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国王和政府已经逃到伦敦，但没有退位，所以，和法国的贝当政权不同，吉斯林在奥斯陆自封的政府缺乏合法性。英国给挪威流亡政府提供了资金和强大的无线电台，作为交换，流亡政府把整个挪威海军、空军和庞大的商用船队交由同盟国支配。
要造就一场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但是大多数挪威人在整个战争中都很安分，长久以来，像贡纳·桑斯特比这样的英雄抵抗者反而遭到严重孤立。挪威合作者和自愿为德国作战的年轻挪威人远远超过了积极抵抗者。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时，在被占领的挪威或欧洲其他地方，纳粹征兵站比地下组织好找多了，而一旦找到，让抵抗者相信自己的诚意则容易得多。总的来说，有1.5万名挪威人自愿拿起武器为德军效力，再愤世嫉俗点说，在战争期间，挪威有3万名婴儿都是德国士兵和挪威姑娘结合生下来的。
挪威主要的抵抗组织米洛格（Milorg）是由躲在暗处的军官领导，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统一，为战后接管国家做准备，以及防止共产党政变。虽然共产党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很小，但领土完整是个严峻的问题。挪威从瑞典独立出来还不到50年，历史很短。半岛上的挪威地形狭长，不同地区有各自的传统、书面挪威语和自己的方言。远北端与苏联和芬兰交界，首都奥斯陆在遥远的南端，如果从远北端的希尔克内斯（Kirkens）启程去奥斯陆，只能靠飞机和船，走海路得花上几个星期。在偏远地区的人看来，首都奥斯陆就像一个讨厌的收税员，还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监管。挪威中部和北部的抵抗运动起步晚，待当地人醒悟过来，德国人是比皇室政府更狂热的集权主义者，他们才起来抵抗德国占领。
虽然米洛格的成员很快就超过数百人，而且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训练了一支常规军，主要是在瑞典受训，但是因为害怕德国人的大举报复，这个抵抗组织基本远离暴力行动。在他们的破坏行动中，很少有袭击德军大型驻地这一类举行，比如将近50万人的驻地是不会成为目标的。
挪威人出色完成的抵抗任务主要是观察和报告德国部队和海军的动向，以及英勇高效地执行突击行动，但发号施令的却是英国陆海军或特别行动处。
最著名的突击行动是英国和挪威海军联合向挪威北部的罗弗敦群岛（Lofoten Islands）发起的突袭，尤其是1941年3月的那次行动。他们在占领主岛几个小时内，摧毁岛上所有渔场、鱼油加工厂和军火库，还俘获了各种战利品，从机组叶轮到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Enigma machine），还有密码本，密码本帮助英国渗透到德国军事和海事通信中。罗弗敦群岛的居民竭尽全力地帮助同盟国的突袭，还有数百名志愿者跟着英国人离开岛屿，参加了挪威自由军（Free Norwegian Forces）。但是史料中往往没有提到的是，岛民们不仅安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工作和生计遭到破坏，而且后来他们还遭到德国当局的残酷对待。
更有名的行动就是摧毁位于奥斯陆和卑尔根（Bergen）之间的维莫克（Vemork）德军重水厂，行动是由英国特别行动处训练的挪威突击队员执行。在当时看来，重水是发展核武器必不可少的材料。英国五次尝试破坏重水厂，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由几名挪威人执行的。那次的突击队员都是攀爬和滑雪的好手，他们通过一个岩壁强攻了挪威重水厂。理论上来说，这次行动很完美，但几周之后，工厂又重新运转。更有效的一次行动是炸毁了一艘载着重水运往德国途中的客船，不过船上的许多无辜挪威乘客也不幸毙命。德国的核能项目被耽搁了很久，不过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知道，就算有重水，对他们的项目也无多大裨益。
挪威突击队员在英国接受了特别行动处的训练，当时，特别行动处和挪威流亡政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特别行动处希望看到切实的成果，即使这样会令突击队员和平民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流亡政府希望自己的同胞能远离是非。是执行代价高昂的行动，还是继续观望，特别行动处进退维谷，在整个战争岁月都被这样的问题折磨，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抵抗行动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虽然丹麦人和挪威人语言相通，虽然德军在1940年4月的同一天入侵了这两个国家，但两国在战时的形势却相去甚远。我们知道，丹麦人压根没想过要抵抗德国入侵，他们旋即投降。他们的国王和政府也没有流亡海外，出于感激，占领者允许丹麦人继续保留自己的国王、政府、议会、民主宪法、军队和外交部门。接着，丹麦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成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盟友。丹麦和德国的商人携手在苏联沦陷区开拓殖民地。
