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周而复始：从暴行到国际公约，再到暴行第二章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第三章 失败与投降第四章 苏联入侵和东欧合作第五章 德国的一众盟友第六章 德国衰落的开始第七章 东欧、南欧和东南欧的抵抗和内战第八章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第九章 战争结束，抵抗运动的显著胜利和第一波报复第十章 清算希特勒的欧洲第十一章 合作、抵抗与报复的漫长余波
尾声
延伸阅读
见识丛书
序
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军事对抗和外交角力最终走向了一个苦乐参半的结局：当然，乐的是，纳粹德国战败，但苦的是，苏维埃政权挺进欧洲大陆。尤其是东欧人，对他们来说，战后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比之前纳粹对欧洲的控制影响更深远，在他们的历史意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对西欧人来说，无论是被德国人占领的，还是与之结盟的，由于纳粹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惨绝人寰，结果西欧人对德国人的姑息纵容、与之共谋的行径都轻易被人淡忘。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对“二战”中的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的，希特勒和那些“坏家伙”败了，一个新的、更加文明的欧洲从往日的瓦砾和灰烬中重生。但是，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与战场上的硝烟和国际政治上的筹谋相伴相生的，是一出又一出意料之外的曲折命运，极具讽刺意味。《审问欧洲》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述欧洲人亲历的“二战”，令作者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脱颖而出，也令本书显得尤为重要。这不是今天大多数欧洲人想要记住的战争，也不是浩瀚的军事和外交史料中所分析的战争。
伊斯特万·迪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赛斯·洛荣誉教授（Seth Low Professor Emeritus）。他撰写了大量研究哈布斯堡王朝末年的作品并屡屡获奖。[1]但是，迪克对“二战”也显示出了持久的兴趣，他把“二战”作为案例来研究欧洲人身上的社会和道德秉性。他与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扬·格罗斯（Jan Gross）合作编写了一本研究战后欧洲报复性司法的著作，极具开创性。他还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评论文章，探讨关于大屠杀、合作和抵抗等话题的最新文献[2]，其中很多评论文章都在他2001年的《文集：希特勒的欧洲》[3]中结集出版。在战争所带来的道德和伦理考验中，欧洲人表现如何？如果是法官来宣判，通常会给被告定个有罪或无罪，但迪克没有以一个法官的口吻给出最后判词。但是，当读者放下书本，会感觉到书中控诉的立场更强一些，而辩护的立场弱化了很多。不过，当今欧洲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替战时欧洲辩护，这也是情理之中的。甚至连德国人都开始标榜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不仅仅是肇事者。
迪克的作品背后有着强烈的道德热情，这可能来自他青年时期在战时匈牙利的经历，他曾经在强制劳动营待过一阵子，也见证了布达佩斯围城战，一直到战争结束。[4]但是，这股热情从未妨碍他对事实的高度尊重，事实主宰了历史的选择。他常常会问读者：假如你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波兰穷苦农民，犹太人乞求你把他们藏起来，你会怎么做？或者，你是一个失业的挪威青年，吉斯林（Quisling）政府鼓励你加入党卫军（Waffen SS），你会怎么做？又或者你是一名抵抗的塞尔维亚战士，一边是德国占领的恐怖，另一边是共产主义游击队的虎视眈眈，你被夹在中间，又该怎么做？假如你是一名政府官员，当时的荷兰在纳粹统治下秩序井然，你会怎么做？你会高效且尽责地为纳粹奉上犹太人的名单吗？名单上的人最终会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地球上抹掉。他甚至让我们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德国占领者的位置上。如果你是一个身处意大利（或法国，或波兰）的纳粹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官员，日日面对袭击和爆炸，让你的士兵死的死、残的残，危害着你的军事行动，你会怎么做？你会下令处决平民或囚犯作为报复吗？如果会，到底处决多少才能浇熄怒火而又不过火？
