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
——抵抗和报复的案例研究
我们此处选取了三个互为独立的武装抵抗行动，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法国，还有一个在当时的匈牙利境内，如今属于塞尔维亚。之所以这样选取，是因为考虑到意大利和法国的抵抗和报复已经广为人知，文献翔实，可以给感兴趣的人提供更多读物，而第三个惨剧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研究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一窥反法西斯斗争和种族政治冲突之间的纠葛。这三个行动分别是：1944年3月，共产党游击队在罗马的拉塞拉大街（Rasella）炸弹袭击德国军警，作为报复，党卫军在阿尔帖亭洞窟（Ardeatine Cave）处决了335名意大利平民；1944年6月，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在诺曼底登陆期间协同攻击德军，作为报复，党卫军士兵在法国中西部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实施了大屠杀；1941年末，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向匈牙利士兵零星开火，当时的匈牙利是德国盟友，占领了南斯拉夫北部的巴奇卡地区（Bachka），作为报复，匈牙利军队和宪兵队屠杀了至少3 000平民。[1]当然，“二战”期间还有成千上万起类似的游击队袭击和德国或非德国的报复。两个德国的例子，再加上一个匈牙利的例子说明，不光是德国，还有德国盟友，都会遭受他们所称的恐怖袭击，作为应对，他们会实施反恐行动。
注意，虽然参与游击队行动的犹太人占比很少，但犹太人群体遭到的报复却是最严厉的。1941年，在俄罗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SS Einsatzgruppen）枪毙了大约100万犹太人，大多都是儿童、妇女和老人，罪名是进行“土匪”和其他“恐怖主义”行为。在这三起事件中，大量犹太人被杀，至于他们是否完全无辜，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德国党卫军有关的两个案例中，数百无辜平民被射杀或活活烧死，罪魁祸首却没有受到当局的审判，而在第三个匈牙利的案例中，事态发展在“二战”中显得有些特别，大屠杀的军事指挥官在战争期间被本国军事法庭审问和判刑。不过，最重要的被告人还是可以——或者说获准——逃到纳粹德国。有一个莫大的讽刺，在奥拉杜尔实施大屠杀的人在战后并没有受到法国实际的惩处，而战后南斯拉夫北部的无辜匈牙利民众却被铁托政权大规模杀害和驱逐。
拉塞拉大街和阿尔帖亭洞窟
如我们所知，1943年7月，同盟国军队登陆西西里岛，随后墨索里尼的追随者逼他辞职，不久，墨索里尼被捕。虽然意大利国王和新总理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Marshal Pietro Badoglio）表面上还在继续战争，私下里却在和同盟国秘密协商，1943年9月达成停火协议。国王和他的政府逃亡到意大利南部，投奔同盟国，留下军队和政府机构群龙无首，无人发号施令。
德军进行了出色的反击。德国派出小股部队，规模不大，但果断坚决，盘踞在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希腊以及法国的庞大意军被他们解除武装。另外，德国空降兵还解救了墨索里尼，随后墨索里尼决定在意大利北部组建起所谓的萨罗共和国（Salò Republic）——一个傀儡政权，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得人心。接着就是一场内战，在意大利游击队（其中很多都是共产党）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共和国部队之间展开。尽管意大利王国对德宣战，但他们想简单几步就解放这个国家，还是天真了一些，为此所做的努力也败北了：罗马到1944年6月4日才解放，意大利北部一直到德国在1945年5月投降的前几天才解放。同盟国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最好的一次机会是在1944年安齐奥登陆[2]后，那时安齐奥（意大利城市）和罗马之间没有一支德国部队，个别美国军官能开着吉普进入永恒之城（罗马城的别称）。但是美英的坦克没有接到命令向前挺进，而是困在了海岸附近的一个大型隘道。
在罗马，有三支主要力量在开展大量反纳粹抵抗运动：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巴多格里奥），温和派（基督教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其盟友社会党。君主主义者支持重建战前的政体，但要把法西斯党剔除在外，温和派想要民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希望来一场社会革命。不过，各方都接受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证明意大利无罪，或者至少要弥补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和巴尔干半岛犯下的罪行。抵抗运动的主力是共产党，同盟国在安齐奥登陆后陷入艰苦鏖战，便对游击队施压，让他们去攻打德军，在盟军的激励和助长下，共产党甘冒风险。
