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在管乐器方面很重视笛，此物虽早已出现，但直到汉代的横吹乐中，它才和角一同大显身手。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如羌笛（接近现代的箫）、笳（接近现代的管）等，这时也较常见。西域传入的箜篌和琵琶在文献里面虽已提到，不过还不太流行。从汉代歌舞俑和画像石中见到的钟、磬、鼓、竽、瑟等仍是当时主要的乐器。
魏、晋至唐代是我国古代乐器发展史上的第二阶段。这时旧式的大型编悬乐器急剧隐没，瑟竽等也不常见了。而自十六国以来，大量少数民族内徙，带来了多种乐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琵琶。它起源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东汉末传入我国。甘肃嘉峪关市魏晋墓所出画砖上绘有弹琵琶的乐师。但早期琵琶腹小，颈长而直，与西亚的原型有所不同。到了南北朝时，由于胡乐流行，琵琶的地位日益重要，它的音域广阔，能弹出所谓八十四调中的八十一调，旧有的乐器很难做到。曾侯乙墓所出编钟的音域虽然也很宽，但那是一套重二千五百多公斤的庞然大物，要由好几名乐工共同演奏，其表现力就不好和琵琶相比了。唐代常见的琵琶为梨形腹，曲项，横抱，多用拨子弹奏。本来很早就有用手指弹琵琶的，如在云岗第16窟雕出的伎乐天中之所见，但这种弹法不普遍；所以不用拨而用手弹者仍使人感觉有新意。当然也不排除其中还包含着技巧高低的因素。史称：“案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太宗贞观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琵琶也”（《旧唐书·音乐志》）。这位开手弹之风的音乐家据刘《隋唐嘉话》所记乃是裴洛儿。他本名裴神符。《唐会要》说：“贞观中，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其功力自非寻常可比。早期琵琶无相无品，后来有的在颈部装四品。还有的在面板的承拨之处贴一层薄片，有金、银、象牙、玳瑁等各种材质，叫“捍拨”。“拨”指拨子；“捍”有捍卫、保护之意。捍拨上饰以花纹。李商隐在一首诗中描写琵琶时说：“上贴金捍拨，画为承露鸡。”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唐“螺钿枫木琵琶”的捍拨上绘“胡人骑象鼓乐图”，极精妙，是重要的文物（图8-21）。段安节《乐府杂录》说西域来的安国乐所用琵琶，“其捍拨以象牙为之，画其国王骑象”；与上述正仓院藏品相近。明清的琵琶则有四相十三品，并改横抱为竖抱。近代琵琶更增至六相二十四品，都用手弹，且早已不贴捍拨了。
图8-21 正仓院藏唐代琵琶上的捍拨
不过就自南北朝到隋唐器乐合奏的情况而论，琵琶虽然占主要地位，而笙、排箫、笛、筝等固有乐器也频频出现。此外，一些外来乐器如竖箜篌（接近现代的竖琴）、筚篥（接近现代的管）等也常用。它们参加到乐队中来，对于扩大音域、丰富音色、增强表现力等方面都起到显著作用。在打击乐器中，这时增添了许多小型鼓类，如腰鼓、羯鼓、鸡娄鼓、答腊鼓等，从图像上乐人的手势看，不难想见其敲击动作和轻重缓急的变化多样。一些节奏乐器如铜钹、拍板等这时也出现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大合奏的场合中却不见琴的踪影。无论陕西三原唐·李寿墓石椁线刻《乐舞图》中的二十四名演奏者，还是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石雕《散乐图》中的十二名演奏者，都没有人弹琴。正如白居易《五弦》诗中所说：“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是不是琴在唐代已经衰落了呢？当然不是。存世唐琴如“飞泉”、“九霄环佩”、“大圣遗音”、“枯木龙吟”等，多为鹿角霜胎，金徽玉轸；制作之精，装饰之美，令人叹为观止，一点没有衰落的样子。何况从汉末起，斫琴技术较前更有起色，作出了不少改进：共鸣箱已延长至整个琴体；底板与面板已固定在一起；琴轸加长，直通琴底；使琴的音量和音色都有所改善。在外轮廓的造型上也越发讲究，斫出各种曲线，创出伏羲、神农、仲尼、连珠等诸多琴式（图8-22）。后来到了明代，袁均哲在《太音大全集》中收琴式三十八种，清初徐祺、徐俊父子的《五知斋琴谱》中更收录五十余种。虽然琴式与音响的关系不是太大，但新样迭出毕竟是兴盛的气象。那么为什么它在合奏中不再露面？答案只能从其演奏特点的发展趋向上去寻找。
图8-22 琴式
1．仲尼式
2．神农式
3．伏牺式
4．宣和式
5．连珠式
6．落霞式
7．正合式
8．子期式
9．此君式
从先秦到西汉之所谓“半截音箱的琴”，尚具有一定的民间性。《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可见谈情或宴宾时都用得上琴；更不必说司马相如以“绿绮”琴弹《凤求凰》，去追求新寡的卓文君了。所以他们弹的应该是一些民间曲子，甚至当时的小调。即苏轼所说：“琴正古之郑卫。”但如上所述，像嵇康描写的弹琴的指法已相当复杂。至唐代，指法系统已经建立，如右手弹弦的勾、剔、抹、挑、轮、滚等，左手按弦的吟、猱、绰、注、淌、撞等，变化多端。并通过双手之指法的组合编配，即所谓“双鸾对舞，两凤同翔”（薛易简），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不仅有实音、泛音，还能奏出一些滑音和游移音；寥朗苍古，袅袅依依。这就使琴曲产生了朦胧隐约、不易捉摸、内向而含蓄的色彩。
