑拷打，或是被处死，所以如何能成行，现在还是个大大的问号。当所有必需的物资都受严格管控，那些纸张、墨水和印刷机是从哪里来的？编辑的办公室和印刷机为什么鲜少被警察突击搜捕？印刷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无疑，英国暗中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资助，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有胆识的人匿名支持，他们也难以取得什么成就。另外，与德合作的法国当局也提供了帮助，而且一定比抵抗人士后来欣然承认的还要多。
战斗组织不是唯一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法国抵抗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解放”（Libération）和共产主义游击队拥有的战士人数更多，不过报纸发行量不如《战斗》。而且曾任《战斗》编辑的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更是让“战斗”蜚声世界。
地下报纸的消息来源有传闻，也有官方授权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的通讯稿。聆听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在几个德占国家是重罪，可判死刑。而且，英国广播公司通常是被屏蔽的，但仍然有数百万欧洲人能听到他们的节目。比如在与德国结盟的匈牙利、意大利和芬兰，听广播的“犯罪分子”鲜少被起诉。甚至在德国占领的国家，当地警察通常也会忽略这类违法行为，只有在邻居反复告发或有其他同僚不断施压的情况下，警察才会采取行动去对付那些犯下听英国广播公司节目罪的人。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当局对禁止行为的包容度比抵抗人士后来乐于承认的要高。
在德占区和非德占区，在纳粹德国战败前和战败后，告发是萦绕战时欧洲的梦魇。我们会在下一章讲战后司法和报复的时候再来详谈这个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的竞争对手有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莫斯科电台（Radio Moscow）以及瑞典和瑞士的电台，不过知识分子还是更青睐英国广播公司审慎持重的基调和相对客观的报道。伦敦广播电台欣然承认了英国的战败——在战争头几年有很多需要承认的事情——而德国和意大利（补充一下，苏联，还有美国偶尔情况下的）的战争报道则是事实、谎言和个人意愿的大杂烩。不过，在1943年，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突然修改了广播政策。他得出结论，如果让德国人民感觉布尔什维克的野蛮行径和英裔美国人的殖民主义会带来致命威胁，会是很好的宣传造势，所以他宣布对敌发动“全面战争”。这种新型战事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承认敌人在人力物资上占优势，宣扬敌人决意消灭德国人民，并谴责敌人的险恶用心。电台的通稿和新闻片里充斥着阴森恐怖的报道，比如平民在同盟军的地毯式轰炸中被活活烧死。之后，德国媒体出版了图片报道，报道对象是德国部队暂时从苏联红军那里收复的城镇，在那里，平民百姓惨遭折磨、强奸和杀害，这样的报道近乎成功。德国人民，包括军人和平民，都相信战败会带来毁灭，都有钢铁般的决心去抵御敌军的猛攻。
毋庸置疑，本地的地下反纳粹广播电台在抵抗事迹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绝大多数所谓本地的广播源头都在英国，他们的编辑和播音员让电台听起来像是近在咫尺。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黑色节目”就是一个秘密军事广播电台，据称是设在德国，专门吐露一些士兵的不满。事实上，这个电台的节目是在英国制作播放的。
特别行动处
“二战”中最富有争议却最有效的抵抗武器是大名鼎鼎的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经济部长休·道尔顿（Hugh Dalton）在1940年成立了这个机构，目标是“点燃欧洲”。另一个传奇的机构是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通常称为军情六处（MI6）］，隶属外交部，旗下的特工都是绅士派头，专司秘密收集信息，而特别行动处设立的初衷就是要引人瞩目，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鉴于这个机构的间谍活动已经广为流传，我们在这里只需要聚焦特别行动处和欧洲抵抗运动之间的联系。
