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
抵抗运动的显著胜利和第一波报复
让我们来描绘一下战争最后几个月的图景，并把焦点放在合作者和抵抗者身上——换句话说，那些试图延缓德国失败以及自身随之消亡的人，以及那些迫不及待加速希特勒帝国终结以及自己掌权的人。无须赘言，在1945年春天，形势和战争头几年大为不同，抵抗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合作者。
1944年6月，西方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发生了，英国、美国、加拿大、自由法国和波兰部队登陆法国。英吉利海峡常常狂风暴雨，横渡海峡的部队供给是个问题，加上德军的坚定反攻，诺曼底半岛的战事爆发被延迟，到8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才穿越西欧。到了秋天，他们拿下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首都，他们甚至还征服了纳粹德国的一角，顺便提一下，德国人面对英美大军的第一次合作与抵抗就是发生在那里。但是，那时的供给，尤其是燃料供给是个大问题，而且，究竟由谁来领导军队向纳粹德国的心脏展开最后一击，盟军指挥官们还没有达成共识。当部队安顿下来，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等待后，德国在比利时边境旁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发动了猛烈反攻，差点把盟军逼退回海里。但是，美国奋力而战，德国燃料短缺，苏联的大举进攻又逼得希特勒不得不把最好的装甲部队和党卫军步兵师从西部战线撤回来，最终，德国党卫军装甲师不得不停下来。
盟军最后的进攻始于1945年3月，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一些德国人已经准备好与国家共存亡，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还有一些人与盟军作战只是为了防止东线的战友腹背受敌，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大多数人，等不及要向西方盟国投降了，无论如何他们也要避免被苏联俘虏。但是，投降却是很冒险的想法，因为德国军警一旦发现任何人离队就会予以处决。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纳粹的疯狂：在被包围的柏林，数百人甚至更多被绞死，罪名就是怯懦，其中还有在土崩瓦解之前刚刚被强征入伍的孩子和老人。从1945年5月德军全体投降到被盟军俘虏前，在这个间隙，一些德国军事法庭还判了士兵死刑，罪名就是怯懦和当逃兵。一支被俘的德国部队从英军守卫那里借来了步枪，处决了一些在全体投降前被指控当逃兵的战友，这种事发生过至少一次。
德国的终结
德国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的行为受若干因素影响，比如盟军坚持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军士兵害怕苏联报复，德国人民害怕被解放的集中营犯人。德国平民还要小心应付国内数百万的外国囚徒和强制劳工。还有希特勒反复说到的，事实证明对他没有价值的德国人，他都想消灭掉，但这也无济于事。即使希特勒下达的全民族自我毁灭的指令被普遍忽视，德国上下也有足够的狂热分子，制造出歇斯底里的氛围。比如，在奥地利，在地方省长的命令下，一组冲锋队队员在苏军抵达前猛攻下奥地利州（Lower Austria）施泰因（Stein）的监狱，射杀了229名政治犯，还宣称如果不杀了他们，这些政治犯将在奥地利的战后重建中发挥作用。监狱长和五名狱警因为拒绝参与屠戮而被杀。在纳粹的眼中，在没有元首的德国和奥地利，就不应该有生灵。[1]
战争结束前，盟军进行大规模的炸弹袭击，战机无差别扫射，任何移动的东西和人都不放过，德国的城市和工厂都毁于一旦。荷兰北部、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北部直到5月初才解放，几乎是和德军最终投降同时。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各地的抵抗运动都如火如荼地进行，另外，还有人蜂拥加入抵抗军，用当时流行但带点鄙夷的说法，“最后一刻加入”。这些新加入的人当中有很多过去是热忱的合作者，比如，巴黎警察，多年来都是德国人的帮手，尤其是在抓捕犹太人这件事情上。但是，1944年8月，巴黎的警察却踊跃地向试图往北穿过这座城市逃走的德军士兵开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巴黎和西欧其他地方掀起复仇和报复的狂欢，一些警察也参与其中。这些地方从德国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随之而来的不仅有普天同庆，还有残酷抓捕，切实和可疑的合作者都逃不过抓捕，尤其是与德军士兵发生过性关系的女子，是严厉打击对象。