琴曲的这种特色又受到其记谱法的推波助澜。起初琴谱只是对弦序、徽位、指法等的叙述性的文字记录。“其文极繁，动越两行，未成一句”（《太音大全集》）。现藏日本京都西贺茂神光院的《碣石调·幽兰》，就是存世之最早的古琴曲的“文字谱”（图8-23：1）。唐代曹柔将难读的文字谱改成“减字谱”。即把文字谱中的各项内容逐一用简单的符号表示，再把这些符号组合成方块字的形状（图8-23：2）。可是形式虽然改变，内容却没有多少补充，减字谱仍未具体标明每个音的音高和时值，是一种不反映节拍的指位谱。这样就为古琴的节奏和拍子留出了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如果用现代通行的记谱法加以规范，反而限制了它追求行云流水式之“天籁”的音乐生命。弹琴者面对减字谱，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表达甚至发挥，叫“打谱”。同一个谱由不同的琴师打出的曲调会出现若干差别。这种即兴性使演奏成为一次再创作，使世俗乐手望而却步，引领琴坛的只能靠高人逸士。在这些人的引领下，弹琴逐渐变成了雍容典雅、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众艺术。
图8-23 琴谱
1．文字谱，唐写本《碣石调·幽兰》
2．减字谱，明刊本《古音正宗》中的《雁落平沙》
唐代的情况正是如此。唐诗中提到琴，不是说“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常建）；就是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刘长卿）。总之，它只适于独奏，而不宜杂以歌管笙簧，在大庭广众之间合奏。到后来，乃如苏轼诗中所称：“千年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红楼梦》第八十六回中，林黛玉讲了一番弹琴的大道理：“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若无知音，宁可独对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张琴。”虽经考证，这段话是从明·杨表正《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中套来的，但林黛玉说得更质白。她的见识确与唐人相通。抚琴之际，根本无须听众在旁。“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这等境界已完全超脱凡俗。有一种英译本将此诗的后两句译作：
No ear to hear me, save my own,
No eye to see me, save the moon.
还原成中文，似可作：
没有一只耳朵听到我，除了我自己；
没有一只眼睛看见我，除了天上的月。
英译的音步很整齐，但意思满拧。王维是不要人听，不要人看。译出来却是埋怨没有人听，没有人看。作者之出世的情怀与译者之恋世的情结反差如此之大。从这当中，就不难体会到中国古琴的性格了。
再谈第三阶段即宋、元、明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这一阶段的乐器与戏曲、说唱音乐的关系很紧密。比如银字笙，是由伴奏宋代说书中的唱段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当时又把说书叫作“银字儿”。三弦是伴奏杂剧演出而发展起来的。胡琴和轧筝等也都从游艺场所“瓦舍”里成长起来。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这一阶段中弓擦弦乐器繁荣起来了，在我国乐器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在弓擦乐器出现之前，先产生了棒擦乐器，如唐代出现的奚琴和轧筝。轧筝后来一直用棒擦，奚琴的形制却不断在改进。“奚”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创制的奚琴有两根弦，用竹片在两弦之间摩擦发音。宋人改用马尾弓，故又称之为马尾胡琴。南宋宫廷的教坊乐队中，弹琵琶的只有八人，拉奚琴的却有十一人；奚琴居然超过了雄视乐坛的琵琶。胡琴用弓擦奏，发音轻快柔曼、婉转抑扬，用以衬垫人声，较拨弹乐器更觉贴合，所以在戏曲音乐中被广泛应用。以后出现的四胡、胡胡、板胡、京胡、大胡、坠胡、椰胡等都由胡琴演变而来。
弓擦弦乐器之外，这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拨弹弦乐器，如火不思、三弦等。火不思创制于古代西亚地区，弯头长颈，四弦无品，轸排列在一侧，共鸣箱下半部蒙以蟒皮。它在唐代已传入我国西北地区，最先见于新疆吐鲁番招哈和屯所出唐画，但直到元代才在中原地区流行。明代徽剧之“高拨子”用它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其劲拔高亢的声调，颇耸动一时之听闻。三弦则是我国自创，出现于元代，起初和琵琶、笙、笛、鼓、板等一起用于杂剧的伴奏。至明代，它又分化成大、小两种：大三弦即北方伴奏曲艺用的；小三弦又名南三弦或弦子，腹小而圆，盛行于江南，多用它伴奏弹词或用于丝竹合奏。16世纪中叶，这种乐器传入日本，日人称之为“三味线”。
