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24 宋代的兔毫盏，腹外下部淌釉
关于茶托的起源，李匡乂《资暇集》中有一说，谓：“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称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后来茶托几乎成为茶盏之固定的附件，而且托圈逐渐增高，犹如在盘子上摞了一只小碗，有敛口的，也有侈口的（图2-25）；有些托圈内且中空透底，难以移作他用。出土物中除瓷制品和金属制品外，江苏常州北环新村宋墓曾出土银朱漆茶托。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说杭州的茶店用“瓷盏、漆托供卖”。《茶具图赞》中也称茶托为“漆雕秘阁”。因为茶末用沸汤冲点，茶盏很烫，且无把手，所以搁在托子上，以便持举。由于漆木制品的隔热性好，实际生活中饮茶多用漆托。不过漆托不易保存，在出土物中反倒比瓷托与金属托少见。可是辽、宋时的绘画中仍多将托子画成漆制品，如河南禹州白沙2号宋墓壁画中的送茶者端着朱红漆茶托，上承瓷茶盏。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的壁画中，在桌上摆着黑漆茶托，亦承瓷茶盏。茶托和承酒盏的酒台子，粗看起来有点类似，但从形制上加以分辨，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上面谈酒器时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辽、宋人对这两类器物的用途从不混淆，壁画中“进茶图”里出现的都是茶具，“进酒图”里出现的都是酒具。现今有些书刊甚至展陈中或将“茶托子”、“酒台子”张冠李戴；似应以名从主人为是。
图2-25 茶盏与盏托
1．江苏江宁东善桥南朝墓出土
2、3．湖南长沙唐铜官窑址出土
4．北京八宝山辽·韩佚墓出土
5．江苏镇江北宋·章岷墓出土
6．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窖藏出土
到了元代后期，饮散茶之风兴起。这时将茶芽或茶叶采下，晒干或焙干后，直接在壶或碗中沏着喝，一般不掺香料，也不压饼、碾末。及至明代，散茶完全排斥了末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且明文规定禁止碾揉高级茶饼。这样一来，连普通茶饼亦随之消失。从而茶具也大幅改弦更张，以前的磨、碾、罗、筅等均废而不用；原先只盛或煮开水的茶瓶一变而为沏茶的茶壶。后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演嬗的关系，但不仅用法不同，而且里面的开水也不一样。点茶因为要求沫饽均匀，以便斗试，所以《大观茶论》说：“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也就是让水达到刚刚接近沸腾，如苏轼诗所称“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的程度。三沸以上，便认为“水老不可食也”。而在茶壶中沏茶，“汤不足则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明·陈继儒《太平清话》），所以要用“五沸”之水，才能使“旗（初展之嫩叶）、枪（针状之嫩芽）舒畅，清翠鲜明”（明·田艺蘅《煮泉小品》）。
当茶艺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全局性的改观之后，未曾亲历两宋饮茶之盛的明朝人，有时甚至对前代茶书中的若干提法表示不以为然。比如蔡襄《茶录》中说：“茶色白，宜黑盏。”《大观茶论》也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色也。”金、元人笔下仍称道白色的茶，如金·蔡松年词：“午碗春风纤手，看一时如雪。”金·高士谈词：“晴日小窗活火，响一壶春雪。”元初耶律楚材仍有“雪花滟滟浮金蕊，玉屑纷纷碎白芽”之句，均着意于此。明人仅就散茶立论，反而加以诘难，“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明·谢肇淛《五杂组》）？“茶色贵白，然白亦不难，泉清、瓶洁、叶少、水洗，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真味抑郁，徒为日食耳”（明·熊明遇《罗茶记》）。还有人说：“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明·屠隆《考槃馀事》）就散茶而言，上面这些说法虽不无道理，然而据以讨论宋代末茶之茶色、用器，则全无是处。实际上黑色的建盏元末已停烧，明代文献说的“建窑”，一般指德化窑的白瓷，而不再指水吉窑的黑瓷；也有称前者为“白建”，后者为“黑建”的。建盏的由尚黑转为尚白，正折射出我国茶艺之由点末茶转成泡散茶的变化。
到了今天，无论大家喝的是绿茶、红茶、花茶或乌龙茶，已经统统属于散茶，遵循的也都是喝散茶的套路了。
再说糖。
