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周而复始：从暴行到国际公约，再到暴行第二章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第三章 失败与投降第四章 苏联入侵和东欧合作第五章 德国的一众盟友第六章 德国衰落的开始第七章 东欧、南欧和东南欧的抵抗和内战第八章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第九章 战争结束，抵抗运动的显著胜利和第一波报复第十章 清算希特勒的欧洲第十一章 合作、抵抗与报复的漫长余波.2
还有一些人，在德国占领时期继续从事他们在和平时期的无害职业，比如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或是蜚声世界的法国歌手、演员莫里斯·切瓦力亚（Maurice Chevalier），又该如何评判？除了在巴黎的舞台上表演，切瓦力亚还常常在德国士兵面前表演，或是前往位于德国的法国战俘营，与德国记者交谈，为可怜的战俘歌唱。这等于是给德国做了绝妙的宣传造势，结果纳粹和法国抵抗者都把切瓦力亚看作合作者，只不过前者指的是与自己合作，后者指的是与敌人合作。战后，他被指控叛国罪并受到审判，结果宣判无罪，即便如此，美国和英国仍然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
还有，表现顺从也因地而异。比如英吉利海峡群岛，1940 —1945年被德国人占领，士兵手脚干净，无可指摘，在这里顺从占领者比较容易。而俄罗斯被占领的地区，顺从起来就比较难，德国人及其盟友常常烧毁村庄，赶走或杀死所有的牲畜，还对人进行扫射。在占领者很少或压根没有占领者的地方，适应德国占领也相对容易。只不过，在希特勒的欧洲，究竟有多少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遇到过一个德国士兵或警察，这种数据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版本。
虽然很多局外人竭力保持中立，但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无法逃脱命运这回事。有些人被德国人扣押并杀害，有些人在游击队袭击德国士兵的混乱中被无辜波及而丧命，还有些人被当地的狂热分子逼迫选边站，还有些人因为没有影响力或关系，两边都受排挤，得不到救济，就活活饿死了。
“二战”时的欧洲，没人能全身而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对安乐的丹麦生存比在波兰要容易得多，德国人用温和的手腕对待丹麦居民，而在波兰，不夸张地说，没有谁逃得过占领者的雷霆手段。更有甚者，占领波兰的德国人和苏联人都热衷于一边消灭知识分子，一边残酷压榨其他阶层。
本书将要呈现的就是战时五花八门的合作和抵抗形态。拿合作来说，简单点的，比如给一名口渴的德国士兵递上一杯水，升级版的，比如支持盖世太保（Gestapo）——德国秘密警察中最可怕的一支部队——手段各异，谴责、追捕、折磨和杀害可疑和真正的抵抗者，合作形态不一而足。而抵抗的形态也是花样上演，包括佩戴爱国主义徽章并藏在翻领下面，以及参加游击队去殊死搏斗，这也是成千上万南斯拉夫人、波兰人和苏联人的真实写照。但还有很多问题至今无解。比如我们该如何评判黑市？黑市虽然削弱了德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但同时也夺走了穷苦人家的生活物资。面包师要求加薪的一场罢工算不算抵抗行为？说起来，这种罢工对同胞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德国人，因为市面上仅有的面包都归了德国人。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以上所述不过是一团乱麻的线头而已。穿着蓝色制服的波兰警察算合作者还是抵抗者？工作日，他们追捕藏匿的犹太人，交给德国警察，但到了周末，他们就和反纳粹的同伴见面，商议着要去炸掉一列德国军用火车。匈牙利的矿工又该如何评判？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属于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1940年10月发起针对犹太人矿主的大罢工，要求加薪。他们这一举动间接妨碍了匈牙利重工业工厂为德国人生产武器，而工厂老板是犹太人。罢工是由匈牙利纳粹头子主导的，但最终应德国政府要求，被匈牙利军队粉碎。
可以肯定的是，时机很关键，前线战局的变化让合作者转为抵抗者，不过也有很多人其实是身兼两职。毕竟，如果你想在诺曼底登陆（Normandy invasion）的时候对德国交通运输系统造成大型破坏，你得是一个深得德国人信任的法国铁路高层员工。
以上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真正的反纳粹斗士，漫长的战争中，还是有人自始至终都以命相搏，为自由、民主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而战。也有人在效忠希特勒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到了战争末期，1945年4月，纳粹党卫军中成千上万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法国的年轻志愿军为了守住柏林的总理府地堡入口而殒命。
