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宋禁止销毁铜钱
宋代与前代有所不同，人们违法销毁铜钱，主要不是去改铸劣质私钱，而主要是去铸铜器。因此，禁止销毁铜钱，是与实施铜禁密切关联的。宋初颁行的《宋刑统》卷二六《私铸钱》规定：“将铜销铸别造物色，捉获勘鞫不虚，并依格处断。”但所谓“依格”，究竟该怎样惩处，却无从得知。《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载，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诏曰：“京城先是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同其罪。”此记诏书规定，凡“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犯者斩”，似只限于京城内，且定刑过重，不一定是长久执行的规定。
宋真宗时，熔钱为石或石器的问题突出起来。《长编》卷六七记：“［景德四年十月癸丑］神骑卒赵荣伐登闻鼓，言能以药点铜为石。上曰：‘民间无铜，皆熔钱为之，此术甚无谓也。’乃下诏禁止，其来自外蕃者不在此限。”所谓下诏禁止，应就是禁止熔钱造石。同书卷七一又载，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民间多熔钱点药以为石，销毁货币，滋长奸滥。命有司议定科禁，请以犯铜法论，上特宽之，犯二两者科一两之罪，至死者奏裁。及京师营寺观，器饰有当用铜而涂金者，皆以石代之，置务点造。于陕西采卢甘石供用，亦禁民贩鬻”。这样，犯熔钱制石罪者，依犯铜禁刑律减半定刑。为了有效禁止民间熔钱制石，官方又决定自己经营石品制造。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宋真宗“天禧元年三司奏：僧人百姓收买官铜铸钟，多接便召人施见钱抛入所熔炉内，一处铸造，销耗钱宝，甚为非便。欲望自今凡买铜铸，令逐处差官监守，如将钱夹带销熔许人陈告，其铸匠并舍钱人乞行严断，监官重行朝典（原注：《会要》）。”而《长编》卷一○○记，宋仁宗天圣元年五月“乙卯，禁毁钱铸钟”。主要内容相同的命令为什么在数年内颁下两次，令人怀疑[19]。
大约宋仁宗在位后期销钱为器的现象十分严重，当时思想家李觏曾专门议论此事，他说：
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是有奸人销之也。奸人所以得销者，以恶钱容于市，铜像、铜器容于寺观也。……缁黄之家，竞礼铜像，易模变巧，动必满堂，铙钲钟磬之器，所在雷震。谓取于官则有害冶铸，其私则以钱为之耳。新故浑淆，公私莫辨，是法令无由而胜也。用之广矣，利数倍矣，故橐焉而焰、锻焉而声者往往而是；披榛而行、裒甲而商者不绝于道。缓则恣所为，急则斗而死，是法令无由而胜也……今欲绝盗铸，莫若去恶钱，去恶钱非急诛之谓也；欲辨铜像、铜器，莫若一取而销之，勿得复用也。……今寺观栉比，像、器之设，遽数不终，必诘之曰：作之新乎？因之旧乎？取之官乎？得之私乎？则是增吏员不足以按，广狱城不足以系……若一取而销之，勿得复用……销钱之弊不禁而止。[20]
他认为铜钱缺乏的原因就是都被人们销熔铸了铜像、铜器。他主张完全禁绝铜像、铜器，但这在当时是很难行通的。但他讲的只要允许铸铜像和部分铜器，则就很难禁止销熔铜钱，却讲得很实在。稍迟于他，曾巩（或刘巨济）也表述了类似意见：“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益广，其器日益增。所铸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有市铜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21]
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无疑使熔钱制器有了条件。张方平反对解除铜禁、钱禁，其《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说：
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课，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大为之防，民犹逾焉，若又废之，将何惮矣！盖自弛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以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入四夷，内则恣为销毁，坏法乱纪，伤财害民，其极不可胜言矣。
但他说的情况是否有所夸大，这是值得讨论的。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在解除铜禁、钱禁的同时，又大大增加了税收中钱币的数量。这导致铜钱的购买力上涨，相应地熔钱为器的利润就减少了。所以，熔钱造器是否如张方平所言那样严重，这是令人有疑问的。但史无明载，只好付之阙如。
北宋徽宗即位以后，铸行大钱，官方的注意力集中到防范私铸方面。而违法私铸者也主要是铸私大钱。私铸现象非常严重，而且久禁不止。所以，熔钱为器的事（包括官方有关的敕令）就较少见于记载了。
宋朝也采取鼓励举报来加强对熔毁铜钱的禁止力度。官方为了鼓励举报者，对检举者的奖赏作了详细的规定。《长编》卷一一五载，早在北宋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官方即针对“广南蕃舶多毁钱以铸铜器”的情况，规定“陈告者皆倍给赏钱，公人迁一资”。《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六载，宋徽宗政和年间就颁布了赏格：“告获销、磨错、翦凿钱取铜以求利及买之者，杖罪钱一十贯，徒一年钱二十贯每等加十贯，流二千里钱七十贯，每等加一十贯。”政和六年又“诏于赏格内杖罪添作五十贯，徒一年七十贯，流二千里一百贯。”