第一次重大的游击队袭击是由共产党策划和执行的，他们注意到，有一支德国军警连队每天都在罗马中心行进，穿过窄小的拉塞拉大街，而且总是在同一时间。奇怪的是，这支纵队在到达拉塞拉大街的时候总是唱着同一首歌。这些军警都是从提洛尔征召来的，提洛尔属于意大利，但当地人却说德语，在1918年之前都还是奥地利公民，两次战争期间是意大利公民，现在又成了德国公民。（现在，提洛尔南部居民是意大利公民，当地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在罗马的德国人很少：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在那里只有象征性的部队，德国军警只有两支连队，总计400人。
1944年3月23日，游击队员伪装成环卫工人，在一个垃圾车里面藏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导致33名德国军警死亡，数百人受伤，几名士兵终身失明。在随后的混乱中，不知所措的德国士兵向隔壁建筑开枪，导致一些平民伤亡。[3]值得注意的是，全部16名游击队员毫发无伤地逃走了，没有一人被抓。
德国进退维谷，现在该怎么做？他们考虑了三个选项。希特勒建议对袭击发生区域进行大规模报复和摧毁。南部战场总指挥阿伯特·凯塞林元帅（Generalfieldmarshall Albert Kesselring）建议以命偿命，为每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处决10名意大利人。德国驻罗马外交官倾向于不要实施报复，主要是因为德国驻守这个城市的兵力薄弱。
凯塞林的建议被采纳了：每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就拿10个意大利人的性命来偿。党卫军驻罗马的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中校起初希望只处决死刑犯。结果只找到4名意大利死刑犯，所以目标群体不得不扩大，就把政治犯、普通刑事犯、拉塞拉大街围观的人、意大利战俘（包括一名将军）和78个犹太人都算进去了——他们辩称反正犹太人怎么都已经被宣判死刑了。罗马的民众开始谴责游击队的袭击，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尤其愤怒，他认为这是对圣城的攻击，是在为共产党接管政权做准备。但至少教宗还试图去帮助党卫军选中要处决的人。不幸的是，在他的斡旋调停下每获释一个人，都有另一个无辜的人被捕。最终，335名意大利人在罗马郊区的阿尔帖亭洞窟被杀死，行刑的是党卫军里未经训练、没做好准备的士兵，还喝得醉醺醺，场面惨不忍睹。
德国的报复还是起了作用的。罗马的抵抗运动从此式微，一直到战争结束。自那时起，德国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挟持人质（随后射杀人质）以及报复被《海牙公约》认定是完全合法的，多少令人意外的是，连美国所主导的1948年纽伦堡审判也认定其是合法的。［参见军事行动的东南欧战场，陆军元帅威廉·利斯特（Wilhelm List）。］卡普勒在1948年被意大利法庭判了终身监禁，但1977年他的妻子偷偷把当时已经病入膏肓、非常虚弱的卡普特藏在一个大箱子里从监狱偷偷救出来。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一些狱警帮助了她。她带着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很快就去世了。
卡普勒的副手埃里希·普里克（Erich Priebke）上尉的一生就更加惊险刺激，2013年他以100岁高龄在罗马去世的时候，他的故事就公之于众了。[4]毋庸置疑的是，他是幸存下来活得最久的德国战犯。战后，普里克逃到阿根廷，在那里成了一个屠夫，用自己的名字生活，又用重新生效的德国护照去了一些地方，包括意大利。1995年，让德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民大感意外的是，他被引渡到意大利，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过，法庭释放了他，理由是他后来一直行为规矩，结果引发强烈抗议，尤其是意大利的犹太人组织，导致他再次被捕。他又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最终被判终身监禁，不过由于他年事已高，就只是软禁了。这种监禁应该不是很严苛，因为他还能定期在两名警察的监视下离开软禁的屋子。他自己从未为任何罪行感到愧疚，甚至连额外多杀了5个人也无异样的感觉。当时33名德国士兵的死需要330名意大利人的死来补偿，不过由于笔误，有335人被带到洞窟。普里克担心如果把多出的5个人释放了，他们会谈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以就把这5个人也杀了。这样的辩词站不住脚，因为普里克接到的命令是只处决意大利公民，结果里面有一个囚犯其实是德军逃兵，所以就把这个德国人给放了。