特别行动处总部设在英国，把训练有素的特工派到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目的就是收集情报，参与破坏行动，创办秘密电台，向英国传递信息。特别行动处也迫切希望能为触发抵抗运动出力，偷运点武器进去，在可能的情况下，推翻合作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特别行动处雇佣或直接管控了大约1.3万人，并为另外100万人提供资金、食物和武器。有趣的是，德国方面并没有一个对等的机构：德国军事谍报局阿勃维尔（Abwehr）和类似的组织——和好莱坞电影里描述的相反——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去“点燃”英国、美国甚至苏联。
特别行动处的特工都受过特训，就算他们并不总是洞察力十足，但一定都是英勇不屈的翘楚。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因为帮助特别行动处的特工遭到处决，也有数百名特工因为自己或者上级的疏忽丢了性命。据说一个秘密电台操作员的预期寿命只有几周。很多特工，尤其是身处西欧和北欧的特工，拥有双重国籍，所以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或荷兰，都觉得是在自己的家乡。然而，他们还是常常会因为打扮上的一点小失误或没能百分之百熟悉当地方言和情况而暴露，被当地的盖世太保特工逮捕。
特别行动处还雇用了很多年轻女性，这是出了名的，比起到了征兵年龄的男子，女子更容易从中周旋。特别行动处还成功利用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和贵族在欧洲的人际关系。但是，每一步都是危险的，主要是有一些爱刺探打听的邻居，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在抵抗者的愤怒淹没下，德国人和当地警察无力再保护告密的人了，这种格外危险的形势才有所缓解。需要注意的是，早在解放军抵达前，纳粹合作者就开始起义了。很明显，到了1944年，很多合作者就开始尝试搞双重博弈。可惜很多人两面开罪，再也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
尽管受过秘密和谨慎的训练，特别行动处有时还是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荷兰的地下无线电报员就是这样被阿勃维尔抓住，然后“反水”的。德国人逼迫被俘的电报员发送指定信息给英国。电报员夹在中间发送了提前对好的警示信号，告知英国总部自己已落入德国人手里，但警告却被忽略。一波又一波的特别行动处特工被空投到荷兰，先是被跟踪，然后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或杀害，要么就“反水”了。阿勃维尔称之为“英国游戏”（England-spiel），就是和被俘的英国特工玩的一场游戏。
阿勃维尔吸纳了一些智谋超群的人，利用特别行动处构思最为精妙的计划肆意破坏，但这个机关里也混杂着一些最重要的反希特勒人士。多亏了这些人，一些被俘的特别行动处特工才得以在战争中活下来。阿勃维尔的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Admiral Wilhelm Canaris）是活到最后的那一批反纳粹人士，就在战争结束前被处决。到那时候，阿勃维尔的职能早就被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缩写SD）取代了，这个保安部的残酷无情和尾大不掉倒是和前身有一拼。
抵抗运动：盼望英美解放的国家
在西欧，一开始的战斗主要是言语上的交锋，直到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共产党才加入战局。他们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削弱德国的战争机器。共产党和他们的左翼盟友和敌手，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也不管自己的行为会对当地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都毫无顾忌地搞破坏和使用武器。但是，一直到1943年初，当时任德国劳动力资源开发部长的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决定，与其等待被占领国家的志愿者来填充劳动力，还不如把西欧和北欧的年轻人征召来德国干活。在法国，这就叫作强制外派劳动，尽管德国的工作环境通常比法国好，但这一举措却并不受欢迎。许多年轻男子没有去就职，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支持他们这一行为的人，恰恰也是果断举报在逃犹太人的那些人。我们将会反复看到，法国或其他地方的公众，都愿意为本国子孙承担风险，却不会为他们眼中的“外人”这么做。
有些人逃到法国东南部的高原，这一带覆盖着灌木丛，叫马基群落，他们就起名叫马基游击队。这个名号迅速在法国抵抗者中传开，特别行动处立即开始向山区空投特工、武器和无线电台，然后又空投到法国其他地区。在法国东南部的山地高原韦科尔（Vercors），大约聚集了3 000名武装战士。他们立即遭到德国人和法国法西斯武装分子的攻击，但是双方的战斗到了1944年春天才变得激烈起来。在那之前，韦科尔的马基游击队接到英国的命令去破坏德国军事交通，目的是帮助同盟军登陆欧洲的计划，却引来了大约2万人的德国部队，配备的都是现代武器。这只强大的部队里只有小部分德国人和法国武装分子，大部分都是身着德国军服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
