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要讨论的，是宋朝为保证铸造铜钱原料供应而颁行的制度和禁令。禁止销熔铜钱，本应在钱禁一节讨论，但它与铜禁关系密不可分，且官方颁布有关政令时，也往往将禁止销熔铜钱与有关铜禁的规定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暂将禁止销熔铜钱划入铜禁一节讨论。
一 前代的铜禁
实行铜禁，不始于宋代。提出铜禁的主张，时间就更为久远。早在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就提出了实行铜禁的主张，且进行了论证。《汉书·食货志》记载了他讲的国家垄断铜矿开采冶炼有七大好处（七福）：其一，国家垄断铜矿采炼，私人得不到铜，私人违法铸钱就可绝迹；其二，私人铸钱杜绝，伪劣钱币就随之消失，有利于市场整肃、社会安定；其三，私人采炼被禁止，可以使大批劳动者回到农业生产中去；其四，国家垄断采炼铸钱，可以控制物价起落，即实行轻重散敛；其五，国家垄断铜的采炼，可以用铜制造兵器、礼器，颁给臣下，“多少有制，用别贵贱”；其六，国家垄断采炼铸钱，可以更有力地干预经济，“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散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其七，国家垄断采炼铸钱，可使国家资财雄厚，进而驱逐匈奴，让夷狄望风丧胆。但汉代是否采纳了贾谊的这一主张，似难考详。到了唐代，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官方已规定私人开采冶炼的铜，一律由官方收购[1]。开元十七年（729，按一说在开元十八年）官方规定开采冶炼所得铜锡铅一律官买，且禁止私造铜器[2]。此后一度解禁。到开元二十二年（734），官员刘秩又上书主张禁止民间铸造和使用铜器。他除重复了贾谊的论点外，又提出：“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由，在于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锡，禁之无害。……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3]据《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刘秩此建议当时未被采纳。但是，《全唐文》中收有唐玄宗《申严铜禁制》，其中言及“且铜者，馁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于器用，复不同于宝物”，与刘秩的说法较为接近。又其中要求：“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断私卖铜锡，仍禁私造铜器，所在采铜铅，官为市取。”现难以确定此制是刘秩上书以后颁下的，还是前述开元十七、十八年时颁下的。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唐官方再次下令禁止新铸造铜器。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由于销钱制铜器的现象严重，唐廷再次申明矿铜一律由官方收购，且“除铜镜外一切不得铸造及私相买卖［铜器］”[4]。次年虽复弛禁，但不久即恢复。此后时松时紧，但铜禁已成国家常制。
五代史情颇多失载，可知者后唐时曾颁令禁止销钱为器，另规定卖铜器最高限价[5]，则似不禁止私人铸造铜器。到了后晋天福二年，“诏禁一切铜器。其铜镜今后官铸造，于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于诸处兴贩”[6]。后周显德二年（955），官方颁下了非常严厉的铜禁，附有具体的规定和刑律条文：“……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应两京、诸道州府铜像、器物、诸色装铰所用铜，限敕到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如出限及有隐藏及埋窖使用者，一两至一斤，所犯人及知情人徒二年，所由节级、四邻杖七十；捉事、告事人赏钱十贯。一斤至五斤，所犯及知情人各徒三年，所由节级、四邻杖九十；捉事、告事人赏钱二十贯。五斤已上，不计多少，所犯人处死，知情人徒三年，配役一年，所由节级、四邻杖一百；捉事、告事人赏钱三十贯。……其铜镜令官中铸造，于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于诸处兴贩……”[7]