在迪克对战争的演绎中，个人面临的两难境地也折射出战时高层政治的自私自利。拿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来说，为了从德国在西线的战事中获得潜在利益，并把波兰东部领土（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纳入自己的版图，苏联在条约中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反法西斯这一原则。等到纳粹打败了波兰人，夺取了华沙，苏联才入侵波兰东部。苏联在占领波兰东部期间，杀害了22 000名波兰军官和文职官员，把他们的家人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营地；流放的人数就更庞大了。当波兰官员问起那些军官的下落时，苏联官员起先说他们一定是取道中亚离开波兰了，之后又把这起大屠杀的罪名怪到纳粹头上，直到苏联几近解体的时候，还否认自己与纳粹共谋。当然，这些自私自利的举动，并不足以呈现那份残忍的秘密协议全貌，正是这份协议默许斯大林把波罗的海国家和比萨拉比亚（现大部属于摩尔多瓦）并入苏联。
又或者，我们可以想想战时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宣称忠于和纳粹德国的盟友关系，但同时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机会很多）去攻击和破坏另一方的努力，希望借此夺取在他们心目中本应属于自己的领土。事实上，迪克告诉我们，纳粹的军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从欧洲大陆的一端挺进到另一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潜在的对手不愿意放弃内斗去一致抵抗纳粹的威胁。一言以蔽之，欧洲人宁愿姑息德国人在欧洲为所欲为，也不愿意放弃与邻国之间鸡毛蒜皮的争斗。东欧如此，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如此。法国，按理说是军事强大的国家，应该准备好为国家主权殊死斗争，却竭尽全力去取悦纳粹占领者。维希[5]法国（Vichy France）是傀儡政府中几近完美的典范，在维希政府治下，被占领的巴黎地区轻轻松松地让德国人感到宾至如归。
迪克讲述的是具有启示性的“战时故事”，极具讽刺意味，而故事里各国自私自利、虚伪的面孔，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例如，奥地利人可以算是希特勒最热心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些关键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岗位上任职，服务于纳粹。但是，在1943年10月签署的《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中，同盟国将他们列为纳粹的第一批“受害者”。爱好和平与务实的丹麦人与当地的纳粹官员共同筹划和组织了对丹麦犹太人的海上营救，令他们免受摧残。但是，丹麦人却是纳粹德国的正式盟友，甚至在1941年11月加入过《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
在西欧，德国军官和纳粹官员有时候很克制检点，甚至可以说高贵优雅，超乎我们对占领和战争时期的想象。然而，他们却在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执行野蛮残忍的政策，杀戮，酷刑，放火，在整个地区实施恐怖统治，有时候还招募波兰人、波罗的海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当地人帮他们干脏活，到头来还调转矛头对付这些帮手，毁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与此同时，当地人有时候会利用纳粹暂时的青睐，来推进自己的目标，扳倒其他种族的对手。沦陷区人们的行为难以预料，加上纳粹占领者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今天的我们看战时欧洲人的生活，就像在看一个万花筒，千变万化。没有雷同的情景，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接着我们读到的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在希伯来语中是Shoah），或者说纳粹所称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第三帝国决心消灭所有的欧洲犹太人是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的。在整个事态发展有一些关键的节点，那就是他们一系列痛下杀手的决定，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以及东部战线的暴力升级。总而言之，迪克没有花大篇幅去讲述“种族灭绝之路”，以及纳粹通过大规模处决或死亡集中营来消灭犹太人，这些主题已经被反复研究。他用了一个更广的历史视角，捕捉了犹太人在整个欧洲大陆遭受迫害的场景，令人痛心疾首。这些场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鲜有欧洲人去帮助这些犹太同胞。不过也是，他们能做的少之又少，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非德国籍的欧洲人积极参与，如果不是另外数千万人袖手旁观，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完成得如此高效，如此全面，这也是事实。
当视角从挪威或波兰转到意大利或斯洛伐克，我们看到了迫害犹太人的另一幅画面。迪克讲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丹麦和保加利亚的“拯救犹太人”事迹，也描述了一些个人和集体英雄主义的事迹，包括犹太人零星的抵抗，但整体感觉是压抑的。欧洲人例行公事一般地识别、抓捕、虐待、转移、迫害、看守和处决犹太人，通常他们不需要任何命令就会行动，更别提有德国人的胁迫，他们会怎么做了。有些人是出于贪婪和欲念，有些人是出于反犹情绪和民族主义的愤恨，还有些人仅仅是因为似乎看到机会就摆在眼前。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欧洲和欧洲人没有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罪名全都怪到希特勒和纳粹的头上，是轻而易举的。而对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苦涩中也还有些许安慰，因为在大屠杀近70年后，新的纪念馆在欧洲大陆各处拔地而起，纪念和哀悼曾经生机勃勃、别具一格的欧洲文明的逝去，一去不返。