二 南宋禁止销毁铜钱
南宋立国未稳，就出现了熔钱铸器的问题，于是就下令让百姓结保，行连坐法。《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八记此事：
［绍兴五年］五月十九日，户部言：“禁戢私铸铜器，已有见行条法罪赏，若私置炉烹炼、销、磨错、剪凿钱宝，铸造铜器，乞以五家为一保，自行觉察。除犯人依条外，若邻保内不觉察，亦乞依私铸钱邻保知而不纠法。”从之。
又据《系年要录》卷九六，此年十二月，即下令规定犯毁钱制器一两以上就治罪，同时下令收缴民间非法铜器。
如前所述，北宋时刑律中已有关于惩处销毁铜钱的内容，但具体规定却不见于记载。《系年要录》卷一○一所载，南宋绍兴六年五月甲午日诏书规定的对销毁铜钱者惩处刑律，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这方面具体律条，其规定：“自今铸熔钱宝及私以铜制造器物及买卖新（兴）贩之人，一两以上并徒二年，本罪重者，自从重。偿钱三百千，许人告。邻保失觉察铸造者，偿钱二百千。”销熔铜钱一两以上，就判徒二年，这一定刑是相当重的。到宋宁宗庆元二年八月稍后，又规定：“禁销钱为铜器，买者科违制之罪，仍以匿隐论。其炉户决配海外，永不放回。”[22]而《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销钱宝》所载刑律为：“诸销及磨错翦凿钱取铜以求利，或铸造器物（原注：夹杂铅锡打造计铜斤重科罪，已销虽未成器物亦是），若工匠及卖买兴贩之者，一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原注：工匠送铸钱监充役），八斤皆配本城，十斤皆配五百里。命官及有荫人奏裁。并许人捕。厢耆巡察人及地分官吏（原注：州都监、县镇巡尉各分认地分界至）知而不纠，以违制论，仍放罢；吏人勒停（原注：犯人罪轻者与同罪）。邻保知而不纠，杖一百。即保内能举或工匠能首告者免罪，给赏如法。官司不即给赏，许告捕人经监司越诉。”
南宋时期禁止熔钱造器，朝廷也注意到激励官吏。《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六引《吏部条法》载，宋孝宗乾道九年闰正月九日官方在关于处州银铜场的敕令中，就专门规定：“于逐官考内稽考有无透漏销钱宝等事件批书印纸后，送工、吏部勘当，申尚书省吏部侍郎左选。”《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销钱宝》，又有对此方面失职官吏的惩处具体规定：
诸巡检、县尉、都监任内，失觉察销及磨错翦凿钱取铜以求利或私造铜器（原注：谓以任内失觉察除亲获或他人获已断数互相比折外，计其余数理），一斤以上展磨勘半年，十斤以上展磨勘一年，五十斤以上展磨勘二年，百斤以上奏裁。厢耆巡察人杖一百。
诸守令任内失觉察销钱宝私铸铜器，提点刑狱司具申尚书省取旨。
南宋时期，不但私人违法熔毁铜钱，而且出现官设机构中熔毁铜钱的情况。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载，宋宁宗嘉泰三年九月“癸酉，命铁冶司毋得毁私钱为铜。”《宋史》卷三八《宁宗本纪》开禧二年春正月“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后来官员袁燮上奏也言及此事，他说：“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钱安得而不耗？”[23]
南宋时许多著名铜器产地都同销毁铜钱关联。请看下引记载：
浙东路绍兴府、温台明州，浙西路临安平江镇江府、湖秀常州，江东路建康府句容县、信州，福建路福泉建州，江西路虔吉州丰城县、临江军新淦县等处，铸造铜器尤盛，销毁见钱不可胜计。[24]
［乾道］二年三月十二日，诏：“应私铸铜器蠹坏钱货，建康府、台明州尤甚……”[25]
销钱为器，未始无法，而获利十倍，所在公行，句容、天台、四明、池阳、临川之所铸者以精巧名，人皆贵之……[26]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京城之销金，衢、信之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今京邑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27]
上引四则记载，分别反映宋孝宗、宋宁宗和宋理宗时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宋朝官方禁止毁钱铸器的举措效果很差。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宋朝官方尽管屡受挫折，仍然坚持不懈地作禁止毁钱为器的努力。就在南宋最后的几十年中，宋朝朝廷仍然不断颁下有关诏敕。请看下引：
［端平元年六月癸巳］禁毁铜钱作器用并贸易下海。[28]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今京邑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畿甸之近，一绳以法，由内及外，观听聿新，则销之奸知畏矣……”有旨从之。[29]
［淳祐九年九月庚申］诏令临安府、诸路提刑司严奸民销凿见钱私铸铜器之禁，仍下殿、步司一体施行。[30]
［景定四年三月］甲辰，上谕辅臣曰：“陈尧道言，销伪造，当严加禁戢。”［贾］似道奏：“不禁销，则见镪愈少；不禁伪造，则楮币愈多，臣等仰遵圣训。”[31]
咸淳元年，复申严销、漏泄之禁。[32]
显然，一方面是毁钱为器的情况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则是官方一次又一次地颁布诏敕，竭力想使禁止毁钱为器的努力取得成绩。
三 铜钱储藏及限藏钱
