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南欧和东南欧的抵抗和内战
西欧和北欧的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关系特殊，在东欧只有一个地方与之相似，那就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不过其首都布拉格还是位于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以西。在西欧和保护国，只有小部分人参与抵抗运动，武装冲突星星点点，人民基本服从德国傀儡政府的统治。德国在1942年任意摧毁了一个叫利迪策（Lidice）的村庄，几百个无辜的村民要么当场毙命，要么后来在集中营受难，在带点纵容迁就意味的国际协议里，可能这也不算违反规定的行为。《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都意在保护和平的人，但是像暗杀保护国代理长官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以及捷克家庭和组织庇护杀手这种事，国际公约并没有限制德国的报复。换句话说，如果发生叛乱，占领者可以随意行动。如果说占领者中的很多凶手无论如何在战后都要受到惩罚，那也是因为，哪怕有一丁点儿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德国人都不应该因为少量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从英国起飞并空投在捷克土地上就去屠杀无辜的村民。
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德国人不会无缘无故杀人，就算杀人，也不是为了降低人口规模或进行种族灭绝。政策中唯一例外的是犹太人，尤其是从1942年开始，如我们所知，杀害犹太人是德国一个全方位的目标。
在西欧、北欧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刊物、政治组织、罢工甚至破坏等形式进行的抵抗并没有显著影响德国的战事，却提高了国民士气，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对战后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和当时的波兰比起来，这些地方的武装抵抗看起来小打小闹，但铁定是对同盟国的目标有利的。武装抵抗还激怒了占领者，给没有牵扯其中的平民和抵抗者带来了无妄之灾。即便德国行为不义，这样带来的后果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话说回来，那时候纳粹思想极为险恶，德国占领者在欧洲其他地方的罪行又罄竹难书，所以，即便当时德国人并非有意犯下如此罪行，遭遇暴力抵抗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一个国家要另当别论了，那就是意大利：意大利人在“二战”历史上扮演了双重角色，起先是纳粹盟友和残忍的侵略者，之后却成了受害者，甚至是抗德英雄。我们应该记得，意大利一开始是德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多年来，墨索里尼更像是希特勒的导师和监护人，而不只是次要的伙伴。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在1922年掌权，比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早了11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残酷手段，和后来的德国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不相上下。[1]政治谋杀是法西斯党的一个固定日程。换句话说，在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前，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意大利人抵抗德国占领者到什么程度，而是本国地下组织抵抗法西斯政权的水平到了几何？
1943年之前，法西斯的意大利参与了一系列无端的侵略。1935年，意大利领袖的军队没有任何理由就入侵了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很多村庄遭到意大利空军的轰炸和毒气残害，一场骇人的战争后，这个幅员广阔但穷困潦倒的国家被征服了，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被宣布为皇帝。在接下来的一年里，6万意大利“志愿军”，实际上大多是常规陆海空军士兵，加入了西班牙内战，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1939年3月，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宣称阿尔巴尼亚是意大利保护国，逼迫佐格国王（King Zog）流亡。1940年6月，正当法国在德国的猛攻之下摇摇欲坠之际，意大利袭击法国，虽然被法国山地部队击退，但还是设法攫取了边境的一些领土。不久之后，一支意大利大部队入侵埃及，但很快被对手英国一举歼灭：意大利的失败让德国不得不代表意大利介入。同年11月，意大利军队袭击希腊，依然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被击退，再次要求德军声援。1941年4月，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一起征服和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两个月后，意大利加入了德国大举进攻苏联的行列，这次还是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一年半后，苏联的一次反击把意大利远征军彻底摧毁在顿河岸边。1943年夏天，西方盟国入侵和占领了意大利西西里岛（Sicily），至此，法西斯大议会终于逼墨索里尼辞职并下令逮捕了他。同年9月，意大利国王试图举国向同盟国投降，但德国的一次入侵逼迫他和他的政府逃到南方，从那时起，意大利就分裂为同盟国控制区和德国控制区。在德控区，被德国突击队解救的墨索里尼成立了法西斯共和国。
