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入侵和东欧合作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攻打苏联，与他们协同作战的有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常规军以及来自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志愿军。这次战役被冠上了一个名号——对“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差不多所有人，无论是敌是友，都预测这将是希特勒又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胜利。
德国行动代号“巴巴罗萨”，最初的阵容包括300万人以上的部队，5 000辆坦克，超过1万门大炮和3 000架飞机[1]。
斯大林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来自四面八方的明确警告，一直是现代世界史上的一大谜团。几周之内，德军及其盟友俘虏了400万红军士兵，攻下了大约有7 500万居民的领土，而他们面对的敌人，至少在理论上，拥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士兵、坦克、枪支和飞机，而且数量优势非常明显。
巴巴罗萨行动，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一场战役，从而成为无数书籍和纪录片的主题。本书关注这场战役，主要是因为它开启了合作与抵抗的新篇章，其规模之大，西欧和北欧的国家无一能望其项背。巴巴罗萨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和伤亡是超乎想象的，但这里不会系统讨论。正如我们所见，在英吉利海峡群岛，彼此恰当的配合让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生活不只是过得去而已。在巴尔干半岛和德占苏联土地上，试图顺从外国占领者不是什么可行的办法：生存概率最小的恰好就是那些想要勉强过活的人。
德军穿过苏联边界，对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和他们眼中的一切次等人痛下杀手，有些是因为接获清晰的命令，但更多的是出于单个士兵的坚定决心。在战斗中，德军及其盟友有组织地杀死了至少300万苏联战俘，手段包括饿死、枪毙和毒气。而苏联一方，斯大林宣布撤退和投降都是死罪。由于苏联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2]，德军完全有理由肆意虐待和杀死战俘。当苏联终于提出要尊重公约的人道主义条款时，为时已晚，德国外交部根本不屑于回应。
俄罗斯的路况很糟糕。1941年夏天，德国坦克以条件允许的最快速度挺进，此时，就在德军前线的另一边，有数百万红军士兵留守。如果他们投降，可能会死在德军的俘虏营，如果他们去追赶已经迅速撤退的苏方阵线，正如后来很多士兵所面临的，会被多疑的当局处决。结果，大量迷茫的苏联士兵逃到了这一带无边无际的森林里，落草为寇，只为了活下去。很快，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号“游击战”，其成员被宣扬为“反希特勒、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千千万万的游击队员后来被对手或敌军杀死，余下的人被愤怒的农民屠戮，因为这些农民可怜的一点粮食和牲畜都被他们征收了。显然，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人能做到“消极合作”，比如像英吉利海峡群岛的岛民那样。
历史学家都认同，如果德国纳粹表现得理智一些，数百万苏联人民可能会加入他们的阵营，那他们就会赢得这场战争。毕竟，德军一开始攻占的那部分苏联领土曾经是三个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曾经属于反共产主义的波兰、罗马尼亚或芬兰的土地。截至1941年，他们在苏联统治下生活了一两年，这段时间里，他们不仅忍受着彻彻底底的非法占领，还会因为身为一名贵族、军官、文职官员、教师、非东正教牧师、知识分子、商人、资产阶级或“富农”（被扣上富农的帽子）而受到迫害。由于这些人被捕或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波罗的海国家流失了一大部分社会阶层和职业人士，波兰东部数百万人被驱逐，其中大多数都是波兰人。在斯大林的明确指令下，大约2万名波兰现役和预备役军官（专业技术类，不着军服）在卡廷森林（Katyń）和苏联的其他地方被从后面爆头。他们当中有大约800名犹太裔波兰预备役军官。
夹在两大巨头之间
一直以来，西方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苏联文档所揭示的内容。文档显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数百万人被迫害、驱逐或杀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真实或推定的政治立场，或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出身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种族归属。从这个角度看，纳粹和苏联的行为也没什么区别，那些受害者，比如波兰的知识分子遭到了德国和苏联的大规模屠杀。