我国上古并无蔗糖，《礼记·内则》提到甜食时，举出的只是“枣、栗、饴、蜜”。饴（又称饧、、）一般指现代说的麦芽糖。植物种子在发芽过程中会产生酵素，能将淀粉水解成麦芽糖。但其中以谷物、特别是大麦的芽效果最好，所以“麦芽糖”乃独擅其名。北魏时，《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白饧”、“黑饧”、“琥珀饧”等品种的制作方法，表明制糵、杀米和熬饴的技术此时已经成熟。之后又有蔗饴，用蔗浆制成。我国古代曾长期单独使用蔗浆调味。《楚辞·招魂》：“胹鳖炮羔，有柘浆些。”汉代的《郊祀歌》中也说：“柘浆析朝酲。”但蔗浆不仅可以加工成蔗饴，还可以进一步加工成蔗糖。西汉时，南越人杨孚的《异物志》说，甘蔗“搾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即凝如冰，破如砖，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但此物当时尚不多见，杨孚说的可能是舶来品。因为东汉·张衡在《七辩》中仍说：“沙饧石蜜，远国储珍。”《续汉书》则说：“天竺国出石蜜”（《御览》卷八五七引）。可见它起初被认为是印度的特产。及至初唐，如《新唐书·西域列传》所记，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遣使到印度摩揭陀国学习制糖法。学成后，太宗乃“诏扬州上诸蔗，拃渖如其剂，色味逾西域远甚”。从此中国开始制造红糖。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载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表明制糖技术逐步在全国传布。大历年间，邹和尚创制糖霜，质量又有所提高。当时以四川遂宁出产的最有名，见北宋·王灼《糖霜谱》。但宋代的糖霜以色“紫为上”，“浅白为下”，可见仍属红糖。白糖要到明代才有。《天工开物》说，将熬好了的糖浆（这时仍是黄黑色）倒入瓦溜（一种像大漏斗形的陶器）里，然后再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内，溜内尽成白霜。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这是利用泥土的吸附性使糖浆脱色（图2-26）。传说此法是嘉靖年间制糖时由于其旁之土墙倾圮，泥土落入糖浆中而偶然发现。其实“瓦溜与黏土水”脱色法，早已在地中海地区的制糖业中广泛应用。所以我国之制白糖的技术，亦应来自西方。
图2-26 《天工开物》中的制糖图
此外，甜菜也可以制糖。我国久已栽培这种植物，名菾菜或莙荙，见载于南朝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但只作为蔬菜或供药用。1747年德国化学家马格拉夫发现甜菜根中的糖分可以制糖。1800年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甜菜糖厂。当时甜菜的含糖率只有6％—7％，由于定向选育的结果，到了20世纪初含糖率便增加到18％左右；现在有的品种含糖率已达24％（蔗浆的含糖率为14％—26％）。我国栽培糖用甜菜的历史较短，从1906年开始引进，到现在才一个多世纪。由于甜菜不喜欢湿热的气候，我国东北、内蒙古一带种植较多。
最后说说烟草。
烟草原产美洲，我国原先没有这种植物，17世纪时陆续传入。途径有南北两条：南路由菲律宾传到福建、广东；北路由日本传到朝鲜，再传到我国东北。
最早将烟草带入我国的是17世纪初年的福建水手，他们从菲律宾带回烟草的种子，再南传至广东，北传至江、浙。明末名医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中最先记载了烟草传入的情况：“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烟草的传入稍迟于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之时，所以这部权威的药典中还没有来得及把烟草收录进去。稍后，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对烟草的来源和流传经过就介绍得比较详细了。他称烟草为“淡肉果”，说是万历末年传入福建漳州和泉州的，后来逐渐向北传到长城九边。人们口衔长管点上火来吸，甚至有呛晕了的。与方以智同时的姚旅所著《露书》中，称烟草为“淡芭菰”，并明确说是产于吕宋（菲律宾）。淡肉果或淡芭菰都是tabacco的译音。这个词原是美洲阿拉瓦克族印第安人称呼他们用鼻孔吸的卷烟的，后为各种欧洲语言所借用。当亚、美两洲通航时，许多东传的美洲作物首先到达的地点就是菲律宾，烟草、白薯等均不例外。及至明末，吸烟之风已盛。崇祯十二年（1639年）一度禁止。方文《都下竹枝词》中所云：“金丝烟是草中妖，天下何人喙不焦。闻说内廷新有禁，微醺不敢厕官僚。”即言此事。但这时明祚将倾，距清兵进关只剩下五年，禁令自然未能产生多少效果。
也在万历年间，烟草由日本传入朝鲜。朝鲜称烟草为“南灵草”或“南草”。《李朝仁宗实录》说，南灵草虽然号称治痰消食，但实际上损害健康，“久服者知其有害无利，欲罢而终不能焉，世称妖草”。当朝鲜商人将烟草输入沈阳时，清太宗皇太极因为这不是本地土产，下令禁止。不过皇太极的政策是“禁众人，不禁诸贝勒”，大贵族多尔衮、代善等都有烟瘾。由于禁下不禁上，禁令无法贯彻。崇德六年（1641年）清统治区烟草开禁，但止限于自种自用。这样，东北一些地方开始种植烟草，从而繁育出后来的“关东烟”。