自愿参加德国纳粹党组织的作战部队党卫军的挪威人和丹麦人数量不相上下，挪威和丹麦妇女产下的一半德国血统的婴儿数量也相近。还有一个相似点，这两个国家都拒绝纳粹的意识形态，挪威纳粹全国团结党（Nasjonal Samling）和丹麦纳粹党都是普遍失败的，占领军别无选择，只能与坚定反纳粹的本地官员合作。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地势地形截然不同，而在抵抗者眼里，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丹麦最高的“山”也不足500英尺，那里没有崎岖的海岸线，没有峡湾，没有积雪的森林，也没有隐藏的小屋。丹麦的乡村地区更像是花园，而不是野性的自然。在战争期间，丹麦没有严重的食品短缺，年轻人没有被征召入伍或强制服劳役，丹麦在战略上微不足道，英国特别行动处没有试图“点燃”丹麦——起初没有人号召丹麦人武装抵抗（或其他形式的抵抗），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丹麦人与占领军合作的盛况着实让一些人瞠目结舌，这样才萌生了抵抗运动。渐渐地，抵抗运动在丹麦发展壮大起来，到了1943年，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跌入谷底，德国人遂对丹麦进行直接统治。但是丹麦国王和略微调整的政府仍然保留了，通过巧妙斡旋，丹麦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自治。
丹麦人和德国驻丹麦机构合作破坏“犹太问题”的解决，目标太大，引起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注意，最终在1943年初秋，希姆莱下令把大约7 800名丹麦犹太人驱逐到死亡集中营。但是，德国驻丹麦机构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而且，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馆商务参赞格奥尔格·费迪南德·杜克维兹（Georg Ferdinand Duckwitz）赶紧把柏林的计划透露给了丹麦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各方教会显要。杜克维兹甚至还跑到斯德哥尔摩，寻求瑞典方面同意接受丹麦犹太人转移过去。获得许可之后，丹麦犹太人离境行动迅速组织起来，当德国警察开始集合犹太人的时候，大部分已经离开。这的确是丹麦人的壮举，不过，这背后人道主义的意味超过抵抗行为。尤其在这次事件中，德国驻丹麦机构与丹麦人通力合作。杜克维兹从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党卫军将军沃纳·贝斯特（Werner Best）那里获悉了驱逐计划，如果没有贝斯特的许可，杜克维兹也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后来，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授予杜克维兹“国际义人”的称号。他的长官，战犯沃纳·贝斯特将军却被一个丹麦法庭在1948年判处死刑，后来被释放，不过讽刺的是，其实贝斯特更应该因为这次义举获得“国际义人”的称号，毕竟，贝斯特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去理会柏林的命令。
丹麦人用一批渔船把丹麦犹太人摆渡送走，虽然在这一带巡逻的德国海军部队其实很容易阻止出境行动，但他们的指挥官却对这么明显的动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丹麦境内，德国警察接到命令，只抓捕愿意放警察进门的犹太人。最后，只有不到500名犹太人（大多数是老人）被驱逐到所谓的集中营典范——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特雷津的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即使在那里，丹麦犹太人也受到了丹麦政府的保护，丹麦代表还获准前去探访。结果，“二战”期间过世的丹麦犹太人都是自然死亡的。这个温暖人内心的故事背后也有其阴暗的一面，为了给驱逐到集中营的丹麦犹太人腾出地方，阿道夫·艾希曼的党卫军把其他一些犹太人从特莱西恩施塔转移到奥斯维辛，在那里，毒气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这是否意味着，一开始温顺地接受德国入侵和占领，然后再唤起占领者的人性，去拯救犹太人的性命，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方呢？[7]可能性有，但机会不大。毕竟，处决犹太人是一个战争目标，至少和赢得战争这个目标有同等分量。1944年5月和6月，阿道夫·艾希曼想把将近50万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他就有能力征用到足够多的轨道车车厢，要知道，那段时间恰逢德军需要现有一切轨道车来竭力阻击苏联军队的挺进，所以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一点要注意，在纳粹眼里，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是次等人，但犹太人看起来却是超人类的，是超自然的魔鬼，如果德国想要存活，就必须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丹麦的情况独一无二：日耳曼民族，平和，经济上不可或缺，战略上微不足道，国内犹太人口只有几千。还有，丹麦的德军指挥官和官员跟东欧的不一样，他们不是激进的纳粹分子。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希特勒希望把丹麦并入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而在东欧，他只希望进行殖民，在当地只留下一些有用的奴隶。在波兰、俄罗斯和类似国家，顺从无济于事。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英国战斗机小队摧毁了盖世太保在哥本哈根的总部，但没有波及关押犯人的那一层，解放了丹麦政治犯。（不幸的是，一些飞行员错误地袭击了旁边的女子学校，导致师生严重伤亡。）[8]到那个时候，丹麦已经锻造出希特勒的欧洲最成功的地下刊物之一。不过，总的来说，丹麦到战争结束都一直保持着平静祥和，最大程度上惠及了平民和德国军工业。尽管人们推崇丹麦人的民主思想和实践，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德占国家的所有人都效仿丹麦人，这场战争一定旷日持久。到底有多久，当然难以揣测，全都要看我们如何计算欧洲抵抗运动的价值了。在我们讨论东欧和东南欧的游击队时，我们会进行评估，那里有真正的抵抗斗争，那里是欧洲的主战场。