一些观察家断言，把女性合作者砍头或把“叛国贼”绞死的过程中，最激进的那帮人其实在占领期间也脏过自己的手，现在是想把目击者赶紧除掉。很多切实和可疑的合作者被私刑折磨或处死，有的是出自个人之手，有的是随意组成的私设法庭下达的指令，不过主要的抵抗组织还是在维持基本的秩序。多少有点令人惊讶的是，虽然这里全面浩劫，管理机构缺失，斯大林却没有钻这个空子：他继续战争岁月里的人民阵线政策，从挪威到意大利的共产党也没有试图攫取权力。只有在希腊，颇受欢迎的共产党游击队争取夺权，不过，很快就被新近登陆的英军部队以武力粉碎了，而苏联也没有予以抗议。从前的合作者要么就加入了抵抗军，开始躲躲藏藏的生活，要么就和德国人一起逃跑了，现在等着被捕。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将军隆重进入巴黎的时候，房顶射来几枚子弹，制造了一片混乱，当时大家都猜测这几个枪手是前合作者，但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尚不清楚。当时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合作者不会试图抵抗盟军的入驻。国家的接管是相对平静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挪威，5月，地下米洛格军（Milorg Army）接受了30多万德军士兵的和平投降。同时，很多挪威合作者也向新政府投降了。像挪威和丹麦这样的国家是幸运的，因为这里没有遭到什么实质的摧毁，被杀的人也极少，同样幸运的还有这里的德国驻军，他们很快被送回国了。而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战俘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在矿场做苦工。还有一些德军士兵更不幸，他们向西方盟国投降后却被移交给苏联红军，因为这些德军士兵的部队曾经在东线作战，所以，“从法律上来说”，他们属于苏联战俘营。还有成千上万东欧人，因为苏联要扩张边界，和这些德国战俘一起去了苏联，那些东欧人现在成了苏联的合法公民。至于这些东欧人之前是自愿还是被迫为德国效力的，受到的待遇并无差别。
向美军投降的德国士兵有数百万人，被关在巨大的笼子里，留在德国，在原始简陋的户外条件下，很多人没活下去。不过，有意思的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德国囚徒中有任何叛变，无论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非常舒适的战俘营，还是在这日晒雨淋、毫无遮挡的笼子里。
遭遇最惨的就是直接被苏联俘虏的德国及其盟友的士兵。成千上万人死去，与其说是因为不堪苏联的报复，不如说更多是因为苏联百姓自己也没东西吃。在1946年的俄罗斯大饥荒中，百姓在战俘营前排起长龙，希望从那里拿到一些食物。1943年1月，大约9万德军士兵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结果只有5 000人最终回国了。
在敌军逼近时，一些纳粹领袖，尤其是约瑟夫·戈培尔，试图训练出大量所谓“狼人”，也就是一帮在敌后发动游击战的年轻人。但是这样的游击战其实很稀少，所以现在看来，这个“狼人行动”主要是宣传策略，是传言。但传言却起作用了：苏军和西方盟国都很看重这件事。比如，传言中有一个阿尔卑斯山要塞（Alpine Redoubt），据称是纳粹在巴伐利亚（Bavaria）和奥地利建的一系列掩体和藏身之所，那些狂热的年轻“狼人”就是从那里出击。事实上，从来没有什么阿尔卑斯山要塞。还有人说，由于这样的传言，艾森豪威尔将军本来要挥军南下，率领胜利的美国之师向柏林进发，结果都改变行军路线了。不过据其他资料显示，艾森豪威尔拒绝进军柏林，仅仅是为了避免与苏军冲突，因为根据之前的协议，柏林地区应由苏军拿下。
不仅阿尔卑斯山要塞是子虚乌有，就连德国的反盟军游击活动都很稀少。有一次重要的反盟军抵抗运动发生在德国南部城市亚琛（Aachen），美军1944年9月占领了这个城市，成为“合作者”的市长被一些忠于元首的年轻人暗杀。这次行动以及类似的抵抗活动都受到惩罚，犯事的人被处决了。在有些地方，尤其是苏占区，大规模的惩罚措施包括烧毁一些场所，逮捕甚至射杀整个群体。历史学家佩里·比蒂康比（Perry Biddiscombe）估计，大约3 000—5 000人的死与德国人的反盟军抵抗运动有关，其中大多是年轻人，基本都是因为假想的游击队活动被苏联和西方盟国处决。[2]总而言之，事实证明，德国人是理想的合作者：顺从听话，安分守己，努力工作，教养良好。孤独、饥饿和爱驱使着很多德国女人投入了美、英、法、苏士兵的怀抱，因为她们的男人很多都死了或是被俘了。
德国抵抗运动的遗产