宋代的铜禁就是在继承前代已有铜禁基础上加以演进和变更的。
二 宋代铜禁内容之一：禁止私人采炼、私人占有原铜
宋代铜禁内容随时间推移而有差异，但有些重要内容却是始终如一的。这些内容是：禁止私人不经允许开采铜矿，禁止私人非法占有原铜，禁止违法铸造铜器，禁止将原铜贩出境外，等等。
宋代承袭前代旧制，禁止铜矿私人采炼。《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太宗即位，诏升州置监铸钱，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虽然史籍未见此后再有专门禁止私人采炼的敕令，但我们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凡铜矿开采冶炼，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官方直接经营，役使兵士和雇工生产；二是私人经官府批准，自己经营生产，但成品全部由官方收买（有时卖给哪一处官府经营者有选择权）。南宋时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更把铜与盐茶香矾一起列为禁榷品，其不得违法采炼的地位就更加明确。《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输石铅锡铜矿》引《卫禁敕》：“诸出产铜、铅、锡界内耆长失觉察，私置炉烹炼而为他人告，捕获并同保人保正长知而不纠者，并依界内停藏、货易、透漏榷货法。”同书又记载了官方关于“诸巡捕官任内亲获私置炉烹炼若卖买不入官”的奖赏办法。这清楚地表明了禁止私人违法采炼矿铜制度的存在和趋于完备。
在一些铜产区，有时定额收购后还有少量剩余，官方也注意将残余的铜收购入官。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二载：“淳熙四年十月七日，四川总领所言：‘利州青平、青泥两场，逐年铜户输纳漕司铜八千五百斤、军器铜一百斤，却有余剩草铜可以收买。若与不拘岁额多寡，令现卖官司立定价直，据买到数逐年随纲解发，江州交卸，转发至饶州铸钱司，非惟官得铜鼓铸，而私铜亦有所归，不致作为器皿，干犯法禁。’从之。”
禁止私人占有原铜是铜禁系列立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前代似未见记载，宋代明确见诸官方规定似也较迟。这大约是因为一般讲，百姓家中少有存原铜的，多是存铜器，故立法主要都是针对私有铜器的。官方明确禁止私人占有原铜而不只是禁用铜器的法令，见于记载最早者或许是《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二所载诏书：
［大观四年］七月七日诏：“勘会私有铜、石等，在法自许人告。如系贩卖，即许人捕。若私铸造，亦有邻保不觉察断罪之法。况私有铜、石昨虽曾降指挥立限首纳，而无知之人玩法无所畏惮。今已增立罪赏，尚虑民间将同常事，以不应存置之物依旧隐藏，不行首纳。可限今来指挥到日，于州县镇寨散出晓示，仍限一月内许人经所在官司首纳，依实值支还偿钱；过月不纳，或收藏隐慝听邻保诸色人纠告，勾收入官，知而不告，事发同罪。兼虑官司不切举行，诸州仍委通判、县委知令，专切警察，督责施行，无致灭裂弛慢。候限满，令本路转运司具诸州县首纳到名数申尚书省。”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石铅锡铜矿》中有对私人占有原铜及铜矿石的处罚规定：
诸私有铜及石者（原注：铜矿及夹杂铜并烹炼净铜计数，其盗人许存留物者免，烹炼每两除豁三钱），一两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为人造作器物者，与物主同罪，配亦如之，作具没官（原注：自造者准此）。
以上规定可能包括已制成铜器的铜，但眼下这种措辞，显然已照顾到原铜和铜矿石，是前代所未见的。
三 宋代铜禁内容之二：禁止私造铜器
宋代铜禁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是禁止私人违法铸造铜器，因为私人采铜、冶铜、占有铜，都主要要通过铸成铜器实现价值、获取利润。实行铜禁的目的是保证铸铜币原料的供应，而直接威胁铜原料供应的，就是大量的铜被用于铸造铜器。所以，从唐代以来官方就很重视禁止私人违法铸造铜器。宋代在这方面发布的诏敕是相当多的。
要真正禁止私人违法铸造铜器，有两个立法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由于当时有些生活必需品、礼器、宗教用品是铜制的，所以要必须严格区分哪些铜器是可以存留和使用的，哪些是禁止存留和使用的。宋代同前代相比，在这方面的规定要详尽得多，且时有变化。二是有些被允许存留的铜器，怎样区分究竟是前代遗存的还是近时违法新造的。