至此，有一点应该已经明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恰当定义“合作”与“抵抗”，还有，某些特定群体和个人应该划归到哪个范畴下。还有一点，西欧和南欧这片土地，与东欧和东南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尽管德国纳粹党卫军在法国和意大利犯下残酷暴行，但基本都是在反纳粹斗士的挑衅之下发生的。总的来说，比起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滔天罪行，德国在西欧的战争罪行相对克制。在波兰、巴尔干国家、苏联沦陷地区、希腊和南斯拉夫，大量游击队的挑衅激起了德国人的愤怒。在这些国家，纳粹党卫军和德国军队，也称国防军（Wehrmacht），杀人有时是为了找乐子，或是改变当地的种族结构。欧洲大陆似乎上演着两种战争：西边是一场传统的战争，而东边，是大规模的德国殖民和针对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德国人眼中劣等民族的种族“十字军东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西边的战争始于1939年，止于1945年，而东边的战争虽然开始得晚一些，1945年之后却仍在延续，主要是反对苏联征服者的武装斗争和东欧人内部的血腥冲突。比如，在波兰，最后的反共产主义武装抵抗分子死于1963年。更显著的是，“二战”在东边留下的最持久的负面影响是种族清洗，而在西欧，除了德国人在本地人不同程度的帮助下实施的犹太人大屠杀外，没有发生什么种族清洗。
在“二战”中，有些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德国军队和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其他代理人手中，而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讨在这些国家的合作、抵抗和报复问题。这些国家就包括捷克（当时叫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现在叫捷克共和国）、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巴尔干国家和苏联部分沦陷地区。[3]但“二战”时的欧洲不止有纳粹德国和德军占领的国家，还有一大帮政治独立的德国盟友：芬兰（严格来说，只能算参战友国，不算盟友）、意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元首、部长、外交、军队、警察和行政管理部门。（一些沦陷的国家迫切希望被希特勒接纳，成为其盟友，但不过是白费力气，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傀儡政府。）
在那些与德国联合或结盟的国家里，个人在反纳粹群体里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不过他们纠结的并不是应不应该服从德国人，而是应不应该服从自己的政府，德国人毕竟山高皇帝远。确实，这些政府表面上与德国达成口头的结盟，但他们对纳粹的忠诚值得怀疑。事实上，无论今天大量的史书和电视节目怎么描述，这些盟国政府里没有一个是希特勒的傀儡。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意愿。希特勒的盟友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追随德国的领导，或者追随到什么程度。当他们拒绝德国人的要求时，德国人往往也无能为力。
这就意味着，在这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里，个人或组织如果遵从政府的指令，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或推动或损害德国的事业，关键还是要看地点、时间和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了。难怪在战后审判中，这些国家被罢免的领导人受到的指控通常不是通敌罪，而是叛国罪。
在战时欧洲还有第三类国家，也就是少数中立国，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也因时间、地点和各自政府的利益而不同。讽刺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体系与意大利和德国的颇为相似，但这两个国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采取高度谨慎的政策。另一边，民主的瑞士和瑞典与纳粹势力地缘相接，这两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支持德国的军工业，至少在战争头几年是如此。不仅如此，与德国合作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
