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一众盟友
——福佑还是诅咒？
本章要探讨的问题是德国如何对待欧洲盟友，欧洲盟友又以何种姿态回应，欧洲盟友之间又是如何相处的。我的观点是，正如大多数报刊文章和一些历史研究文献所称，意大利、芬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远非德国希特勒的傀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命运由自己主宰。此外，这些盟友还启发了被德国打败和占领的若干国家，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希特勒的欧洲保住自己的主权地位，这恰恰就是德国盟友所享有的待遇。结果，像捷克保护国、丹麦和法国这些被德国打败占领的国家，与德国的盟友之间，往往变得很难区分。德国的正式盟友，甚至包括一些被占领的国家，在整场战争中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从而能够严格控制国内极右翼的亲纳粹反对派。还有，他们会自主决定如何处理“犹太人问题”，德国人对“最终解决方案”的执着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基本上也能决定与亲德邻国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德国纳粹形同被架空。换句话说，德国在欧洲推行的政策，往往都是本末倒置。
被占领的波兰、荷兰、比利时、塞尔维亚、希腊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只获准成立一个傀儡的国民政府，比如德占的塞尔维亚和希腊，有的连国民政府都不允许存在。
关于德国的正式盟友，我们可以简略总结出以下四个观点：首先，德国的同盟体系模糊混乱，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第二，德国盟友的独立性，给了他们自主的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的领袖和公民要为自身所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责；第三，德国很多盟友彼此敌对的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第四，德国的盟友把战争当作有利的工具，来剔除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换言之，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
在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些混乱的关系之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看看大事记，以此来区分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普遍相信德国会获胜，所以必须好好巴结元首，在此情形下，同盟体系逐渐成形。第二个阶段始于1942年秋末冬初，以阿拉曼（El Alamein）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起点，一直持续到1944年夏天，在这段时期，德国的每一个盟友，除了克罗地亚，都开始试探性地接触德国的敌人，认为德国最终会投降。意大利国王甚至在1943年夏末试图加入英美同盟，不过半途而废了。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始于1944年夏末，这段时期，罗马尼亚、芬兰和保加利亚改弦易辙，匈牙利领导人拒绝向同盟国投降，挂着德国最后盟友的身份直至战争结束。同时，法西斯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分别重新投入前祖国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成了获胜方“反法西斯”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第一个观点而言，“德国盟友”这个概念着实让人困惑，“一战”的时候，轴心国由四个明确的君主政体的主权国家组成（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二战”时期纳粹的同盟体系更大，却更模糊。究竟谁才是德国在欧洲真正的盟友？通常，我们会把两个国际协定视为纳粹同盟体系的基础，其中一个是《反共产国际协定》，旨在结成在德国领导下的反苏维埃共产主义大联盟，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最先签署，另外一个就是1940年的《三国同盟条约》。问题就在于，有两个重要国家都没有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其一是克罗地亚，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最坚定的盟友，另一个是芬兰，德国在攻打苏联的战争中第二重要的伙伴。的确，克罗地亚和芬兰都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我们发现，缔约国还包括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丹麦以及中立国西班牙，这就让协定的政治和外交价值有待商榷。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真正让《反共产国际协定》变得可笑的是，协定的目标国家苏联，到1941年6月为止都还是纳粹德国的主要盟友。