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和平，也没能缓和战时社会政治变革带来的剧烈震荡，纳粹统治和抵抗行动遗留的阴影挥之不去。战争的惯性是很大的，战时对战后的影响比战前对战争的影响深远得多。在很多国家，例如波兰、拉脱维亚、法国、乌克兰和意大利，纳粹撤退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内战，在一些东欧国家，内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希特勒在战争中释放出反犹太主义大地震，战争结束后，屠杀和迫害犹太人的余震冲击了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地方。而捷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些东欧国家的人似乎从纳粹的种族清洗中吸取了经验，他们残忍驱逐了在当地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德国人。根据同盟国1945年7月和8月在波茨坦（Potsdam）的决定，作为对德国的惩罚，大约1 300万在境外居住的德国人被遣返回国，加上消灭犹太人的行动，永久地改变了东欧的社会和政治格局，文化尤甚。
跟随迪克的视角看完这段历史，尽管很多罪魁祸首在战后都因自己的罪行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但全盘来看，有股不公正感强烈袭来。在重获新生的欧洲，无论是法国、比利时、挪威还是南斯拉夫，自发进行的报复似乎并没有把矛头对准犯下罪行的实际合作者和压迫者。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妇女被剃了头，或是遭到侮辱和虐待，理由往往是她们和德国士兵发生过关系，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有时候这些女人仅仅是为了活下来，或是为了让家人有口饭吃，有片瓦遮头。还有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挪威婴儿，仅仅因为父亲是德国士兵，就被战后的挪威政府拒绝给予公民身份。但是，一些重要的纳粹罪犯却逃到南美，从而逃过了刑事司法，甚至还被招募到苏联、英国或美国的军事机构。“冷战”的开始，意味着无数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成为战后铁幕[6]两边警察和民事部门的座上宾。
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bunal）为审判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开了先河，但是也忽略了战胜国的一些罪行，最突出的就是苏联，至于有意无意，那就心照不宣了。毫无疑问，司法正义是胜利者说了算。很难想象，如果反过来结果会怎样。即便如此，也只有一小撮纳粹犯罪分子受到指控，被处以绞刑，那也是因为这些人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总而言之，迪克在提醒我们，纽伦堡审判和欧洲大陆进行的其他数千场审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正义，但也让欧洲公民陷入一场困境，正如他们在战时处理道德问题时的左右为难一样，在战后，他们一边起诉战争罪犯，一边又要尽力重建战后的社会和政局，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实属不易。历史向来是不完美的，即便如此，“历史”本身也许是众生寻求正义的最佳工具。但是，要发挥历史的这项技艺，就要准备好接受模糊不清和人类行为的不完美。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理解受害者、肇事者和夹在中间的人所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尊重事实原本的样子。就这点而言，伊斯特万·迪克是大师级的工匠。每个研究“二战”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诺曼·M.奈马克
斯坦福大学
[1] István Deák,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István Deák, Essays on Hitler’s Europ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4] 想了解传记资料，参阅Holly Case’s interview with Deák, available online: http://ecommons.library.cornell.edu/handle/1813/34132。
[5] 维希（Vichy）：法国中部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法国傀儡政府首都。——译者注
[6] 铁幕（Iron Curtai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欧美国家间意识形态的无形屏障。——译者注
