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抵抗与报复的漫长余波
“二战”还未真正结束，世界领袖们就开始意识到，让“世界警察”和谐相处是极为困难的，“世界警察”是罗斯福总统为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设想的未来角色。尽管西方大国和苏联最初是真的有意愿合作，但他们的相互猜忌已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侵蚀了彼此之间的联盟关系。双方争论的两大焦点就是德国的政府体制和未来，以及波兰的独立、内政和将来的地理位置。另外，美国已经掌握原子弹，而苏联没有，也是个问题。最终，西方国家把波兰和其余的东欧国家拱手让给斯大林，作为交换，苏联让美国主导日本和西方世界。
德国问题却是无解的，1949年，德国正式分裂为西方主导的联邦德国和苏联主导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那时候，西德和东德已经兵戎相向。新任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认识到，要想发展，德国人的劳动力、聪明才智和工业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就让德国在“冷战”中无条件支持美国，作为交换，美国要支持西德大力发展多党议会制和打造政治独立。在这个交易中，阿登纳还增加了一个非正式的条件：事实上赦免所有德国战犯。
“冷战”与报复的暂停
事实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前，大屠杀的德国凶手和其他纳粹罪犯就得到逐步释放。纽伦堡审判还未结束，美英军事指挥官就已经释放了一些最恶劣的纳粹罪犯。结果，只有七十几个纳粹分子在战后头几年被处决了，依照的是纽伦堡法庭和其他美国主导的法庭的指令，除此之外，其余在西德被同盟国审问和判刑的德国人都被释放了，政府把财物归还给他们，还给了他们好的工作或养老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党卫军指挥官奥托·温克尔曼（Otto Winkelmann），他曾经是党卫军的高级领袖，1944年在匈牙利担任警察总长，作为希姆莱在匈牙利的最高代表，他与艾德蒙·费森迈耶博士一起，要为将近50万犹太人遭驱逐和杀害的惨剧负责。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温克尔曼被美国人抓到，移送到匈牙利，成为法庭审判主要匈牙利战犯的目击证人，随后，那些匈牙利战犯大多都被处以绞刑了。如果不是被迫把温克尔曼交还给美国人，匈牙利人一定也会把他给绞死。他在西德生活了几十年，其间从未受到起诉，还享受着“警察总长”级别的丰厚养老金。
理论上来说，纽伦堡审判之后，德国人应该效仿着审判其他战犯，但西德法庭的主审法官基本都是前纳粹，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极少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审，就宣称证据不足，或是实在没办法的案子，就祭出一些象征性的惩罚。在所有案件中，西德当局都很快释放了囚犯，大多数的理由都是犯人健康有问题。因为所有西方盟国达成一致，要安抚和支持联邦德国，所以到了1956年年底，只有少数纳粹战犯待在德国、英国、法国或美国的监狱里。他们当中有三个主要的德国战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囚禁在柏林英国占领区的施潘道监狱（Spandau prison），受四国监督。这些罪犯中活到最后的是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他的清白与否备受争议，最后在1987年自缢身亡，时年93岁。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派出几百人，同其他人员一起监督这个监狱，这个宽敞的监狱里最后只剩下赫斯一名犯人，他的死亡，也把“二战”四大盟国在德国的合作带进了坟墓。
美国情报机构误以为前纳粹警察深刻了解苏联政治、地形甚至俄罗斯人的精神，就把一些罪恶深重的战犯保护起来，或是允许极右翼的地下组织和梵蒂冈教廷把他们偷渡到阿根廷。
在东欧被抓的纳粹战犯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另外，少量纳粹分子被西方盟国交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就在那里受审，并被处以绞刑。不过，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比起非德国人，很多德国籍战犯确实侥幸逃脱，逍遥法外。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一下，这些凶手并非都是党卫军的人，相反，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和非纳粹的中年警察。他们犯下折磨囚犯、杀害村民和射杀无数犹太人的罪行。
就算有些纳粹分子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只要有价值，美国人也愿意原谅，还有，美国人在战后秘密引进了大约1 000名德国科学家，帮美国开拓火箭产业。这一举动的源头就是德国的V2火箭，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德军用V2火箭轰炸英国。似乎没有人在意，V2火箭项目负责人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很多其他科学家可以说是毫不犹豫地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帮他们建造主体位于地下的佩内明德（Peenemünde）基地和其他火箭基地。仅朵拉－米特堡（Dora-Mittelbau）集中营就有2万名囚犯在工程期间丧命。