入关以后，清人吸烟之风更炽。董潮《东皋杂钞》说当时吸烟已习以为常，“大廷广众中以此为待客之具”，甚至妇女也有吸烟的。由于需求量增加，种烟的规模也更扩大。乾隆时陆燿撰《烟谱》，这是我国最早记载烟草的专书。嘉庆时，陈琮撰《烟草谱》，书中说福建中部种烟的情况是：“以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又说：“衡烟出湖南，蒲城烟出陕西，油丝烟出北京，青烟出山西，兰花烟出云南，……水烟出甘肃酒泉，又名西尖。”可见这时我国出产的烟草已有不少品种，但它们还都是用日光晒制的晒烟。1890年纸烟传入后，适宜制纸烟的烤烟，也开始在我国栽种。
烟草中含有六十九种致癌物和二百多种有害物。吸烟不利于健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一下子禁绝似乎很难做到。退而求其次，那就先控烟吧。然而现实情况是，控亦不易。中国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说，“从做控烟以后，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实际上就是有利益集团，会使它很难做”（《2011语录》第8页）。此外，“烟民”的心态也是一堵墙。曾定居纽约的美术家陈丹青说，“我总被问到为什么回国，说句老实话，很简单：回国能抽烟”（《退步集续编》第366页）。所以，控归控，抽归抽；这两条平行线不知何时才能交叉起来，由前者把后者管住。
三 纺织与服装
谈到纺织，得先介绍原材料。
我国最早采用的纺织原料应为葛和麻。葛是豆科植物，有很长的藤蔓，可达8米（图3-1：1）。一根未经加工的葛藤能够直接用来捆东西，所以很早就被发现和利用。江苏吴县草鞋山曾出土葛织物。这里是阳澄湖南岸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2—1973年进行发掘时发现了三块已炭化的纺织物残片。经鉴定为葛纤维所织，年代距今已超过六千年（图3-1：2）。《韩非子·五蠹》说尧“冬日麂裘，夏日葛衣”，也把穿葛衣的时代推得很早。不过尧的身分虽然高贵，却并不意味着只有他这种地位的人才能穿葛；因为在《五蠹》中是把“夏日葛衣”和“粝粢之食，藜藿之羹”相提并论的。葛的单纤维比较短，所以只能用水煮的方法半脱胶后，再剥皮绩线上机。《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为为。”描写的就是这些工序。葛可以织成很薄的织物，精曰，粗曰。汉以来，织葛业在我国南方很兴盛，吴越地区生产的细葛织物和苎麻织物并称“葛子升越”（汉·王符《潜夫论·浮侈》），是当地的特产；而北方却越来越少了。明清以后，产葛区更向南移，广东雷州半岛所产“雷葛”成为有名的葛织物。
图3-1 葛与葛织物
1．葛
2．葛织物，南京博物院据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标本复制
我国原产的麻，主要有三种：大麻、苎麻、苘麻。其中苘麻属于硬质纤维，古书中虽偶有提到将它“绩以为布”的（南宋·罗愿《尔雅翼》），但由于它较粗硬，所以多半拿来做“牛衣、雨衣”之类（元·王祯《农书》）。然而苘麻耐水浸，船上用的缆索、渔网曾长期用苘麻制做。至于苎麻，它属于荨麻科。这一科的麻类植物常带点毒性，只有苎麻是优良的纺织原料。它的纤维细长坚韧，平滑而有丝光，质轻拉力强，吸湿后容易起干又易散热，且染色容易而褪色困难。它是我国的特产，欧洲人称苎麻为“中国草”（China grass）。苎麻织物洁白轻爽，清凉离汗，受人欢迎。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四千七百余年前的苎麻平纹织物残片，足证我国使用苎麻纤维的历史之悠远。汉代已将苎麻精细加工。汉·扬雄《蜀都赋》中曾提到“筩中黄润”，这是西南地区生产的高级苎织物。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广西左右江一带用苎麻织的花綀，“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可见精细到何种程度。苎麻现在主要产于华南和西南，但在魏晋以前，黄河流域种植的也不少。晋·左思在描写邺城（今河北临漳）风物的《魏都赋》中，还说当地生长着“黝黝桑柘，油油麻苎”。但由于苎麻畏寒，更适宜于南方的水土气候，在那里苎麻一年可以收割三到五次；所以唐宋以后，北方种苎麻的已不多见。元·王祯《农书》甚至说：“南人不解刈麻（指大麻），北人不解治苎。”把苎麻完全看成是南方的作物了。
但我国古代普遍种植的麻还推大麻。大麻织物叫布，上述苎麻织物叫纻，平纹丝织物则叫帛。古代管老百姓叫“布衣”，可见他们穿的多为大麻布。大麻茎之表面的韧皮是由纤维素、胶质及其他杂质构成的，要取得大麻纤维，须先脱胶。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麻绳头，经检验尚未脱胶，使用的是直接剥下的麻皮。而钱山漾出土的麻布片，已经有脱胶的迹象了。《诗·陈风·东门之池》说：“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可见周代已利用微生物发酵的原理为麻皮脱胶。西方古代最常用的麻类是亚麻，埃及人穿的就是亚麻，直到18世纪以前，亚麻是欧洲最重要的纤维作物。我国则到了清代才有亚麻。剥亚麻皮也得沤。但亚麻秆的芯儿接近木质，沤完了之后还要将木芯拍碎，才好剥麻。大麻则不用这么处理，它的芯接近高粱秆里的瓤，古代叫蒸。《说文·艸部》，“蒸，析麻中榦也。”蒸是充当油灯的灯芯使用的。有时只点麻蒸也能照明，如武氏祠画像石“颜淑”部分的榜题称“燃蒸自烛”。蒸又名菆。汉代渭城里叫“菆井”的地方就是“卖麻蒸之市”（《文选·西征赋》唐·李周翰注）；可见城市居民对麻蒸的需求量很大。麻蒸是剥麻的下脚料；而麻纤维剥下后，则要捻成线。不论中外，起初都是用纺锤来完成这道工序。纺锤由纺轮和拈杆构成。陶纺轮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见。甲骨文中的（專）字代表捻纺锤，其上部表示轴杆带动纤维，中部表示线团，底部表示纺轮，左侧的一只手表示用左手捻动轴杆。这项工作叫绩。《诗·豳风·七月》孔疏：“绩，缉麻之名。”《诗·小雅·斯干》说，生了男孩“载弄之璋”。璋肯定是一种玉器；但现代文物界通称之璋，是否就是古代的璋，尚难断言。这首诗又说，生了女孩“载弄之瓦”。瓦不是指普通瓦片，而是指陶纺轮。因为当时女孩长大后要绩麻，所以从小就让她养成习惯。