从记载看，宋太宗末年对铜器的禁与不禁在宋代首次作出区分。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一记载：“至道二年，诏：‘应私铸铜器、蠹坏钱货，建康府、台、明、湖州犹甚，可专委守臣严切禁止，除钟、锣、磬、铙、铃、杵、镜、、，并依已降指挥，内钟、磬、铃、杵许投税获凿出卖。’”这里明确规定钟、磬等可以存留，为防止新造，存留者须“投税获凿”，凿的内容失载，不知是否如前述是知州通判的名衔。宋真宗时，许可存留的铜器又增加了一类，就是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铜鼓等。据载：“［天禧三年］十月十四日，诏：‘益、梓州、夔州路沿边夷人有铜鼓铜器许于夷界用之，州县勿责其违禁。其内地百姓赍入夷界卖鬻者即依诏敕论罪。’先是，富顺监言，始姑镇夷人家有铜鼓，子孙秘之，号为古（右？）族，而朝法所禁。故有是诏。”[8]宋哲宗时，重颁铜禁后，对铜器的禁止范围重新作了规定，据《长编》卷四三七记载：“［元祐五年春正月己丑］诏品官及诸军旧有铜及石腰带、军器、鞍辔并赐物、古器、佛道像、钟磬、妇人首饰之类许存留外，余并卖入官（原注：元年四月十八日朱光庭云云，《政目》二十四日立铜禁）。”这次在表述上同前引有较大不同，增加了古器一项，有利于保存文物。记载中张商英也曾顾虑到铜禁可能伤及文物的问题，据《道山清话》载：“周重实为察官，以民间多坏钱为器物，乞禁止，且请毁近日所铸铜器。张天觉极论其不可，恐因官司临迫，坏及前代古器。重实言既不行，愤懑不平，谓同列曰：‘天觉只怕坏了钹儿、磬儿。’”张商英信佛，他反对铜禁施行过严可能含保护佛教的动机，但他讲的应当保护文物却是予以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临近灭亡时，还念念不忘颁下关于铜禁的新规定：
［靖康元年五月］六日，臣僚言：“去秋四方丰稔，粒米狼戾，至今春夏物价犹贱，而官私（司？）钱弊（币？）匮乏，无以收籴，不唯……亦缘铸钱铜料为他工匠盗写奇玩什器及销毁钱宝以营厚利，致官冶铜料阙绝，不登课额，钱弊（币）匮乏，职此之由。欲乞申明铜禁，除照子、磬、钹，籍记工匠、姓名许造外，余一切禁止。”从之。[9]
这次似扩大了禁止的范围，但是否得到沿用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有记载讲，宋孝宗时曾作了更为严厉的规定：
淳熙十年臣寮札子：“勘会昨降指挥，拘毁官司铜器，禁销钱宝，前后措置断罢条法指挥非不严备，然其间有许置造行用之物别无关防，置（致）藉以为奸。”十一月十九日，奉圣旨将钟、磬、铙、钹、钟、许（杵）、官司铜锣并照子、棱作、钉铰、等今后亦不许铸造。仍委守令尽数根括铸铜器之家，拘收作具动使入官以免罢（罚？）责，令改业，籍定姓名。应民户每五家为一保，如有违犯，保内不陈首，并减正犯人一等科罪。余依前后禁约罪赏条法指挥施行。其僧道士庶之家现有铜器许赍赴所在州县当官镌凿题记，仍给凭由照验。如违，依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不送纳入官者断罢追偿，内公私必用之物，官为制造给赏，仍令工部条具申取朝廷指挥。[10]
如果所载无误，则这次几乎完全禁止了铜器的私人铸造，即使是准许使用的，也要由官方制造，准许存留的旧铜器，除要送官“镌凿题记”外，还要从官府领取文字凭证。宋宁宗时，又对寺院所用铜器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三载：“嘉泰元年五月三日，临安府言：‘承降指挥禁戢铜器，数内该载官民户除日前见腰带及鞍辔、作子、照子外，应有铜器不许使用。僧道合用钟、磬、铙、钹、铃、杵民间及船户置到防护铜锣，仰寺观主首及民户各具件数、结立罪状，经州府陈状排立字号，当官镌凿，给付凭由照用。官民户钟磬准此。照得寺院民户许用钟、磬、铙、钹、铃、杵、铜锣，又恐日复一日或有损坏，乞令申所属许赍元物赴文［思］院照元斤两量立工钱换造，仍镌凿文思院换年月，在外准此。’从之。”即对某些铜器准许到官府处加钱以旧换新。
南宋宁宗初年编定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偷石铅锡铜矿》汇集了有关铜禁的许多规定，其中涉及禁与不禁、旧存与新制者主要有下列数则：
诸应用铜及石之物不可阙者（原注：谓钟、磬、铙、钹、杵、照子、之类），文思院铸造镌凿发赴杂卖场立价请买，仍给凭由照会。寺观阙大钟，听经所在陈乞勘会诣实保明申尚书省，侯得指挥听铸。若诸军合用铜锣，申降指挥，下军器所造给。