斯大林对少数民族的清洗始于1932年的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3]，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就算大饥荒不是因为斯大林残忍流放乌克兰富农[4]造成的，那斯大林的指令也算是雪上加霜。饥饿与斑疹伤寒导致大约400万人死亡。苏联的清洗政策继续燃烧，1937年的大清洗（Great Terror）当中，政治警察［一开始叫契卡（Cheka），后来改名叫国家政党管理部（GPU/Stat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再后来又更名为人民委员内部事务部（NKVD/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铲除了大部分苏维埃共产党领导人。另外，红军的中高层指挥官也被处决或押送到古拉格（苏维埃集中营的名字），这里就像一个国中之国。最终，苏联国内大量说波兰语、日语、中文和德语的居民被枪毙、驱逐或扣押。苏联清洗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写道，苏联境内有111 091名说波兰语的居民被处决，罪行是为波兰充当间谍，还有681 692人在大清洗中被判死刑，很少有历史学家能提供如此精确的数字，因而这个数字备受争议，不过所有专家都认同，真实数字也一定是骇人听闻的。[5]这般厄运也轮番降临在其他少数民族身上，大多是在战时和战后，大批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苏联籍德国人、波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Crimean Tatars）、卡尔梅克人（Kalmyks）、车臣印古什人（Chechen-Ingush）和其他少数民族从自己的家乡被流放到东边的集中营，很多人在那里冻死了。这些驱逐之所以在历史上独一无二，是因为其中一些少数民族是全部通过家畜运输车厢押送到东边，连党委书记和授勋的战争英雄也不例外。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的消息传来，苏维埃政治警察屠杀了数千名乌克兰西部、前乌克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监禁犯人，结果当德国的装甲部队开进去的时候，看到的是监狱院子里成堆的尸体。现在，轮到当地人开始一场针对疑似共产党员的暴力狂欢了，甚至连犹太人也未能幸免。其实，德国人一开始只是想到那里拍一些大屠杀的照片而已。
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很多人都把德军当成救星和解放者，终于把他们等来了。德国最得力的宣传团队如法炮制，按照军队摄影师在海峡群岛的做法，拍下一些场景的照片，照片中，风尘仆仆的德国驾驶员正要向利沃夫和基辅挺进，穿民族服饰的乌克兰农妇给他们递上家常的面包和盐。
即使在苏联战俘中，包括一些将军在内的很多人也都愿意倒戈相向，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德国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指挥官曾经下令或至少默许了饿死大批苏联战俘的行为，现在又准备接纳其他苏联士兵成为他们的战友。更有甚者，在一些地区，俄罗斯平民还获准组织反苏维埃的游击队。不过，大部分的合作都带有民族的标签：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高加索人和一些亚洲人都是以民族为单位集合在一起，充当党卫军志愿者、武装民兵、警察、集中营守卫、低层级的行政人员、专业人士、工人和劳工，为德国人效力。德国对外国志愿者的政策反复无常，起初，党卫军只招募“北欧日耳曼民族”，或者说“雅利安人”，无论这个词指称什么吧。不过，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接纳各种国籍和“种族”，包括斯拉夫语系的和穆斯林。党卫军辖下有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瓦隆人和法国人分支、战斗旅、“军团”和营部，当中大部分人都身负历史英雄的名号。我们很难掌握这些团体的线索，因为这些组织更多是一时起意的结果，而非深思熟虑后成立的。就连所谓虔诚的犹太教卡拉派信徒（Karaite）也得以在纳粹党卫军效力，因为一名犹太教教士让希姆莱信服，卡拉派信徒其实在种族上应该属于土耳其人，而非犹太人。
图4.1 加入党卫军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志愿者在做礼拜。波斯尼亚圣刀队（HandscharDivision）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手底下第一支非日耳曼人、说斯拉夫语的部队，参与了反铁托主义共产党游击队的战争。
一支俄罗斯人的解放军也在德国国防军内部诞生，虽然名字和组成变来变去，但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战争尾声。苏联将领安德烈·弗拉索夫曾经在莫斯科附近击败过德军大部队，但是军功彪炳的他在被俘后自愿创建一支反共产党的俄罗斯军队，所以这支军队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弗拉索夫军队。个别德国军官，其中有些是波罗的海德国人，提倡尽可能多地武装俄罗斯人来对抗布尔什维克，其他人被这个想法惊到，这些可是他们要消灭的人，或者至少要在胜利后遣送到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背后的人，怎么能把武器交到这些人手中。有一个人就热心提倡武装俄罗斯战俘的想法，他就是克劳斯·申克·冯·史陶芬贝格[6]，德国抵抗运动的不朽英雄，他很早就推测，德国人与俄罗斯人或许可以合作铲除希特勒和斯大林。