普里克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游击队袭击的一个恼人困境。德国军警都是征兵来的，他们不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部队，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从前犯过战争罪。这些警察的国籍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先是奥地利人，然后变成意大利人，之后又是德国人，他们的国籍是因政局改变而被强加于身的。
绝大多数大屠杀的受害者都与意大利抵抗运动无关。游击队应该知道抵抗会带来残忍的报复。普里克和卡普勒在盖世太保总部就折磨过无辜民众，但那些行为与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没有联系。普里克下令多杀了5个额外的人，他有罪，但如果换个军事指挥官，处在他那个位置上，又有多少人会有不同的举动呢？
图8.1 党卫军驻罗马的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中校，在战后面见意大利法官。1977年，他的妻子把他放在一个大箱子里，从监狱偷运出来，带他回到德国。
就算挟持人质是合法的（现在已经不再合法），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阿尔帖亭洞窟的受难者通常被称为人质。传统上来说，在被占领的城镇，占领者会从备受尊重的人当中选出人质，以防止占领者受到攻击。不过，这里的暴行是一种报复行为。另外，战后的纽伦堡法庭也没有试着去厘清一个问题：如果以命换命，多少人质偿一名被杀士兵的命是“合法的”，5换1，10换1，还是100换1？在“一战”期间，通常游击队每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只有少量人质会遭处决。但是，在“二战”期间，德国人最少会处决10个人，在塞尔维亚，死一个德国士兵，就有50个平民被绞死或击毙，死一个德国军官，被杀平民数就上升到100。
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在道德上还是站不住脚的，但占领军面临的困境让他们难以找到简单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为了报复德国士兵在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巴尔干半岛被杀，德军处决了千千万万人。我们知道，比起这样黑暗的记录，盟军甚至苏联红军的行为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从一个意大利人的爱国主义角度来看，拉塞拉大街行动也不是徒劳无功的。这次行动加深了意大利受害者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罪魁祸首的形象。这样的宣传路线在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得到了延续和利用，效果很好，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在1945年拍的一部著名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Open City）和很多其他战争电影就是很好的证明。
时至今日，意大利的右翼和左翼还在辩论参与炸弹袭击的游击队员是否应该向德国当局投降，这样也许能避免335人的大屠杀。不过，很有可能即使他们主动自首，报复还是会发生，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人呼吁他们投降。
用炸弹炸死德国警察的一对游击队夫妇卡拉·卡波尼（埃琳娜）［Carla Capponi（Elena）］和罗萨里奥·本蒂韦纳（保罗）［RosarioBentivegna（Paolo）］在战后的意大利被尊为英雄。他们最终当上了共产党议会的二把手。如果有人批评他们的行为，这对夫妇往往会回应说，如果不肯冒着无辜平民被杀的风险，武装抵抗根本成不了事。有一个激进的理论是这样的，“你不先打碎一个鸡蛋，是做不出煎蛋卷的”，这个理论就把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抵抗者区分开了。有些人选择不那么致命的行动手段，就会背上低效甚至懦弱的指责。
奥拉杜尔悲剧
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事件和罗马惨剧既相似，又迥异。比如，两起事件有相似的种族人设：罗马的德国警察在两次战争期间其实是意大利公民，而奥拉杜尔的德国杀手在纳粹1940年征服阿尔萨斯－洛林之前主要都是法国公民。
奥拉杜尔是法国中西部的一个村庄，属于法国的历史省份利穆赞（Limousin）。1940年，奥拉杜尔成了维希法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直到1942年维希政府占领法国其余领土之前，这个村庄都没有出现过德国士兵。这里穷乡僻壤，又被中央政府忽略，有大量法国共产党的信徒。这一切都将在后来阿尔萨斯和利穆赞的对峙中扮演重要角色，阿尔萨斯出产了大部分党卫军士兵，而利穆赞的居民正是被这些士兵屠杀的。
1944年6月10日，也就是盟军登陆诺曼底四天后，一支德国党卫军装甲师“帝国师”的连队（120人）穿过这个地区向前线进拔。在那之前，“帝国师”遭到过游击队的袭击，大约40名被俘的德国士兵在图勒（Tulle）村被折磨和杀害。愤怒之下，“帝国师”折磨和杀害了图勒的97个法国人，以示报复。