这些事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二战”期间合作与抵抗的浪潮都是前所未有的，给德国占领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毁灭，但至少也让其中一些国家实现了部分的自我解放。“二战”期间，自愿参与到冲突中的民众数量节节攀升，这是因为“二战”不同于“一战”，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撞，两边阵营都有信念无比坚定的政治斗士。结果，当战争结束，要开始清算的时候，一波前所未有的肃清行动席卷欧洲，数百万人成为报复的对象，还有数百万人成了报复的牵头人和执行者。据我估计，“二战”之后，每20个成年男子中就有1个因叛国罪、战争罪或通敌罪而受到刑事法庭的调查，实际上刑事法庭并不常常进行审讯和判决。有意思的是，这里面不少人因为战时的行为受到谴责，却也因为英雄主义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甚至有时还被授勋。比如法国的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战时忠诚地与德国合作，残忍迫害犹太人，令人发指，战后被判五年的“国家之耻罪”（dégradation nationale）。但是，他很快又被同一个法庭宣告无罪，理由是他“持续参与到反对占领者的抵抗运动”[4]。“二战”后的法国政府还原谅了与德国纳粹合作的警察局长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并一路擢升他到最高行政级别，但是，1998年，一个法国法庭判处帕庞长期徒刑，理由是他在德占期间犯下了战争罪行。[5]
再来说说匈牙利王国摄政（国王之位空缺）、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二战”期间，对于德国在匈牙利的影响力，他有时助纣为虐，有时从中阻拦，至于倒向哪边，就要看他如何判断战争形势和可能的结果，以及他那些亲近的幕僚中谁在他跟前说得上话。同样，对于本国的犹太人，霍尔蒂迫害过，也保护过，至于采取何种态度，就要看当时军事行动的风向和他治下那些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融入程度了。最终，他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监禁，而是在斯大林的敦促下流亡葡萄牙。[6]
战后有多少国家元首、总理、内阁成员、军事高层、知识分子甚至诗人和演员在法庭受审，又有多少人被判以绞刑，说出来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实际上，一系列的肃清行动早已在战时就开始了。当时，在一些德占国家，在德国许可下成立的新政府指控本国的官员和政客罔顾德国威胁，没有采取防御措施。报复行动延续到战后，而在西方盟国或苏联的庇护下，规模更是上了一个台阶。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南斯拉夫，他们誓要根除战前的旧制度残余，旧制度下的通敌者和抵抗者都被视为腐败和失职的。他们希望，审判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更有社会良知的政府，多点诚信，少点腐败。
即使在战争肆虐的时候，通敌者和抵抗者都在玩味统一的欧洲这个概念，至于由谁来领导，纳粹德国也好，美英也罢，就另当别论了。总的来说，这一概念只是没有传到苏联人和共产党的耳朵里，他们觉得美国人会利用统一的欧洲来对付自己。如此说来，“二战”后的很多高见和问题其实在战时就已浮现，并有人在着手处理。讽刺的是，战争时期政治斗士设想的新欧洲最终得以创建，其背后的功臣与其说是战时的合作者和抵抗者，不如说是更为现实的政治家，前者很多在战时和战后已经被杀，而且通常都被认定为乌托邦式空想家，而后者在战时往往避免做出政治承诺。
在整本书中，我们会一再地直接和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人希望在战后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我们会发现，他们就很多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比如未来欧洲在世界的角色，欧洲大陆可能的统一，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属性等等。不过，有一点，数百万欧洲人都毫无异议，只是东欧人比西欧人更坚定而已，那就是一定要剔除各国的异己分子，包括外国占领者、移民、难民或本国的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尽管他们不认同纳粹的手段，但还是有大量欧洲人都认同纳粹清除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就连西欧也未能免俗。简而言之，如果说有那么一个重要的欧洲计划存在，这个计划就是种族清洗。
不得不说，相对于西欧、北欧和南欧，东欧和东南欧更为迫切地想要实施种族清洗。原因很简单，西欧和北欧在早先几个世纪就已经通过义务教育、强制服兵役基本完成了种族清洗，必要时还会强力执行，而东部的种族净化一直到1918年多民族帝国灭亡之际方才开始。不过，在两次战争之间以及“二战”期间，仇外情绪在欧洲旧大陆蔚然成风。
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无论在哪里，个人都要面临效忠谁的艰难选择，只是具体的困境也因国别有着天壤之别。在丹麦，每一个政府机构，上至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下至地方警察分局，都在德国侵略中幸存下来，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是继续效忠傀儡政府，还是应该参加一些抵抗运动，到底哪种选择符合祖国的利益，并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福利。在意大利，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国王和他的新政府在意大利南部转投同盟国阵营，德军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墨索里尼就此成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共和国。