有些苏联公民组成的部队后来变成了强盗和屠夫，比如乌克兰护卫队师（Ukrainian SS）的成员就醉心于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其他的包括卡明斯基旅（Kaminski Brigade），其指挥官是一名前苏维埃工程师，因为帮助德国人血腥镇压1944年华沙的波兰人起义而恶名昭著。貌似后来他由德国人下令被行刑队枪决了。
很多苏联公民为德国效力，是不想因为斑疹伤寒或饥饿而死在战俘营，其实绝大多数苏联人可能都是这样想的，后来当局势逆转，德国清清楚楚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他们为了避免与同胞为敌，又重投苏联阵营。但是重返之路并不容易：苏联公民中曾为德国效力的人基本都被苏联政府枪决了。还记得前面说过吧，在斯大林的苏联，允许自己被敌军俘虏就是死罪。但是统共有超过100万苏联公民曾在德军中效力。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特拉维尼基（Trawniki）人，这些苏联战俘主动提出要帮党卫军在波兰为德国殖民者创造“生存空间”。数千名特拉维尼基人是在乌克兰西部受训的，他们在德国的严格监督下折磨和枪毙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用历史学家彼得·布莱克（Peter Black）的话说：“即使只部署最少的德国人员，这个计划也是可行的。特拉维尼基人充当了最终处决的马前卒，除此之外，在德国人意图构建的世界里需要执行者的角色，原型就是他们。”[7]在德军里面有这么多非德国人，同时，在红军中有这么多非俄罗斯人，甚至非斯拉夫人，令这场战争别开生面。[8]
这些是不是都算主动与敌人合作呢？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法庭是如何对待那些他们称之为合作者的人，那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多数为德国效力的人只是为了生存，那答案就是否定的。不过有些情况还是很好下定论的，比如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Bronislav Kaminski），他在平民时期就主动组建一支作战旅，为德国人管理一整个区，这种情况，我们绝对可以说是合作。
在苏联境内，有些人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们遇到的征服者不是德军，而是德国的某一个盟友，这就令情况变得更复杂。有些征服者，比如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并没有殖民的野心，他们的普通士兵甚至军官的动机，最多是来自对共产主义的憎恨。的确，西班牙蓝色师和意大利第八军的一些人偶尔还会试图去保护当地居民，让他们免遭德军荼毒。有些士兵是迫害犹太人的帮凶。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人1941年6月攻打苏联，想要收复苏联一年前攫取的领土。罗马尼亚的殖民和再殖民政策让当地的犹太人和很多乌克兰人陷于水火，他们被控与苏联占领者合作。
在罗马尼亚占领的地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至少还获准为罗马尼亚当局效力，犹太人连机会都没有。事实上，在1941—1944年，罗马尼亚士兵和宪兵杀害了将近30万犹太平民。
至于欧洲的其他地方，大多要看占领势力想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了。一般来说，尽管德国人大肆宣传解放，其实他们根本不允许受过苏联统治的国家实现独立，自治也不行。
一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右倾政治家在1940年逃到德国，以躲避苏联的驱逐。一年后，他们随德国的坦克返回祖国，试图建立本土国家政权。但是任何与国家沾边的概念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被并入了一个更大的德占区，叫作东方总督辖区（Kommissariat Ostland），受一名德国纳粹行政长官管理，等待着某一天整个辖区都并入第三帝国。当地人的合作被愉快地接受了，政治平等则无从谈起。但是，熬过了苏联吞并时期的很多人还是很兴奋，就这样迎来了他们眼中的德国解放。就像我们所说的，当地反犹主义的人早在德军抵达之前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每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纳粹党卫军分支。其中，有一些成了战功卓越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局都大力与德国合作。最后，还有一个刺痛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就是，很多年轻人都自愿为集中营担任警卫，从而卷入了大屠杀。在技术层面上，如果没有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志愿者们，“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执行起来会低效得多。在更大范围上，我们必须换一种表述方式，正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荷兰、波兰和很多其他欧洲国家人民的帮助，才使得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成行。