1943年7月，一场完全不应该降临在意大利身上的悲剧开始了。这段时间也见证了反法西斯党派和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冉冉升起，这些内容会放到下一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军队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同盟国的福音，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同盟国也能提提他们大胜意大利军和俘获许多意军士兵聊以慰藉。不过，那些认为“意大利人软弱”而对他们不以为意的人应该想象，当意大利人终于有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就是把意大利从德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意大利的抵抗斗士也和世界上的其他国民一样勇敢能干。事实上，意大利的数据显示，差不多5万游击队员在抵抗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德国占领者的斗争中牺牲。
东欧悲剧
“二战”时期的东欧和东南欧就像一个屠宰场，千百万士兵、未受训或非正规的游击队员和追捕游击队的警察被驱赶到那里。大量平民也丢了性命，有些是因为支持德国纳粹，还有些人是因为反对纳粹，有些是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有些是因为青睐共产党，还有些则是因为反对共产党。另外，数百万普通安分的平民被杀，其原因不过是他们的种族、宗教信仰、居住地、真实或可疑的国籍、政治信仰或财富，或者仅仅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在这个噩梦般的世界里，军纪严明、全情投入抵抗事业的大规模游击队在与正规军或敌对游击队激战，但也有个别人和小型组织在对邻国实施血腥报复。在他们的世界里，抵抗纳粹及其盟友只是广泛斗争和纷扰中的一部分，不过反纳粹抵抗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还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是他们在东欧（欧洲其他地方也一样）的各个地方接过政权。后面的章节会谈到抵抗运动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和政治危机，到时候我们会再详谈这些内容。在本章中，我们先要抽丝剥茧，理清抵抗运动的历史脉络，毕竟这里的抵抗运动覆盖面广，一直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地中海东部。
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用了“血色大地”这个词，精准地描述了战时的东欧。[2]虽然斯奈德指的“只是”今天的波兰、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但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中东欧和东南欧也是再恰当不过了。比如，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1941—1945年，当地人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如身为穆斯林、罗马天主教徒、东正教基督徒、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属于犹太“种族”但不一定信仰犹太教的人、波斯尼亚人、吉普赛人、共产党、民主派、乌斯塔沙民兵组织、德国士兵、意大利士兵、游击队员、南斯拉夫祖国军（Chetnik）战士、克罗地亚士兵、抵抗者、合作者或者逃兵役的人，就被各路敌人杀害。
除了波兰，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在战争的头一年半里都生活在和平当中。但这种和平却是四面楚歌、危机四伏：1939年8月达成的德苏协议不仅同意苏联控制波兰东边那一半领土，还准许苏联控制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苏联人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建立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然后，1940年，苏联控制下的当地共产党组织了一场虚假的公民投票，“同意”这三个国家并入苏联。苏联的接管让波罗的海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精英开始走向毁灭，这些精英阶层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大多数人都魂归异乡。“二战”中的第一波游击战就此应运而生，讽刺的是，战斗的对象不是德国人，而是苏联占领者。波罗的海游击队（这个词首次在“二战”中出现），也叫作“丛林之人”，一边与苏联红军作战，一边期盼希特勒军队前来解救。
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降临。但在德国坦克抵达之前，波罗的海游击队和城市暴民就对苏联战俘、可疑共产党和犹太人展开血腥报复，苏联占领的暴行，却要犹太人集体承担后果。事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在波罗的海国家，为苏联效力的非犹太人多过犹太人。1941年夏秋发生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犹太人大屠杀或许是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