韦科尔高原上的冲突非常切实地证明了战争的复杂性，尤其是游击战。在这场冲突中，一个阵营里都是些年轻的东欧人，他们自愿参加德军的主要目的是不想日后沦落为德国的战俘被饿死，另一个阵营里有年轻的法国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为了逃避去德国服劳役。这两伙人其实应该团结起来对抗纳粹，可是生命和命运却不是如此简单、合乎逻辑。
法国马基游击队吸收了大量西班牙内战的难民和逃出法国俘虏收容所的东欧人，早在1939年他们就被扔进这个可怕的收容所。所以，这既是一场内战，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撞和民族之间的冲突。韦科尔战役以马基游击队的悲惨下场告终：大多数人被杀，战俘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到集中营。马基游击队的伤亡率是“德国人”的三倍，说明在一场公开战争中，缺乏训练、纪律散漫和装备不足的游击队是最大的输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韦科尔战役也成功把大约2万人的德军火力从西方战线吸引过来。
但讽刺的是：身穿德国军服的东欧人永远都不会向法国游击队投降，主要是害怕被杀，可是这批人当中很多又在诺曼底登陆后急忙投靠同盟国。这让他们躲过了法国游击队的愤怒，也如他们所愿，没有被斯大林的怒火烧到。但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英军事机构把数千名身穿德国军服的东欧人战俘交给苏联，在那里，他们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到苏联古拉格集中营。
地下抵抗运动的性质特殊，成员用的别名各式各样，多人被捕带来的领袖变更，让我们很难辨认各种抵抗组织的身份。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抵抗组织都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只是名义上的，或者只是存在于创办人的脑海中。在法国，各种抵抗组织之间也存在分歧，有社会地域上的，比如城市的抵抗组织和乡村的马基游击队，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比如共产主义者及其左翼盟友，就与温和的共和派以及保守的君主主义者不对付。很多组织都在互不相让地守卫着自身的独立，但是法国抵抗运动，甚至包括共产党，都愿意接受身处伦敦、名不见经传的查尔斯·戴高乐将军及其在法秘密代表让·穆兰来领导全局，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穆兰在战前和维希政府早期都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人士，他还在维希政府身居高位的时候就参加了抵抗运动。在秘密前往伦敦后，他通过空投返回法国，与民族抵抗运动的领袖进行了若干次会面。其中一次会面安排在1943年6月，见面地点在法国南部里昂附近的一个隐匿之所。那个时候，德军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国。悲剧的是，这次会面的8个人被出卖，全部被捕，其中一些人，包括穆兰，被盖世太保头子克劳斯·巴比折磨至死，之后我们还会再讨论这个巴比。穆兰被捕和死亡的情况仍然有很多争议，也引发了无止境的猜测，尤其是那个叛徒的名字。和其他抵抗运动一样，穆兰团队里的人有些在被捕和监禁后活下来了，这些人就受到怀疑。年轻的雷内·哈迪（René Hardy）被指控曾经带领盖世太保到过会面地点，至于他是无心还是有意就不好说了。哈迪辩称自己是清白的，而在他英年早逝后，他的家人也继续为他的清白抗争。在战后的连续两次诉讼中，哈迪都被宣判无罪，1990年，年迈的巴比指认了另一位著名的抵抗人士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从而证明了哈迪的清白，但即便如此，仍然止不住流言。
让·穆兰是个正规的公务员，雷蒙·奥布拉克就不同了，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店铺老板家庭，坚定拥护共产主义。据称共产党曾集体背叛让盖世太保有所忌惮的政治对手，有些历史学家后来就指责奥布拉克参与了这场背叛。奥布拉克竭力维护自己的清白，还有他挚爱的妻子露西·奥布拉克也在为他辩护，露西是个不折不扣的抵抗运动女英雄。露西是一名高中历史老师，她想方设法平衡好教学、家庭责任和抵抗运动。露西的一个传奇功勋就是从盖世太保手中营救了自己的丈夫。在雷蒙被盖世太保关押期间，她到盖世太保总部拜访了巴比。露西展现出自己最优雅、最美丽的一面，扮成贵族，声称自己是雷蒙·奥布拉克的未婚妻，还怀有身孕。事实上，她当时的确怀孕了。露西说自己不想背上未婚生子的耻辱，要和雷蒙结婚。结婚的事要尽快，赶在雷蒙被处决之前办。如果不是巴比，换个年轻点的党卫军军官，就会听信这番“紧急情况”的说辞，据悉，按照法国的法律，这种情况是允许结婚的。当雷蒙·奥布拉克与一众政治犯被转移到另一个囚室的时候，武装抵抗战士在露西的领导下劫了德国的囚车。他们射杀了司机和五名德国警卫，释放了所有囚犯。