大家也可以争辩说丹麦和西班牙是德国事实上的盟友：丹麦为德国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在德军需要休整的时候，是一个备受青睐的安全港，而西班牙为俄罗斯战场输送了一整个军团（叫作蓝色师），与德军并肩作战。就此而言，中立的西班牙比正式盟友保加利亚对第三帝国更有用，保加利亚拒绝派遣军队参加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甚至都不愿意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而法西斯的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内乱，迫使德国不得不军事介入，数千名德国士兵在此殒命，所以更进一步说，我们可能会忖度，在德国的战局里，西班牙、丹麦、维希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保护国甚至瑞士和瑞典不是比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这样的正式盟友更有用吗？而德国最重要的同盟——法西斯意大利对德国的作用又有多大？在德国领导人眼中，意大利日益成为不堪忍受的包袱。[1]
还有乌克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与塞尔维亚、希腊和捷克保护国不同，他们没有获准建立德国统治下的政府，但是，在这四个国家，一大部分人都积极支持德国的战争行动。他们派遣了那么多年轻人到德国军队，组建起若干个纳粹党卫军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分支。为什么不把他们列入德国盟友的行列？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德国的同盟体系复杂、随意和混乱。因此，历史学家只承认那些与第三帝国缔结同盟协定的国家是德国盟友，也就是意大利、芬兰[2]、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无疑也是对的。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比起其中一些正式盟友，其他一些国家给纳粹领导人提供的帮助更有价值，制造的麻烦更少。
第二个问题是，德国盟友是否拥有足够的行动自由，而不只是扮演德国政策的附庸。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这些国家在面对一些根本问题时，比如是否要与德国结盟，是否以及何时加入希特勒的阵营参战，为纳粹的作战行动提供多少帮助，是否可以全权决定。一次又一次，纳粹的盟友政府都是自行做出决定的，而不是由德国代劳。比如，1941年6月，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在几乎没有德国鞭策的情况下决定加入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据历史学家彼得·戈斯托尼所说，意大利决定欣然参加，“是因为墨索里尼那狂妄自大的心愿，他想在德国已经确立地位的所有地方寻找存在感”[3]。而其他国家是因为担心自己的邻国会先一步参战，从而率先分享到德国胜利的果实。尤其是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几个国家参战的时候彼此虎视眈眈。
与德国结盟的这些国家具有独立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在某些节点上，他们还能限制甚至停止对战争的投入。1941年，只有芬兰和罗马尼亚派遣了大量军队到前线，1942年，匈牙利、意大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也给出重大助力，但是在1942年冬天斯大林格勒战役大败后，这些国家从前线把大大折损的作战部队几乎全部撤了回来，只有芬兰和罗马尼亚的参战部队基本保持不变。德国最高指挥部对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都出奇地没什么影响力。德国将军们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好自我安慰，这些盟友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人们可能会问，那为什么1942年德国坚持要求盟友投入更多部队到前线，为什么将军们给盟友部队分配的战线那么长，让他们就拿着那些可怜的武器去防御？我们还应当记得，盟友保加利亚，曾经在“一战”中因为英勇作战享有盛誉，结果拒绝派遣一兵一卒到俄罗斯战线。
德国盟友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独立性，其中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1944年8月和9月较轻松地退出了战争。比如，在罗马尼亚的迈克尔国王向苏联投降后，德国试图找一个罗马尼亚的将军来成立反对派政府，却以失败告终。事实上，罗马尼亚、芬兰和保加利亚军队在任何一天都愿意改弦易辙，掉头攻打他们的盟友德国。
图5.1 1941年3月，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与希特勒出席保加利亚加入亲纳粹的《三国同盟条约》签约仪式。背景中的人物：中间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博尔曼（MartinBormann），是个很有权力的人，右边是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是德国军队的二号头目。
德国盟友和“最终解决”方案
德国人把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视为对盟友忠诚度的终极考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盟友却有足够的自主权，决定在多大程度上配合纳粹实施这个方案。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是受到迫害还是得到包容，是得以生存还是惨遭杀害，并不以德国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在于各国政客如何判断本国利益。因此，保加利亚从未屈从于德国的压力，他们拒绝交出本国的犹太人。但是，保加利亚政府却把自己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占领的省份内的犹太人移交给德国设立的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Treblinka death camp）。在罗马尼亚占领的布科维纳（Bukovina）北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和敖德萨（Odessa），罗马尼亚人自己展开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但是他们却拒绝把本国的瓦拉其亚省（Walachia）、摩尔达维亚省（Moldavia）和特兰西瓦尼亚省（Transylvania）南部的犹太人交给德国人。斯洛伐克在1942年把本国8.9万犹太人中的5.8万人驱逐到德国在波兰建立的毒气室，但后来政策有变，他们拒绝交出余下的犹太人。但是，1944年斯洛伐克的反纳粹起义被镇压后，德国人和他们的斯洛伐克帮手又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合计下来，每五个斯洛伐克犹太人中，差不多有四个是在大屠杀中遇难的。