最糟糕的地方：战时乌克兰
乌克兰的境况尤为悲惨，4000万有民族意识的居民几乎从来不知独立为何物，他们可能比任何其他的欧洲国民遭受的占领都要多。虽然“乌克兰”这个词早已有之，但普遍应用却是近期的事。在这个地区曾经有一些强大的地方公国，而中世纪早期的基辅罗斯[9]公国的名字被俄罗斯沿用。不过，我们关心的是，在20世纪，乌克兰经历的无数政治变故深刻地影响了当地人的文化和政治。一战前，乌克兰土地分别处于奥匈帝国和沙俄的版图之内，在两次大战之间，又再次分裂，这次是被波兰和苏联瓜分。20世纪30年代，划入苏联版图的那部分乌克兰饱受饥荒和斯大林大清洗的摧残，正是像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这样的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了在乌克兰境内的大清洗工作，目的就是要清除所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哪怕只有蛛丝马迹且难以界定的嫌疑人也不放过。1939年，纳入波兰版图的乌克兰领土被苏联吞并，两年后，乌克兰东西部都被德军占领。
1941年6月，德国的新闻片里播放着金发碧眼的乌克兰农家少女向德军挥手的盛大场面。这还是德国人唾弃的斯拉夫劣等人吗？这样的场景把海因里希·希姆莱都搞糊涂了，他一直坚信，斯拉夫人，包括乌克兰人，永远都不可能看上去像北欧日耳曼民族或雅利安人。德国人本来有机会征服整个乌克兰民族，不过机会溜走了，因为他们拒绝解散集体农场。集体农场虽然遭人厌弃，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效率更高。德国人还没收了粮食和牲畜，来养活自己本国人民。他们把年轻的乌克兰人输送到德国农场和工厂劳作（事实上，还是有报酬的）。不过，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巨大的利好可以弥补惨痛的损失：正如捷克一样，德国的占领政策无形中开始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所以，那时乌克兰民兵和平民志愿者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波兰人以及一切真正和可疑的共产党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乌克兰人是一个爱国的民族，但是他们解读国家利益的方式多种多样，故而在德国占领期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1939—1941年，苏联红军吸纳了大批乌克兰年轻人，现在，他们与其他红军士兵命运相连，一同在前线浴血奋战，在战俘营忍饥挨饿，或是加入丛林里的游击队。其他乌克兰年轻人则是从一个火坑落入另一个火坑，加入了游击队的，不仅要对抗德国占领者，还要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还有些人与当时占领了乌克兰大片土地的匈牙利部队合作，与共产党和苏联游击队对抗，但他们也会攻打德国士兵。而爱国的乌克兰游击队也因为思想、战术和政治路线的差异而各自为营。这一切的一切，就发生在红军和德军交替蹂躏乌克兰的时期，他们炸掉铁路和桥梁，烧毁房屋和粮仓，在井水中投毒，偷盗粮食和牲畜，埋下数百万地雷，驱逐平民百姓，轰炸城市，在废墟布下陷阱，运作集中营，就像蒂莫西·斯奈德写的那样，乌克兰，就是“血色大地”。
在乌克兰，谁才是真正的合作者？这个问题不像在挪威那么泾渭分明，抵抗者、合作者和占大多数的审慎旁观者之间都有清晰的界线。在乌克兰以及东欧、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旁观者的占比相对较少，立场处于两个极端的人情况就复杂了。不过，有些人还是很好区分的，比如，一个在纳粹占领者面前俯首称臣的乌克兰市长，和一个在交战中死于盖世太保枪下的大学生。有些情况界线则比较模糊，比如那些同时与德国和苏联占领者为敌的人。还有为数众多的乌克兰人，他们轮番袭击、抢劫甚至杀死德国人、苏联游击队员、犹太人、本地共产党、政治敌手和波兰农民，这些人又该如何评判？这就要看当时的情境，以及乌克兰人对祖国利益的解读了。如果只是从一般道德上来区分乌克兰人，那就要看他们是坚守了人类的尊严和同情心，还是表现得像一个最邪恶的罪犯。有些人，冒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险，藏匿犹太人，还有些人，为了一点微薄的报酬，就向德国当局告发犹太人及其庇护者。
接近冲突转折点
在乌克兰内部冲突肆虐之时，德军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快速向列宁格勒（Leningrad，今天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挺进。但是，他们遇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和秋天的泥泞，不得不放慢速度。由于希特勒一直信奉速战速决，到了1941年冬天，德军缺乏冬衣和装备，从很多战线撤了下来。德国士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明显削弱了。