有传言说一名党卫军军官被法国反纳粹游击队战士俘虏，加之他们把两个村庄搞混了，阿道夫·狄克曼率领的党卫军连队进入奥拉杜尔，短短几小时里，他们杀死了村里全部642个村民，大部分都是活活烧死的，就连最年幼的孩子也没放过。一个妇女想方设法逃出了熊熊燃烧的教堂，还有少数村民当时刚好外出不在，包括一些身在德国的战俘。
在大屠杀的时候，这支连队似乎是在依计划行事，所以，他们不是因为反复遭到袭击或担心早晚会被杀死，愤怒爆发而杀人。（事实上，在奥拉杜尔屠村的党卫军中大多数，包括他们的指挥官，几周之后都陷入战争。）法国官方史料记载，奥拉杜尔之前没有发生过袭击占领者的事，因此，这些遇难者都是无辜的：这是一场错位的大屠杀，本来可能是为了报复在图勒或其他地方受到游击队的袭击。
现在还不清楚究竟是谁下的杀戮命令。1951年，这个师的指挥官海因兹·拉马丁（Heinz Lammerding）在缺席的情况下被一个法国法庭判了死刑，为奥拉杜尔、图勒和其他地方的杀戮负责。不过，英国当局就拒绝引渡拉马丁，而因为法国的诉讼，德国针对他的司法诉讼已经结束。作为西德一名高度成功的工程师，拉马丁很久以后在自己的床上去世。
其他德国的罪魁祸首，后来在西德安全港写辩护词说，游击队袭击图勒和奥拉杜尔，违反了海牙和日内瓦公约以及1940年的停战协定。这些协议都禁止平民袭击军队，更别提折磨和杀害被俘的士兵了。一些德国人辩解说，连队寻找的那名党卫军军官是被活活烧死的，至于这样的控诉发生在哪里并不清楚。其他一些人说，里面有妇女儿童的村庄教堂之所以爆炸，不是因为德军士兵放火，而是因为游击队之前在里面藏了军火。简而言之，在辩护者看来，只有杀死谷仓里的人是真正的罪行，可以令迪克曼少校（Captain Diekman）受到德国当局的起诉。
但即便这一切都是真的，替这些罪犯辩护的德国人仍然忽略了《海牙公约》的一个条款，条款规定，即使处决游击队员是合法的，折磨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以及无辜的局外人也是犯了战争罪。这一点也得到了美、英、法、苏法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确认，这四个国家的法官于1945—1946年在残垣断瓦的德国城市纽伦堡共聚，一起审判主要的德国战犯。法庭做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其中之一就是确立了反人类罪，这一罪行的诉讼有效期是永久的。
注意，盟军登陆诺曼底被法国抵抗军普遍解读为一个信号，那就是呼吁游击队立刻采取行动，但是，盟军挺进迟缓，让德国人有时间粉碎这些起义。德国的报复，比如在阿斯克和图勒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对准了平民，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却无人关心。[5]
悲剧之后，上演了一出悲喜剧—1953年，在波尔多（Bordeaux）审判期间，党卫军连队的一些幸存者接受了审判。结果，21个被告人里有14个都曾经是法国公民，他们在法庭上都辩解说自己是被迫征召到党卫军的。阿尔萨斯－洛林在“二战”期间被强征入伍的本地人（malgré nous），说的就是他们，在历史上很有名。阿尔萨斯全部人都为当地穷苦男孩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这些孩子为了不被上级处死，就不得不去杀人。如果是在纽伦堡，这种解释会遭到驳回的，因为纽伦堡法庭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这种“上级命令”的辩解。另外，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Browning）和其他人已经充分证明，没有警察或士兵因为拒绝射杀手无寸铁的人而受到德军或党卫军的惩处。诺维萨德（Novi Sad）的案例会让我们看到，在一共三起事件中，辩护人都称自己本不愿意杀人，是迫于无奈，不得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这样的辩词在法国和意大利成功了，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却失败了。
在波尔多，不仅强征入伍的人被无罪释放，而且每一个承认自愿加入党卫军的阿尔萨斯人也受到了温和的对待。五年之内，所有杀人凶手，法国人也好，德国人也好，都被释放了。结论就是，在波尔多，政治必然比道德和法律重要。对法国政府来说，一个是只能选择忠心的法国南部省份，加之这个省的居民过去还支持共产党，另一个是阿尔萨斯－洛林，当然后者对法国的忠诚更加重要。付出了司法正义的代价，法国的团结保住了，法国人民也得到保证，他们不是纳粹压迫的共犯，而是受害者。同时，法国和西德新萌生的友好关系也得以维持。所有人都是赢家，除了奥拉杜尔受害者的家人。无疑，如果审判发生在1945—1946年，那些党卫军的人会被绞死的。
塞尔维亚游击队实施了一些分散低效的袭击后，1942年1月，匈牙利士兵和宪兵在当时的匈牙利南部屠杀了大约4 000名平民，绝大多数都是说塞尔维亚语的。不过这些受害者里面还有1 000个犹太人，一些吉普赛人，21个非犹太裔匈牙利人和其他族裔人士。这次事件成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二战”史的巨大创伤，而匈牙利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救赎，那些指挥大屠杀的人接受了两次审判，有的是三次：先是在匈牙利皇家军事法庭，然后在战后反法西斯的匈牙利共和国法庭，最后是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法庭。司法正义是严格的：至少有12个被告人在匈牙利或南斯拉夫被判死刑。