1943年夏末，墨索里尼政府倒台，在那之后，德国人才能在意大利抓捕犹太人，即便在那个时候，地方政府、牧师、修女和普罗大众也成功藏匿了大部分犹太人。还有，在墨索里尼当权时期，意军也极力保护了法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被意大利占领地区的犹太难民。
回顾过去，我们着实感到惊讶，在“犹太人问题”上，德国与其盟友对阵叫板时竟会弱下来。德国诸多盟友的犹太裔公民中，有些生活在德国境内，他们的遭遇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1943年，迫于德国的外交压力，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政府同意把生活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本国犹太公民驱逐到东部，没过多久，阿道夫·艾希曼把这些犹太人送到了死亡集中营。但是意大利和匈牙利就明确禁止了这一行动，但另一边，这两个国家在国内却都采取了强硬的反犹措施。他们的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独立性，昭告天下，他们不是希特勒的牵线木偶。其中，意大利外交官尤其因为努力寻回和拯救“意外”被驱逐的犹太裔意大利人而闻名于世。他们从不满足于德国给出的常规解释，例如他们询问的家庭已经“迁走了”或者“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转寄地址”。当然，因为这些人已经遭毒气杀害，谁也没有再次出现。不幸的是，随着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后，覆盖到定居德国的犹太裔意大利人的保护行动告一段落，而在德军于1944年3月占领匈牙利后，居住在德国的犹太裔匈牙利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希特勒下令以预防为目的入侵匈牙利，并直接介入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希特勒担心匈牙利已经受到犹太人的影响。
尽管有非常严厉的反犹太立法，在德国入侵时期，匈牙利的80万犹太人中（包括10万基督徒在种族上被法律判定为犹太人），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和以前差不多。此后，匈牙利当局集合了40万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到奥斯维辛的死亡坟墓。但是，1944年7月，摄政王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4]暂停驱逐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以及在匈牙利军队做工的犹太人。的确，阿道夫·艾希曼想方设法从匈牙利又偷运了两火车的犹太人到奥斯维辛，但那时他接到命令离开了匈牙利，直到10月才返回匈牙利，一场党卫军领导的军事政变刚刚推翻了霍尔蒂政府。随后，以萨拉希·费伦茨（Szálasi Ferenc）为首的箭十字党被扶植上台。在艾希曼的指导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又再次启动，但是很快箭十字党就下令在布达佩斯建两个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箭十字党政权妄想获得一些中立国的外交认可，公然反抗艾希曼——但可能反抗的并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希姆莱当时正在努力与同盟国达成私下协定。总而言之，大约12.5万匈牙利犹太人在布达佩斯活下来了，其他地方甚至更多。[5]
在整个战争期间，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彼此都虎视眈眈，常常抱怨对方在对待犹太人方面要么太过温和，要么太过严厉。他们还要预测谁能赢得战争，以及英美是否非常在意犹太人问题，会在战后惩罚犹太人迫害者。如我们所知，直到1944年6月，伦敦和华盛顿那边才迟迟传来一些信号。对于匈牙利乡村的犹太人来说，为时已晚，不过罗斯福、教宗庇护七世（Pope Pius XII）和瑞典国王的警告就算没能拯救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性命，也至少拖延了时日。
总之，德国的盟友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犹太人问题，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能看出残忍与仁慈的交错，混合着犬儒主义和偶尔的人道主义考量，以及他们对彰显国家主权的渴望。
德国盟友享有独立性还有更进一步的证明：他们倾向于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启示，不仅是犹太人问题，还包括其他问题。当意大利土崩瓦解，其他盟友便失去了除德国以外的唯一灯塔。
希特勒的这些盟友别无选择，只能与德国做交易，从而争取到在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行动自如。还有，至少在德国人还能提供报酬的情况下，他们自身的繁荣也有赖于为德国生产商品以及彼此之间的贸易。
相互嫉妒和猜忌