这个故事让人备感失望，但细想之下，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前党卫军刽子手不仅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安分守己、兢兢业业的公民，还设法在新生的德国当好信奉民主的良民，而新德国自身也已是民主的典范。
西欧和南欧的政治清算是彻底的，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短短几年后，他们在美国援助下建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福利国家，从前的合作者、旁观者和抵抗者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同共事。东欧则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变革的推手不仅有前抵抗者，还有苏联势力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不是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国内的地下党或在集中营待过，很多人都是流亡苏联后归来，或是从其他地方，比如墨西哥归来的。
苏联军队一抵达东欧，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就开始逮捕非共产主义抵抗者，甚至一些疑似成了“托洛茨基分子”（持不同政见的苏维埃共产党领袖列夫·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共产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难逃一劫。这些苏联“正义”的受害者和纳粹战犯关押在一样的监狱和拘留营。从1949年开始，大批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捕，进了上述监狱和拘留所，下令的是斯大林抑或是他们那些偏执的共产党同志，这样的囚徒没有数千，也有数百。事实上，在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像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地方，身为前抵抗组织的共产党成员，比身为前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还要危险得多。在臭名昭著的斯兰斯基（Slánský）审判中，依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的命令，11名共产党领袖在1952年在布拉格被处以绞刑，其中10人都有犹太血统，但也是这同一个共产党政权，又在几年后正式“恢复了他们的名誉”。
1949年，匈牙利的人民法庭判处拉依克·拉斯洛（László Rajk）死刑并予以处决，拉依克在战时是一名抵抗组织战士，战后成了内政部长，但也是一个极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在作秀审判中，拉依克被控曾经当过特工，为盖世太保、铁托的南斯拉夫以及反间谍情报部队（CIC，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的缩写）和中情局（CIA）效力过，而拉依克也供认不讳。他的一个刑讯帮手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党内同志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卡达尔也没有逃过此劫，他很快被捕，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后来，卡达尔成了匈牙利在位时间很长的共产主义独裁者，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受人民爱戴。
“冷战”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在1947年9月降临，那时，在波兰斯兹拉斯卡－波伦巴（Szklarska Poręba）的一次国际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上，苏联代表团下令要“加强阶级斗争”。这就意味着，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都要结束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要脱离联合执政，把政府留给“资产阶级政党”；在苏联占领的国家，他们要把非共产主义者从政府踢走。因此，法国和意大利是一个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是另一个阵营的，他们采取的措施相似，但方向恰好相反。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前反纳粹抵抗战士现在分属敌对的阵营。[1]