当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分崩离析，意大利人不得不问自己，该向谁宣誓效忠：是逃到南部的国王，还是新的法西斯政府，抑或是四分五裂的反德游击队战士？游击队里分为不同阵营，包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派和保守派。同时，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的德国部队一遇到意大利士兵就立即监禁或处决，没有半点迟疑，而在南部，美、英、法、波兰和其他同盟国军队正奋力将意大利从德国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对意大利城市和地标一顿狂轰滥炸。与丹麦人不同，“二战”期间的意大利人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社会和国家危机。
对于合作、顺从、抵抗和报复这四个相关主题，学界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研究。关于合作与抵抗的研究是有一些，从这四个主题中挑一个出来就特定国家展开研究的出版物也很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以法国、丹麦、挪威和低地国家为对象的作品。另外还有少量有用的文集。
但有些国家的合作却鲜少出现在学界的作品当中，而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类地方的合作为主题的作品压根儿不存在。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填补史料的空白，同时帮助大家认识到，“二战”时哪些行为是合作、抵抗和报复。当然，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事件不仅对欧洲、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本书如果涉及几十个国家，又试图从社会和个人层面去分析这些国家内纷繁的特定事态发展，那就不要指望这本书能包罗万象。我们没有全盘的统计数据，比如，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内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真实数量，更别提整个欧洲的数量了。我们也不确定有多少欧洲人在战后因为通敌罪或战争罪受到惩罚。即使我们有某个国家的准确数据，比如挪威，我们也没有苏联的任何可靠数据，所以结果也是此消彼长。但是，如果没有整个欧洲大陆的数据，所有的陈述不过还是老调重弹，一盘散沙。本书会举出一些例子，以期能够在读者脑海中呈现出一个全貌。
引言之后，本书会先简单回顾一下军事占领的历史以及占领期的暴行，这些暴行往往都是因为互不信任和对士兵平民的恐惧造成的。我们也会看看国际上如何尝试去控制敌军士兵在占领国的行为。接下来，本书会分析为什么在1939年，也就是“一战”爆发后第25年，世界会再次面临一场广泛的军事冲突。第二章的主题是德国早期的征服。1938年德军占领奥地利，在那里受到兄弟般的欢迎，似乎是他们将奥地利人从无政府状态中解救了出来。1939年春天，德国占领捷克，这被视为一场国家悲剧，但捷克人应该加以妥善利用，从而绝处逢生。到了1939年9月1日，波兰苦苦抵抗德国入侵，吹响了欧洲战争的号角。
第三章将呈现一个全貌，阐述西欧和北欧如何在德军猛攻下沦陷，以及这两个区域内很多国家一开始如何尝试与德军共存，甚至从中渔利。第四章会阐明德军在1941年6月对盟友苏联的袭击，这一点出人意料，至今令人费解，同时改变了所有的计划和预判。右翼的欧洲人一直痛恨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虽然他们对德国的事业心向往之，但希特勒与斯大林在1939年8月签订的协议却令他们止步，现在德国袭击了苏联，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向元首[7]投诚，全心全意服务。而极左翼人士过去不得不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冲突”中保持中立，也就是说不介入纳粹德国和英法联盟之间的战争，现在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中。这场战争瞬间演变成深刻的意识形态对立。
而对于东欧人来说，苏德战争几乎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在两个威胁重重的巨头的冲突中该如何自处。这些小国之间通常也是相互看不顺眼，彼此为敌，那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处境中，究竟谁是更大的敌人？第五章试图说明在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德国入侵苏联的行动代号）之后，德国众多盟友发现自己处境尤为艰难。