还应当说明的是，纺轮主要用于绩葛、麻，后来纺棉花、纺毛线偶尔也用它，但绝不用于纺丝。丝是自然界的超长纤维，长度可达1000米，只要并丝，就成为丝线。不过用纺锤绩葛、麻，效率不高，纱线的拈度也不够均匀。后来发明了单锭纺车。这种纺车是从络丝和并丝的筟车演变出来的，只是将筟管换成纺锭。甘肃武威磨嘴子22号东汉前期墓中曾出木纺锭，可见纺车的发明当不晚于西汉末。不过单锭纺车的效率仍不太高，一昼夜只能纺三两到五两纱。后经不断改进，单锭改为多锭，手摇改成脚踏，效率大为提高。已知之最早的脚踏三锭纺车的图像，见于南宋·蔡骥《新编古列女传·鲁寡陶婴》插图。从纺纱人双手的动作看，她是在将麻缕“绩条成紧”，而不是手握棉筒（粗棉条）“牵引渐长”，所以是在绩麻线而不是纺棉花（图3-2）。回过来看古代西方，古希腊、罗马将羊毛或植物纤维捻线，要先在腿上搓成粗纱。为了防止将腿搓伤，他们发明了一种扣在腿上的、有点像筒瓦那样的陶器，名纱轴（图3-3）。它的底面与自大腿到膝盖处的曲线相适合；表面则有鱼鳞纹，以便搓粗纱。搓好之后再用纺锤加拈，以便取得更紧密的细线。单锭纺车在欧洲的出现不早于13世纪，其最早的图像见于一部1338年前后出版的诗集中（《牛津技术史》卷二引），比我国的纺车晚了一千多年。
图3-2 脚踏三锭纺车，南宋《新编古列女传》插图
图3-3 古代西方搓毛线的情况与用具
1．在腿上搓毛线，古希腊瓶画
2．罗马纱轴
至于丝，这是我国的特产，这一点尽人皆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生产丝织物的国家，并且在长时期中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知养蚕缫丝，北方的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南方的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均曾出土丝织物。但问题是，有些被举出来当作早期养蚕业之证据的例子，却不尽可靠。先说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蚕茧（图3-4：1）。这个遗址是1926年由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主持发掘的，出土的茧已被割开，切口平直。李先生在发掘报告中说，此茧的埋藏位置不深，现场周围的土有被搅乱的迹象，不排除后来混入的可能（《西阴村史前遗存》，载《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3》，1927年）。夏鼐先生认为就夏县这里的土壤性质而论，新石器时代的蚕茧在土中不太可能这么完整地保存下来。加以切口如此平直，不像是用石刀，而像是用金属刀切的。但这两位考古大家的意见却常被忽视，许多书上仍然把它当作我国最古老的蚕茧的实物来介绍。后来日本的纺织学家布目顺郎认为此茧属于一种叫作伦多西亚种的野生蚕。言下之意似乎仍然认为它是上古时代的遗物。但他对切口平直的现象未作解释，所以他的倾向性的意见不足以成为定论。再如江苏吴县梅堰出土陶器上的所谓蚕纹，商代铜器上的所谓蚕纹，以及山西侯马出土的所谓西周玉蚕等，和蚕的形象都差得太远（图3-4：2-5）。那个“西周玉蚕”不仅长着耳朵，口中还有利齿；世上哪儿有这样的蚕！再如胡厚宣先生在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殷代的蚕桑和丝织》中，举出祖庚、祖甲时的卜辞，认为其中有“蚕示三”（《后上》28.6），“蚕示三牛”（《续补》9999）等语，谓“殷代蚕有蚕神，称蚕示”，“祭蚕示或用三牛，或用三”，“典礼十分隆重”。然而被胡先生释作蚕的这个字其实是“它”字。张政先生认为此字本义指蛇，在卜辞中假作“迆”，“迆示”指直系先王以外的旁系先王。张先生明确说：“把它字释成蚕是错误的。”我国自新石器时代以至商周，蚕桑丝织业在逐步发展本来是不争的史实；但如果用这类不靠谱的例子为它作证明，反而帮了倒忙，把本来清楚的事情给搅胡涂了。
图3-4 蚕茧与“蚕纹”
1．蚕茧，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出土
2．“蚕纹”，江苏吴县梅堰出土黑陶器
3．商代“玉蚕”，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
4．山西侯马出土的西周“玉蚕”（口中有利齿）
5．商代铜器上的“蚕纹”（身上有鳞甲）