一边是共产主义者及其左翼社会主义同盟，另一边是其他的前抵抗者，横亘于两方之间的，除了德国统一、美国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核武器这样的根本问题外，还有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去殖民化。[2]英、法、比利时和荷兰希望在战后能重建自己的世界帝国，苏联与美国可不这么想，殖民地的人民亦然，在战争时期，殖民地的人民见证了殖民者战败、受辱和囚禁，囚禁殖民者的主要还是日本人。很快，荷兰、英国和法国派遣部队到海外重建往昔帝国的势力，保护当地的欧洲同胞，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地方，欧洲人已经占当地人口的大部分。在这些战争中，共产主义者与很多其他前抵抗组织里的知识分子都支持殖民地的反抗，而非共产主义的前抵抗者与很多政治领袖都赞同至少要与殖民地保留某种关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这一危机变得迫在眉睫，当时，主要由前抵抗者组建的法国政府默许甚至下令劫持阿拉伯人质、放火烧村和拷打囚犯。为了还击，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叛军向黑脚仔（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或欧洲公民）集聚的咖啡馆投掷炸弹。这一类行为开启了抵抗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针对无辜平民蓄意展开恐怖主义活动，就算里面有自己的同族或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也不放过。穆斯林“自由斗士”（一种相对比较新的说法，“二战”时还不普及）逼迫每个人选边站，同时，有欧洲血统的人不得不逃离阿尔及利亚。
角色发生了转变：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在维希政府担任警察总长时期曾驱逐数千名犹太人，1961年担任巴黎警署署长时，警方杀害了大约200名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示威者，尸体扔进了塞纳河。同时，他的最高庇护者，已经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改变了心意，决定把阿尔及利亚交给叛军。随后，阿尔及利亚独立，数十万亲法穆斯林因此被杀害，大约100万黑脚仔逃离阿尔及利亚。怒火中烧的法军军官视戴高乐为叛徒，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曾是反纳粹战士，现在掀起叛乱，对戴高乐倒戈相向。但是，他们试图刺杀将军的几次行动都失败了，叛乱被镇压下去。
重启司法报复
世界大事，尤其是“冷战”，把公众注意力从惩罚战犯上转移开，这样的局面至少持续到1960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在阿根廷抓捕和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并运至以色列。两年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和判刑，并被绞死。艾希曼审判激发了一系列的诉讼，其中就包括在西德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1963—1965）[3]。同样重要的马赛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üls）的电影《悲哀和怜悯》（The Sorrow and the Pity），这部坦诚而颠覆的电影于1972年问世和上映，讲述了迄今为止在一个中型城市里法国人与德国占领者超乎想象的合作。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人的合作与抵抗，以及欧洲国家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应承担的责任，这两个问题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对这两个问题的重新审视才徐徐开始。一些曾经逃脱审判的个人才又站到司法的门口，只是对他们的审判和复审一直拖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对这些人的指控总是归到反人类罪，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只有这条罪行不会因为时间而失去法律效力。
尤其慢半拍的法国也终于加入了这波起诉，四个著名的案件终于浮出水面，被告人是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保罗·图维尔（Paul Touvier）、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和莫里斯·帕庞。在这四个人当中，只有克劳斯·巴比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他供职于党卫军，得了个外号“里昂屠夫”。如果这个安静谦虚的男人的传闻有一半是真的，那他还真是实至名归：他下令把被捕的抵抗战士活活剥皮，至于其他的恐怖行径，就不一一赘述。这个禽兽中的禽兽，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居然加入了英军反间谍机构，之后改投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中情局。这些事情会发生，都是因为英美抱有幻想，认为巴比能为他们提供新敌人共产党和苏联的相关信息。巴比的确杀害过很多涉嫌加入共产党的人，但这并不会让他成长为苏联专家。