德军的第一次战败，时间是1941—1942年冬天，地点是莫斯科附近，鼓舞了那时还不显眼的抵抗运动，抵抗组织开始积聚力量、树立自信。这就是第六章和第七章的主题。在此，我们还是必须把西欧和北欧这一片土地与东欧和东南欧区分开来，因为从挪威到法国和意大利，反纳粹斗争和战后改革是抵抗者的坚定目标，而东欧和东南欧抵抗者的任务和目标就复杂多了。巴黎的抵抗者希望能恢复国家独立，惩罚叛徒，带来一个更美好公平的战后社会。而乌克兰利沃夫的反纳粹斗士首先还要决定主要敌人是谁：德国占领者、苏联军队，抑或是比邻而居的犹太人或波兰人？但是，无论哪里的抵抗者，他们的生命都处在危险中，他们都要经历残酷的磨难。事实上，抵抗运动的英雄浪漫主义原来不过是好莱坞的题材，而非现实。第八章将会列举三个具体事例，说明占领者在抵抗运动的驱使下实施了哪些盲目的暴行。抵抗的主要受害者既不是占领者，也不是抵抗者，而是平民百姓。本书最后一章将会给出战后报复的具体事例，并尽力概括欧洲在解放中和解放后所经历的空前绝后的清算。战后清算的影响是双重的，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至今都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二战”前的两个世纪里，国际社会就试图让战争更人性化，以防士兵抢劫和杀害被俘敌军，避免军事指挥官纵容手下大肆屠杀无辜平民。这样的努力当然不一定总能成功，战争期间的暴行还是会上演，比如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南非布尔战争[8]、殖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只有在1939—1945年，战争暴行、大屠杀和大规模驱逐在意识形态上找到了正当理由，还被视为普遍需要的。合作者与抵抗者的冲突本身就鼓动着他们回归到古老原始的野蛮习性，令人扼腕。但是，在战后，国际组织也试图执行更为强力有效的人道主义规则，有时候也能成功。尽管这些国际公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中被普遍忽视，但这种糟糕的情况终究还是特例。“二战”后，欧洲人基本上都会寻求国际组织来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酷刑和杀戮。所以，也可以说“二战”带来的不只是绝望，还有一大波希望。
[1] 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纳粹还发挥惊人的想象力，联想到其他的严重威胁，比如重度残疾的“雅利安”德国人，纳粹认为他们的身体状况会威胁到整个人种的身心健康，还有罗姆人/辛提任（俗称吉普赛人），纳粹认为他们破坏了法律和秩序。但是，这些群体都没有被纳粹集体宣判死刑，也没能发起抵抗运动。纳粹还强烈反对同性恋，认为他们威胁到雅利安人的生育能力，还强烈反对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的成员，因为他们不愿意为国效力。这两个群体都受到了迫害，但与犹太人不同，他们只要公开谴责这两个群体的行为或信仰，还是能逃过监禁或死刑的。
[2] 通篇下来，我们会交替使用Final Solution, Holocaust和Shoah（都是大屠杀的意思）来指代战时欧洲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三个词汇都不尽如人意，因为Final Solution（最终处决）听起来好像我们采纳纳粹的想法，认为“犹太问题”需要解决。Holocaust（大屠杀）是希腊语，意思是“整只焚烧的燔祭品”，这并不能概括犹太受害人所经历的一切。Shoah（大屠杀）是现代希伯来语，意思是“大灾难”，这就把大规模屠杀说成了一个悲剧性事故。另外，在西方的书籍和媒体中，Shoah也不常见。
[3] 奥地利在战后宣称自己是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但事实上，奥地利和纳粹德国在1938年就联合起来，双方皆大欢喜，随后，奥地利人在德国军队、警察和占领区主管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4] 关于勒内·布斯凯，参阅Lucy Golsan and Richard J. Golsan, eds., Memory, the Holocaust, and French Justice: The Bousquet and Touvier Affairs (Lebanon,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6)。
[5] 关于莫里斯·帕庞，参阅Richard J. Golsan, ed., The Papon Affair: Memory and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6] 关于霍尔蒂·米克洛什，参阅Thomas Sakmyster, Hungary’s Admiral on Horseback: Miklós Horthy, 1918—1944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元首（Führer）：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8] 布尔战争（Boer War）：指英国人和南非布尔人之间的两次战争，第一次发生在1880 —1881年，布尔人希望通过战争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当时为了抵抗祖鲁人而放弃的独立；第二次发生在1899 —1902年，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省对英国宣战。——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