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是如何为纳粹党卫军提供了一些最英勇的作战部队。即使在今天，波罗的海国家的很多人还宣称，当年在纳粹党卫军效力的同胞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对抗“成群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当然，在1942年，当战局开始对希特勒不利时，抗德运动兴起，但那些抵抗运动根本无法与抗苏游击队相提并论。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从来没有认可苏联吞并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行为，这就让波罗的海的反苏斗争披上了合法的光环，大大影响了今天波罗的海国家对战时历史的看法。波罗的海国家对抗苏联占领者的斗争在战后还持续了很久，著名的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参与了斗争，这个组织有大约五万名战士，据说最后一名战士在1956年向苏联警方投降了。波罗的海持续的反苏斗争给平民百姓平添了难以言喻的悲惨遭遇：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至少有10%的人口，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很多人一去不返，客死他乡。毋庸置疑，波罗的海人民的抵抗加速了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独立，但是也有人会说，那个时候苏联体系内爆，无论如何独立都会来临。
波兰：不同寻常的个案
波兰人，起先抵抗德国占领者，后来也连带抵抗苏联人，这场抵抗运动如此宏大而复杂，我们讲述的篇幅短小，实在难以还原全貌。所幸的是，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卷帙浩繁，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文献都是一边倒的，清一色的爱国主义色彩，至少英文文献是这样。如果我们要概括一下波兰人这个大民族，应该这样说，他们深深沉浸在英勇抵抗外敌入侵的历史长河中，总是喜欢把自己描绘成浪漫主义甚至救世主的形象，这让我们有时很难侦测到这里的真实画面。如果我们相信前抵抗者和大多数的波兰历史学家，那波兰整个民族从战争伊始直到1945年春天最后一名德国士兵离开波兰为止，都一直在抵抗德国人。这些历史学家指出，为了显示他们对自由的热忱，对西方盟国的忠诚——同盟国在1939年没有出手相助——波兰人一直集中力量与德国压迫者斗争，而忽略了与苏联侵略者作战。直到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些波兰人才拿起武器对抗苏联占领者及其波兰傀儡政权，这次，他们依然孤立无援。
以上历史学家的陈述，大部分属实，但他们却有忽略一个事实的倾向，那就是，在波兰，就像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大多数民众都置身事外，过着自己的生活，至少他们努力这样做。波兰人被当成奴隶和次等人对待，水深火热，但也有很多个人和群体从德国军工业的需求中获利。而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以及犹太商人和专才的缺席，也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关于德国占领的准确性质，以及抵抗运动的水平和价值，波兰人自己也意见不一。谁才是抵抗运动的真正生力军，尚无定论：是传统的波兰社会精英？拥有土地的大贵族和施拉赤塔（波兰贵族）的后裔？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城市工人？而各主要抵抗团体的贡献、名望和真实角色也是争论的焦点，这些抵抗团体有：持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反纳粹国家武装部队；保守自由主义、亲西方的重要爱国主义抵抗组织，其政治领袖居于伦敦，自称是流亡波兰政府，旗下军队是波兰救国军（Armia Krajowa）；由农民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左翼抵抗力量；最后，还有共产党抵抗组织，旗下军队叫作波兰人民军队（Armia Ludowa）。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袖身居莫斯科，是斯大林手中的工具。而关于波兰抵抗组织与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少数民族的地下组织，以及波兰民众是如何看待大屠杀以及波兰人和犹太抵抗力量之间的真实关系，波兰历史文献迄今都少有提及。
至少迄今为止，波兰人都喜欢把自己塑造成无辜和极其独立的民族，被两个极权主义魔鬼国家残忍侵害：首先是纳粹德国，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第二个就是苏联，苏军在9月17日踏上波兰领土。德国占领者在波兰人民身上施加了无尽的痛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德国在1939年9月首次摧毁华沙，又在1944年8—10月华沙大起义期间和之后让惨案重演。千千万万波兰人在华沙的帕维尔克监狱（Pawiak Prison）和奥斯维辛一期集中营[3]这样的地方受尽折磨并被杀害。波兰人在苏联统治下也是苦难深重，最典型、最骇人的就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于1940年在苏联卡廷森林和类似的地方屠杀了大约2.2万波兰预备役军官和文官，以及在战争接近尾声和刚刚结束的时候，苏联审判和处决波兰非共产党的反纳粹抵抗者。