在管乐器方面，第三阶段中最重要的新乐器是唢呐。唢呐原流行于波斯、阿拉伯一带，约于明初传入我国。它是一种簧管乐器，音色明亮热烈，我国起初将它用于军乐，后来也用于戏曲、歌舞的伴奏。在民间，锣鼓乐队中大都离不开唢呐。小型的唢呐又名叽呐或海笛。
至于打击乐器，这一阶段中出现的板鼓、书鼓、八角鼓、渔鼓、云锣、梆子、竹板等，都在戏曲、说唱音乐或民间器乐合奏中得到应用。
这一阶段还传入了一些西洋乐器。其中有元代传入的管风琴，名“兴隆笙”，有竹风管九十枚。18世纪末19世纪初，赵翼在北京宣武门内的天主堂里见到的管风琴，装的是铅风管，似乎更进步一些。现代钢琴的先型——击弦古钢琴，曾在1600年由利玛窦带入我国。形状与现代小提琴相近的“得约总”，也在乾隆时由缅甸乐队传入，并载于《大清会典图》。不过这些乐器当时使用的范围狭窄，影响不大。
总之，我国古代在乐器方面既善于创造，又乐于吸收。几千年来中不少域外乐器先后加入进来，与固有的乐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使我国的民族音乐不断壮大。
九 武 备
武备是格斗武器和防护装具的统称，内涵比单说“武器”宽泛些。
提起我国上古的武器，首先会想到干（盾）戈，商代金文的象形字中就有一手持戈、一手执干的人物，代表当时用常规武器武装起来的士兵（图9-1）。这类武器在原始社会中已经出现，石刀装了柄就成为戈，石斧装了柄就成为钺。钺比戈尊贵，在河南临汝出土的陶缸上、山东莒县出土的陶尊上，还特意画出钺的形象。江苏海安青墩还出土了一件陶制的石钺模型（图9-2）。制作石戈、石钺的技术要点之一是如何将石器与木柄连接结实。简单的做法只是将二者捆在一起，复杂的则在石器器身和柄上都打孔，再用绳子穿孔缚牢。困难在于木柄上部既要挖出容纳刃体末端的槽口，又要穿孔，故容易开裂，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木柄的这个部位常变粗，顶上还装冒，用以加固。在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中出土的青玉钺，钺上刻有神徽纹，并配以白玉的冒和镦。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玉冒、玉镦都是装饰性的。玉冒与柄以榫卯相接，起不到箍紧顶端的作用（图9-3）。表明华贵的玉钺并不用于实战。
图9-1 金文中的象形字，执干戈的武士
图9-2 陶制石钺模型，江苏海安出土
图9-3 玉钺的部件与复原的器形，据上海福泉山出土实物，柄后配（仿张明华）
上述难题一直遗留到历史时期。与厚重的石器不同，从夏代起开始使用铜兵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出青铜戈，直援，无阑，形制还比较原始。但青铜制品比石器薄而坚固，铜刃穿过木柲（戈、钺之柄）的窄缝时，造成劈裂的可能性要小些。刃体的尾部叫内，新石器时代的石戈已有在内上穿孔用于缚结的。商戈沿用了这种方法，但又不断改进。商代曾作出用銎装柲的尝试，但銎管中的木柲磨损后戈头会松动，不够牢固。商戈起初无胡（图9-4：1）。后来出现了胡，胡本指“颔下悬肉”，像在牛脖子下面看到的；戈胡与之肖似。在戈援之下刃的后部延伸出一段胡，胡上开穿孔，使缚结点增多，效果更好。此法在商代得到发展，商戈有胡上一穿的、二穿的、三穿的，有的相当超前，甚至达五穿（图9-4：2-6）；战国戈的长胡上最多也只有五穿（图9-4：7）。但常见的商周铜戈大都为中胡二穿。
图9-4 商戈（1—6）与战国戈（7）
1．无胡戈，安阳郭家庄出土
2．短胡一穿戈，殷墟西区出土
3．中胡二穿戈，殷墟西区出土
4．长胡三穿戈，安阳花园庄出土
5．长胡四穿戈，殷墟西区出土
6．长胡五穿戈，安阳郭家庄出土
7．长内长胡五穿戈，江陵武昌义地出土
与戈相配合的武器还有矛，应是从尖木棒即原始的耒发展而来。商以前多用石矛、骨矛，已发现之最早的铜矛出土于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矛体如柳叶，称柳叶式矛。商代后期的矛主要有两种：一种将柳叶形演变成三角形，另一种呈亚腰形；骹部都很长。据安阳大司空村商墓所见矛柄痕迹，商矛通长一般在1.4米左右。而按照杨泓先生的计算，当时两辆战车错毂交战时，侧面的间距最近处为1.6米左右；所以商矛在车战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仍属步战用的武器。商代大墓中出土戈的数量比矛多。安阳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大墓中出土了一些成捆的矛头，是一个孤例，其中或有特殊原因。安阳妇好墓出土了九十一件戈，却没有矛。经过西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矛柄开始加长。湖南长沙浏城桥春秋墓出土的矛通长2.97米，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矛长4.36米，可以和西方著名的马其顿长矛（长3.96—4.2米）相伯仲，但它是车战的武器，而马其顿矛是步兵用的。