不过，德国人与胜利者合作，并不意味着全体德国人民会原谅那些抵抗希特勒的人，尤其是参与1944年7月20日密谋暗杀希特勒的人。这本书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外国占领下的合作与抵抗，尤其是讲德国占领下的故事，那是否要把德国的抵抗运动纳入本书当中，作者还是迟疑了一下：毕竟，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并没有与希特勒合作，他们都是希特勒的同胞，他们只是在照着希特勒的意愿行事，而希特勒是照着德国人民的意愿行事。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还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在欧洲的抵抗运动中，7月20日的密谋案却是唯一有途径终结希特勒政权从而终结战争的，而且，这场抵抗运动几乎成功了。下一个问题是，企图暗杀希特勒是真正的抵抗行为，还是如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一些纳粹德国高级军官和政府高层的激进手段，其实是为了自保，并拯救德国，挽狂澜于既倒。实际上，真正的德国抵抗者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很多受民主思想和宗教信仰驱使的个人，他们常常在斗争中牺牲。但是，由于盖世太保作梗，加上公众敌意，他们的社会级别大大降低，所以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然而7月20的密谋案完全是另一回事。
和大城市里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工人以及一些反纳粹的年轻人不同，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包括几名陆军元帅、几十名将军、至少一名海军上将、军队参谋部的成员、几百名其他职业的人和预备役军官、党卫军和冲锋队的高层、一些大城市的市长和重要的外交官。其中很多人原来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少数，像著名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Count von Stauffenberg）上校确实培养出了真正的民主思想。有些人，比如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早在1938年就试图推翻元首，其他人是新近加入的，还有很多人持骑墙态度，知道密谋这件事，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这个名单里还有一些伟大的人物，比如反纳粹哲学家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Count von Moltke），律师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ányi）和神学家、牧师迪特里希·潘霍华（Pastor Dietrich Bonhoeffer）。大多数密谋者都出身贵族，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维护家族的英勇传统和祖国的荣耀，只有少数人超越了民族情感，比如施陶芬贝格，他认为暗杀元首可以帮助人类消除邪恶势力。
到了1944年夏天，很多军队高级指挥官都加入了政变的准备工作，或者，至少知晓了这件事，却没有向盖世太保汇报。比如，几位陆军元帅格特·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君特·冯·克鲁格（Günther von Kluge）和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共同指挥与盟军作战的整个西方战线，在接到下属汇报了反希特勒的计划后，只是在等着看结果。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景，乔治·S.巴顿将军（George S. Patton，美国第三军指挥官）、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General Omar Bradley，盟军第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都分别接到直接下属的提议，请求他们加入密谋暗杀三军总指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这三个人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他们虽然提到了军人的誓言，但没人召集军警逮捕密谋者。而且，他们还让自己的参谋长继续留任。这些密谋者当中，很多人都是一边坚定不移地在前线奋战，一边谋划暗杀自己的三军总指挥，这在抵抗运动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在整个战争岁月里，的确有过几次，有人试图取希特勒的命，至少有人计划过，但最终都失败了。最后，这个事业落到了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上校的掌控之中。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北非战役中失去七个手指和左眼。他把两枚炸弹装在箱子里带到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总部，如果他的十个手指和双眼都还在的话，毫无疑问，他能点燃那两个炸弹的引信。施陶芬贝格上校是德国本土军的总参谋长，他能进出这个秘密地点。结果两个炸弹只爆炸了一个，希特勒轻微受伤，他最忠心的部下成功镇压了政变的图谋。