巴比还帮助英美互相监视。不过，当法国威胁要揭巴比的底，美国为了避免陷入尴尬境地，就通过纳粹“绳梯行动”（rat line）[4]，让一个克罗地亚的天主教神父将巴比送到胡安·贝隆（Juan Perón）的阿根廷。巴比之后辗转去了玻利维亚，据称他还为谋杀切·格瓦拉（Che Guevara）出了力，但是情报机构周身迷雾重重，这一点也没有得到确认。1983年，换了当家的玻利维亚政府将巴比引渡到法国，他在法国受到审判，被控犯下反人类罪，罪行包括把法国的犹太儿童驱逐到东欧。激进律师雅克·韦尔热斯（Jacques Vergès）为他辩护，韦尔热斯成功地把案件的矛头指向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犯下的罪行。但无论如何，巴比在198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四年后，他死在了法国监狱里，时年78岁。巴比的案件表明，就算“冷战”不是在“二战”时期就开始的，也是紧随战争结束就上演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很容易上纳粹分子的当，任何聪明的纳粹屠夫，只要能让情报机构相信他们掌握了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一些神秘信息，就能玩弄西方国家于股掌之间。不过这一点也许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刑讯专家和刽子手保罗·图维尔的案子一开始几乎是当作普通刑事犯罪来审的，但后来他却成了第一个被诉反人类罪的法国人，时间点是1994年。作为维希政权的法国民兵指挥官，他曾经是克劳斯·巴比的信徒，还得了个“里昂屠夫”的外号。法国解放后，他就躲起来了，在他缺席法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他的案子受审，而他却能躲起来，其实没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因为天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非常公开地庇护这个教会的好儿子。另外，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1971年特赦了图维尔，他还拿回了从被驱逐的犹太人那里搜刮的财产。一个天主教主教把图维尔保护起来，还给他提供庇护所，但他最终在1989年被捕，判处终身监禁，两年后，他死在了监狱里。
法国维希政府时期，有一名亲纳粹的信息部长被暗杀，作为报复，一定数量的法国人遭到处决。在法庭上，图维尔声称自己成功减少了因此被处决的法国人数量。因此，图维尔也声称自己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抵抗运动。
如果说图维尔只是假装帮助受困的抵抗者，那同为合作者的勒内·布斯凯就是真的参与了一定的抵抗运动，至少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是如此。很多人都曾一臣事二主，而布斯凯算是其中的先行者，他曾得到纳粹和纳粹敌人的赏识。布斯凯想在法国政府拾级而上，作为个中翘楚，尽管他出身自社会主义家庭，自己也有社会主义倾向，可是在1940年的停战之后，他要被提拔为地方首长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在社会主义背景这方面，他并非孤身一人：皮埃尔·赖伐尔和激进法西斯作家马歇尔·德亚特（Marcel Déat）过去很长时间都是社会主义者，而德占期最激进的法西斯分子雅克·德里达（Jacques Doriot）还曾经是共产党领袖。1942年，布斯凯成了法国警察总干事，与掌管驻法德国警察的纳粹党卫军指挥官卡尔·奥贝格（Carl Oberg）密切合作。布斯凯个人的罪行包括1942年的“巴黎自行车冬赛场大猎捕”（Rafle du Vel’d’Hiv）和驱逐大约1.3万名犹太人至死亡集中营，其中主要都是妇女和儿童。他在解除对年幼儿童及其父母的驱逐令豁免上举足轻重。所以，海因里希·希姆莱称布斯凯是一个“可贵的合作者”也是不无道理的。
1943年12月，布斯凯辞职，之后甚至宣称自己被德国人流放到巴伐利亚。战后，法国高等法院判处他五年“国家之耻罪”，这主要是一个象征性的惩罚，而念及他在抵抗运动中的功绩，连这个惩罚都很快取消了。后来，法国又把荣誉勋章（Legion of Honor）还给他，那是他在战前因为拯救大量受害者获得的勋章。再后来，他成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亲信，总统自己也曾是身兼合作与抵抗于一身——所以，到了1991年，当他终于被控反人类罪的时候，他并不缺朋友。但是，他的审判结果到底怎样，仍然悬而未决，永远是个谜团，因为他在1993年被痛恨维希罪犯的独狼复仇者枪杀了。布斯凯曾说，如果他没有在高层合作者的圈子里穿梭游走，他就无法成为一个有力的抵抗者，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但他和莫里斯·帕庞类似的那些义举，怎么也无法抵消他作为合作者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塞尔吉·克拉斯菲尔德（Serge Klarsfeld）与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Beate Klarsfeld）这对夫妻档一直对布斯凯及其同类穷追不舍，绝对是正确之举，这对侠侣一个是犹太裔法国人，一个是德国基督徒。事实上，被这对夫妻绳之以法的犹太人刽子手，比整个法国司法和行政系统正法的似乎还要多。
莫里斯·帕庞在前文中已经作为典型的拯救者出场过，但他也是一个典型的无情警察局长，随时都会杀人，无论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1961年，艾希曼受到审判，之后，身为德裔美国人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因为出版《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1963）而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她把艾希曼描述成一个平庸的官僚，他随时可以把数百万人送进毒气室，也随时可以负责给婴儿分发牛奶，这两档子事在他那里并无二致。后来有评论家指出，艾希曼天性残酷，疯狂憎恨犹太人，也就反驳了阿伦特所说的，把任何人放到艾希曼的位置，都会做出同样的事。事实上，帕庞倒是似乎比艾希曼更符合这个平庸的官僚形象，因为他在做事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带任何热情在里面。