波兰人说得没错，波兰没有出过大卖国贼，但他们很少会顺带提及，其实波兰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被德国占领者邀请合作的国家。的确，波兰被两个超级大国无情猛攻，波兰人没有投降，而是顽强抵抗侵略者，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直到最近，波兰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才开始用一个更加平衡的视角来阐释这些事。比如，在两次战争期间，波兰对待少数民族就不太公平，这至少也能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很多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德国侨民（Volksdeutsche）和犹太人对波兰这个国家和人民怀有强烈敌意。也是直到最近，一些顶尖的波兰作家才开始探讨大屠杀那几年里波兰普遍的反犹问题。那个时候，波兰村民和市民会抓住逃出来的犹太人并交给波兰或德国警察，这种事情太寻常了。一位年轻的波兰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特定国家的微观历史，他最近关于波兰东南部的研究表明藏匿起来的犹太人落难大多都是因为遭到波兰人邻居的背叛。[4]波兰民族主义者通常都会找的一个共同借口就是，这些处于绝境的村民都认为犹太人与苏联共产党的镇压脱不了干系，很多犹太人都参加了苏联占领军，但这个理由在波兰中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里直到1944年才有苏联红军的踪影。[5]他们毒打、折磨和私刑处死犹太人的现象也不是一星半点，还有，波兰村民犯下的臭名昭著的耶德瓦布内（Jedwabne）犹太人大屠杀也不是个偶然的个案。[6]波兰还开始出现一种恶毒的行为——以恐吓和勒索藏匿的犹太人为职业，主要是华沙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这么做。当犹太人没什么可给的时候，就会被告发到德国当局以换取酬金。不过，波兰地下法庭有时的确会审判和处决这样的行为。
坚定反对德国占领是波兰流亡政府的国策。逃过德国或苏联抓捕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1939年9月底流亡到罗马尼亚，还带去了波兰军队坚实的一部分。其他人逃到匈牙利，他们在那里也受到热情接待，享受贵宾的待遇。接着，数千人获准经由巴尔干前往西边。波兰流亡政府迁移到巴黎，之后到了伦敦，越来越多体格健壮的波兰难民加入英国军队，英国把他们整编成步兵团和装甲旅。还有一些波兰难民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组成其中一些最出色的战斗机小队，获益的还有英国海军，满员的波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和运输船舰队加入了他们。
流亡政府在华沙建立了地下政府（Delegatura），五脏俱全，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司法和情报部门应有尽有。而抵抗运动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果断地袭击德国占领者。谨慎的指挥官和鲁莽的地方领袖之间往往会出现分歧，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不过波兰的抵抗组织是幸运的，他们在这个国家的行动相对自由，波兰自由战士拥有的传统声望是他们的护身符。另外，很多抵抗者是贵族出身，德国和苏联占领者不得人心，地下法庭追捕叛徒高效，也让抵抗运动获益匪浅。事实上，在希特勒的欧洲，在少有的几个国家，为德国人效力和加入抵抗军一样危险，而波兰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曾经说过，成功抵抗需要像鱼游于水中一样[7]，而波兰抵抗者就是传奇的“水中鱼”。波兰抵抗者成为高中学生和童子军的榜样，男孩女孩都效仿他们，在1944年的华沙大起义中为国家前赴后继，担任通讯员、间谍和护士。
波兰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传奇抵抗战士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我们这里只看三个人，来认识他们的勇敢和困境，以及抵抗的悲剧，这里尤其凸显了波兰民族抵抗的悲剧。
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一名天主教记者和作家，早年被当作政治犯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1941年获释。索菲娅·克萨克－切斯卡（Zofia Kossak-Szczucka）在华沙地下政府内成立了救助犹太人的地下组织扎高塔（Zegota），这是欧洲唯一一个专门致力于援助犹太人的地下组织，而巴托谢夫斯基就成了里面最有名的成员。巴托谢夫斯基参与了1944年的华沙大起义，之后——和很多其他的抵抗者一样——差不多是不假思索地继续曾经在苏联统治下的抵抗事业。他被指控为间谍，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来指控被撤销了。他马不停蹄地继续他忙碌的政治、新闻和文化活动，游历世界，赢得了无数荣誉和勋章，包括被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称号，以色列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81年初，他再次被波兰政府逮捕，紧接着又恢复了名誉，在共产主义倒台后，担任团结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关于波兰抵抗运动的最重要的书籍中，有一些就是巴托谢夫斯基撰写的，他到2013年还身居外交高位，当时他91岁高龄。
在西方国家中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人，叫杨·卡尔斯基（Jan Karski），因为除了他的种种事迹外，他还在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1985年拍摄的法国纪录片《浩劫》（Shoah）中接受了采访，卡尔斯基在战时担任主要的波兰抵抗组织波兰救国军的通讯员。他几次秘密前往法国和英国，曾经有一次被捕，受到德国人的严刑拷打。1942年，他进行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秘密出访，到了英国，又从英国去了美国。他携带着关于德国暴行和犹太人死亡集中营的文件，他还伪装探访过其中一个集中营。他甚至到了华盛顿的椭圆形办公室，但是罗斯福总统及其顾问都不愿意相信他，或者，就算他们相信，也还是没有办法或没有意愿去提供帮助。卡尔斯基最终成了乔治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写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叫作《一个秘密国家的故事》（Story of a Secret State），是关于波兰地下运动的战时报告，几乎成了西方最畅销的书。[8]