前言
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源自一个年轻匈牙利记者的死，他叫贝拉·斯托拉（Béla Stollár）。匈牙利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盟友，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匈牙利法西斯“箭十字党”[1]武装分子在一次枪战中将贝拉杀死，那是1944年的平安夜。贝拉是我姐姐的未婚夫。他所属的那个组织主要由逃兵以及从强制劳动的企业里逃出来的犹太人组成，贝拉被杀的那天，还有大概六名成员同他一起死去。由于贝拉从来都不是地下共产党的成员，甚至，他也从未掩饰过对共产主义者的厌恶，后来到了共产党统治时期，只有布达佩斯（Budapest）中心一个逼仄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作为纪念。这条街道就是他遇难的场所，可到了后来，就连这条小街也被新起的政府大楼一分为二。在今天的匈牙利，几乎没什么人记得他的名字，即便这个国家的反纳粹抵抗运动也变得微不足道。只有在耶路撒冷，2003年，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Museum）授予贝拉“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称号，这个荣誉称号是为了表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贝拉·斯托拉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他们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随之而来的，是我姐姐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我们家对失去保护伞的担忧，以及我因为一位“智慧的老友”凭空消失而生出的悲痛，对当时18岁的我来说，年仅27岁的他算得上“老友”了。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明白，在这看似简单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历史问题，那时我才心甘情愿拾起这个主题。事实上，在贝拉·斯托拉的悲剧里，我们发现了战时合作、抵抗和报复的诸多矛盾性。他和同伴到底为什么而牺牲？他们的目标值得这样的牺牲吗？他那个组织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那些仅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但是，斯托拉和朋友们还计划夺取邻近的一个报社大楼，而苏联红军当时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很快就要打到这里。如果这个城市得到解放，他们希望自己创立的是城里第一份自由、民主但绝非共产主义倾向的报纸。可是当时主要军队正在巷战，创立任何东西的概率又有多少呢？这份报纸又能独立运作多久，然后就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或是被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禁止？
还有，难道我们不能说与他们对立的箭十字党党徒也是一样在为理想而奋斗，是为了某项事业甘冒生命危险吗？虽然这个事业并不值得。事实上，箭十字党的人大多是土匪流寇，他们不在前线和苏联红军拼死作战，而是去搜查、抢掠和杀害犹太人。而那些“局外人”呢？比如大楼管理员和他的妻子，他们被指控窝藏抵抗分子，就地枪决。或是毫无干系的一对夫妇，恰好在那个时候来拜访管理员，也被枪决。又比如十几个恰好藏在这栋大楼里的犹太平民，如果没有这个意外，他们或许就不会被发现，也能免遭伤害（苏联红军三周后就会攻下这个地区）。我们怎么看这些局外人？有多少无辜的局外人被抵抗活动卷入了旋涡，构成相当大的“附带伤害”？
和贝拉·斯托拉的一生和牺牲所纠缠的“职责”问题，给了我更多启示。在这起事件中，究竟有谁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又是向谁负责？上帝？国家？政府？正义？人性？斯托拉本是一介平民，在战时被征召入伍，作为一名出色的体育记者和顶级速记员，他在国防部获得了中士的军衔。在那里，他接触到的文件和武器让他能给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假证件，并创建了一个看似合法的抵抗组织，但后来被出卖。按照律法，他是一名叛变者和卖国贼，但是，他实际上是想挽救匈牙利首都的一栋重要公共建筑，使其免遭破坏，如果这个城市的军事防御遭到全面破坏，获益的只会是德国人，而非匈牙利人。
在希特勒口中的“布达佩斯堡垒”里，有近4万名匈牙利战士被围困。他们和斯托拉一样向军队宣誓效忠。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躲了起来，穿上平民的衣服，还有的人因为害怕被处决不敢擅离职守。不过，很多军官和士兵都相信，只要他们还继续战斗，就是在恪尽职守，甭管这场仗是不是打得毫无用处，且注定失败。
当时，匈牙利政府是不是就应该能想到，会有军人和平民起来反抗？1944年12月24日，匈牙利一大半国土已经落入苏维埃之手，亲纳粹政府也已经逃离都城。德国部队自1944年3月起占领匈牙利，而旧时的匈牙利皇家军队此后一直是德国的坚定盟友。与此同时，在苏维埃最高指挥部的帮助下，临时国民议会在一个匈牙利东部城市成立，并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该政府于12月23日请求与苏联达成停火。这一消息通过电台传递到被包围的布达佩斯。坦白说，两个政府都不合法，一个是由纳粹党卫军在10月策动政变后成立的政府，另一个是由苏维埃红军组织成立的政府。之后，在共产主义者的统治下，只有“坚定地与法西斯主义为敌”才能算爱国主义者，到了今天，在信奉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的保守派统治下，公众和法律的天平却倒向了另一边，似乎共产主义才是敌人。