下面再讲棉花。一般说，棉花（草棉）有粗绒棉和细绒棉两类。粗绒棉有非洲棉和亚洲棉；细绒棉有美洲的陆地棉和海岛棉。它们均非我国原产。但我国古代另有一种木棉布。《史记》说张骞在大夏见过蜀桐华布。左思《蜀都赋》也说蜀地“布有华”。《华阳国志》中更明确指出：“益州有梧桐木，其花采如丝，人绩以为布，名曰桐华布。”在《后汉书·哀牢夷传》中，是把罽毲（毛织物）、帛叠（棉织物）、阑干细布（苎麻织物）和“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的桐华布分别列举的，故桐华布绝不是草棉织物。它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特产，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找到可靠的标本。又1979年福建博物馆在崇安武夷山的崖墓里发现了距今三千二百年以上的一具船棺，其中出土的纺织物残片经上海纺织科学院作过鉴定。有几块呈青灰色的平纹棉布，经、纬密均为每厘米十四根。对棉纤维的切面作显微分析的结果证明，其特点与海南岛等地所产多年生灌木型的联核木棉（即在一颗棉铃中，棉籽联结成一整块）基本一致（图3-5）。这种木棉既不同于乔木型的木棉树（攀枝花以及橦华木等），也不同于一年生草棉。虽然它们在近代栽培棉中均已被淘汰，但考察我国植棉的历史时，对这两种棉布还是应该给予注意的。
图3-5 海南岛产联核木棉
至于草棉，最先进入我国的是其中的非洲棉，时间大抵不晚于西汉中期。在新疆罗布淖尔西汉末至东汉的楼兰遗址中发现过棉布残片。在民丰县北沙漠里的墓葬中也发现过东汉时的棉织物。至南北朝时，新疆地区的棉纺织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吐鲁番高昌时期（6世纪）的墓葬中出土了丝、棉混织的锦和白棉布。在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葬中出土了“褡裢布”和“蓝白印花布”。而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现的高昌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的契约中还提到一次大量借“叠布”（棉布）达六十匹的事。这些情况均反映出当时新疆地区棉纺织业发达的情况。同时期的文献中，如《梁书·高昌传》也说，其地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为布”。从所记其“实如茧”的情况推知，这时新疆地区种的是小棉铃的非洲棉（俗称小棉）。特别是在新疆巴楚县脱库孜沙来遗址晚唐地层中出土了非洲棉棉籽，更直接证明了这一点。白叠（也写作白、白亵或帛叠，其布称叠布、布或緤布）的古音是bak-dip，bak这个音素可能代表中古波斯语pambak（棉花），dip则相当于中古波斯语dib或dēp（丝绵），故白叠一词可能由波斯语pambak-dib迻译而来，从而表示它是由西亚方面传来的。非洲棉产量低，品质也差，绒长不到19毫米，只能纺12—16支的粗纱。但由于它的生长期短，成熟早，适合新疆的气候特点，所以直到19世纪前期，这里一直在种植非洲棉。
亚洲棉（俗称中棉）品质优于非洲棉，它的原产地是印度，传入我国的时间应不晚于南北朝。这种棉花古代叫古贝（也作吉贝、劫贝，其布称吉布或斑布），古代云南一带读贝若，故古贝可能是马来语kāpas的对音；有人认为是梵语karpāsa的对音，也有可能。总之它是由东南亚一带传来的。从南北朝到唐、宋的长时期中，虽然关于棉布的记载史不绝书，但实物少见。1966年在浙江兰溪高氏墓中出土了一条南宋中期以前的棉毯，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毯长2.51、宽1.16米，纯棉织品，经纬条干一致，两面拉毛均匀，细密柔软，质量相当好。它的出土，证明我国长江流域的棉纺织业在宋代已打下基础。到了宋末元初，棉花由东南和西北两路向长江中下游和渭水流域一带传播。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政府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各地设木棉提举司，每年征收棉布十万匹（《元史·世祖纪》），产量已相当可观了。只是当时纺棉的技术还没有跟上去。
在纺棉技术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的一位劳动妇女黄道婆。她于元贞年间（1295—1297年）自海南岛将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带回家乡。经她推广的轧棉车，改变了过去“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辍耕录》卷二四）的状况。18世纪后期，盛产棉花的美国南部还是由奴隶用手摘除棉籽。1793年，维特尼才发明了轧棉籽用的cottongin。在出现这项发明之前，一个黑人紧张地劳动一整天，未必能清拣出1磅棉花。而黄道婆使用的这类轧棉车应与王祯《农书》所记之“搅车”相近（图3-6）。它在旋转方向相反的两轴之间喂入棉花，使之互相挤轧。二人摇轴，一人喂棉，则“籽落于内，棉出于外”，效率大为提高。再经过改进，明代出现了“太仓式搅车”，使用它，一人一日可出花三十多斤。松江地区遂发展成全国棉织业的中心，以致形成了如《梧浔杂佩》所说“吾松以棉布衣被天下”的盛况。
图3-6 元代《农书》中的轧棉车
原产美洲的棉花，要到19世纪末才进入我国。这类棉花的绒长可达28—30毫米，能纺32支以上的细纱。其中陆地棉于1892年引入湖北武昌一带，于1896年引入江苏南通一带。海岛棉于1919年引入云南开远一带。而现代我国各产棉区所种植的，则多为纤维品质更优的海陆杂交棉了。