大多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政府主要担心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过程以及结果会如何影响他们与邻国的关系。在采取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措施时，德国这些盟友都要先权衡与邻国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要保住、攫取或者夺回领土，下一步就是除掉国内的少数民族或是削掉他们的政治权利。如此一来，德国头疼的事情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德国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持盟友间的秩序，确保他们能提供经济援助，最好还有军事援助，在各地扶持已经颇具规模的保守精英，而不是难以驾驭的极端右翼势力。只有在无人可用的时候，极端右翼势力才会被起用，这种事发生在1943年秋天的意大利和1944年10月的匈牙利。
在盟友发生纠纷时，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直到1943年秋天）试图扮演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见证1940年8月的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根据这次裁决，罗马尼亚将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割让给匈牙利，并且尽量按照种族界线来划分。当然，新的边界比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以及此后1946年巴黎和会再次划定的边界线都要更合理。我们还得考虑到，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在划分特兰瓦西亚德时相互厌恶，德意军事委员会在仲裁裁决中屡屡受挫。正如历史学家霍莉·凯斯（Holly Case）所论证的，“德意军官委员会”在对阵这两个国家的激进派政府时几乎是力不从心。[6]
在独立的克罗地亚，德国军事全权代表、前奥匈帝国将军埃德蒙·格莱泽·霍斯特瑙博士（Edmund Glaise-Horstenau）以及当地的党卫军代表都抱怨说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对邻国塞尔维亚东正教会杀气腾腾，只是抱怨也是枉然。
我不知道，除了轴心国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同盟体系吸收过如此多相互敌对的盟友。诚然，这一表述不适用于芬兰，芬兰周边没有德国盟友。盟友相互对峙的局面发生在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就曾觊觎罗马尼亚、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多个省份，现在都收入囊中，这些领土全都是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协议中丢失的。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科索沃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则是陷入一场多边内战。1941年的外国入侵让他们骤然陷入武装冲突，在那之后，民族斗争因为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占领军的存在变得更加复杂，最终为其画上句点的不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而是铁托（Tito）率领的超越民族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至少在巴尔干半岛，并非所有的交战方都是德国的正式盟友，而在中欧，互为敌人的三个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都是德国的正式盟友。这里有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Count Galeazzo Ciano）记录的典型轶事。在他著名的日记中，他写下了1942年5月11日，也就是匈牙利对美国宣战后不久的事情：
匈牙利人的局促不安通过一个小故事就可以体会，这个故事传遍了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对美国宣战，但接收信息的（美国）官员不是很了解欧洲的情况，故而问了几个问题。他问：
“匈牙利是一个共和国吗？”
“不，它是一个王国。”
“那你们有一个国王。”
“不，我们有一个上将。”
“那你们有一支舰队。”
“不，我们不临海。”
“那你们有什么声索吗？”
“有的。”
“针对美国的？”
“不是。”
“针对英国？”
“不是。”
“针对俄罗斯？”
……
“那你们的主张究竟是针对谁？”
“罗马尼亚。”
“那你们会对罗马尼亚宣战吗？”
“不，先生。我们是盟友。”[7]
自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21年结成所谓的小协约国（Little Entente）联盟以来，这三国主要担忧的就是如何保住他们从修正主义的匈牙利新夺取的土地。起初，缔约国并没有把德国放在眼里，但是随着希特勒上台，小协约国逐渐瓦解。1939年3月，斯洛伐克在德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对于德国曾经支持匈牙利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斯洛伐克南部领土，一股怨气在慢慢滋长。同月，匈牙利在打败了当地鲁塞尼亚人后，又是在德国应许之下，再次吞并了鲁塞尼亚（Ruthenia），或者称喀尔巴阡山鲁塞尼亚（Subcarpathian Rus），从而切断了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斯洛伐克来说，更糟糕的是，现在匈牙利和波兰成为接壤的国家。一年半后，匈牙利取得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说服了德国和意大利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返还给他们。