据我所知，后来并没有人因为斯托拉被杀那件事受到调查，更没有人因此被判刑，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生命轨迹与死亡，带给我的只有负面启示。贝拉·斯托拉礼貌谦逊，才华横溢，很有教养，他对我的成长和作品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坦白说，我从未想过要效仿他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
1948年，也就是匈牙利解放三年后，战后的民主联合政府遭到政府内的共产主义者严重破坏。彼时，我成功策划去了法国，我隐隐感觉到，很快就没人能离开了，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巴黎是一个年轻东欧人的梦，那是属于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的城市，是“存在主义”的温床，不过，说来也奇怪，在法国很多人把存在主义解读为无须洁净的意思。我当时住的旅馆房间一个月租金是五美元，想要洁净那是不可能了。事实上，当时我在法国的生活被各种阴影笼罩：政府危机，印度支那战争，看起来险象环生的共产党夺权战，还有关于战时合作和抵抗的记忆，以及战后的“大清洗”。我原本打算在巴黎大学[2]重启对中世纪历史和地理的研究，但在那里，和别人的交谈让我明白过来，在战争时期就已经有人“完成了所有研究”。在战时，的确有很多真正的英雄为人称道和崇敬，但也有些人是自我矛盾的，先是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接着又反抗德国人，后来又与其他法国人对抗，到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去惩罚战争罪犯，他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转移视线，掩饰自己的罪行。而我的难民生活也是这样毫无定数：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中间还被拉去从事非法体力劳动，偶然之中，又得到美国救济组织的意外援助。
在巴黎大学的半工半读还是有收获的，只是，这里的大多数讲座都是些知名的老人家在课堂上大声念笔记，而这些笔记的印刷版，在教室前面随处可以买到。而最有挑战性的还是期末考试，他们对突出的事实性知识和无可挑剔的法语有着近乎无情的执念。那些通过考试的人姓名会被张贴在墙上，他们将拿到文学学士学位，一切皆成定局。无论如何，我心心念念通往法国学术殿堂的大门在我眼前关上了，拿不到工作许可，也拿不到在法国长期居留的许可，身为难民的我陷入泥淖。作为一个非本国出生的人，我也别指望能去公立高中执教，在法国，除了公立高中，其他类型的高中屈指可数。
多亏了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国际协议，我们这些没有护照的难民也可以出国甚至在国外打份临时工，比如到英国采收土豆，只是英国的贫困令人咋舌。当时法国有一份名为《战斗》（Combat）的报纸，在“二战”时期曾顽强抵抗，我在这份报纸从事了一些非法记者工作后，便向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申请了职位，并获得通过，一开始我只是个档案管理员，后来当了编辑。而我也得以在位于慕尼黑的两所大学里上一些课。这里的生活依旧艰难，后来出现转机，我们这些从德国以外招聘来的员工当中，有些人尴尬地享受着美国占领军军官的大量特权。这家由美国出资建立的“冷战”电台组织让我们能向东欧地区播放节目，归根到底，东欧人民在本国听到的只有谎言，别无其他，这家电台对他们必定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份工作却让我在匈牙利的可怜家人处境艰辛，所以，在1956年，我就利用这一机会移民去了第一个愿意接受我为永久居民的国家：美国。
在巴黎的时候，我曾是加里·戴维斯（Garry Davis）的超级粉丝，他在“二战”时担任美国轰炸机飞行员，1948年前后，他宣布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还试图到美国大使馆上交护照。戴维斯邀请其他人注册为“世界公民”，我们两万人都满腔热血地去做，当然，最后只是徒劳。世界绝不是“大同的”。但是，在我到达纽约之后，一个温暖的夜晚，在曼哈顿的一个小超市里，我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在这个超市里，没有人能说出一句像样的英语，但是没人在意，从那时起，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自在。
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凭着在布达佩斯、巴黎和慕尼黑拿到的一堆稍欠火候的文凭，我以历史系研究生的身份被哥伦比亚大学接纳，而学校登记处坚持要求我写明种族（“高加索人”）和宗教，不过后者很快得到“特许”，而写明种族这一条最终也被禁止。后来为了“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种族这一条又被起用。