不论何种纤维，在纺成线以后，最终都要织成布、帛等各类纺织品。远古时代，起初是用“手经指挂”（《淮南子·氾论》），像结网那种方式来编结织物的。之后发明了踞织机。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踞织机零件，有打纬刀、梭形器，均为骨制；绞纱棒、经轴，均为木制。用踞织机织布的情形，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汉代铜贮贝器上的踞织人像中可以看到（图3-7）。织作者皆席地而坐，有的用双足蹬住卷经轴，以腰、腿的力量控制经线张力，使经线平齐。有的用分经棍挑开梭口，并投纬引线。这种织机虽然简单，但已具备上下开口、左右引纬、前后打紧等基本功能。
图3-7 铜贮贝器上的踞织者，云南晋宁出土
经过多方改进，我国创制出脚踏提综的斜织机。它的图像在汉画像石上多次出现，发明的时间或早于汉代（图3-8）。它有平置的机台和斜置的机架，二者成50°—60°角。这样，织者可以坐着，又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开口后经面的张力是否均匀，经线有无断头。张在机架上的经线则用豁丝木分成底经、面经两层，并形成一个梭口。然后用综提起底经，又形成另一个梭口。如此不断升降，纬线轮流穿过两个梭口，便和经线交织成织物。提综的动作最初是用手提，后来发明了脚踏装置，即用脚踏蹑（踏板）以杠杆原理带动马头上下俯仰而提综。这样，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打筘，或两手轮流投梭，从而使工作的速度大为提高（图3-9）。踏蹑提综是织机发展史上一个突破性的创造；欧洲要到6世纪才出现这种装置，到13世纪才广泛应用。但如图3-9所示之单综织机，只能织平纹织物；用丝织成就是帛，用麻织成就是布。由于布在古代可以作为等价物参与交易，所以有固定规格。二尺二寸为幅，四丈为匹，二丈为端。一幅中有经线八十根称为一升（）。七至九升为粗布，十至十二升为细布。特细之布可达三十升，用于制冕。
图3-8 东汉画像石上所见织机，江苏泗洪出土
图3-9 汉代单综织机复原图（仿夏鼐，加注部件名称）
要织出带有复杂花纹的织物须用提花机，它除了用脚踏蹑控制的地经外，还有许多花经也需要根据织物图案的要求控制其运动。但这么多经线如果都用蹑来管理升降是无法操作的，于是就另设一名提花工坐在花楼上用手操纵提花综束来控制，上拉一束，下投一梭，“一往一来，匪劳匪疲”（汉·王逸《织妇赋》），两人合作进行织造。但我国早期提花机的实物和形象资料尚未发现，目前所知之最早的提花机的图像见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所藏南宋佚名作者的《蚕织图》（图3-10：1）。此图有人说是楼画的，恐不确。这台提花机设双经轴和十片综，提花工坐在花楼上提花，综束历历在目，下面连着衢脚。在地上还挖了一个小坑，以便衢脚升降。织工坐在机台板上，左手打筘，右手拿着梭子，准备投梭引纬。至于更具体完整的提花机形制，则见于元·薛景石《梓人遗制》（载《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五）和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中（图3-10：2）。
图3-10 提花机
1．南宋《蚕织图》
2．明《天工开物》插图
古代多彩织物的代表是锦，它不是用织物之组织结构的差异去分别地纹和花纹，而是依靠经线或纬线之不同的色彩用重经或重纬的变化组织起花。如果将织成之锦再加浸染，它的图案花纹就不容易看出了。锦的织造很费工，所以相当昂贵。《释名》中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
锦分经锦和纬锦两种，前者用经线起花，后者用纬线起花。汉锦绝大多数是经锦。经锦一般是用两层或两层以上的经线和一组纬线交织。几层经线的颜色虽不同，但都穿过同一筘齿，成为一个单位，叫作一枚或一副。纬线则有明纬和夹纬。织时根据花纹的需要，用提压经线改换表经的颜色来显花。为了使色彩更加绚烂，汉锦还采用分区的方法，将幅面分成若干区，各区可以使用颜色不同的二色或三色经线。如罗布淖尔出土的“韩仁”锦，幅面分为二十一区，每区除两个基本色以外，第三色交替出现，并有宽窄变化，使色调的搭配得到调剂，因而看上去感觉层次丰富，五色缤纷。但分区换色有时破坏了图案的完整性。东汉中晚期的锦，有的色经不再分区，改用增加经密的方法，各色经线均覆盖整个幅面，从而使织物的图案更加清晰，是汉锦之最高水平的代表。1995年新疆尼雅出土的“五星”锦，经密每厘米达二百二十根，不分色区，在深蓝色的地子上织出代表日、月的红、白二图形，其间云气禽兽起伏升腾，浑浑灏灏，十分美观（图3-11）。
图3-11 东汉“五星”锦，新疆尼雅出土
汉代之所以流行用经线起花的经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丝线强韧光滑；用作经线，即使排得很紧也不会纠缠起来。可以织成一种经线较密、纬线较疏而不显露的织物。而古代中亚、西亚的纹织物多用羊毛作原料。毛线易于纠缠和松散，用它作经线，密度要疏朗，并且必须拉紧，所以难以用经线起花，只能用纬线起花；这是纺织技术上的两种传统。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织造毛织物时，也采用了以纬线起花的技法。新疆民丰东汉居住址中，就出土了这种毛织物。汉通西域后，丝织业在新疆逐渐发展起来，两种传统在这里直接相接触。6世纪中叶，吐鲁番等地遂出现了以纬线起花的纬锦。其中固然受到了外来的影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我国本土的因素。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所出我国战国时代的丝织物中，就有用红、绿二色纬线起花的纬锦。