当匈牙利在克鲁日（Cluj，匈牙利语为Kolozsvár；德语为Klausenburg；特兰瓦西尼亚公国历史上的首都）设立政府机构，苏联又在德国首肯下占领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这一切都让罗马尼亚人有理由去憎恨纳粹德国的敌对行为。但是，由于传统上的罗马尼亚保护者法国已经战败沦陷，罗马尼亚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德国联盟，事实证明，在现代欧洲，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地缘政治上的庇护者，自然会去寻找一个新的。
不到一年后，1941年3月，小协约国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断了，南斯拉夫先加入了《三国同盟条约》，后又背弃承诺，盛怒之下，希特勒对这个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4月，匈牙利与德军一道攻打南斯拉夫，又收复了“一战”中丢失的一些领土。到1941年6月，当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都站到德国一边参战，小协约国的三个后继国家对匈牙利和这个区域的其他部分提出领土声索。同时，对于1918年以前匈牙利帝国所拥有的大片地区被强取豪夺，匈牙利人仍然觉得如鲠在喉，痛心不已。简而言之，对于匈牙利及其邻国来说，在这个旷日持久的多边斗争中，德国的和平构想（Pax Germanica）只能带来短期的平静。
想想德国的盟友互不对付，也是很有趣的。例如，1939年3月，匈牙利部队开进斯洛伐克，逼迫斯洛伐克割让一小部分领土。大约在同时，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战机在空中交火，还轰炸对方的国土。同年9月，匈牙利政府拒绝允许德国和斯洛伐克使用匈牙利铁路运输部队去攻打波兰。典型的做法是，匈牙利可以允许德国人（但不会允许斯洛伐克人）取道，但交换条件是德国为匈牙利军队攻打罗马尼亚提供外交上的支持。匈牙利人怎么会以为他们能战胜几倍于自己的罗马尼亚军队，至今成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二战”过程中，罗马尼亚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都随时准备好攻打对方。
1940年8月，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后，匈牙利部队占领了特兰瓦西尼亚北部。看起来是当地的匈牙利指挥官先挑起了与罗马尼亚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好把这次卷土重来变成一场英雄传奇。一年后，当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部队在德国集团军群中一起向布尔什维克敌人挺进，这两国部队在他们接壤的边界上爆发了冲突。
在对苏联的战争中，德国最高指挥部的一个主要担忧就是如何把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分开，这个任务尤为艰难，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都集聚在德国南方集团军群中。1942—1943年冬天，在顿河（Don River）上，匈牙利第二军和罗马尼亚第三军之间只隔着意大利第八军。因为这两个盟友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合作，哪怕只是会面，都是绝无可能的。一年后，因为匈牙利政府秘密筹划退出战争，或许也没那么机密，希特勒计划军事占领匈牙利，扬·安东内斯库元帅（Marshal Ion Antonescu）提出支援德国100万罗马尼亚士兵。元首拒绝接受援助，因为他只是想改变匈牙利领导层，却不想与匈牙利军队和人民为敌。他的计划在1944年3月取得了显著成功。罗马尼亚士兵的确进驻了布达佩斯，但不是在1944年3月，而是在1945年1月，那时他们的身份不是德国盟友，而是苏联盟友。
在战争最集中的那些年月里，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互相谴责对方肆意抢劫、政治腐败和虐待平民。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指责匈牙利在占领区与当地反纳粹和反苏维埃的乌克兰游击队达成妥协，还与波兰人和犹太人勾结。
虽然所有人都强烈抱怨从顿河地区仓皇撤军的时候遭到德军虐待，但1942—1943年冬天的这场溃败终究没能把这些盟友团结起来。当时不断有人汇报，在他们撤退过程中，虽然温度降到零下，德国人却夺取盟友的马车，把伤兵扔到雪中，把士兵从夜晚的营帐驱逐到凄凉的农舍，有人不从就立即枪毙。一些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士兵试图攀上德国人的卡车，手指都被碾碎了。据悉他们还与德国人交火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盟友们团结起来对抗德国士兵的残暴行径。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退出战争，这一转折性的事件比斯大林格勒战败对德国打击更大。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虽然德国的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但其东部战线并没有崩溃，而罗马尼亚对希特勒倒戈相向，却让德国东南方集团军群土崩瓦解，而苏联军队乘机占领了巴尔干半岛。
到了1944年，德国越来越力不从心，有一个明显的迹象：早在8月23日这个大日子前，罗马尼亚将军就无视德国人的指令，而德国最高指挥部却对此无能为力。实际上，早在罗马尼亚向苏联投诚之前，罗马尼亚部队就在循序渐进地把自己从德国集团军群中摘出来。
在那个节点上，罗马尼亚的投降看似并非匈牙利最高指挥部的十足灾难，而是一个黄金机遇，匈牙利可以借此重新征服特兰瓦西尼亚南部，把匈牙利国旗插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另一个山脊上。当红军从比萨拉比亚开始全速前进，穿过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直抵喀尔巴阡山脉，罗马尼亚军队重整旗鼓，此时两支匈牙利军队挺进特兰瓦西尼亚南部的一些城市，在那里建立军事管理机构，强令犹太人佩戴黄星布。强迫犹太人集中居住的事项也即刻启动了。可是匈牙利人很不幸，红军军团几天内就抵达了特兰瓦尼西亚南部，匈牙利人不得不退守到1920年割让后剩余的那部分领土（《特里亚农条约》中划定的），而苏联和罗马尼亚的部队紧随其后。到了12月，苏联人和罗马尼亚人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当初没有和罗马尼亚一起变换阵营，匈牙利人错失了最后的机会，国家几乎毁于一旦。旧仇宿怨阻止了这两个所谓盟国走向合作之路。