奥布拉克夫妇在法国已经待不下去了，一架英国飞机把奥布拉克秘密送到伦敦，露西在伦敦诞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戴高乐将军是孩子的教父。有点讽刺的是，战后，对抗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的越共领袖胡志明，后来成了奥布拉克第三个孩子的教父。和其他前左翼抵抗人士一样，露西和雷蒙支持一切殖民地的解放运动。
在战后的法国，穆兰和奥布拉克夫妇成为国民偶像，即便有段时间对他们各种活动的怀疑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也改变不了他们在法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奥布拉克夫妇在政治上很活跃，常常被描述成共产党的同路人，就是无论如何都一直支持共产党运动的非共产党人。露西和雷蒙都活到将近100岁的年纪，露西在2007年逝世，雷蒙在2012年逝世。而让·穆兰至今仍然是不屈法兰西的伟大象征，戴高乐将军更喜欢说成“永恒的法兰西”。穆兰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中他戴着一顶帽子和一个大围巾，用来遮挡以前被盖世太保逮捕和拷打时留下的伤疤。
至于我们，我们只得接受一个事实：在法国，在其他地方，战争和占领不仅让抵抗军成形和隐身，也让阴谋、内部斗争、不可思议的英雄主义和难以置信的卑鄙下作时而暴露在阳光下，时而隐藏在暗处。其中千丝万缕，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
其实女性在抵抗运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小部分人甚至还能发号施令，露西·奥布拉克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法国，1944年10月，妇女才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那里获得了投票权。而欧洲女性往往能豁免服劳役，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若是出门在外，或是携带违禁文献、秘密信息和武器，比较不容易引起怀疑。不幸的是，抵抗者通常不信任女性，认为她们立场不坚定，容易被德国人收买。尽管有成群的年轻女性在战争中充当信差甚至战士，比如1944年的华沙反纳粹大起义就是如此，但是在人们的普遍预期中，女性在抵抗运动中主要还是担当护士和助手。只有苏联红军走得更远，比如他们会起用数千名女性来开战机，而不只是像美国那样开运输机。苏联、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吸收了大量的女战士。甚至连共产党领导层里都有少量女性。
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CNR）］是让·穆兰创立的联盟组织，事实证明这是个生命力很强的组织，有一支名为自由法国内地军［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FFI）］的行动组织就听命于这个联盟组织。1944年夏天是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和自由法国内地军最辉煌的时刻，他们为同盟军解放法国提供了切实的帮助。抵抗运动的几大政党，共产党、温和的社会党、激进派、进步天主教徒和戴高乐派组成了自由法国的第一届政府。
除法国以外，西欧和北欧被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都因地形、民族构成、战前政治体制和德国占领的性质而各具特色。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大公国在“二战”之后组成了“三国经济联盟”（Benelux countries），而在战时，就地形而言，虽然荷兰人可以藏在水淹地区，而比利时和卢森堡拥有一些森林和山丘，但这三个国家的地形对抵抗者来说用处并不大。拥挤的城市原本可以给抵抗者提供有利的作战空间，不过，这三国的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办事效率都极高，一个人想要凭空消失相当有难度。比如，荷兰的身份证就很难伪造。另外，人们彼此很熟悉，尤其是小城镇的居民。传统上，这里的政治和社会身份都以宗教归属为基础[3]，所以外来者相当显眼，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极具灾难性的。
荷兰人和比利时的佛兰芒人都说荷兰语，这本有助于形成一个反对占领者的统一政治阵线，但是虽然荷兰人普遍讨厌德国占领，很多佛兰芒人，或许是大多数佛兰芒人却欢迎德国占领，他们期望德国的出现能让佛兰芒从说法语的瓦隆人同胞那里分离出去。