与很多才华横溢的法国年轻人一样，帕庞选择了从政走仕途。在法国，从政比任何其他职业更能带给人权势地位。帕庞在右翼大学校（grande école）[5]里读书，毕业后平步青云，政治立场也很快由左转右。1940年，他进入维希政府系统，1944年，又转投抵抗组织领袖成立的新政权，两次转型都顺风顺水。在波尔多担任维希政权的高级警察官员时，他把1 600名犹太人，包括很多孩童，都送往法国集中营，那是可能通往德国死亡集中营的中转站。把犹太人从法国经济界踢走，他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战后的法国政权中，他又当上高级官员，被授予荣誉勋章，主要是嘉奖他曾保护了一名抵抗组织领袖。这名抵抗组织领袖和戴高乐是否知道帕庞在战时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现在还是个未解之谜，其实如果他们想了解真相是很容易的。1961年，帕庞担任巴黎警署署长，这是一个权力无边的职务，他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示威者，几个月后，他又下令杀死了12名共产主义示威者。无人因为这些罪行受到惩罚，法国政府，上至戴高乐，自上而下都一致对这些事撒谎。最终，帕庞退出政府系统，戴高乐还帮他在工业界谋得了一个收入丰厚的职务，当然，这也是由国家出资的。最后，多亏了克拉斯菲尔德，帕庞战时的罪证浮出水面，接下来就是长达14年的司法纠葛，最后，终于迎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1997年，他被判入狱10年，结果3年后，他因为伤残获释。2007年，帕庞去世，时年96岁。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却没有招致“二战”后期典型的清算行为。虽然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很多人被解雇，尤其是学术界人士，但在其他曾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几乎无人丢饭碗。极为专制的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独裁统治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及其妻子埃琳娜（Elena）被处决，不过，总的来说，出了罗马尼亚，其他因为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犯下政治罪而被判入狱的人还不到十几人。1953年到1970年期间，波兰共产党多次大规模枪决平民示威者，就连这样的行为也没招致多一点的审判。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在战争时期瓦解的，这一点不同于纳粹主义，非战争时期，自然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虽然在斯大林时期，共产党犯下最多罪行，但紧随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共产党统治的严苛程度越来越低。与纳粹分子和战争罪犯不同，随着共产主义在1989—1990年瓦解后，犯下罪行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多都已无法出来接受起诉和审判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新进展。当我在2014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名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监狱指挥官因为大约60年前的残酷暴行被罗马尼亚检察官指控犯下种族屠杀罪。不甘落后的匈牙利法庭于2014年5月判处前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比斯库·贝洛（Béla Biszku）五年半有期徒刑，罪行是在1956年的反苏维埃革命中下令枪杀示威者。同时，德国检察官也开始调查纳粹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警卫中幸存下来的30人。嫌犯中最年轻的也已经87岁了，他们的罪名是在一个大约杀害了100万人的集中营担任守卫。证明被告人曾经参与杀戮这一点在起诉中都省了，这起诉讼就是要借助集中营3D虚拟模型，证明被告人在自己的哨位上能看到杀戮行为。（注意，被调查的前警卫里面还有一名女性。）杀戮发生时，大部分被告人都不是德国公民。[6]
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事：经过这么多年的遮掩后，喷着古龙香水的德国检察官要起诉一名88岁的前纳粹党卫军士兵，罪名是1944年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犯下杀戮。初期报告没有指出沃纳·C——依照德国隐私法，他的姓没有公开——被起诉是因为他犯下某项具体的谋杀罪，还是仅仅因为他隶属于迪克曼少校的连队，也就是那支屠村的连队。不过，因为事发时沃纳·C只有18岁，所以比起更年长的战友，人们不免会对他犯下多大罪存有疑虑。的确，“二战”的炮灰都是些年轻人，没有军衔，没有特权，就算被置于险境，也无权抗议，在德军当中尤其如此。这些孩子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也在战争中犯下罪行，是战争的悲剧一页。
今天，仍然有人试图恢复那些历史人物的名誉，比如墨索里尼、赖伐尔、吉斯林、安东内斯库、巴多希（Bárdossy）、萨拉希（Szálasi）、蒂索和克罗地亚领导人安特·帕维里奇，但这些努力都不够有力度，也不受欢迎，不足以推动这些议题。所以定罪的战时国家元首还是罪人。“二战”后的清算在今天的欧洲也不是个重要的政治议题。