应当注意的是，戈是勾兵，格斗动作以勾、啄为主；矛则是刺兵。战国时矛柄（矜）加长，矛叶变窄，它的冲刺的功用似已更被看重。不过矜加长后，随之而来的是防止折断的问题。于是采用积竹柄，即以木棒为芯，外包竹篾，再缠丝涂漆（图9-5）。《淮南子·兵略》说：“伐棘枣而为矜。”则当中的木芯选用的多是枣木。积竹柄强韧而富有弹性。可是这种复合材料制的柄不太适合充当戈柲，因为戈内要从柲中穿过去；而积竹柄已被外层的竹篾占去一圈空间，当中的木芯不太粗，再挖通一道扁孔，就影响它的牢固程度了。虽然发现过个别以积竹法做的戈柲，却只能看作是特例。又，戈柲和矛矜的形制不同。执戈时为了凭手感就能知道戈援所指，所以戈柲的断面略近卵形，较钝的一面代表内的方向，较锐的一面代表援的方向（图9-6：1）。矛是刺兵，不存在这个问题，故矛矜呈圆形（图9-6：2）。继而这种区别又影响到柄底端之金属包头的样式。装在戈柲下面的叫镦，它的器口也接近卵形，而底面是平的。《礼记·曲礼》郑玄注：“平底曰镦。”后来直到宋代的《集韵》仍然这么说。而装在矛矜底端的，器口则是圆的，并多为尖底。我国古代士兵集合时，有将矛插在地上的习俗，如《尚书·牧誓》说“称（举）尔戈”，“立尔矛”。《曲礼》郑注也说：“锐底曰。”《释名》则认为，矛“下头曰，（蹲）入地也”。但《说文》却将镦、互训，造成了一些混乱。就实物所见，战国矛下端多呈尖锋状。汉代矛下端或呈三锋状，或呈圆锥状。我们应以卵口銎—平底和圆口銎—尖底作为区别戈镦和矛的基准。不过虽然是平底，但銎口呈圆形，多数仍应为矛。此外，戈、矛的柄部常缚有几层羽毛，羽尖向上戗起，用以承阻从刃部流下来的血，防止漆柄变滑而失手；即《诗·郑风·清人》所称“二矛重英”。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中出过这类实例。在河南汲县山彪镇等地之战国墓出土铜器上的花纹中也表现出长兵器柄上的英饰（图9-7）。可是当鏖战之余，刃缺旗靡，染血的英饰也就拖垂下来了。
图9-5 积竹柄的构造
图9-6 戈柲与矛矜
1．湖北江陵望山战国墓出土戈
2．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矛
图9-7 缚英饰的长兵器
1、2．戈与矛，湖北荆门包山战国墓出土
3、4．执戟者与执矛者，据“水陆攻战图鉴”
戈、矛相结合就成为戟。已知最早的青铜戟见于河北藁城台西7号商墓，在商代遗存中这是唯一的例子。它属于戈矛联装的类型。西周时曾出现整体铸造的十字形戟，但流行的时间不长。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既然戟起初由戈、矛联装而成，所以有的以戈为主，有的以矛为主；这一点从柄的形制上也可以看出来。以戈为主者，柄全同戈柲，呈卵形。如在长沙浏城桥春秋墓及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戟上所见者。格斗时，这类戟仍以勾啄为主。特别是一些异形戟：有的戟内上翘复下偃，底部还有曲刃；有的在胡下出孑刺；有的在柲上再装一条钩距；此类装置都只能在挥斫勾啄时才发挥作用。但也有的以矛为主，柄也依照矛矜的形状，断面呈圆形或稍近椭圆，如在江苏六合程桥、安徽舒城九里墩等地所见者（图9-8）。它们的格斗动作自应以击刺为主。文献中多次出现“戟矜”（或作“棘矜”，《诗·小雅·斯干》郑笺：“棘，戟也”）一词，见《说文·竹部》“籚”下、《史记·陈涉世家》又《主父偃列传》、贾谊《过秦论》、《汉书·陈胜项籍传》等处。可见形如矛矜者是戟柄的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步骑兵成为战场上的主力，戟的功能遂愈益偏重于后一种。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出土的联装戟，铭文中自名为“棘戟”。这个棘字则训刺。《方言》说，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间谓之棘”。戟铭标出“棘”字，强调的也是其刺的功能。再发展一步，卜字形戟就出现了。这种戟只有上昂的直刺和旁出的横枝。《释名》谓戟“旁有枝格也”，即指此式戟而言。它最早出现于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丛葬墓中，戟头长达48.2厘米，而且是钢铁制品。七国时常说强秦弱燕，连燕国都用卜字形戟，秦当然不会落后；甘肃秦安上袁家秦墓出土的卜字形戟，和燕下都的基本一样（图9-9）。到了汉代，卜字形戟的使用范围更广，几乎可以看作是装备士兵的制式武器了。这种戟显然主要用于向前扎刺，从而改变了向内侧勾啄的手法。后来文献中说到用戟时，也多称其动作为“叉”或“刺”，见《后汉书·虞延传》。
图9-8 春秋时期的戟矜
1．江苏六合程桥出土戟
2．安徽舒城九里墩出土戟
图9-9 燕国和秦国的卜字形戟
1．河北易县燕墓出土
2．甘肃秦安秦墓出土
过去在流散文物中，戟上之戈形和矛形的两部分金属件常互相分离，以致清代学者往往弄不清戟的形制。像戴震这样的大学问家，在《考工记图》一书中画出的戟，竟全然不得要领。特别是京剧舞台上常把宋《武经总要》中的“戟刀”当成戟，影响很大，对全社会起了误导的作用（图9-10）。
图9-10 戟刀，据《武经总要》