历史悠久、独立的卢森堡大公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大公国的大多数居民都说卢森堡语——德语的一种方言，但大多数德国人不懂（当时大公国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书面标准德语，后来卢森堡语也被列为官方语言）——大公国的多数人却痛恨德国无理由的入侵。“二战”可以说是“一战”命运的偶然重演，但1914年的时候，占领者没有试图教化和同化当地人，德国军队也没有征召卢森堡的年轻人。这一次，没来的都来了，所以数千名卢森堡年轻人都躲起来了，有些甚至加入了游击队。但同时，这些抵抗者的同胞弟兄们却在为德军效力，穿着德国军服战斗和牺牲。战后，重组的卢森堡政府成功说服同盟国和苏联尽早释放了被俘的卢森堡子民。卢森堡和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的例子在偶然间证明，语言上的粘连并不必然会让人易于接受外国占领。
荷兰、比利时、挪威、丹麦和捷克的年轻人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德军征召入伍，所以他们的存活率比卢森堡人、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以及意大利南蒂罗尔（1943年被德意志帝国吞并）说德语的居民高得多。强制赴德国服劳役和参加反纳粹抵抗运动的确让人受苦受难，但是比起战时为德军效力所带来的痛苦和死亡，这些伤亡率只能算是毛毛雨。
荷兰的抵抗运动纷繁多样，从藐视敌军到武装斗争[4]，不一而足，但总的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件事：传播好消息、威胁合作者、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把同盟国空军送回英国、给特别行动处的无线电报员提供信息和进行袭击和破坏。所有事件中，最重大、最引人瞩目的就是1941年2月末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武装团体和纳粹民兵之间的冲突，直接招来德国人的武力介入，随后码头工人、电车售票员和其他人进行罢工抗议。这是大屠杀历史上的一次特殊事件，持续了几天，事件导致数百名犹太人被监禁并送往集中营，最后只有200人活着回来了。荷兰抵抗者第一次遭到处决，就是罢工带来的，这对海外人士的心理上造成严重影响，而对于此前拯救的那些人，我们也不要抱有太大幻想。在荷兰当局和德国任命的犹太人委员会成员的通力合作下，犹太人都进行了登记，从1941年开始，他们就接到命令前往固定地点集合。之后，他们又从集合地点被送往德国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
在西欧和北欧，犹太裔荷兰人的死亡比例是最高的，超过80%。这说明，即使反犹情绪相对较低，也并不能降低犹太人的死亡率，更重要的是，遵纪守法的心态在荷兰社会非常普遍，荷兰的犹太人相信，要想活命，就得服从当局，服从官僚主义风气，服从掌管荷兰事务的德国纳粹党领导层的决定，可他们的决定是要打造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国家。
除了1941年11月学生、老师和医生的罢课罢工外，1943年春天，为了抗议德国下令上报获释的荷兰战俘并送往德国工厂干活，荷兰人又酝酿了一场大罢工。和西欧大多数地方大不相同，这次流产的罢工导致近200人丧生。正是在这个时候，著名的美国公知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父亲因为不愿意去德国服劳役，躲到大学里当个学生。被抓到之后，布鲁玛的父亲被送往德国干活，他不得不在一个柏林工厂的恶劣环境中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不过，就算是遭到驱逐，属于“雅利安人”的荷兰人和犹太人受到的待遇也是完全不同的，犹太人孩子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被杀害，而布鲁玛的父亲还获准去听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Berliner Philharmoniker）音乐会。[5]
荷兰抵抗力量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勇气：1944年9月，同盟国军队空降阿纳姆（Arnhem），当地抵抗力量似乎突然获得一个机会，能够帮助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Montgomery）领导的英国、加拿大、波兰和美国军队向荷兰北部展开最后的猛攻，进而深入德国。同盟国和威廉敏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成功号召德占区展开大罢工：邮局和电话服务暂停，尤其是铁路停止运作。但是同盟国的入侵在1944年冬天停止了，尽管铁路罢工还在持续，荷兰交通瘫痪，但荷兰民众受到的伤害比德国人更大。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荷兰北部才落入同盟国的手中，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荷兰人却死于饥荒。
而比利时在战争中所承受的困难和苦楚却比邻国荷兰和卢森堡轻微一些。比利时的人口分裂为新教徒、佛兰芒人和信仰天主教、说法语的瓦隆人，首都布鲁塞尔的官方语言是双语。可能正是因为比利时的民族分裂——从纳粹的种族视角来看，说法语的那一半人不那么合乎心意——也可能是因为国王利奥波德三世（King Leopold III）带着自己的部队投降，没有逃到英国去，所以比利时躲过了纳粹党的统治，至少在1944夏天之前是如此。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率领的军队掌握了比利时政府，法肯豪森一开始忙于准备入侵英国，在希特勒打消这个念头之后，又集中精力加强比利时防御，以应对同盟国入侵。鉴于此，法肯豪森需要民众保持安宁，这个目标，他基本实现了。