自此，我拥有了绝对的人身自由，还有了无可争辩的特权地位，我甚至开始正视我身上倍添焦虑的巨大矛盾性：我的“闪米特人”[3]祖先和严格的罗马天主教教养。我想把这矛盾的两面统统都忘掉，却总也做不到，因为，无论是过去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西多会修士（Cistercian）教给我的，还是现在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体会到的，或是通过其他渠道认知到的，都是关于大屠杀（Holocaust）的记忆。大屠杀，过去是个无人知晓的词汇，乏人问津的问题，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球性主题。
在过去60多年里，哥伦比亚大学在很多方面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权力架构还是教学方法。但是，大学却很明确地朝着性别平等和国际化的方向前进，只有一些美国少数族裔没能从中获益。迫于一些温和的压力，我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欧历史转为现代中东欧。当时，全世界都对“苏联集团”（Soviet bloc）内部的事态发展极为感兴趣。从那时起，我的研究重点就在以下几个主题之间切换：魏玛共和国的文化政治、1848—1849年的匈牙利民族革命、统摄多国的帝国之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军队军官团。奥匈帝国军队由来自11国的军人组成，我相信，军官们也来自11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中欧人能在一起安居乐业，兴盛繁荣，就得益于军官团的存在，而且作用超过普遍预期。就连北约（NATO）的将军们也想听我说说这个主题，因为他们想打造一支泛欧洲军队。不过，这支军队还没影儿。
研究维也纳和其他军事档案馆里卷帙浩繁的军官档案，对我来说是一大乐事，里面的信息详细得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还有很私密的部分。我向所有人推荐这类社会历史分析。
我能做到这些，多亏了我的美国新家庭作为后盾，还有一个肯支付我薪水福利的大学，即使遇到经济危机，或者学生抗议，也从未间断过，总是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心意授课。何其幸运！
在序言的最后，我想感谢那些让这本书得以问世的人。首先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50多年前，我以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为主题写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他的精心点拨和指导。冯·奥西茨基是德国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殉道者，193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彼时他被关在纳粹监狱，1938年逝世，去世时还在纳粹的监禁之下。我还要感谢《新共和》的编辑里昂·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和《纽约书评》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过去几十年里，在他俩的邀约下，我写了一百多篇书评，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二战”的书。其间，我与一些评论员在这两份伟大的杂志上“以文会友”，很是激动人心。里昂·维斯提耶本人也是个多产的作家，而罗伯特·西尔弗斯可以说是世上最严苛的编辑，他不仅熟谙新书的各种主题，还会和评论员切磋，连一个逗号都不放过，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世界历史中的关键问题，也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还要感谢两位杰出的当代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和扬·T.格罗斯（Jan T. Gross），他们非常好心地让我参与准备了很多以“二战”后的欧洲为主题的会议，部分会议是由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其已故所长克日什托夫·密切尔斯基（Krzysztof Michalski）赞助的。我还与托尼以及扬合作编写了一套关于战后欧洲报复性政治的文集，面世后很成功。
我还要特别感谢巴林特·毛焦尔（Bálint Magyar），他把自己1971年在布达佩斯大学读书期间写的一篇珍贵论文给了我一份，供我使用，这篇论文是关于匈牙利自由运动（Hungarian Freedom Movement）的，而贝拉·斯托拉的“克罗提德街组织”（Klotild Street Group）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1996—1998年期间，巴林特·毛焦尔担任匈牙利的教育部长。
还有很多人帮我集思广益，让我能有条不紊地写下这些思路，我按照字母顺序罗列出其中一些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读了我的手稿，给我指正，还有些人在我写某些章节的时候再次给了我灵感和启示。他们是：塔里克·阿玛尔（Tarik Amar）、盖尔盖伊·拜伊克斯（Gergely Baics）、乔鲍·贝克斯（Csaba Békés）、沃克·博格翰（Volker Berghahn）、皮特·布莱克（Peter Black）、萨莉·卡尔（Sally Carr）、霍利·A.