下面再插叙一下多戈戟。由于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很漂亮的实例，所以其知名度颇高。多戈戟有装两个戈，也有装三个戈的；第二、三个戈没有内，援的长度则依次递减，戟柲却达3米以上，可见是车战的武器（图9-11）。但如果只为了勾击对方的车士，用不着装下面的戈头，因为这些戈只能杀伤接近战车的目标。所以多戈戟不仅用于车战，还能对付敌方攻击战车的步兵。而且多戈戟与多援戈不同，后者在顶端不装戟刺，短，应是步战用的武器（图9-12）。当战车陷入步兵的重围时，会丧失其机动性和冲击能力。在《左传》中，战车的指挥员多次发出不易击退步兵的慨叹。如隐公九年郑伯与戎人作战时，就说：“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二年晋国的魏舒与狄人作战时也说，“彼徒我车，所遇又阨”，因而“毁车以为行”，在战术上作出了重大的改变。
图9-11 多戈戟
1．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2．江苏镇江谏壁吴墓出土
图9-12 执多援戈者
1．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器残片刻纹
2．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漆棺上的彩绘
汉末至南北朝时，矛和戟进一步合流，出现了更有威力的矟（槊）。《释名》：“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矟就是带两刃的大矛。这时它连已改为翻翘向上的戟枝也去掉了，似乎为的就是使向前冲击的力量更集中。建安年间吕布发动兵变要杀董卓，李肃先用戟刺他，“卓衷甲不入”，“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后汉书·董卓传》）。可见想刺穿铁甲，矛比戟有效。吕布用的矛应与矟差别不大。十六国时的“陇上健儿”陈安，武艺高强，民歌中说他“丈八蛇矛左右盘”（《御览》卷三五三引《赵书》）。而此民歌在《灵鬼志》中却作“丈八长矟左右盘”（《御览》卷三五四引）。汉末，公孙瓒“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后汉书·公孙瓒传》）。南北朝时，梁大同三年（537年）少府制成了长二丈四尺（合5.988米）的两刃矟，请羊侃试矟。“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梁书·羊侃传》）。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有的爬上树。“梁主曰：‘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尔果折，因号此矟为‘折树矟’”（《御览》卷三五四）。两刃矟和两刃矛大约形制相同。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中的具装甲骑均手执长矟，那些持刀、盾的“强盗”显然不是对手（图9-13）。然而反过来说，矟又恰恰是对付此类重装骑兵的武器。这种骑兵人、马都披甲，横冲直驱，来势汹汹；另一方只有挺起长矟才好抵挡。另外，这时马镫在我国已经普及，也是使用马矟的必要条件。否则持矟前冲的力量很大，而骑者在马上缺少稳固的支撑，必将自顾不暇了。从戈到戟到矟，其战斗动作由勾啄逐步演变为击刺，反映出的正是步骑战取代车战的大背景。
图9-13 持矟的具装甲骑攻击步战者，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
自3世纪至7世纪，从曹操的“横矟赋诗”到唐将程咬金的“善用马矟”（《旧唐书·程知节传》），矟一直是武器中的骄子，风光了将近五百年。但始终未曾出土实物。《唐律》中禁止私人持有矟，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将来如果发现了接近6米的长矟，复原后陈列出来，将是何等壮观！
戈、矛、戟、矟就整体而论可以算作长兵器。下面再谈谈短兵器。
先说剑。短剑多用于卫体。甘肃东林、永昌等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曾出土嵌石刃的骨短剑，年代为前三千年代中晚期。到了商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及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玉短剑与铜短剑，剑身皆呈扁平的柳叶形。西周时，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贺家村、宝鸡竹园沟，甘肃灵台白草坡，河南洛阳庞家沟等地周墓出土的剑均为扁茎柳叶形铜短剑，显然是马家窑石刃骨短剑及商代柳叶形剑之胤裔（图9-14）。在我国东部的大汶口文化中，一种环柄短剑出现的年代更早。江苏邳县大墩子339号柳林型墓葬中所出环柄骨短剑，可以上溯到前四千年代至五千年代。它的锋部很短，造型很原始，出土时尚握在墓主手中。新石器时代以后的长时期中，这种剑很少见。但河北邢台葛家庄116号西周早期墓却出土了一柄形制相同的青铜短剑，其上还有铭文“省命”二字。可见环柄剑在上述出土物的空白期中，传承和使用并未停止，只不过更多的实例有待发现而已（图9-15）。此外，在我国北方地区出土的曲柄或直柄铜短剑，有铃首、兽首、鸟首、蕈首等多种式样。它们与欧亚草原西部诸文化显然有关联；但这类剑在西方的出现不早于前二千年代，与中原古剑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春秋早期，出现了有圆形首、柱形茎的柱脊铜剑，从而使中原地区的先秦古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剑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的虢国墓中曾出土数件。稍晚一些，在河南洛阳中州路春秋墓中出土了配以象牙柄、鞘的铜剑，鞘中部还雕出凸起的璏，用来穿上带子系佩，说明当时我国已采用璏式佩剑法。不过这些剑都相当短，长度一般在30厘米左右。使用时以直刺为主，称为“直兵”。