纬锦的工艺效果较胜于经锦。首先，经锦因为靠经线起花，而经线固定于织机上之后，便难以改动。纬锦靠纬线起花，织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添改不同颜色的纬线。其次，经锦的一幅表、里经如果包括的不同颜色的线过多，那么，在织机上排得太密时，常会引起纠缠；排得较疏时，则表经只有一根，而里经占地过广，不但会使织物太松，花纹的轮廓也会受到影响。纬锦则不同，其每幅表、里纬虽然可以包括多种不同颜色的线，但因为它不必先安排在织机上，可以逐一穿入梭口，穿入后又可以用筘打紧；所以织的时候既不会纠缠，织成的锦面又不会疏松。因而自初唐开始，我国遂逐渐放弃经线起花法，改成织纬锦。吐鲁番发现的7世纪的丝织物，如联珠对马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等，都是美丽的斜纹纬锦（图3-12）。在这里出土的8世纪的丝织物中，有一条晕（多层色阶的晕色）提花锦裙，用黄、白、绿、粉红、浅褐五色经线织出条纹，然后再于斜纹晕色彩条地上，以金黄色纬线织出小团花。这种色彩鲜明、图案繁复、组织紧密的纬斜纹晕锦，代表了唐代丝织物的最高水平。宋锦则接受了这一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宋锦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生产出在缎纹地上起纬浮花的织锦缎。缎纹的特点是织物的各个单独浮点比较远，并且被它两旁的长浮线所遮蔽，这样不仅使整个幅面具有平滑的光泽，而且可以防止地色浑浊。用这种地子再配上各色丝线织出的花纹图案，乃更加光彩夺目。明初，织锦缎进一步发展，吸收了缂丝通经断纬、分段挖花的技法，创造出以短梭回纬换色的妆花缎，尤为富丽。
图3-12 唐联珠对马纹锦
大部分织物均用于穿着，下面就谈谈服装。
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中出现骨针，表明居住在我国土地上的古人类此时已知缝衣。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地区和族别不同的人们中间，已采用不同的服饰款式。以发型为例，大地湾文化中有剪短的披发，马家窑文化中有后垂的编发，大汶口文化中有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龙山文化中则用骨笄束发。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之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诸遗址中均出土骨笄，其形制与商代的同类器物相同。因知束发为髻是华夏族传统的发型。而根据安阳侯家庄大墓及妇好墓出土的玉、石人像，又可知商代人上身穿交领衣、腰间束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巿（蔽膝）（图3-13）。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很少，但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的人形车辖看来，衣、裳、带、巿仍是男子服装的基本构成。所以上古时代华夏族的服装是以“上衣下裳，束发右衽”为特点。
图3-13 商代石人像
1．安阳侯家庄出土
2．安阳妇好墓出土
这种上衣下裳式的服装褒博宽松，和当时的生活条件是互相适应的。商周时的室内陈设简单，人们在居室内通常跣足席地跪坐，贵族出行时也乘车而不骑马。这时的内衣除中单外，只在股间缠裈（兜裆布）；所以箕踞而坐或撩起下裳，都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当时贵族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所系之巿。西周铜器铭文记载周王在册命典礼上颁赐的服装中，除衮衣、玄衣等不同等级的上衣外，经常还有“朱巿、葱黄”（《毛公鼎》）、“赤巿、朱黄”（《辅师嫠簋》）等物。在古文献中，“巿”、“黄”亦作“韨”、“衡”，如《礼记·玉藻》中之“赤韨葱衡”。巿、韨指蔽膝，从无异说。但衡却曾被认为是系韨的带子，似不确。因为《玉藻》郑玄注：“衡，佩玉之衡也。”而“葱衡”又即《诗·小雅·采芑》之“葱珩”。它应指包括系玉之带子和玉件在内的整套佩饰而言。贵族将巿与玉佩组合起来垂在身前，很引人瞩目，从而成为代表身分地位的一种标志。
春秋、战国时在服装方面之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和胡服的出现。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接的衣和裳连在一起，“被体深邃”，故名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曲裾”。将曲裾向身后斜裹，既不碍举步，又不致使其颇不完备的内衣外露，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合用的服装（图3-14）。《礼记·深衣》甚至称赞它“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所以在战国时广泛流行，周王室及赵、中山、秦、齐、楚等国的遗物中，均曾发现过穿深衣的人物形象。但由于穿深衣时不便系巿，所以贵族“朝玄端，夕深衣”，还不把它用作正式的礼服。