施陶芬贝格被枪毙了，下令的是一个密谋者同伙，这个人在努力掩盖自己参与的痕迹，也还是这个人，逼得贝格将军自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千名希特勒的重要敌人和批判者被拷打、枪毙、绞死或扔进集中营。一些人是在盟军部队抵达前几天被处决的。被杀的还包括陆军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和威廉·卡纳瑞斯上将，其他人，比如陆军元帅隆美尔，则获准自杀了。
战争结束后，在苏占区，抵抗运动的共产党烈士被人们崇拜，而其他人，尤其是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却被人当作鲁莽的傻瓜或执迷不悟的法西斯分子嘲弄。共产党指责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希特勒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德国。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占领区，少数幸存下来的抵抗者得到了一些低微的职位，尤其是在即将成立的民主联邦军队谋得职位，但是对德国百姓来说，德国抵抗者曾是叛徒。而西德政府和后来的几代德国人花了好几十年才认识到，尽管施陶芬贝格和毛奇这类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身上却有着德国人最好的品质。
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大概聚集了1 100万外国人，包括拿着报酬自愿来务工的人、拿着报酬但被强征来的劳工、没有报酬的奴役苦工、难民和集中营犯人。有些集中营里的犯人组织成立了抵抗组织，计划在盟军抵达前的一场大规模屠戮中起来反对党卫军。事实上，这样的图谋只有过很少的几次，而大多数集中营守卫都混进撤退的德军消失了。结果，直接的报复就集中降临到囚犯头子（Kapos）身上，也即是监狱里帮党卫军折磨和杀死其他囚犯的犯人。
东边落幕
一如既往，东边战区的一切都有着云泥之别。在东边，除了数百万士兵，还有大量合作者和与抵抗者要互相面对。他们的方法和目标都比西边战区和意大利的要复杂得多。西边战区和意大利的人主要就是面对一个问题——欢迎还是惧怕盟军部队。在东欧和东南欧，解放的目标和其他目标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确立或重新确立国家独立性，捍卫或扩张国家的政治边界，行政集权，引进新形式的革命社会主义，驱逐甚至灭绝少数民族。比如，在整个战争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在为政治独立和消灭波兰和犹太少数民族而斗争，在这些努力过程中，德国和苏联占领军往往都在起着作用。这两个主要的敌对占领军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帮助乌克兰成为专属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国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国家，类似的剧本也在上演。比如，匈牙利人在1944年把差不多50万犹太裔送到德国人的枪口下，一年后，在胜利方同盟国的准许下，新的民主政府驱逐了差不多30万德国裔同胞。这样的剧情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其他地方也在上演。
至于大众的报复，东欧女人不流行短发，女子只有与敌人发生性关系时，才会被剃掉头发。事实上，比起男性，女性合作者受到的待遇没有更好，但也没有更糟。在与德国结盟的国家里，公众的情绪基本是偏向前合作者的，而在曾被德国占领和压迫的国家里，解放后的发泄对象全是前合作者，不分男女。更有甚者，大众愤怒的对象还有当地的德国人。这样的愤怒是有原因的，在战争时期，当地的德国人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介于半神的德国籍德国人——来自德国的士兵、官员和商人——和非德国人之间。事实上，战后杀害和驱逐说德语的人成了席卷东欧的种族清洗的重要一环。而且，即使有些德国人没有为占领者效力，也没有向元首宣誓效忠，他们被驱逐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最多，他们受到的待遇没那么残忍。