艾希曼是否应该被绞死，这一点没人质疑，但以色列的程序是否合法，在当时偶尔还是会让人心存疑问。不过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国家的特工到海外抓捕自己的公民，或是一个国家坚持要求另一个国家逮捕和审判一个没有在当地犯罪的人。另外，我们现在还有运作良好、活跃的国际法庭，这些法庭在有意识地效仿纽伦堡法庭。
纽伦堡法庭和战后清算有什么成果？毋庸置疑，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在国际司法中引入个人责任的概念。无论纳粹的罪行多么罄竹难书，美国都坚持公平审判，这又是一个杰出的成就，只是，事实上，纽伦堡的诉讼并不总是公平的，不过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而各国法庭也的确惩罚了很多罪人，他们也在实质上宣布法西斯和纳粹是非法的，这两种信仰再也没有卷土重来。这些审判还让世人明白，没有人可以拿上级的命令当挡箭牌，或是把主权国家的绝对权利当作狡辩的理由。有积极的一面，自然也有消极的一面。加速种族清洗在过去10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困扰和折磨着东欧，而战后清算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战争在欧洲脸上留下的千疮百孔已经基本消失了，罪人已被原谅，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逆转的，那就是数百万不被主要民族接纳的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匈牙利人遭到处决、驱逐或是被迫逃亡。就这一点而言，在东欧清除最有价值的少数民族过程中，战后清算只能是一个罪恶昭彰的阶段。这段清除少数民族的历史，让这个地区在经济、文化和道德上倒退了好几十年。
历史的一个巨大讽刺就是，虽然东欧为政治清算和种族清洗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德国，几乎没有任何清算行为，还接收了数百万德意志民族的人和其他难民，很快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典范和战后欧洲经济发展的引擎。[7]
[1] 关于斯兹拉斯卡－波伦巴会议，参阅Charles Gati,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8–123。
[2] 珍妮弗·L.弗雷的专题论著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主要讲的就是持不同政见的抵抗者如何规划荷兰帝国的未来。
[3] 参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一些纳粹党卫军接受的那场审判引人瞩目，因为此案的检察官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与大多数的西德检察官不同，其他人都是拖拖拉拉，但鲍尔非常热衷于给被告人定罪。参见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梵蒂冈教廷由主教出面，准备假护照和假证件，利用红十字会做身份掩护，帮助众多纳粹成员经由西班牙和罗马两条路线逃出德国，这称作“绳梯行动”。大部分逃到南美洲如阿根廷、巴拉圭、巴西、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其他目的地还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中东。——译者注
[5] 大学校，或称高等教育学院，是法国对通过入学考试来录取学生的高等院校的总称，不同于法国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的两个阶段共五年的逐年筛选制。相对于法国的大学来说，其职业化更强，更重视实践，以培养各类型技术人才或商业专才而出名。其中好的学院在法国及欧洲的就业市场上有一定认可度，被称为法国特殊的大学校教育。——译者注
[6] 参阅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May 5, and June 19, 2014。
[7] 西德在起诉纳粹大屠杀凶手方面做得不够，这一点令人感到羞耻。关于这个主题，参见杰弗里·赫尔夫（Jeoffrey Herf）的《撕裂的记忆：东西德国纳粹往事》（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267–333）。值得一提的是，西德法庭的主审法官自身大多都曾是纳粹党成员，他们甚至不愿意给那些杀害过成千上万身心残障的德国同胞的德国籍医生和护士定罪。
尾声
说到这本书的标题，有人可能会问，欧洲在乱世的考验中表现如何？遗憾的是，欧洲表现得很糟糕。失败的清单很长，最早还要从“一战”这样等同自杀的疯狂之举说起，之后就是各种土地攫取和局部的种族战争。虽然在威尔逊总统的诱导之下，欧洲加入了民族自决和国际合作，但短短几年之内，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强人统治取代了议会政府。出于民族主义情节，民粹主义者越来越容不下少数民族。而且，当激进民族主义以极端形式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抬头时，欧洲人拒绝携起手来抵御，他们宁愿顺从，也不抵抗。到了1941年暮春，除了波兰、英国和少数无关大局的中立国，欧洲所有国家都加入了纳粹德国的阵营，有的成了德国的正式盟友，有的沦为战败国，处于合作政府的统治之下。就连一贯呼声最高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敌人苏联在1939年9月到1941年春天之间也证明了自己是第三帝国最有价值的朋友。1941年6月，德国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攻打苏联——最终证明等同自杀——也没有撼动欧洲人普遍认为纳粹最终会获胜的想法。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欧洲人才开始疑惑希特勒最终是否会输掉战争。之后，欧洲抵抗运动兴起，试图弥补前几年弥漫的失败主义思潮。不过，除了巴尔干半岛，欧洲其他地方的解放都不是靠本国人民赢来的，而是靠苏联、美国、英国和英联邦军队带来的。只有在东欧和东南欧，抵抗运动能发挥战略性的作用，只是，内战和种族清洗总是与抗德运动相伴，如影随形。