图9-14 扁茎柳叶形剑
1．石刃骨剑，马家窑文化类型，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
2．玉剑，商，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3．铜剑，商，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4．铜剑，西周，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图9-15 环柄剑
1．骨短剑，大汶口文化刘林类型，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
2．石短剑，大汶口文化花厅类型，出处同上
3．骨短剑，大汶口文化大汶口类型，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4．“省命”铜剑，西周，河北邢台葛家庄出土
铜剑在水网纵横的南方吴、越地区特别受重视，这里的军队与当时中原以战车兵为主要兵种的情况不同，乃以配备剑、盾等兵器的步兵为主。故其铜剑的制作技术得到长足发展，剑身明显加长，大多超过了50厘米。古文献中经常提到吴越的宝剑，在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出土的吴王剑和越王剑都以其高超的工艺水平为世所珍。战国时期还铸出了脊部和刃部具有不同的铜锡配比的复合剑，脊部强韧、刃部锋利，增强了杀伤力。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最长的达94.8厘米，剑身窄而薄，优势更明显。
当铜剑的使用和制作达到高峰的时候，铁剑也已问世。前面提到过的燕下都44号丛葬墓中就出土了十五把铁剑，最长的达100.4厘米，是用块炼铁渗碳锻打而成的钢件，虽然含碳量不甚均匀。剑身增长，使用时除直刺外，又强调旁击即劈斩的用法。所以《墨子·节用》说：“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
西汉时的铁剑均已锻冶成钢。本书谈“冶金”时提到过的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佩剑。此剑长104.8厘米。它不仅折叠锻打的次数多，而且其刃部经过淬火，刚硬而锋利，脊部却并不淬火，仍保持较好的韧性，起到刚柔相济的效果。锻冶技术的提高也反映在剑身的长度上。江苏铜山出土的建初二年（77年）“五十湅”钢剑长109厘米。《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说广川王刘去“作七尺五寸剑”，合172厘米，这么长的汉剑虽无实例出土，但在汉画像砖、石中见过那类“修剑拄颐”的长剑。说明当时锻造此种长剑是有可能的。
古代最豪华的剑是玉具剑，创始于东周时。玉剑具共四件：玉首（剑柄顶端的玉饰件）、玉镡（玉剑格）、玉璏（玉剑扣）和玉珌（剑鞘尾端的玉饰，汉代叫玉摽）。其中首和镡装在剑上，璏和珌装在鞘上。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之例是春秋晚期前段的，但只有玉首和玉镡。春秋晚期后段的剑上出现了玉璏和玉珌。一剑而四件玉具齐备的例子到汉代才有（图9-16）。玉剑具上大多有纹饰，还有的以高浮雕的手法雕出神禽异兽的形象，美观而高贵。中国的玉剑具还曾传播到遥远的西方，在南俄和黑海的刻赤半岛曾经出土。至南北朝后期，由于佩剑的方式发生变化，这类剑具遂不再出现。
图9-16 剑与剑上的玉具
1．剑上各部位的名称
2．玉剑首，河北满城出土
3．玉剑镡，河北满城出土
4．玉剑璏，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5．玉剑璏，湖南长沙伍家岭出土
6．玉剑璏，河北满城出土
7．玉剑摽，河北满城出土
再说刀。从西汉中期开始，刀在战场上已逐渐代替了剑的地位；这是适应骑兵在马上挥砍的需要而产生的变化。刀背可以制作得比剑脊厚实，不易折断。洛阳西郊汉墓中有二十三座墓均出环首刀，长度由85至114厘米不等。作为武器使用的刀，从一开始就以铁制的为主。洛阳烧沟汉墓中出土的少量铜刀，体型轻薄，当系仪仗中所用。同时，由于刀的用法主要是击即砍，如《释名》所说：“刀，到也，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与剑相较，它在刺、击两法之中只强调击，所以刀上一般不装镡。汉刀的刀身较直，刀首几乎无例外地均呈环形，环中有的饰以禽兽。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唐代（图9-17）。刀鞘下端多装铜摽，宽度一般与鞘取齐，不像剑摽之向外侈出。南北朝以后，剑除在仪仗、佩饰、武术和宗教法术中仍继续使用外，在制式兵器中已被淘汰。《唐六典》“武库令”中有刀制而无剑制。明·茅元仪《武备志》说：“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已不用于阵，以失传也。”现代长篇小说《李自成》中，大批骑兵挥剑驰骋战场，这在当时是无从想象的。