那段时期的东欧数据，关于德国人命运的也好，其他数据也好，都一样不可靠，因为德国专家坚持认为，在战时和战后，自主逃亡也好，被驱离也好，多达1 300万德国平民从爱沙尼亚北部流亡到了南斯拉夫南部和保加利亚边境。他们当中，可能有200万人死在了路上，或是被人杀死，凶手可能有游击队，有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有愤怒的平民，还有流寇。确实，希特勒帮助东欧人实现了深藏内心的希望：“灭绝”本国的犹太人和德国人。
我们已经看到，东欧的土地比西欧染上了更多鲜血。在东欧，撤退的德军把所见之物全都付之一炬，杀死或赶走牲畜，炸掉整个城市街区、桥梁和铁路。至于获胜的苏联红军，我们知道的是，他们的士兵恣意抢劫和强奸，但不知道的是，他们这么做，真的只是在报复德军及其盟友犯下的暴行吗？当然，苏联士兵对待被征服的德国民众格外残忍，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德军之前顽强抵抗，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的。苏联士兵，理论上代表了大肆宣传的新苏维埃人，行为举止却摆脱不了传统习惯：在有很多同志倒下的地方，他们的奸淫掳掠会比没有激烈战斗的地方残忍得多。
在战争期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曾是苏联的敌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士兵都曾对苏联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但是，1944年8月，罗马尼亚不仅投降了，还掉转矛头对准德国，结果，布加勒斯特未开一枪就落入苏联红军的手中。红军士兵在这个城市也没有胡作非为。在布加勒斯特，德国和匈牙利部队从1944年12月一直战斗到1945年2月，双方都损失惨重。随后，苏联部队常常表现得令人生厌。雪上加霜的是，在苏联亚洲部分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盛行着传统的战士理念：奸淫掳掠是对凯旋士兵的嘉奖。另外，摩洛哥的北非小分队（Goumier）到意大利为自由法国军队效力，似乎也是受这一理念驱使的。对于北非小分队的士兵来说，意大利女人就是应得的战利品。
苏军的存在带来诸多苦难，醉醺醺的士兵会去强奸妇女，有时候还开枪射杀她们的丈夫，而最深重的苦难之一就是全民遭驱逐。伏尔加德意志人、波兰人、鞑靼人、车臣印古什人和其他民族从欧洲的家乡迁移到西伯利亚，数千人命丧苦寒之地，不仅如此，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德国平民遭驱逐，其中大多是女人，比如去帮苏联搞战后重建。在匈牙利，由于苏军指挥官信口雌黄虚报德国和匈牙利战俘数，苏军就随意抓来数千平民，一起驱逐，去填补虚报的数字。
由于苏联的审查，以及东欧国家新政府采取的亲苏政策，以上这些信息并不广为人知。苏联占领当局很快就让共产党掌控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不过出于各种原因，斯大林允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重建了多党制。然而，即使是在这些国家，警察，尤其是政治警察，也是从一开始就掌控在共产党和苏联手中的。简而言之，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之前，欧洲的分裂已成既定事实，而1945年6月的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不过是在这个局势上盖了个章，进一步敲定。大国合作仍然是当时的口号，而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协同合作实施报复。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经济和社会的复兴与全欧范围内肃清叛徒和战犯的需求是密切挂钩的。而大清洗还有一个庇护，那就是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主要纳粹战犯在那里受审，至少在理论上为各个国家层面上的审判树立了一个典范。
[1] 参阅Gerhard Jagschitz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Stein, 6. April 1945 (Vienna: Bundesministerium für Justiz, 1995)。
[2] Perry Biddiscombe, Werwolf!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uerrilla Movement, 1944 —1946(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