而最糟糕的就是蔓延全欧的同情心和人性危机。大多数欧洲人都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宗派人士和同性恋邻居的命运冷漠视之，不仅如此，还有数百万欧洲人参与了抓捕，或者至少从那些受害人的消失和死亡中牟利。确实也有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拯救被迫害人士尤其是贵族子弟、知识分子、修女、牧师、警察和那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但是，真正能够代表欧洲人的——或者是更能代表欧洲人的——仍然是这些人：随时准备把犹太同胞交给盖世太保的挪威警察，兢兢业业为纳粹占领者准备一份精确“犹太人名单”的荷兰官员，一接到当局电话就毫不迟疑地奔赴铁路站的匈牙利医生和助产士，他们火急火燎自然是为了当局承诺的加班费，更是为了在等待驱逐的犹太妇女身上寻找藏起来的珠宝。还有一些国营铁路公司把犹太人和其他被驱逐的人运送到东欧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他们把这些犯人塞进家畜用小车，却收着游客团的费用。如果真的有欧洲的火车司机为了逃避把人当货物一样运到集中营或死亡集中营而告病假呢，那人们可能会好奇，这样的司机又有多少呢？
战后法国的一切旅游宣传恰好相反，我们应当提醒自己，1944年8月向德国士兵开枪的巴黎警察可能正是1942年7月把犹太妇女儿童赶到巴黎的自行车冬赛馆（Vélodrome d’Hiver）的同一批警察，1942年，他们像赶牲畜一样驱赶犹太人，以便日后运送到奥斯维辛。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其他数百万巴黎人照常过着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对犹太人施舍多一点同情心和善心，也并不会让他们身处险境，要知道，在驱逐犹太人的那一天，没来报到上班的法国警察都没有进监狱或被处决。顺便提一下，我们还知道，所有德国党卫军士兵和警察都可以自由选择不参与大规模射杀沦陷东欧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但是，只有少数人使用了这一特权，有些人后来坦白说，对于自己“不仗义”的行为感到羞耻。[1]事实上，同情心和善心是“二战”中非常缺失的两种品质，这也是人类自食其果的最大悲剧之一。
当然，世事变幻莫测。与20世纪40年代初不同，今日，如果在欧洲说别人是纳粹分子或国家社会主义者，无疑是一种侮辱。也没有人喜欢被别人称作吉斯林或合作者。即使是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也强烈否认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这或许是因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同盟国里上台的主要政党都是从战时抵抗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党或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或基督教社会主义党，以及其他各种更保守但反纳粹的党派，比如法国的戴高乐派。很长一段时间里，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党不见容于社会。不过，很多偏西方的国家，从挪威到希腊，从一开始都把共产党视为反对派，这是事实。而在东欧，苏联扶持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旋即疏远冷落了曾经并肩作战的非共产党抵抗人士，甚至迫害他们，这也是事实。但是，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战时的左翼抵抗大联盟至少还勉力支撑了一阵子。直到1948年，这些大联盟才沦为“冷战”的牺牲品。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成了永远不得翻身的反对派，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非共产党领袖要么加入了执政的共产党，要么进了监狱，要么被流放了。著名的铁幕拉开，把欧洲，尤其是德国，一分为二，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左右，那时，苏联军队离开东欧，分裂才得以终结。在那之后，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差不多走上了稳健的多党民主制道路。
虽然区域纷争不断，1990年代，巴尔干半岛战争带来噩梦，近期，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和鼓吹反欧盟的思潮又席卷欧洲，让人措手不及，但要说一场新的灾难即将降临欧洲，还是杞人忧天的。这是因为，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在1945年百废待兴的时候，欧洲合作的想法得到了数百万人的认可。一些合作者，尤其是西欧的合作者，也是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欧洲，只是他们期望的统治者是纳粹德国，而非英美联盟或苏联领导人。另外，近期的史料显示，战时合作政府的很多技术官员，尤其是维希政府的，都在有意为欧洲经济合作打基础。同时，抵抗者，特别是左翼抵抗人士，更是规划了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有几大支柱——不同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中央计划经济，重要能源资源、企业和银行国有化，一系列人道主义改革——这一切不只是为了特权阶层服务，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生活得好一点。时至今日，虽然令人失望的地方颇多，但这些想法和原则仍然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地方盛行不衰。