至于什么样的抵抗行为有利于国家目标或同盟国在西欧和北欧的目标，尚无定论，而且这两个问题还是要区别对待的。比如，杰出作家和记者撰写的传单、书籍和小册子提振了国民士气，但这对同盟国的战事有多大裨益，就很难衡量了。即使是最热忱的反纳粹爱国主义者也要维持生计，至于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人却还是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劳苦工作，在为德国战事做贡献。而他们在挪威、法国或西欧和北欧的其他地方开展的破坏行动，似乎也没有让德军大伤元气。但是，1944年的铁路大破坏，尤其是故意扰乱时间表和误导军事交通，的确让德国在应对同盟国诺曼底登陆时反应迟缓。抵抗者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4年，很多法国铁路工人因为参与破坏被枪毙。
当然，武装斗争也带来一些切实的成果：在夜色的掩护下，从背后射杀一名德国士兵，那就少了一名德国士兵。但是这种杀敌的方式代价也是惨绝人寰的：1944年，在罗马，每当一名德国士兵被杀，就有10名“人质”被处决，在塞尔维亚，每当一名德国士兵被游击队杀死，就有50—100个平民被绞死或枪毙。还有，这些人质通常都是些安分无名的小人物，通过处决这些人，可以震慑住其他人，让他们不敢去对抗占领者。这些“人质”通常都是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或东欧来的难民，他们的死亡不太会让人们感到遗憾后悔。不过，很多抵抗组织领袖还是认为，为了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却要付出那么多人质的生命，代价太高昂，他们就下令去杀叛国者和合作者。这样一来，在与占领者的斗争中，内部冲突或内战的潘多拉盒子又被打开了。
一个抵抗组织能压制住另一个抵抗组织，或许会有利于形成一个对德统一战线，但同盟国并不喜欢抵抗组织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英国空军司令部因为怀疑法国抵抗力量的可靠性，常常不愿意为特别行动处提供飞机，用来给当地抵抗组织空投补给和特工。英国传统主义政客认为抵抗组织是在做无用功，甚至是不道德的，他们也害怕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入德国人或共产党手中。丘吉尔自己也怀疑抵抗者有共产主义倾向，但他还是会给南斯拉夫的共产党约瑟普·特托派遣特别行动处特工和军官，输送武器。他也给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派遣特工，直到1944年希腊解放后，游击队与英国部队发生冲突，这一动作才停止。总的来说，丘吉尔的观点是，任何德国可能的敌人都值得帮助，至少游击队的牺牲会挽救英国士兵的性命。
无论我们怎么看，西欧和北欧的抵抗运动并没有遵守国际协议。国际协议赋予了平民武力对抗入侵者的权利，但对前提条件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除非你认为德国侵略已经构成充分理由让你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的武力抵抗。但是，德国入侵法国是无法受到指控的，法国在1939年9月1日就向德国宣战了，旋即法国部队向德国边境挺进。不过，德国侵略挪威、丹麦、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确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这些国家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竭力表明自己的中立。
海牙公约规定，一旦敌军占领成为既定事实，被占领国的人民就要服从占领当局，除非占领者犯下严重罪行。没有证据证明1940年入侵西欧和北欧的德军犯下过诸如奸淫妇女、掠夺财物、火烧手无寸铁的城镇或杀害战犯或普通平民的严重罪行。只有在当地人开始暴力抵抗，英国特别行动处开始活跃之后，德国人还以报复，才有了上述暴行。基本上以1941年夏天为分水岭，自那时起，双方开始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不过，德国总是有办法比抵抗军更残酷无情。还有，任何有头脑的西欧人都一定知道，德国占领当局保持克制只是暂时的，毋庸置疑，他们的计划是要在欧洲建立霸权。
帮助犹太人
还有一个欧洲范围内实施的抵抗行为，只不过参与的人少之又少：拯救犹太人的生命财产。众所周知，欧洲的犹太人已经在1941年的某个日子被希特勒及其伙伴判了死刑，1942年1月在柏林郊区召开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制订了执行计划的第一批方案。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纳粹德国盟友全面或部分参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问题了。犹太人的生死主要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与德国结盟的政府从来都不是被逼杀害或上交犹太人的。被占领国政府——在他们还有政府的时候——面临的形势更困难，但即便如此，执行德国命令的决定权主要还是掌握在当地政府的手中，比如，丹麦就是这样。没有政府的被占领国，比如荷兰或挪威，如果当地机构愿意承担一定风险的话，就算帮不了全部的犹太人，也还是能帮助很多人的。