总而言之，德国联盟的成员结局各不相同。芬兰人加入了巴巴罗萨行动，最后一无所得，事实上，这次他们被迫割让给苏联的领土比1939—1940年冬季战争后的还要多，他们的外交政策还得受制于苏联。不过，至少芬兰国内逃过了布尔什维克化。
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把参战当作一次主权上的练兵。而对他们格外有利的是，战后，他们又分别被重新并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从而逃过了战时行为应受的惩罚。最终，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实现了国家目标，摆脱了德意志和犹太同胞，还顺便“继承”了他们的财产。斯洛伐克只剩下少数如惊弓之鸟的匈牙利人，相对而言，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问题就严重多了，20世纪90年代，还引发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不过，在民族主义者眼中，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都自由了，他们的绝大多数居民都分别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
至于保加利亚，虽有国王和政客运筹帷幄，却没能逃脱战争的蹂躏。美国轰炸机一遍遍摧毁保加利亚的首都，1944年9月，苏联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对保加利亚宣战，此后，这个国家经历了军事占领、共产党夺权和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政治叛乱。保加利亚还不得不对德宣战，他们没有时间为过去悲伤。10万保加利亚第一军的士兵一路打到中欧，伤亡惨重，而在接下来的和平协议中，保加利亚还被迫答应割让领土。
罗马尼亚改弦易辙加速了“二战”欧洲战场的局势发展，战争提前几个月结束，但罗马尼亚还是付出了50万人的代价，其中三分之二死在与德国并肩作战的时候，还有三分之一死在与德军为敌的战场上。1946年，和平协议签署，罗马尼亚拿回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但没能收回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随后，这个国家还笼罩在最残忍的独裁统治的阴影下。最终，罗马尼亚也没有变成单一民族的国家，因为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做法不同，它没有驱逐德意志少数民族，也因为这个国家还留有超过150万匈牙利人和很多人数较为稀少的民族。
两场世界大战最大的输家就是匈牙利。德国联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比匈牙利更悲惨的恐怕也只有波兰、俄罗斯和德国了，而且匈牙利还不得保留其在1938—1941年收复的任何土地。反之，战争结束的时候，匈牙利被迫割让了更多领土给捷克斯洛伐克——又一次违反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还有，匈牙利在战时屠杀了成千上万已经基本同化的犹太人，以及在战后驱逐了超过20万基本同化了的德国人，貌似也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任何好处。诚然，匈牙利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个收获，因为民族多样性被终结。然而，现实是，这个国家因为失去了两个最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而受到重创。
东欧人试图同化或驱逐少数民族的传统和民族主义一样古老。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宗教歧视，加上犹太人全然没有外国庇护者，自身又有信靠、顺服当局的传统，犹太人比其他群体遭受的打击更大。在文化和宗教上，犹太人都是“异类”，但仍有很多犹太人在别人艳羡嫉妒的眼光中发家致富、功成名就。在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中，从数量和比例上来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都要多过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芬兰就少得可怜了。[8]1918年之后，从人口统计上来看，犹太人的存在对东欧新的国家是个严峻的问题，因为犹太人一旦被某个民族同化，就会改变这个国家的民族平衡，这样的改变对新的主要民族有利还是有弊，就要依情况而定了。在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犹太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融入主要民族，要么宣布自己就是犹太民族。但是无论犹太人做出何种选择，在反犹的圈子里，无论是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还是匈牙利人，都普遍认为犹太人是叛徒。在特兰西瓦尼亚，身兼匈牙利人和犹太人双重身份，让他们承担的危险加倍。至于比萨拉比亚，这个地方1940年被苏联占领，1941年又被罗马尼亚夺回，那里的犹太人也承担着双重危险，因为在别人眼中，他们还有一重身份——对苏联友好的共产主义者。罗马尼亚士兵和宪兵就拿着这个虚伪的正当理由对比萨拉比亚和其他曾被苏联占领的罗马尼亚省份内的犹太人大开杀戒。而匈牙利当局曾经因为把特兰瓦西尼亚北部的犹太人送到奥斯维辛受到良心上的谴责，现在也因此而解脱。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就是，每送一名犹太裔匈牙利人到死亡集中营，就意味着在这片即将再次成为罗马尼亚省份的土地上就少了一个匈牙利人。