一些政治家，比如法国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和让·莫奈（Jean Monnet）、德国的西奥多·修斯（theodor Heuss）和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以及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都曾为通往今天的欧盟之路点亮明灯。他们拒绝浮夸的名字和意识形态，孜孜不倦地为一些重要机制铺路，比如提倡法德经济合作的舒曼计划（Schuman Plan）、欧洲煤钢共同体（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北约（NATO）、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欧洲货币协定（European Monetary Agreement）、申根区协议（Schengen Area Agreement）、通用货币欧元（Euro），虽然名字听起来平庸乏味，但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机制中，有些已经废弃了，有些还在全力运转，还有一些面临巨大挑战。但是，正是得益于这些协议以及类似的机制，今天的欧洲人才能在这片大陆畅行无阻，无须出示护照就可以从爱尔兰前往罗马尼亚，从瑞典前往马耳他岛，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工和定居。合格的欧洲年轻人可以到任意一所欧洲大学读书，还可以拿到丰厚的学习和科研奖学金。总而言之，今天，身为欧盟公民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当然，欧盟的公民必须——至少是应该——去适应其他文化的需要和偏好，也要适应过于热忱的欧洲官僚冷不丁的突发奇想。
只有在“二战”前的欧洲或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眼前的变化。你再也不需要为了申请护照拿着表格排队，在东欧也不再需要附加出境签证，以前没有出境签证，有效护照就形同虚设。现在的欧洲人也无须再申请过境签证，而在过去，哪怕你只在过境地停留一个小时，也要拿到过境签，才能进入目的国。在过去，你要费很大劲才能弄到外币，而且越来越难，没有外币，连机票都买不了！还有让人深恶痛绝的“预签证”，这种签证的有效期到护照签发为止，所以到那时整个程序又得再来一遍！简而言之，在今天的欧洲，旅行和生活，就跟在美国、加拿大或巴西旅行和生活一样。论起这一切的进步，战后美国在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存在居功至伟，但战时抵抗组织的年轻男女也功不可没——或许还要得益于一些合作者的努力——他们曾梦想打造一个崭新、统一和更好的欧洲。
[1] 关于德国警察有权不参与屠杀，参阅Christopher 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延伸阅读
关于欧洲的占领、合作与抵抗的二手资料
综论
Buruma, Ian.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13.
Cattaruzza, Marina, Stefan Dyroff, and Dieter Langewiesche, eds. Territorial Revisionism and the Allies of German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Goals,Expectations, Practic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3.
Foot, M. R. D.Resistance: European Resistance to Nazism. New York: McGrawHill,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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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strup, Jorgen.Europe Ablaze: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1939–45. Odense, Denmark: Odense University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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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john, David.The Patriotic Traitors: The History of Collaboration in German Occupied Europe, 1940–45.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