比起奥拉杜尔和罗马，在诺维萨德，种族界线就发挥了更大作用，因为杀人的都是匈牙利人，被杀的主要都是非匈牙利人。但是，种族划分也不能决定一切，虽然大多数塞尔维亚人仅仅因为是塞尔维亚人被杀，但也有一些匈牙利人因为有支持共产党的嫌疑被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所有的犹太受害者都是说匈牙利语的。在那个地区，大多数犹太人都是匈牙利爱国者，但这又如何——他们还是因为身为犹太人而被杀。
诺维萨德城（匈牙利语是Újvidék）曾经有几百年都是属于匈牙利的一部分，但是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和巴奇卡地区其余的部分一起被划入了新组建的南斯拉夫王国。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匈牙利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有着修正主义的野心：这三个国家一起攫取了历史上的匈牙利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人口。匈牙利需要希特勒上台，需要德国支持匈牙利的修正主义声索，讨要回失去的部分领土，一个接一个，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就是巴奇卡。事实上，巴奇卡是匈牙利收回的领土中唯一一个匈牙利人占少数的地区。所以，1941年春天匈牙利的军事占领不是一场狂欢中的凯旋，而是被恐惧和相互憎恨折磨的一场进军。正如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一样，用一个匈牙利指挥官的话说，入侵的匈牙利士兵就像“集体魔怔”了，对着看不见的敌人开枪，结果不止一次证明那些敌人其实是他们的匈牙利战友。零星的塞尔维亚游击队袭击，造成一两人死亡，布达佩斯的最高指挥部要求报复，主要目标是把尽可能多的塞尔维亚人赶过塞尔维亚边界。不过，正如匈牙利历史学家所坚称的，还有另外一个更微妙的原因：匈牙利最高指挥部不愿意派更多士兵到俄罗斯前线，所以就找了这个借口，说他们需要兵力来震慑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袭击。提倡这一战略的主力是总参谋长费伦兹·索姆巴莱伊（Ferenc Szombathelyi）将军，他后来被德国人囚禁在一个集中营，最后被南斯拉夫人处决了。
依照匈牙利政府的命令，1942年1月，诺维萨德和其他数十个地方的军事指挥官采取了行动，他们都是激进右翼支持者。军队理论上是要寻找共产党流寇，但实际上却射杀了无辜平民。这不是种族屠杀，因为在大屠杀后这个地区还有至少15万塞尔维亚人。匈牙利的目标是重新调整这个地区的种族平衡，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在两次战争期间让南斯拉夫人到富饶的巴奇卡地区定居，这个政策改变了当地的平衡。或者，匈牙利指挥官只是想让世人看看，在这个再次纳入匈牙利南部的地区，究竟谁说了算。一系列残酷暴行接踵而至。
但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在罗马和奥拉杜尔周围，没有人关心犹太人身上遭遇了什么，在匈牙利，指挥官和很多军官士兵都痛恨犹太人，顺手就把毫无还手之力的犹太人拿来当替罪羊，把匈牙利的所有不幸，都怪罪到了犹太人身上：“一战”的失败，1919年的红色恐怖（Red Terror），国家的瓦解，经济的崩溃，腐败带来的恶劣影响，还有布达佩斯乡村的犹太化。[6]
接着，匈牙利议会的一些议员开始一系列抗议。匈牙利在东欧是个特例，还保留着一个正常运作的多党议会，能保护议员免受起诉。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Miklós Kállay）领导的一个新内阁开始和西方盟国秘密接触，讨论投降事宜。但是谈判无果，因为匈牙利人坚持要求只允许英美军队进入匈牙利，苏联军队不得进入，这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
匈牙利人对纳粹主义敌人怀有良好意愿还有另一个迹象。军队和宪兵队的15名军官，其中两名是将军，都因为在诺维萨德和其他地方的反游击队行动中犯下战争罪而交由军事法庭审判。被告人得以保留军官和绅士的名誉，这也没能阻止其中军衔最高的四个人逃到德国。在德国，他们立即被党卫军吸纳，军衔和在匈牙利时的一样。匈牙利军事法庭在缺席的情况下判了一些被告人死刑，其他人被判重刑，但是到了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逃跑的军官又回到匈牙利，不过在1944年底，由于红军抵达，他们不得不再次逃亡。逃亡前，这四个军官极力折磨了曾经在皇家军事法庭审判他们的法官亚诺什·基斯（János Kiss）将军，还把基斯将军处决了。被美国人抓捕后，这四个人回到了民主的匈牙利，在那里，他们再次接受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但后来又被引渡到铁托的南斯拉夫接受另外一次审判。1946年，他们和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前犯人费伦兹·索姆巴莱伊将军一起在南斯拉夫受审并遭处决。