限制储藏铜钱，中晚唐、五代时期曾数次采取措施，效果均不佳。客观地讲，限制储藏铜钱，是很难操作、实行的。首先，是因为，大量储藏铜钱的人都是社会上层，其中达官贵人占有最大比重。针对这些人颁布的禁令总是很难实施的。其次，限制储藏的前提是摸清各家储藏铜钱的数量，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入户搜查，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最后，要贯彻这一法令必须依靠告讦（检举），而鼓励告讦在当时不得人心，且会使诉讼增加。
北宋仁宗时就有人注意到私人储藏铜钱问题，并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民用铜钱的缺乏。如《长编》卷一○九载，大臣盛度、王随与权三司使胡则上书言盐通商五利时就言及：“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但官方对此没有采取过措施，大约人们对唐、五代的教训还记忆犹新。
到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六月有人又提出这个问题：“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钜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贫者日益贫，乞为之限。”于是“户部请令民户积钱，毋得过万缗，官户倍之，满二年不易他物者，拘入官，许告赏。从之。”[33]但此事遇到挫折，未能久行。
后来，又有人议论此事，如时人杨万里于淳熙十二年五月，因地震应诏上书讲：“所谓货者，今之钱币是也。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近习阉官权贵将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一旦缓急，破楮券可用乎？”[34]这些议论并没有导致朝廷再次颁布限制铜钱的命令。
在称提楮币时，可能又有限制铜钱储藏的情况，如《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载，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上奏言及：“楮之所以难行者，不独以楮之多，而正以钱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牢。故虽以重法欲散出之，彼将曰：吾之钱吾所自有，吾所藏也，彼以中国之所有而散之夷狄上下不之禁，而何以咎我为哉！”言宋廷曾以重法欲散私人藏钱。又前引淳祐八年陈求鲁言及，称提时曾“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云云，则显然也是针对私藏铜钱的，但具体情况和诏敕未见记载。
四 关于禁钱出京、出城
宋代还有禁止铜钱出京、出城的规定，记载不够充分，我们只能就现有资料作些讨论。
禁止铜钱出京，大约主要是为了防止京城发生钱荒问题，使京城经济秩序稳定。《长编》卷八二记：“［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戊辰，令诸军营在新城外者，所给衣俸钱，诸门勿禁之。时开封府以商贩例邀止之故也。”这说明宋真宗在位时期已有禁止铜钱出城的制度。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六载：“［大观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知开封县丞、奉议郎胡纶，前知开封县、朝奉郎贾公望各降一官，以有荫人黄泽等将小平钱出京失觉察故也。”这说明，到宋徽宗时期仍有禁止铜钱出城的制度，只是此言“小平钱”，不知当时大铜钱是否允许出城。
《系年要录》卷六○记：“［绍兴二年十一月庚午］户部尚书黄叔敖请仿在京法，应见缗出临安诸门者五千以上收其税，匿不自言，半没官，半给告者。后二日，诏见缗出门毋得过十千，其收税勿行。”据此所述，北宋时曾有铜钱五千以上出京收税的规定，这与前述完全禁止铜钱出京的规定有异，不详究竟。而绍兴二年的新规定是：允许十千以下的铜钱出京城门，这又与完全禁止铜钱出京有别，不知北宋时是否也允许小额铜钱出京。同书卷一○六又记：“［绍兴六年十月］己亥，诏平江府城内外民旅买卖钱物出入并各从便。自上驻跸以来，有司举行京城钱不出门之禁，籴价涌贵，左司谏王缙以为言，乃罢之。”当时宋高宗临时驻在平江府，所以有司套用京城钱不出门的制度，但被下令停止执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南宋］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由是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大约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以后又实行了禁止铜钱出行都的制度。但据上引，南宋禁止铜钱出京，主要是防止铜钱从海路外流，这同北宋时似有差异。《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又记，嘉定三年称提会子时，曾“禁铜钱毋出都城”，不详此制实行多久。
记载中又有禁止铜钱出京城以外的城门的情况，如：
［景德二年十一月丙午］诏河北州军，百姓粜谷入官，所给价钱，出城门者勿禁。[35]
［乾道］九年三月六日，臣僚言：“伏见朝廷禁止见钱三贯以上不得出城门，五贯以上不得下江，已定罪赏。其诸军每月支请券食见钱动计万数，往往出城归寨支散，众军却将见钱衷私般载外州回易，以致行在见钱稀少。乞行下殿前马步军严行约束，如有违戾，即依立定罪赏施行。”从之。[36]
［庆元四年］十月三日，新权发遣泰州陈希点言：“……现钱出门有禁，［官方］所籴客米并用官会支发……”[37]
上引第一例、第三例似与河北、泰州地处边境有关。第二例则所指不详，不明所言城门是否为行都城门抑或另有所指，故存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