在法国的奥托（Otto）将军和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Carl Heinrich von Stülpnagel）将军与法肯豪森志同道合，他们都深度参与了1944年密谋推翻希特勒的行动，但这也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抵抗组织采取严厉的措施，并允许盖世太保和本国国民警察推进“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在比利时，这些举措造成一半的犹太裔比利时人死亡。亲德的佛兰芒人和瓦隆法西斯组织还为逮捕犹太人并移交给盖世太保出力。大部分比利时人都是顺从的，不过这还是好过东欧，东欧的犹太人即使躲起来，往往也会被人出卖给警察，那些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财产一般就被其他东欧人给侵占了。
比利时政府无视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意愿逃到英国，并在那里继续战斗，不过行政机构还留在国内，一边应付德国的要求，一边努力维护比利时同胞的利益，从中斡旋。如欧洲几乎所有地方一样，比利时社会分裂成三派：合作者，绝大多数只想维持生计的人，还有不屈不挠的活跃抵抗者。自愿加入党卫军佛兰芒和瓦隆分支的年轻人绰绰有余。德国士兵也不缺比利时女人的垂青。同时，比利时商人还从德国军工业的需求中获利。黑市把粮食和衣服的价格推高到天价，但至少比利时人民无须忍受大饥荒。抵抗运动的政治主张不一，从态度强硬的共产党组织，到少量转投抵抗阵营的比利时法西斯党（Rexist fascists）成员。不过，从一开始就反对占领的人，与最后一刻才加入抵抗阵营的人，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
但成问题的是，比利时抵抗者对国家的未来看法不一致。左翼人士要求叛国的利奥波德国王在战后退位，甚至提出应该逮捕他，而君主主义的反纳粹斗士争辩说，多亏了国王，也多亏了国王和德国元首私下里的交锋，成千上万的比利时战俘才得以释放。还有民族问题：说法语的军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是抵抗的主力——就像他们在战前主导公共生活一样——他们想要进行社会改革，甚至来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佛兰芒人在抵抗力量中的占比小得多，他们就担心公共事务中的本地自治和公平问题。
有一点，瓦隆和佛兰芒抵抗者都没有异议的，就是合力把数千名被击落的同盟国飞行员送回英国，通常是取道西班牙和直布罗陀（Gibraltar）。这样危险的举动需要大量普通民众的参与，尤其是农民，他们要挨家挨户地传送飞行员，更准确地说，就是把飞行员从一个干草棚送到另一个干草棚。再次被俘的飞行员通常会被送到看管更严格的战俘营，帮助藏匿飞行员的平民一旦被抓，就有可能被送往集中营，很多人就命丧那里了。由于《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里包含了如何对待平民的规定，所以从公约的角度来看，帮助飞行员的平民成了那次事件的真正受害者，而非同盟国的飞行员。
欧洲抵抗史上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壮举，就是出手截停载着犹太人向东驶去的火车，而在1943年4月，还真有一列火车被成功截停，脱离了著名的20号车队。几百人逃出了车厢，不过大部分都被抓回去了，最终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如果这次事件能说明什么问题，那就是犹太人的存活只是欧洲抵抗运动中的次要问题。
在挪威，一切先决条件都为抵抗运动的燎原之势做好了准备，不过事实还是比普遍预期的欠一点，至于挪威的许多朋友在战时和战后勤勉宣传的，也是稍微有点言过其实。[6]就挪威的地形而言，用包罗万象来形容，说占领者难以逾越，都是保守的表述。大约6万英里陡峭的海岸线，沿途还有很多深谷峡湾，是抵抗者理想的藏身之处。他们还可以偷偷乘船驶向北海上的英属岛屿，再带着武器、补给和特别行动处特工回来。这就是所谓的设得兰群岛（Shetland）巴士，由挪威人和英国人驾驶快艇（伪装成渔船）定期来回穿梭，已经闻名于世。
再就是白雪覆盖的高山、内陆森林和山丘，四处散布着滑雪度假小屋，冬天露出羊肠小道，只有最强壮的当地人才能穿行。小道通往瑞典，一个友好的中立国，挪威抵抗者常常会去那里休息，恢复元气。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挪威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秉承着维京人民主和无畏的伟大传统，而日常点滴却会让人不断想起这个国家近期的失败和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