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身上集合了一个“典型”波兰自由战士的所有主要特征。就像很多其他的波兰抵抗者一样，他出身高贵。事实上，波兰社会传统上几乎全是由贵族地主和奴隶组成——城市里的奴隶通常都不是说波兰语的——而为数众多的贵族视自己为波兰民族地位的唯一传承者。皮雷茨基的身份是地主，他在1919—1920年的波苏战争中服役，成长为一名预备役军官。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后，他在自己的部队总是第一个冲锋陷阵，直到彻底战败，然后立刻加入了第一个武装地下组织。1940年，他说服自己的长官，让自己被捕，目的是混入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主要关押着波兰政治犯。他在集中营成立了地下抵抗组织，并在1943年4月携带从德国人那里偷来的文件逃跑了。之后，他加入了救国军，并在1944年的华沙大起义中表现格外突出。不过，到那时他已经开始为抵抗苏联占领做准备了。1947年，他因为向西方国家传递苏联暴行的情报被捕，接着受到审判，被判刑，1948年5月被处决，年仅47岁。在共产党执政期间，他被社会遗忘，到了后共产主义时期，政府恢复了他的名誉，他成了波兰的一个传奇英雄。
计算欧洲抵抗运动对敌人造成的损失是几乎不可能的。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专门研究军事历史的，倾向于认为抵抗运动并没有大挫德国战斗力。但是，鉴于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在“二战”时期的经历，以及后来阿富汗反苏游击队和越共抗击美军的惊人高效，这样的论断显得不尽如人意了。根据波兰的官方数据显示，1941年1月—1944年6月之间，非共产党、非右翼的波兰抵抗运动摧毁了6 930个火车头，让732列德国火车脱轨，破坏了19 058列货运火车，让92 000个炮射导弹出错，不胜枚举。[9]虽然数字精确成这样的确让人怀疑，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德国军工业的机器被波兰游击队摧毁，他们不得不以人力代替，可能要耗费数百万小时的人工。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波兰和苏联有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成千上万德国士兵不得不留守后方保护交通，而无法上前线打仗。
有三个重大事件决定了波兰抵抗运动的命运，也定格了人们对抵抗运动的记忆：1943年4—5月的华沙犹太区起义，据说波兰抵抗军试图帮助在劫难逃的犹太战士却失败了；1944年8—10月的华沙大起义，以及一些相关事宜，比如起义的时机是否还不成熟，苏联红军是否刻意不出手襄助波兰战士；苏联在战争结束时虐待波兰救国军，以及救国军“兄弟们”，也被称作“被诅咒的士兵”，在战后继续与苏联和波兰共产党政权做斗争，一直到1952年解散，斗争才结束。
图7.1 德国党卫军士兵把犹太幸存者从烈火熊熊的华沙犹太人聚居区驱离，事件大约是发生在1943年5月。这些幸存者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到集中营。
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抵抗：一段紧张的关系
波兰抵抗军总有不少犹太人参与，同时，犹太人还有自己的抵抗运动。华沙犹太区起义、其他犹太社区和集中营起义都是由少数年轻男子和女子发动的，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写就。他们是数百万被集体宣判死刑的波兰犹太人中最勇敢的，这是他们的公开反抗。犹太战士选择了有尊严的死法，同时也要向所有诋毁犹太人的反犹主义者宣告，犹太人不是懦夫。不出意外的，犹太社区领袖和居民（大多数都已经被移送到特雷布林卡并遭毒气杀死）不赞同这样的冒险。还留在犹太社区的人把希望放在身份证件上，证明他们是为军工业效力的熟练技术工人。而这些犹太战士们只在一点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做好赴死的打算，其他方面却是有分歧的，他们分裂为复国主义派别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甚至在社区内还有明确的划分。事实上，他们都分别命丧装备精良、残酷无情的德国党卫军手中。这场斗争可能只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后来的华沙大起义，则成了以色列国的基石，尤其是奠定了其国防力量。
如果说非犹太裔波兰人抵抗军在犹太人的英勇事迹中发挥了作用，那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救国军偷运了枪支到华沙犹太区，少量的步枪，大多是老旧的手枪，共产党主导的波兰人民军队的一些分队还试图袭击犹太区。不过，总的来说，那些帮助都微乎其微。救国军指挥官后来宣称他们的部队也缺少武器，但是鉴于波兰抵抗军没有和占领军正面作战，分出一些步枪其实还是能做到的。实际上，救国军指挥官把犹太抵抗军当成业余军队和政治外行，甚至认为他们对救国军怀有敌意。很多波兰人还责备犹太人没有在波兰被占领的头一两年加入战斗，那个时候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里接收的主要是波兰的政治犯，犹太人还没有遭到大规模谋杀。
波兰人倾向于认为犹太人都是热切的合作者，但波兰人在批判犹太人的行为时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被宣判死刑的人，无法和能够选择生死的人秉持同样崇高的道德标准。为德国人工作，与之“合作”，在犹太人委员会、犹太人社会警察和普通犹太工人的错误认知中，这是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毫无疑问，波兰抵抗军和普通波兰人中，有很多人都不喜欢甚至讨厌犹太人。早在1940年2月，年轻的抵抗军通讯员扬·卡尔斯基就向波兰流亡政府报告，称“对犹太人的厌恶为德国占领者和波兰社会重要阶层搭建了一座可以会面的独木桥”[10]。就连索菲娅·克萨克－切斯卡都坦白承认自己有反犹太人的情绪，要知道，她在战争期间可是全心全意致力于救助犹太人。作为人道主义者，她每天都在为犹太人冒生命危险，她进过监狱，也进过集中营，但她在战后却提倡驱逐犹太人。她对犹太人抱有天主教徒普遍的偏见，认为犹太人是“杀死耶稣的凶手”，也坚定相信波兰应该只属于说波兰语的民族，属于波兰民族。波兰抵抗军中有很多人对犹太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这些少数民族有着同样的观点。