诸买造铜器、石之物者，出卖官引具数给引。
诸旧有铜、石铸道释功德像、钟、磬、铙、钹、铃、杵、相轮、照子、、铜锣（原注：谓已籍定数月及曾经镌记给凭由或元经官给买到者）并许存留。
诸格令许有榷货谓非贩卖者，铜、石物谓曾经镌记及官给卖者。
这些大抵只是前引各规定的综合和细化。
用铜铸造佛像，是消耗原铜较多的，也是一种特殊的铜器铸造。宋朝官方考虑到与佛教的关系，对此持较为谨慎又严加限制的态度。
如前所述，后周对佛像采取摧毁铸钱的办法，宋朝建立以后很快加以纠正。李焘记：“［乾德五年秋七月］先是，诸道铜铸佛像，悉辇赴京毁之。丁酉，诏勿复毁，仍令所在存奉，但毋更铸（原注：周世宗悉毁铜佛像铸钱，谓宰相曰：佛教以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铜大悲像甚有灵应，击毁之际，以斧攫自胸铲破之。太祖闻其事。后世宗北征，病疽发胸间，咸谓其报应。太祖因重释教。此事见杨亿《谈苑》，今不取）。”[11]即允许旧的存留，禁止再铸新像。后开宝三年，又重申：“民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12]此次诏令中“人物之无用者”似将禁止范围较前扩大，即道教神像等也在禁止之列。
《长编》卷八○载，宋真宗时，又有如下诏令：“［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庚申］诏：‘两浙诸州军寺观及民家藏铜像，限两月内陈首，委本处依铜钟磬例勒知州、通判名衔，给令依旧供养。’先是，知衢州宋为善言：‘所部民有铜像者，依法区断，其铜像准犯铜例没官，虑伤崇奉之道而陷刑者众。’故条约之。”从宋为善奏看，似乎当时有将铜像没收入官的规定，诏书加以纠正，重申可以保留的规定，却又增加了须“勒知州、通判名衔”的手续。
这里应顺带言及的是，南宋初宋廷曾有如下举措：
［绍兴］十二年四月三日，户、工部言：“今欲将民间见买卖铜器之物，立定每两价钱不得过二十文足，辄增价一文以上，并依绍兴十年五月十三日指挥。”从之。[13]
这是企图通过限制铜器价格，达到限制铸造铜器的目的。这里没有言及适用范围，根据上引记载，应是特指官方当时限定可以铸造的铜器，并非是要解除铜禁。
要想禁绝铜器铸造，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是禁止铜器贸易。因为铜器无人经销，铸造者的高额利润就无法获得，铜器铸造就会不禁而止。要想禁绝铜器铸造，另一重要途径和手段，是有效禁止私人占有和使用铜器。因为如果人们不敢占有和使用铜器，则铸出的铜器就没有买主，铸器者就无法获得高额利润，自然也就无人再经营铜器铸造了。《长编》卷四○四记：
［元祐二年十一月］辛卯，禁私卖易铜、石器，犯者依私有法。
这则记载说明，当时官方已先有禁止私人占有铜器法，此后又规定私卖易铜器与私有铜器以同法治罪。此后宋廷屡次大规模地搜刮民间铜器，对铜器贸易和私人占有铜器就禁止得更加严厉。
四 宋代铜禁内容之三：禁铜出境、禁造石、禁采卢甘石
实行铜禁的主要目的既然是保证官方铸造铜钱的原料供应，官方既然禁止制造铜器，禁止私人占有原铜，自然携带铜器、原铜出境也在被禁止之列。然而，如果私人占有原铜被禁绝、私人铸造铜器被禁绝，则就不可能有人能将铜器携出境外。所以，官方大抵很少专门下令禁止携铜器或原铜出境。前述宋真宗时禁止内地百姓携铜器（铜鼓等）到少数民族出卖，包含有禁止铜器出境的意义。《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石铅锡铜矿》载有巡捕官等透露铜出界的惩罚办法：
诸巡捕官任内透漏铜出界……以捕得斤数折除外，五十斤展磨勘半年。县尉殿三月参选，百斤展一年，二百斤展二年，县尉殿一年。如系所产去处，各递加一等（原注：磨勘殿选并以一季为一等。专差巡捕使臣，透漏失觉察至二百斤，仍降等差遣）。其铜矿、铅、锡十斤、或铜垢以烹炼到净铜五斤，各比铜一斤。
它明确显示出官方对铜器及原铜出境的禁止。
关于禁止铜出境，南宋有一件事很具典型性。宋孝宗时，汪大猷任知明州时，“诏许三佛齐寄铜造瓦，公（汪大猷）奏：‘在法，铜不下海。且中国方禁销铸，奈何为边人所役。’卒不与”[14]。由于有禁铜下海出境的规定，汪大猷竟敢于拒不执行代三佛齐造铜瓦的诏令。
所谓石，即是黄铜，既是铜合金，自也在铜禁范围之内。卢甘石则是一种含铜矿石，也被纳入铜禁范围。
《长编》卷六七载，宋真宗时始下令禁止以铜制石：“［景德四年十一月癸丑］神骑卒赵荣伐登闻鼓，言能以药点铜为石。上曰：‘民间无铜，皆熔钱为之，此术甚无谓也。’乃下诏禁止，其来自外蕃者不在此限。”又同书卷七二载：“［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寅］诏杭、明、广州市舶司，自今蕃商赍石至者，官为收市，斤给钱五百。以初立科禁也，三司定直，斤止钱二百，上特增之。”