凯斯（Holly A. Case）、迈克尔·查德（Michael Chad）、马泰亚·费杰特（Mateja Fajt）、詹妮弗·福雷（Jennifer Foray）、蒂博尔·弗兰克（Tibor Frank）、本·弗罗默（Ben Frommer）、查尔斯·加蒂（Charles Gati）、埃米莉·格瑞保（Emily Greble）、保罗·哈尼林克（Paul Hanebrink）、皮耶特·贾德森（Pieter Judson）、拉斯洛·卡赛（László Karsai）、安德鲁·考恩布鲁斯（Andrew Kornbluth）、凯瑟琳·雷柏（Katherine Lebow）、安·马约尔（Ann Major）、桑福德·马尔特（Sanford Malter）、马克·马绍尔（Mark Mazower）、丹·麦克米伦（Dan McMillan）、朱迪思·米勒（Judith Molnár）、伊娃·D.佩克（Éva D. Peck）、汤姆·佩克（Tom Peck）、阿提拉·波克（Attila Pók）、伊万·桑德斯（Ivan Sanders）、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András Simonovits）、米蒂亚·维利科尼亚（Mitja Velikonja）和南希·温菲尔德（Nancy Wingfield）。
一开始，我对如何撰写教科书也是一头雾水，所以非常感谢普丽西拉·麦克吉亨（Priscilla McGeehon）领我走进这扇大门，我还要特别感谢美好的凯利·费林吉姆（Kelli Fillingim）和她的同事维多利亚·亨森（Victoria Henson）、桑德拉·贝里斯（Sandra Beris）和安妮特·温达（Annette Wenda）。
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的德尔斯·杰里·格利克里奇（Drs. Jerry Gliklich）和布雷特·塔贝克（Bret Taback），是他们的妙手仁心，让作者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的体魄来写作。
我亲爱的妻子格洛丽亚·迪克（Gloria Deák）一边写自己的书，一边还倾力助我。
如果这个国家因此多一些人真的对此类话题产生兴趣，譬如外国占领下的生活、一个公民对占领者与同胞的责任以及战时受迫害的人如何因为别人的一点同情而得到帮助，那我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
伊斯特万·迪克
2014年于纽约
[1] 箭十字党（Arrow Cross）：匈牙利的极右组织。1936年匈牙利成立法西斯“箭十字党”，该党仿效德国法西斯制度，鼓吹匈牙利民族优越论，实行种族歧视，特别是排斥犹太人。1944年10月15日，在德国支持下，该党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恐怖统治，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小帮凶。1945年4月，匈牙利解放后，该党被取缔。——译者注
[2] 巴黎大学（Sorbonne）：欧洲最古老大学之一，坐落在法国首都巴黎，前身是建于1257年的索邦神学院，1261年正式使用“巴黎大学”一词。——译者注
[3] 闪米特人（Semitic）：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生活在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闪米特人属于白种人（欧罗巴人种）。——译者注
导论
20世纪初期和中叶落入希特勒统治下的国家经历过武装冲突、外国占领、空袭、迫害和集中营，还有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残酷内战和种族战争。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从挪威位于北极圈内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从法国加来港（Calais）延伸到高加索山脉（Caucasus）的最高峰，要概括起来是件难事。如果以此为边界，圈起来的土地上所到之处都有大量士兵和警察，数量之众，足以统治这片土地，但还不足以控制每一个城镇、村庄和每一片森林。德国人的存在已经无可避免，因此出于种种原因，国家政府、地方机构、本地居民、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以及许多个人，都在极力容忍德国人踏足自己的祖国，统治着他们，有的还积极与之合作，有的则会起来反抗。例如，法国的一些大实业家基本上都在竭力为德国的战争行动服务，并从中牟利，但是数百万的法国年轻人却很痛恨并抵制被带到德国去强制劳动。其他人，比如法国的作家、诗人、演员、艺术家和记者就分成两派了。究竟是被动顺从，主动合作，还是奋起抵抗，主要还得看他们做选择的时机和地点了。后来局势出现最重大的转折，与其说是因为本土的进展，不如说是因为1942—1943年冬天苏联在伏尔加河(Volga River)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胜了德国第六集团军（German Sixth Army）。遥远的战事，让数百万欧洲人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顺从或合作，转而强力反抗纳粹，而且越来越坚定。[1]
在整个欧洲，只有两大族群没能在顺从、合作或抵抗中进行选择。其一是波兰人，德国占领者除了需要他们打理政府和警察事务，尤其是抓捕在逃的犹太人之外，没给他们任何机会进行政治或军事上的合作。另一个群体，不用说，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已经对他们集体宣判死刑了。不过，纳粹眼里的第三大敌人——俄罗斯人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虽然数百万俄罗斯人被杀，其中有战俘，还有的仅仅是无辜的平民，但还有成千上万俄罗斯人获准在德国武装部队工作，他们也愿意这么做。