如果能聊聊德国占领下抵抗军的团结一致，自然是很好的，只是这样的证据几乎没有。各民族、政治、区域和行业群体都在追求自保，除了共产党，因为他们服从斯大林的指令，而不是自己的意志，只有像托洛茨基分子（Trotskyists）和其他共产党异见分子这样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还有原生贵族和少数像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宗教团体才有能力跨越种族的界限。
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以及其他的波兰作家都描述过，华沙犹太社区起义的时候，犹太社区隔墙的旁边，音乐声飘在空中，孩子在游乐场骑着旋转木马。而在墙的另一边，尖叫声钻入耳中，有人从燃烧的建筑物上跳到路面。似乎也没有人注意到，存活的犹太社区居民，大多是妇女和小孩，他们惊恐地举起双手，被驱赶着穿过社区大门。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在希特勒的欧洲，不同族群隔着鸿沟，尤其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但是，这个故事也彰显出，纳粹在波兰创造一个新的等级社会是多么成功，德意志帝国的人在金字塔尖，当地的德国侨民居次，下面是受到严重压迫的波兰人，但比起犹太贱民，波兰人还有那么点优越感。
1944年夏末秋初的波兰人华沙大起义，数万人为之而战，数十万人因此受难，对全世界的政局产生重要影响，其效应至今未消。在同盟国或苏联解放军抵达之前把自己的国家从德国占领中解救出来，是众多欧洲抵抗者的梦想。如我们所知，只有一些巴尔干国家实现了这一梦想。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1944年末，当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燃烧着自我解放的烈火时，德国军队已经开始从巴尔干半岛撤离了。所以，巴尔干半岛的抵抗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哪个抵抗组织将接替德国的统治地位。而在东欧的每一寸土地上，德国军队仍然带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在战斗。
波兰如果成功实现自我解放，将能帮助其他国家在战后确立真正的独立。对于波兰人来说，当德国人在1943年发现了1940年的卡廷惨案，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大胆地公开控诉此事，自我解放的事宜就变得更加刻不容缓。这也给了苏联人一个借口，断绝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把波兰国内的代表视为敌人。[11]
回到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之后，苏联承认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具有合法性。波兰派了大使到莫斯科，他们还获准在苏联组建起一支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就叫安德斯军队（以指挥官的名字命名）。安德斯军队主要是由在苏联战俘营和集中营发现的波兰人组成，成立后，军队获准离开苏联，并将很快加入同盟国一边作战，主战场在意大利。在经历了一段短暂且来之不易的蜜月期后，波兰和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在卡廷惨案后，苏联人成立了一个由波兰人组成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后来叫作卢布林委员会（Lublin Committee），受苏联严格控制。苏联还为这个委员会增设了一支波兰人军队，士兵都是从战俘中招募来的，配备了苏联红军指挥官，并受其监督。因此，到了1944年，非共产党的波兰人又有了两大敌人，纳粹德国和苏联。
波兰人希望能够在苏联红军抵达华沙之前重组国家政权，并拥有一支有实力的武装部队，这将会大大有利于他们重塑一个自由的波兰。1944年夏天，这个自我解放的机会出现了。苏联红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大举歼灭德国的中央集团军（Heeresgruppe Mitte），数十万德国士兵被俘。苏联红军中央军士兵达数百万，配备的枪械、坦克、飞机达数万，稳步向华沙挺进。同时，苏联无线电广播反复号召波兰人们起来反抗这伙“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强盗”。
虽然还没有为行动做好万全准备，华沙救国军的指挥官博尔·科莫罗夫斯基（Tadeusz Bór-Komorowski）还是下令在1944年8月1日起义，当时苏联红军部队就驻扎在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对面，距离华沙中心不足1英里。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波兰战士所向披靡。起义军装备了1939年缴获后藏起来的德国武器和军火，通常穿着残留的德国军服，占领了城市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稳固连续的战线，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下，包括来自战机的空袭，起义军损失惨重。德国指挥部派出了一些最残暴的士兵，比如由普通刑事犯组成的迪勒万格尔兵团（指挥官奥斯卡·迪勒万格尔博士自己就是个被判刑的强奸犯），还有党卫军卡明斯基旅的俄罗斯士兵。然而苏联人的援助并没有来。莫斯科公开谴责起义是疯狂的冒险，指责救国军是法西斯。的确，在数周的激烈战斗后，苏联军队需要休息。但有些事却解释不通了，比如苏联拒绝让同盟国的战机在自己的飞机场降落或加油。结果，从意大利南部机场起飞的英美飞机只能丢下少量的补给给华沙战士就得返回。[12]10月初，华沙卫戍部队投降了，出人意料的是，3万华沙起义的战士被当作战俘对待，这就意味着他们当中大多数都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平民百姓就没那么幸运了，成千上万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被德军暴徒杀死。波兰首都被夷为平地。