这些血腥的事件还有悲惨的后续——在意大利或法国都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战后对巴奇卡地区的匈牙利人进行的迫害。毕竟，意大利和法国本来也都可以驱逐或杀死那些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不过他们并没有，南蒂罗尔和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反而变成享有特权的少数族群。尽管南斯拉夫的原始资料基本都无法获取，但看样子，在战后的复仇中，铁托的游击队杀害了巴奇卡地区数万名说匈牙利语的人（估算的数字在1万—5万之间），驱逐了更多的人。因此，匈牙利占领军在1941年杀害了大量塞尔维亚裔和犹太裔的匈牙利平民，原以为这样可以保护匈牙利裔的平民，谁料他们原想保护的人成了悲剧性事件的最终受害者。
我们看到，拉塞拉大街事件的唯一受益人是意大利官方，他们在战后成功把自己打造成德国侵略的无辜受害者形象，让世界忘记了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利比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残酷暴行。而奥拉杜尔大屠杀的唯一受益人就是法国官方，为了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富饶重省的居民满意，法国政府舍弃了争议，让奥拉杜尔的杀人凶手一直未受实际的惩罚。最后，诺维萨德悲剧的唯一受益人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在一次厚颜无耻的种族清洗中，他们消灭了成千上万当地的匈牙利人，让南斯拉夫人从穷困潦倒的南斯拉夫南部地区移民过去，大规模地取而代之。
总而言之，“二战”时期的武装抵抗既是道德的，也是不道德的。道德，是因为武装抵抗的对象是纳粹，不道德，是因为武装抵抗带来的浩劫与苦难。从军事角度来看，只有少数抵抗组织，比如南斯拉夫、俄罗斯和波兰的一些抵抗组织成长得足够强大，能让德军感到严重头痛。但是，如我们后面所见，战时的抵抗运动的确对战后的民主进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们必须要说，占领军在受到游击队的威胁时，极端暴力并非万不得已的选择。占领者至少可以试着去尊重战争法，从而在人民中赢得朋友。而且，在战争的头些年以及更晚时候，德军在西欧和北欧的表现证明这是可行的。而盟军1945—1946年在德国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那段时期，虽然当地也有暴力的游击活动，盟军在面对平民的时候还是表现得非常克制。
[1] 关于奥拉杜尔事件，参阅Sarah Farmer, Martyred Village: Commemorating the 1944 Massacre at Oradoursur-Gla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关于拉塞拉悲剧，参阅Alessandro Portelli, The Order Has Been Carried Out: History, Memory, and Meaning of a Nazi Massacre in Rome (New York:Macmillan, 2003)。关于诺维萨德事件，参阅Eniko A. Sajti, Hungarians in the Voivodina, 1918—1947,translated by Brian McLean (Boulder, CO: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安齐奥登陆（Anzio landing）：1944年1月22日，在距离意大利首都罗马45公里的港口小镇安齐奥，两个师的盟军部队突然登陆，试图协同意大利南部的盟军突破纳粹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却不料自此陷入了长达五个月的艰苦鏖战。虽然这支登陆部队最终解放了罗马，但数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巨大的物资消耗，使这场胜利显得有些暗淡。——译者注
[3] 在这场戏剧性事件中，扮演主角的是意大利游击队盖皮斯蒂（Gappisti），他们与共产党行动小组（爱国主义行动小组）联合起来。
[4] 参阅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and 15, 2013。
[5] 法籍保加利亚裔哲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自己的作品中分析过这类事件，参阅A French Tragedy: Scenes of Civil War, Summer 1944, translated by Mary Byrd Kelly (Hanover, NH:Dartmouth College, 1996)。
[6] 诺维萨德的一系列事件在翁德拉什·科瓦茨（András Kovács）1966年的电影《寒冷的日子》（Hideg Napok）中得到了最成功的再现，电影里展现了一个最恐怖的场景：受害者被射杀，倒在多瑙河上凿出的冰窟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