最后，各个国家的情况还是要看那些团体和个人，包括德国在内。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进行着一种安静、隐蔽但高效的抵抗。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背景各异，从德国牧师、意大利外交官、法国主教、保加利亚大主教和匈牙利警官到邮局职员、酒店服务员和的士司机，一直到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尽管社会顶层人士以及西欧、北欧和南欧的人不太冒险帮助犹太人，但东欧的穷人却愿意为此拿身家性命去冒险。法国方济各会牧师皮尔·玛丽－贝努瓦（Père Marie-Benoît）设法弄到了数千份伪造文件，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为犹太人做的其他事情更是多如牛毛，但是他从未被德国、法国或意大利警察逮捕过。[9]事实上，意大利当局还为他保护下的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另外，大量波兰农民因为庇护犹太人导致全家被德国人处决。[10]
据说，在德国统治之下，要保护一个犹太人的性命，需要大约25个人的力量，这个数字不是夸大其词。在整个欧洲，数百万人都在偶然间参与保护过犹太人，或者至少没有向当局告发。但是，还有数百万乃至更多人，尤其是生活在最残酷的德占区之外的人，本可以这样做，却没有这么做。
[1] 在著名且充满争议的法国电影《影子军团》（L’armée des ombres，1969）中，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就是在向抗击德国占领军的法国斗士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自我牺牲表达敬意，让人动容。梅尔维尔自己曾经也是名抵抗者。但是德国人在这部电影中的戏份很少：故事主要发生在法国人民、抵抗者与合作者之间。抵抗者大部分时间都在求生存。电影和原作小说都是受“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真人真事启发而作。
[2] 贡纳·桑斯特比导演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来自“24号”的报告》（挪威武装部队制作，1994），很不错。24号是桑斯特比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的代号，这个英国组织专门负责“点燃欧洲”计划。
[3] 大部分荷兰社会组织，包括童子军和足球队，都是严格分为天主教徒、新教徒、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四个团体的。
[4] 战后，所有荷兰人都喜欢给游客讲的一个爱国主义轶事就是，如果有人问路，他们如何用准确熟练的德语说：“我很抱歉，你们的语言，我一个字都不懂。”另一个难以忘怀的抵抗行为就是把邮票贴在信封的左上角，而不是右上角，以此表明，右上角的位置只留给印着流亡女王照片的邮票。当然，荷兰的现实就更复杂了：看看有多少荷兰人自愿参加党卫军，有多少年轻女性和德军士兵交往还怀上他们的孩子，就知道很多荷兰人都不愿意和占领者合作。
[5] 参阅Ian Buruma,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13), 3–7。
[6] 在丹麦和挪威抵抗纳粹的英雄主义方面有一位勤勉的先驱，他就是著名的喜剧演员和钢琴师维克托·博奇，一位丹麦的犹太裔难民，在战争期间定居美国。在博奇代表丹麦和挪威的公开演出中，有一点他从未提到过，那就是在战前，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法律只允许少量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裔难民在他们的国家定居。
[7] 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经久不衰的一个传奇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在德国入侵的当天就宣布投降，之后还威胁要在自己的制服上佩戴大卫王之星，以防本国的犹太人被逼佩戴这个标志。在另一个故事版本里，他的确佩戴了大卫王之星。实际上，在丹麦，没有人被迫佩戴这个标志。
[8] 参阅Robin Reilly, The Sixth Floor:The Danish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RAF Raid on Gestapo Headquarters, March 1945 (London: Cassell, 1969)。
[9] 关于皮尔·贝努瓦的一生，参阅Susan Zuccotti, Père Marie-Benoît and Jewish Rescue: How a French Priest Together with Jewish Friends Saved ousands During the Holocaust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 华沙的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确认了700多名波兰人因帮助藏匿犹太人被处决的案例。实际的数字应该比这个还多，参阅Jan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