华沙起义对波兰和波兰人民有任何意义吗？这是一种“自杀式冒险”，将近25万人丧命，一个首都城市消亡，有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就质疑背后的价值，还有些人辩称牺牲不是白费。如果不是因为大起义和波兰人的抵抗赢得了自尊，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人们的钦佩，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和波兰人民就没有力量在1956年成功反抗苏联，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再次反抗。不过，不得不承认，如果华沙没有这场英雄般的起义，千千万万的华沙人也不会丢了性命。
苏联德占区的抵抗
巴巴罗萨行动和德国入侵苏联在规模和残酷性上超越了欧洲土地上的任何其他悲剧事件，或者只有犹太人大屠杀可以与之比拟，不过，大屠杀和德军入侵苏联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些人甚至会说，如果德军没有染指苏联领土，也许就不会有德国人试图屠杀所有欧洲犹太人的举动了。数百万东欧的犹太人突然落入德国人手中，另外，德国人没能对苏军速战速决，这让他们感到挫败，出于这些原因，纳粹才决定实施“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
在苏联德占区，抵抗纳粹运动和抓捕抵抗者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覆盖范围极广，几乎把各方都牵扯进来了，而且残暴程度爆表。“各方”这个词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因为除了德国人和苏联居民（后者由数百个不同民族构成）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了战斗。我们说过，不仅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派了部队到“反布尔什维克”战线，就连中立的西班牙也派了一支4万人的军团参战，另外，还有来自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甚至瑞士和瑞典的数千名志愿军。这些德国之外的人要么上了前线，要么在后方主动或被迫与苏联游击队作战。在整个冲突中，游击队员猎手和游击队员都犯下了最残酷的暴行。
其实“抵抗”这个词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生在苏联的事，因为西欧抵抗运动中的一些典型特点，比如地下报纸、地下政党和个人袭击敌人目标这些事，并没有成为苏联德占区的反抗要务。在那里，抵抗者组成武装部队，苏联军官指挥下的稍大型部队会空投到前线，或是偷偷潜入。苏联游击队的成员有些之前是士兵，1941年的仓皇撤退中有成千上万士兵没跟上大军，其中一些人宁愿躲入丛林，也不愿意被抓去德国战俘营。还有一些人加入游击队是因为家人被杀或村庄被付之一炬，想要复仇。另外，斯大林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坚定不移地抵抗侵略者，如果不服从命令，可能会在解放后遭到惩处。最后，还有很多人加入游击队只是因为武装反抗也好过得过且过，因为在当时那个世界里，手无寸铁的平民可能成为任何人的目标。
当然，大部分时间里，游击队员并不是在战斗。在冰冻刺骨的森林，在蚊子扎堆的普利佩特沼泽（Pripet Marshes），或是在城市的废墟，仅是生存已属不易。游击队员从农民那里强取豪夺粮食，农民杀死游击队员，仿佛回到了三十年战争[13]。邻国的游击队组织往往也是个威胁。乌克兰游击队员杀死犹太人和波兰游击队员，波兰游击队员杀死乌克兰游击队员，共产党射杀“反动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除掉“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肆意杀害任何不是本国国籍的人。但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部队高度自律，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无线电站、幼儿园和学校、医院、安保，以及反间谍机构。莫斯科把苏联的游击队当作红军的一员，他们要听从中央指令，他们的指挥官要定期向上汇报情况。
东边的游击战规模很大。战争期间，法国的抵抗者失去了数千名同志，有的死在战场，有的死在监狱或集中营，作为反击，法国抵抗者杀了数百名德国士兵，处决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可疑合作者和叛国贼。而在苏联，游击队的伤亡以数十万计，受游击战所累的亡魂也是这个数。
游击战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和其他占领者的残暴。这些侵略军，上至指挥官，下至列兵，都被授意要毫不留情，也得到保证，不会因为处决可疑人物而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毕竟，犹太人、吉普赛人和俄罗斯人都被视为次等人，是雅利安种族的敌人。从历史学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德军处决了1.5万名自己的士兵，其中大多都是俄罗斯前线的，罪名包括逃离军队（战争期间，美国只处决了一名逃兵——列兵爱德华·“埃迪”·斯洛维克）、怯懦胆小、玩忽职守、政治煽动、偷盗政府财物和强奸等等[14]，但没有一名士兵因为射杀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代表和可疑的游击队员而被处决。但是，如我们所见，德国军法严格禁止屠杀无辜平民，即使在纳粹统治时期也是有效的。只有极少数德国军官和文官把这条规定当回事，通过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和仁慈，他们想赢取当地人的心。如果整个军队都这样尝试的话，德国人也许会在东部战线获胜。但是，在俄罗斯的战事中，赫然在目的是挂在树上或阳台上摇晃的尸体，付之一炬的村庄，被炸飞的城镇，驱逐，还有折磨。只有强奸不是德国人的典型行为，这一点和苏联红军恰恰相反。