无论是与德国结盟还是被德国打败的国家，都普遍实施种族清洗政策，而意图灭绝犹太人还只是第一步。海因里希·希姆莱曾不知廉耻地说过，是时候“清除人民中间的残渣余孽了（völkische Flurbereinigung）”[9]。
当然，实施种族清洗的不光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东欧的纳粹受害者，比如波兰人和捷克人最终也清除了犹太人和所有说德语的少数民族。爱德华·贝奈斯总统流亡伦敦的时候就宣布：“因为我们新的共和国会成为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所以我们正在准备一个针对本国内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最终解决方案。”[10]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这个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方案居然在波茨坦得到所有列强的认可。在战后的岁月里，总计多达1 300万说德语的人或逃离，或被驱逐，或被杀害。结果，今天的东欧不仅没有什么犹太人，也没有什么说德语的人。除此之外，数百万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也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其他地方。总而言之，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种族清洗的后果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图5.2 前奥匈帝国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1920—1944年担任匈牙利摄政王，在布达皇宫附近现身圣史蒂芬（St. Stephen）年度游行。
希特勒的“强人”盟友
希特勒的盟友中，谁是领头羊？事实上，我们会画出一幅群像，里面有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神父、匈牙利的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元帅、克罗地亚的安特·帕维里奇和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历史学家称他们为“强人”，他们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力超出了民主的范畴。不过除了克罗地亚的安特·帕维里奇，其他几个人都不是绝对的独裁者，他们的权力至少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宪法的约束。实际上，这几个强人都是在几乎完善的多党议会制社会出生和成长的，而在两次大战之间，反民主氛围浓厚，他们都是削弱多党议会制的帮手。
虽然这些强人并非都是职业军人，但他们通常都会穿着军服、骑在马背上现身——包括芬兰的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元帅（Marshal Carl Gustaf Emil von Mannerheim），他是军队指挥官，也是国家非正式领袖。霍尔蒂上将和安东内斯库元帅都是职业军人，但帕维里奇的职业是一名律师，而墨索里尼则是一名记者和政客，他们几乎总是穿着军服。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总是穿着教士服，这也是一种制服，而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通常都会穿着保加利亚陆军元帅服或某一个外国警卫军团名誉上校的军服。
蒂索、霍尔蒂和鲍里斯三世会和他们选择任命的总理分享权力，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和帕维里奇则是独掌大权，不过如前所述，墨索里尼和安东内斯库承认他们的国王拥有更高的权威，只是这权威是切实的还是理论上的，就要分情况对待了。意大利领袖以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名义治理国家，而安东内斯库出任罗马尼亚国家领袖，起初是向国王查尔斯二世负责，之后向国王迈克尔一世负责。这两位强人后来都因为没有取缔国王而付出了惨痛代价。1943年8月，维克托·伊曼纽尔下令逮捕了墨索里尼；1944年8月，安东内斯库在谒见国王时被年轻的迈克尔亲自逮捕。
如何评价“强人”？他们对整个人类、对自己的人民、对他们的国家带来多少福祉或是造成多少损伤？说到人类的利益，评价一定是苛刻的，因为他们与纳粹德国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政体结盟。德国的盟友为他们共同的战事贡献了数百万士兵和庞大的资源。但是，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意大利的结盟对德国来说反而弊大于利，因为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引发了不必要的战争，让德国浪费精力。其他盟军虽然装备和士气无法与意大利相提并论，但对希特勒更有用。而且，如前所述，德国盟友也会和德国人过不去，最终大部分人还倒戈相向，与希特勒为敌。
下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些国家是否有比亲德政府更优的替代选项。其他更优秀的政客能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样的死亡和毁灭？有三个精选的例子表明，在1944年之前建立一个反纳粹政府会很难，但也不无可能。
第一个例子就是南斯拉夫王国政府，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在情非得已之时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别的且不说，条约允许德国军队取道南斯拉夫向希腊挺进。两天后，一些南斯拉夫将军在英国特工的帮助下推翻了现政府，选择了与德国为敌。4月，一支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联合军队入侵南斯拉夫，彻底瓜分了这个国家。有人可能会笃定地争辩说，如果政变没有发生，南斯拉夫可能还会在战争中保持一定的中立。