1942年夏天，德军发起了另一轮重要且看似决定性的大规模攻势，这次的对象是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今天的伏尔加格勒），以及高加索山脉和巴库（Baku），巴库的油田是块肥肉。德国的地理版图正是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扩张的顶点。挪威最北端的港市哈默菲斯特（Hammerfest）上空，法国－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顶，被饥饿围困的列宁格勒四周，高加索山脉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上，都飘扬着纳粹党旗帜。德国，一个只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是怎样取得如此奇迹般的成功？各种解释层出不穷，有的说是因为最邪恶的政治理论——纳粹所激发的理想主义，有的说是因为元首的神奇领袖魅力，还有的说是德国士兵的英勇和奉献，不一而足。不过，德国取得如此炫目的成功，主要还应该归功于其他欧洲人，这些欧洲人宁愿投降，也不愿意与敌对的邻国携手对抗纳粹的袭击。更糟糕的是，斯大林相信，德国人不会攻击苏联。不过，也还是斯大林，有能力号召数百万人去捍卫祖国苏联。苏联红军的确阻挡了纳粹军队的猛攻，不过伤亡惨重，付出这样的代价，部分原因还是苏联强人领袖及其党羽的阴谋和猜忌。
希特勒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军事政治洞察力，成为无数书籍和文章的主题，当然，他犯下的错误，他手下将军的贪得无厌和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也不会被作者放过。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德国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衰落，只是历史学家会普遍忽视和不予理会这个因素。这就是希特勒的欧洲盟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纳粹的战争机器来说，他们一开始是如虎添翼，后来却是适得其反。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芬兰人是希特勒最重要的合作者，但他那些最头疼的问题和最惨痛的失败，其中一部分也是拜盟友所赐。
人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多欧洲的独立国家——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在1940—1941年选择加入战争，与德国为伍。毕竟，他们一定也明白，如果希特勒获胜，德国会在欧洲建立绝对霸权。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害怕德国的侵犯，敌对国家间竞相争取德国的青睐，急于在争夺土地的时候不落于人后，尊重德国优秀的才智和技术等等。同时，他们还抱持着一些共同的信念：反犹主义、憎恨苏维埃共产主义、对纳粹党某种思想的狂热以及期望一个统一的欧洲，哪怕是在德国纳粹的霸权统治下也可以。我们已经了解，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能独立，正是得益于德国入侵了它们原来所属的国家。斯洛伐克以前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1939年宣布独立，约瑟夫·蒂索神父（Father Jozef Tiso）任政府总理。克罗地亚曾经是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1941年4月在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c）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几个月后，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都加入了战争，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第三帝国崩塌，他们的独立也就告终了。芬兰在1941年6月加入战争，主要是为了夺回在冬季战争中被苏联攫取的土地。最终，所有这些国家都被经济需求所驱动：切断了与其他市场的联系后，他们感到别无选择，只能与德国站在一队。
为什么法西斯的意大利会在1939年的钢铁协议（Pact of Steel）中与纳粹德国缔结尽可能密切的盟友关系呢？诚然，贝尼托·墨索里尼狂妄自大，他渴望相对贫穷和欠发达的意大利能在战略和经济上与纳粹德国平起平坐，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但是，墨索里尼不是反犹主义的，追溯到1915年，他还是一名社会党机关报的记者时，还曾叫嚣着要求自己的国家向日耳曼敌人、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开战。要解释意大利的窘境，答案就是墨索里尼及其同僚们被德国成功的光环照得头晕目眩。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一一列举每个国家加入德国阵营的可能原因，但我们可以试着总结出一些规律，看看这些盟国后来的结局。我们会一边分析一边向前推移，一直到1945年，以这种方式来更加全面地讨论战时国家层面（与个人或团体相对）的合作现象。