图9-17 刀环
1．河南南阳杨官寺出土
2、3．河南洛阳出土
4．陕西西安唐大明宫玄武门出土
5．唐大明宫三清殿出土
在射远武器中居第一位的是弓箭。山西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用很薄的燧石片打制的石镞，说明在我国的土地上使用弓箭的历史已近三万年。原始的弓只用单根木材或竹材弯曲而成，即“弦木为弧”的单体弓。但它可以将开弓时存储在弓体上的能量于发射时一下子释放出来，构造简单而有效。至商代，根据安阳殷墟商代墓葬中的弓体灰痕，结合甲、金文中有关弓的象形字考察，可知商弓是用两层材料粘起来的合体弓。至战国时，已发展为复合弓。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过保存较好的战国弓，其中一件全长140厘米，最宽处4.5、厚5厘米。两端装角质弭，弓体为竹质，中间一段用四层竹片叠成，两面粘有呈薄片状的动物筋、角，再缠丝涂漆。它的用料与《周礼·考工记》所说，制弓要用干（竹、木）、角、筋、胶、丝、漆等“六材”的要求相合。这类弓在竹、木制的弓体上傅角被筋，强度比单体弓和合体弓都大，可见当时中国的制弓技术已相当进步。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从结构上说，世界制弓技术均未曾超越过这个水平。汉代的弓与战国弓相仿，大多数为复合弓。一般都在弓体的外侧用鱼脬胶贴牛筋，内侧贴牛角。因为弓体外侧受的是拉力，牛筋具有抗拉性。弓体内侧受的是压力，牛角密度大，能承受压力。当中的竹或木胎则能承受其内切力。将几种不同的材料黏合在一起，利用它们各自的特性，会产生更好的弹射效果。
东周时制弓技术已经规范化。《考工记·弓人》是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的文献，其中对材料的选择、加工的方法、部件的性能与组装，都提出明确要求；对制弓时应防止的弊病，也作出透彻分析。这些原则到汉代仍被遵循。所用之箭，一般只剩下箭镞。商、西周时用的是有脊双翼镞。春秋前期出现了三翼铜镞。战国时除三翼镞外，三棱镞也很流行。但这类镞常装铁铤，以节省铜材。汉代将三棱镞称为“羊头”镞，是最常见的型式。但由于箭的消耗量大，三翼镞和三棱镞的造型仍嫌复杂，不易用铁大量锻制，而必须用昂贵的铜材铸造。这时为镞找到一个适合用锻打生产的镞型，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经历了不少岁月。满城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一批后部呈圆柱形、前端呈四棱形的铁镞。经金相检验，它们是铸造成型后，再退火脱碳而成。但因其毛坯为生铁铸件，不太规整；大量铁镞同时退火，脱碳程度亦难一致。所以它们的硬度和锋利程度都不够理想，尚不足以取代青铜镞。直到东汉后期，才出现了锋部呈锐角三角形的扁平铁镞，如四川新繁与安徽亳县的东汉墓中所出之例。这种形状既适合锻造，又有较强的穿透力，遂为后世长期沿用，也最终使铁镞代替了铜镞（图9-18）。
图9-18 箭镞
1．商双翼铜镞
2．西周三翼铜镞
3．战国三棱铜镞
4．西汉铁铤铜羊头镞
5．西汉铸铁脱碳镞
6．东汉锻铁镞
汉代强调使用强弓劲弩。计算弓力的单位是斤（图9-19）。《后汉书》所记盖延、祭彤等猛将所用强弓为“三百斤”，约合75公斤；引满这种弓，要用相当于提起75公斤重物之力。由于张弓是很吃力的，故挽弓时需戴扳指，名，将它套在拇指上勾弦。山东巨野和广州的汉墓中均曾出土玉。此外，在食指、中指、无名指上可套以皮革制作的指套，名极，见《仪礼·大射礼》。
图9-19 试弓定力，据《天工开物》
我国古代轻装骑兵的武器以弓、刀为主。至唐、宋时，骑兵仍使用强弓，开满即射，即唐·王琚《射经·马射总法》所说：“势如追风，目如流电。满开弓，紧放箭。”明代以后的射法理论则主张用软弓长箭，认为如果持硬弓则刚刚引满就须发箭，不能久持，命中率反而降低。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射法》中说：“力胜其弓，必先持满”，“莫患弓软，服当自远。”因而制弓技术的发展方向不再单纯追求挽力强度的增加。《天工开物·弧矢》说：“凡造弓视人力强弱为轻重，上力挽一百二十斤。”折合起来，比汉代的三百斤尚略小。清末大量使用火器后，弓箭遂被淘汰。
在西亚和欧洲，单体弓、合体弓和复合弓在纪元前均已得到长足发展。但西方的所谓地中海式射法与东亚式射法不同。前者将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弯过来拉弦张弓，发箭时将镞置于弓弣左侧。后者将右手的食指、中指压在勾弦的拇指上（所以也套在拇指上），发箭时将镞置于弓弣右侧（图9-20）。两种方式各有所长。然而就总体而言，中世纪之前西方对弓箭的重视程度不如东方。以步兵方阵和骑兵方阵的形式作战的古罗马军团，并不将弓箭作为重要武器。只是到了6—7世纪，在拜占庭和阿拉伯的骑兵当中，弓箭才成为致胜的重要手段。到了13—16世纪，英国大弓（有效射程近320米）才在欧洲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图9-20 东西方的两种张弓方式