悲剧的是，当时有一些德国军官已经做好准备要为1944年密谋推翻希特勒政权而牺牲，但他们也还是毫不犹豫地下令残暴对待当地人，也没有试图拯救犹太人。至此，有一点需要再次强调，在战争期间，东欧的犹太人总数大约达到500万，这些人并不都是死在毒气室的。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一年半，至少有100万犹太人是被枪毙的，开枪的主要是军事警察大队的人，这是一个由中年预备役军人组成的队伍。德国军队的其他兵种——步兵、炮兵、空军和海员——也为虎作伥，至少是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观光团”，观看了杀戮表演，而且明显大部分都很享受。的确有些人感到愤慨，但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数百万德国士兵及其军官里面有人试图干预这场大规模屠杀。
图7.2 南斯拉夫内战：斯洛文尼亚通敌的国民志愿军（Domobranci）1944年的海报，警告人们要提防“兄弟内斗”，这张海报上画的是游击队员射杀农民，放火烧村，随处发生性关系。
苏联游击队并不是很看重西欧那种知识分子式“资产阶级”的抵抗，在战后，他们大声宣告：他们，共产党，才是唯一真正永不妥协的抵抗者。这就夸大其词了，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在东欧和东南欧，无论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小型抵抗运动，还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大规模游击战，参与其中的共产党都要多过其他身份的人。当时，如我们后面所见，最终的政治结果并不取决于共产党的参与程度，而是更多取决于大国政治。
巴尔干半岛的抵抗和纷扰
战争期间，德国及其盟友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半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国占领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另外，就连希腊和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法定继承国）都获得德国首肯，可以拥有自己的合作政府和国民警察，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也是德国的盟友。但是，事实上，在1941年的胜利后，占领者有效控制的领土越来越少。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多地成为各游击队的地盘：在希腊，有共产党、共和派、君主主义者和少数民族，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其他领土上，有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南斯拉夫祖国军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共产党。
游击队不仅和占领军打，他们通常也互相打。另一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远没有那么合拍，没有就一切问题达成一致。1943年9月后，当意大利试图向同盟国投降不成，德国人不再把巴尔干半岛的意大利占领军当作朋友，而是厌弃和鄙视的敌人。意大利部队被解除武装，不服从或抵抗的就被杀了。被俘的意大利士兵进了集中营。到了1944年伊始，德军就独掌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样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在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倒戈后，德国人开始仓促撤退。同时，巴尔干半岛的内战爆发，并一直持续，直到最后铁托率领的共产党、苏联和英国建立新秩序，执掌巴尔干半岛，并由胜利者瓜分了地盘。
很多书和电影都描述过巴尔干半岛的游击战。德国有山地部队，主要是由奥地利征召的士兵组成。山地部队一个接一个地扫荡高山岳麓，但是，当他们打到高原的时候，游击队人间蒸发了。所以德国人就放火烧村庄，屠杀村民。游击队也不容易，他们要拖着伤员病号一起走，常常还要忍饥挨饿。在一些著名的新闻影片中出现过南斯拉夫年轻的共产党游击队员画面，他们身着破旧的军服，在雪地里跋涉，脚上仅包裹着破布。起初，游击队没有获得任何援助，苏联人没有也无力提供太多支援，但那时西方情报机构和丘吉尔的特别行动处插手了。在塞尔维亚，英美先后采取行动，首先是给南斯拉夫陆军军官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ilović）空投武器和顾问，他已经被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任命为战争部长。但是米哈伊洛维奇的南斯拉夫祖国军里那伙士兵都是个人主义者，军纪散漫，时不时还残暴无情，追求的是建立大塞尔维亚，而不是重塑南斯拉夫。当他们遭遇更有纪律和“国际主义”（在这里指整个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加之内心的憎恨，个别祖国军将领有时就会和德国人以及意大利人联合起来。另一边，丘吉尔和他空投下的顾问，比如菲茨罗伊·麦克莱恩（Fitzroy MacLean）和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Randolph），就决定支持铁托和他旗下的共产党。马其顿和希腊的事态也并无大异，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局面，英美给共产党提供武器和药品，而共产党并没有心存感激。不过，最终丘吉尔的这场冒险是有回报的，因为希腊和铁托领导下重组的南斯拉夫从未加入苏联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