另一个例子就是墨索里尼在1943年8月和9月被君主和左翼势力联合推翻，这迅速招致德国入侵了意大利尚未被盟军占领的土地，成千上万意大利平民和士兵因此丧生，部分意大利犹太人也遭到处决。意大利的投诚对同盟国也没多大用处，他们还是要在意大利半岛艰难跋涉向北挺进，而德国人已经解除了整个意军的武装，俘虏了整支军队。如果墨索里尼仍然在位，可以想象，意大利或许就不会遭受德国占领和战争摧残带来的那么大痛苦了。
第三个例子是匈牙利，由于德国有理由怀疑摄政王霍尔蒂及其部长们正试图退出战争，德军在1944年3月入侵和占领了匈牙利。德国占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是仅仅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100万匈牙利人，包括50万犹太裔，惨遭杀害，国家毁于一旦。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泰斗伦道夫·布雷厄姆（Randolph Braham）猜测，如果匈牙利政府没有秘密与西方盟国谈判——希特勒通过安插在匈牙利政府的间谍对此事了如指掌——可以想象，德国占领或许能避免，更多的犹太人和非犹太裔匈牙利人或许能活下来。[11]布雷厄姆的理论令人深思，但正确性无从考证，况且有人可能会反击说，匈牙利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盲目合作可能会拖延战争，这样反而会导致更多犹太人死亡。
如前所述，德国没有强迫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政府参战，德国也没有这个能力，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于这些强人是否有能力让他们的国家从战争中抽身而退，就很难说了，我们只能暂且看看地理上的因素。保加利亚地处遥远，传统上有亲俄的情感，有可能避免参与俄罗斯战争，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但最后还是难逃盟军狂轰滥炸的厄运。匈牙利，与大德意志帝国比邻而居，曾在德国的帮助下收复了一些在“一战”失败后丢失的领土，没有可能不投入兵力到东部战场。不管怎么说，匈牙利甚至在巴巴罗萨行动前就加入了战争。1941年4月，匈牙利不久前刚和南斯拉夫缔结了《永久友好条约》（Treaty of Eternal Friendship），就配合德国的行动攻打了南斯拉夫。匈牙利的目标是要收复南斯拉夫在“一战”时侵占的领土，哪怕是部分也行。简言之，小国有时候会受益于周边大国的一个战略性决策，匈牙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国，而这里的大国就是纳粹德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匈牙利，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自己的国家公然抛弃与南斯拉夫的《永久友好条约》，在他们看来，这是种投机行为。匈牙利总理帕尔·特列基伯爵（Count Pál Teleki）还为此自杀，他在给摄政王的信中称这是“名誉扫地的行为”。但是特列基自身也是个全心全意的民族主义者。两个月后，因为担心会在讨好希特勒的竞争中落于人后，匈牙利加入了对苏联的战争。当摄政王霍尔蒂在1944年10月终于试图“跳出”战争，这是当时的流行说法，但是由于德国近在咫尺，加上一些军官团的背叛，这一企图流产了。
但是这些强人算是堪当重任吗？毫无疑问，谁都没有大格局，谁都不算政治巨匠。
贝尼托·墨索里尼，曾经是一名社会党机关报记者，在“一战”期间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战后，一纸和平协议并不能满足这位意大利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他成立了法西斯党，大肆宣传民粹主义，加上扩张思想和残忍手段，他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上了总理，还在意大利确立了独裁统治。墨索里尼以行动力强、领悟力卓越著称，但在性格上，他的煽动人心、狂妄自大和过度骄傲还是更加凸显。他在1943年8月被推翻逮捕，不久又被德国伞兵解救，他成立了一个短命的意大利法西斯共和国，和其他意大利人展开了激烈内战。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日子里，他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虏并处决。
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是一名乡村牧师，他对上帝的信仰，如同他对犹太人、匈牙利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济会成员和捷克人的憎恨一样炽热。在他眼中，所有这些人共谋破坏了基督教伦理、圣母教堂和他所深爱的斯洛伐克的独立。在战争走向尽头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军队和行政官员都不再听命于他，他之所以能继续掌权，全靠德国的武力支持。战争结束的时候，蒂索被捕，1947年，在斯洛伐克法院的命令下，蒂索被绞死。
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在匈牙利这个内陆国家，他是为数不多加入奥匈帝国海军的匈牙利年轻人，由于他的雄心和才华，加上舰队中有利于匈牙利人的平权行动计划，霍尔蒂平步青云。他应召担任了弗朗茨·约瑟夫的一名副官，对这一任命，他一直感到很自豪，他声称自己总是跟随着智慧年长的统治者，循着智者的步伐前进。但是，当这个二元君主国家在1918年瓦解，他的海军生涯告一段落，他成长为一名沙文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与他同时代的人无异，他把军事崩溃和政治革命怪罪到自由主义者、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身上。他永远都不会承认，1918年二元君主国家解体的原因是经济衰竭、饥荒肆虐、军事溃败和11个主体民族领袖肆意表现的沙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