1．地中海式
2．东亚式
在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度更大、射程更远、命中率也更高的射远武器是弩。《吴越春秋》说，“弩生于弓”，“横弓着臂，施机设枢”，乃成为弩。可见先有弓，它和弩臂互相独立，只要尺寸相当，配上弩臂就组合成弩。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的J1（8层）147号秦简称：“迁陵已计，卅四年（前213年）馀见弩臂百六十九。”“凡出七，今□月见弩臂百六十二。”这是县武库藏品的清点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记的只是弩臂的件数，发出的也只是弩臂而非整弩。故可推知并不是每张弩上都有固定的弓，二者可以临时搭配。《吴越春秋》说的机、枢都装在臂上。机指弩机，最早出土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是战国早期的器物。以后在湖南、江苏、河南、河北及四川等地的战国中、晚期墓葬中，不仅发现了很多铜弩机，而且有些弩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如湖南长沙扫把塘138号墓出土之例：它的弩臂为木质，涂黑褐色漆，长51.8厘米；弩机为铜制，包括望山（与牙相连）、钩心、悬刀等件，用栓（键）把它们组合在弩臂上挖出的槽内；弩弓为竹制，已干缩，复原长度约120—130厘米。同出的箭为竹杆，通长63厘米。使用时，手拉望山，牙即上升，钩心随着被带起，其下齿卡住悬刀的缺口，遂使弩机呈闭锁状态。这样就可以用牙扣住弓弦，将箭置于弩臂上的矢道内，使箭栝顶在两牙之间的弦上。发射时，往后扳动悬刀，牙即下缩，箭乃随弦的回弹而射出（图9-21）。这种弩靠射手的臂力张弓，叫擘张弩，射程为80米左右（图9-22：1）。为了增加弩的弹射力，弩弓做得更强更硬，以致用臂力难以开张。于是将弩竖立在地上，双足踩住弓背，用双手向上拉弦。这种用手足合力来张弓的弩叫蹶张弩，发明于战国晚期，射程相当擘张弩的二至三倍（图9-22：2）。弩在汉代得到较大发展，于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弩是汉军之得力的武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名将李广与匈奴作战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用大黄弩射杀对方将领而扭转战局。汉代郡国还组成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材官”，其指挥员的官号有的就叫“强弩将军”。汉代不仅广泛使用擘张弩和蹶张弩，还发明了腰引弩。使用腰引弩时，弩手坐在地上，两足向前蹬弓，用系在腰间之带钩子的绳曳弦张弓。由于它以弩手的两腿和腰部的合力为动力，从而可使用更强的弩弓，射程更远（图9-22：3、4）。
图9-21 弩
1．弩的全形
2．弩机的结构
图9-22 三种张弩法
1．擘张弩，据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陶俑
2．蹶张弩，据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
3．腰引弩，据山东嘉祥东汉武氏祠画像石
4．明代《武备志》中的“腰绊上弩图”（用作汉代腰引弩射法的参照）
随着弩弓强度的增加，弩机的结构也得到改进。这时，在弩机的外面增设铜郭。此物呈匣状，把机件组装进去，然后嵌入弩臂的槽中。这就使贯连弩机各构件的铜栓，不仅穿在弩臂之槽的木框上，同时也穿进铜郭的孔中，所以能承受更大的张力。其次，汉代弩机在望山上加刻分度。望山用于瞄准，刻出分度后，则可以根据目标的距离调整发射角，提高命中率。另外，汉代弩臂的末端增设把手，式样与现代的枪柄接近。
汉弩以石作为计算强度的单位，引满一石之弩，需相当于提起一石（约30公斤）重物之力。自汉简中看到，汉弩有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诸种。常用的是四石弩。八石弩即唐·李筌《太白阴经》中说的“八担”，代表强弩。其上还有超强之弩。又据汉简上记载的射程推算，三石弩约为189米，四石弩约为252米。以此类推，十石弩的射程可达600米以上，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很惊人的射远武器了。汉简中还发现过校验弩力的记录，石下面还记有斤数和两数，可见当时对弩的使用和管理非常认真。
弩力增强以后，装箭的速度相应减慢。特别像蹶张、腰引等弩，骑兵在马上均不便使用。即使在步兵中，弩手也要分成“上弩”（装箭）、“进弩”（待发）、“发弩”（放箭）等三组，在其他兵士掩护下轮番发射（图9-23）。所以弩逐渐转用于防守。彀弩持满，居高凭险，以逸待劳，尤足制敌。特别是西汉时发明的床弩，更主要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