后一项规定大约主要是为保证前项法令的实施而颁布的，因为如果允许境外输入，则境内的石制品就会伪装成外来品而泛滥。此后，凡颁布铜禁命令时，往往顺带言及石，即“铜”连言（参见前后所引）。
官方注意到卢甘石，似也始于宋真宗时。《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载：“天禧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禁陕西采卢甘石。”此后从陕西扩大到全国。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犯》明载：“诸私采卢甘石一斤以上笞五十，二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私有者减一等，许人告，石没官。……诸色人……告获私采或私有卢甘石者准价全结（原注：五十贯止）。”即当时已明确禁止私采、私有卢甘石。
五 关于王安石解除铜禁
所谓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是宋代货币史上一个引人争论的重要问题。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曾对此作出过严厉的批评，近来也有学者对此给予肯定和赞扬[15]。笔者认为，评价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按，这种表述不准确，详下文），是个涉及广泛的深层次的问题，不宜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本书拟在讨论钱禁问题时一并作较深入地具体分析，现只对王安石解除铜禁的含义作些客观的介绍。
应当说明，王安石没有完全解除铜禁（按钱禁另述）。请看时人张方平对王安石所作的批评：
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累朝所行，今敕具载……禁铜之条，犯之九斤，已得刺配之罪，亦设告赏之科。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
嘉祐编敕
一、犯铜并石一百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九斤决讫刺配逐处牢城，十斤以上决讫刺配千里外牢城。仍许人陈告，其因告获合支赏钱者，一两以上一贯，每一斤加二贯；过徒三年，每一斤加五贯，并至五十贯止。若犯铜矿枵夹杂者，只据烹炼到实铜科罪。仍委转运司将条约逐季举行。
熙宁编敕
诸不产铜铅锡地分，铜铅锡官自出卖，许通商贩及以铜铅锡或石铸造器用卖买，仍并免税。
右惟……今乃倾中国之利、挠君权、竭民用以资寇仇，又弛铜禁通商贩，铜入四夷无复纪极。[16]
显然，王安石的新法大抵只是像盐商通商法一样在禁榷基础上的通商法，它保留了官方对原铜生产的垄断，从而保留了官方获取原铜生产的垄断利润（这也要靠国家强制来保证），但它却解除了对铜器铸造和贸易（包括出境贸易）的限制，从而使那些由此派生出的法律被废除。
这一时期，官方颁布的一些法令也同新法相关联。《长编》卷二四○载：“［熙宁五年十一月癸丑］诏河北缘边安抚司提举榷场卖铜锡。”此诏大约旨在对铜锡出境加强管理。同书卷二七九载：“［熙宁九年十一月丁丑］诏三司诸路卖铜、铅、锡钱，相度兑路发地远者，变易物货，并于市易务下界封桩。”此诏反映了官方已向私人出卖原铜。《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又载，宋廷曾“令鬻铜、锡以市［西夏］马”，表明禁止铜出境的做法有所松动。而《长编》卷二八○“［熙宁十年二月丙午］诏河北、河东路，不许以铜及卢甘石博买通入蕃界。”这一诏令则似乎表示反对意见得到某种程度的采纳，即官方重新限制原铜和铜器出境。
有一件同王安石新铜法关系密切的事，史料有近乎完全相反的记载。《长编》卷三五○载：
［元丰七年十二月庚辰］诏户部尚书王存、侍郎杨汲各展磨勘二年，郎中晁端彦展三年。坐言乞复铜禁，不知增钱监用铜多也。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则载：
［元丰］七年，户部尚书王存等请复开铜禁，各展磨勘年有差。
这两则记载中，前一则讲“复铜禁”与“增钱监用铜多”矛盾，使人感到费解。后一则讲王存等请复开铜禁，那么照理前此曾恢复铜禁，这又没有记载。一般以为前一则记载较为可靠，那么只能解释为当时钱监所用铜多来自贸易，恢复铜禁会使一些钱监的用铜得不到保证。惜记载过略，无法得到确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