欧洲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被动顺从的，但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画风可就不同了，他们试图利用德国人的存在为个人或组织的未来保驾护航。他们还借此机会来清除本国的敌人，无论是武装组织，还是犹太人这样走投无路的受害者，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本书想呈现的是，尽管德国的征战是欧洲政治和社会巨变的根本诱因，但战争与德国的踏足，并不是那些年里席卷欧洲的社会动荡与革命的唯一原因。
同样，如果从“二战”中只看到了德国士兵征服欧洲，认为他们后来被同盟国赶走之后，欧洲人的生活差不多又恢复正常，那就错了。也许对于少数幸运的西欧和北欧国家来说，情况的确如此，但在别的地方，并非只有德国在攻城略地。那些年里，苏联攫取了欧洲大片土地，还有德国的盟友也是，包括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因此，很多国家，至少东欧的那些国家是屡次被占领，不是两次，而是三番五次。这些地方的人民不得不一次次在顺从、抵抗和合作中做出选择。就拿今天的乌克兰城市利沃夫（Lvív，过去曾用过的名字有伦贝格［Lemberg］、里沃夫［Lvov］和罗乌［Lwow］，主要看这座城市掌控在谁的手中）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前，这里的人说自己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陛下的忠实臣民，是很有好处的；同理，1918—1930年，要说自己是波兰爱国主义者。但是到了1939—1941年，生存的本能指引着他们把热忱和忠诚奉献给了苏联和约瑟夫·斯大林。然而1941—1944年，得罪德国纳粹又变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了。1944年之后，利沃夫人再次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利沃夫现在属于乌克兰，但是“二战”结束时，很多当地居民都已惨遭杀害或是被驱逐出城。事实上，到了1945年左右，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几乎都走光了，填补空白的是乌克兰人和从苏联偏远地区来的移民。）
在瓜分土地的同时，这里上演着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2]，但不限于此。这个“最终解决方案”试图让一个大约900万人的族群从地球上消失。事实上，到了战争尾声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欧洲存活下来，换句话说，接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杀害，这背后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原因，一个是德国人及一众欧洲帮手们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冷酷决心，另一个就是同盟国的胜利和一些欧洲人的人道主义冲动。所以，我们会仔细探究德国的盟友政府以及其他民族、群体和个人在“犹太问题”上与德国纳粹合作和反抗的各种形式。在那个时期，决定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复杂游戏背后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支持或反对纳粹（National Socialist）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点，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除此之外，在整个战争中还有一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比如芬兰和保加利亚，希特勒的命令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力，还有更广大的一片土地，比如德国占领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区，这里的武装游击队一次又一次地把德国部队赶出去。
虽然“顺从”或“被动顺从”这样的字眼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这个词也足以形容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至于这个词的定义，这里却无须赘言了。很显然，有些人想在外国占领下过活，想在战争中毫发无伤地活下来，想保持政治中立。他们从内心里抗拒合作和抵抗，因为这是可能带来危险的举动。对很多欧洲人来说（即使不是大多数），合作者都是一群极端狂热分子，一心想让你的儿子加入纳粹党卫军（Waffen SS，纳粹组织的作战部队），到俄罗斯前线作战，或是去德国工厂劳动，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热分子，可能是一些衣衫褴褛、让人倒胃口的外国人，做些破坏列车运行的事，想拉你的儿子去森林作战，到时候，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说不定还会被德国人或敌对的游击队杀死。
顺从的本质和特征变化多端，界限也无定数。如果你在一个为德国生产枪械的工厂努力工作，该如何评判？如果你干得很糟糕，又该如何评判？是否前者就算合作者，而后者就算抵抗者，中庸的那些人就算顺从者了？而你的工程师同伴和你的工作可能对德国的战备物资生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又该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