图3-14 深衣俑（左：男子 右：妇女）
1．湖南长沙406号楚墓出土
2．长沙仰天湖25号楚墓出土
3、4．湖北云梦大坟头l号西汉墓出土
胡服则指北方草原民族的服装，他们为了游牧时骑马的需要，多以窄袖上衣与长裤、靴子相搭配。据《史记·赵世家》说，是赵武灵王首先采用这种服装来装备赵国的军队的，这和当时开始重视骑兵的战术有关。但胡服究竟是何种式样，过去并未说清楚。其实，胡服即衣裤式服装，尤以着长裤为特点。如山西长治分水岭所出铜武士像，上身着矩领直襟窄袖上衣，下身着长裤，腰系绦带，佩剑，这就是穿胡服的战国战士的形象（图3-15）。值得注意的是，此像的腰带上未用带钩。过去曾认为带钩是和胡服一同传入的；通过近年的发掘，已知带钩在黄河流域最早见于山东蓬莱村里集7号西周晚期墓，到了春秋时期，各地所出铜、金、玉带钩之例已为数不少。而北方草原地区的带钩的出现不早于春秋末，所以带钩北来说不确。从战国晚期到西汉，穿直裾或曲裾式上衣，长裤，腰系施钩的革带，乃是武士常服，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所出陶武士像可以为例。
图3-15 着胡服的男俑，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
深衣在西汉时仍然流行，长裤也从武士那里向全社会推广。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对于古代冠制的认识，目前只能追溯到汉代。上古时，华夏族之冠主要从属于礼制，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的人所戴的冠有别，但文献中所记之章甫、委貌等冠，由于缺乏实物或图像以资印证，形制不清楚。汉代的冠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分、官阶以至官职的表征。而“卑贱执事”即身分低微的人，却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冠本是“贯韬发”之具，即加在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到了王莽时，据说因为他的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以后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在东汉画像石上刻的当代人物所戴的冠，都在下面衬着帻；而其中出现的古代人的冠下则无帻，以示区别。不过冠和帻并不能随便搭配，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上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侧，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身分的高低（图3-16）。
图3-16 冠
1、2、3．无帻之冠，河南洛阳出土汉代空心砖
4．有帻之冠，山东沂南出土汉代画像石
5．明代的三梁冠，冠与帻已合二为一，据《三才图会》
皇帝戴的通天冠和诸侯王戴的远游冠也都是在进贤冠的基础上增益华饰而成。武弁大冠又名惠文冠。惠通，指薄麻布。起初只是头戴用薄麻布做的下垂双耳之弁，后来在弁下衬以平上帻。进一步又将麻布弁涂上漆，使它看起来像在帻上加了一个漆笼，故又名笼冠。此外，武士也戴鹖冠（图3-17）。执法的官员则戴獬豸冠。
图3-17 鹖冠
1．鹖羽装在武弁上，河南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铜镜
2．鹖羽装在笼冠上，河南邓县出土东汉画像砖
在区分尊卑方面，进贤冠的梁数虽然能起一定的识别作用，但梁数只从一梁到三梁，等级的跨度太大。所以汉代官员又用绶作为官阶的标志，不同等级的官员之绶的颜色、密度和织法都不相同（图3-18）。这时的绶是系在官印上的带子，它和西周时的佩玉之组是一脉相通的。
图3-18 绶
1．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齐王向钟离春授王后印、绶（印小，画面上未予表现）
2．山东汶上孙家村出土东汉画像石上的佩绶者
3．江苏睢宁双沟出土东汉画像石上所见施玉环的绶
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成下垂之圆髻，像倒置的槌子，故名椎髻。以“举案齐眉”的故事著称的孟光，《后汉书》就说她“为椎髻，着布衣”。汉代陶女俑作这种髻式的经常见到。而且这时深衣逐渐成为贵妇人的礼服。不仅两汉，直到魏晋时此式服装仍盛行不衰。华丽的女式深衣之曲裾在下身要缠绕好些层，并且在衣裾的斜缘上饰以许多三角形物及长飘带，即古文献中所称之“襳”与“髾”。司马相如《子虚赋》：“蜚襳垂髾。”傅毅《舞赋》：“华带飞髾而杂襳罗。”描写的都是这种服装（图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