在意大利（1940年）和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都是在1941年）站在德国一方参战前，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伟大的西方民主能保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他们失去了对民主、议会体系和多党选举制的信念——前提是他们曾经有过。当欧洲国家普遍摒弃自由贸易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时，有三个国家率先建立了专制政权。唯一例外的就是芬兰，这里需要再强调一下，芬兰从来没有正式与纳粹德国结盟，却是对苏联战役的战时友国。整个战争期间，芬兰的多党议会制度都在良好运作。除了一两个小国外，德国的盟友都不算是纳粹党那种绝对的独裁体制。
希特勒在1933年执掌德国，在此之前，意大利近十年来一直是个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三世拥有足够的宪法授权，在1943年罢黜贝尼托·墨索里尼，把墨索里尼从国家领袖和总理的位子上拉了下来，但在那之后，局势明了了，意大利已经输掉了战争。
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保留了“一战”前自由时代的一个像样的议会和一些各持立场的政党，从极右翼到温和中间偏左的党派。而共产党长久以来都是被禁的。当然，在这三个国家，执政党都极力确保不会输掉选举。和意大利一样，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最高权威还是掌握在国王手中，而匈牙利的统治者叫作摄政王。三国元首偶尔会罢免一般意义上更有权力的总理，总的来说，这就在统治者、政府和议会之间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
至于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两个国家都是拜德国所赐，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从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的废墟中建立起来。两国都是右翼政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过在斯洛伐克，执政党法西斯党与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有时候会因为分歧而争论不休。
德国的这帮盟友总是雄心勃勃，但从不值得完全信赖，还一直争吵不休，现在是时候来研究一下这些盟友的政策了。
[1] 除了美军和英军保存的数据外，关于“二战”战役的兵力、伤亡、物资缴获或损失的数据都有明显前后不符的地方，有时候纯粹是猜测。在东边战线尤其如此，想做到准确记录是很难的，而且作战各方会伪造数据，以达到宣传造势的目的。我们没有参与对苏首轮袭击的德军士兵和战备物资的准确数据。
[2] 《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译者注
[3] 乌克兰大饥荒：是1932—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240万—750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因此当地也称为“饥荒种族清洗”。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译者注
[4] 流放乌克兰富农：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译者注
[5]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103, 107. 另参见Robert Conquest, The Nation Killers: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如果想了解概况，参见Lyman H. Legters, “Soviet Deportation of Whole Nations,” in Encyclopedia of Genocide, edited by Israel V. Charn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1999), 2:521–523。
[6] 克劳斯·申克·冯·史陶芬贝格（Claus Count von Stauenberg）：纳粹德国陆军上校，他在1944年7月20日密谋案的行动中是主要执行人物之一。他与汉斯·奥斯特和亨宁·冯·特雷斯寇密谋刺杀希特勒，并把纳粹党清除出政府。他是国防军内的抵抗组织核心人员。——译者注
[7] Peter Black, “Foot Soldier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Trawniki Training Camp and Operation Reinhard,”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5, no. 1 (2011): 45.
[8] 作者清楚记得，身穿德国军服的亚裔士兵，在匈牙利骑着矮小的蒙古马，驱赶他们前面瘦骨嶙峋的红军俘虏。有一次，他亲眼看见苏联俘虏和国防军卫兵说着同样的亚洲语言，国防军军官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9] 基辅罗斯（Kievan Rus）：是880年至12世纪中叶的一个以基辅为首都、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国家。基辅罗斯的正式名称为罗斯，俗称“罗斯之地”，罗斯是维京人的后裔。基辅罗斯这一名称是19世纪俄罗斯史学界为了表明这一时期国家中心位于基辅而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