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禁的效果
如前所述，官方对于推行钱禁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并且很努力地推行，但实际地讲，钱禁的推行效果是很差的。这在南宋尤显突出。前文已述及官方禁止毁钱为器的努力收效甚微，以下着重讨论官方禁止铜钱外流举措的效果。
前已言及，北宋时钱禁收效并不理想，铜钱大量流入辽朝境内，以致辽朝境内行使的大部分是宋朝钱。宋朝新铸的钱也很快地就流入辽境，这更使人感到钱禁的效力之差。但是，北宋同南宋相比，南宋时期的铜钱外流情况就要严重得多，简直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系年要录》卷一五○记：“［绍兴十三年］初，申严淮海铜钱出界之禁，而闽、广诸郡多不举行，于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官司知而不问（原注：此据汤鹏举议附入……）”南宋大儒朱熹也谈到此种情况，他说：“……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货物覆其上，其内尽载铜钱，转之外国。”他也讲到熔钱为器的严重，说：“私铸铜器者动整四五缗坏了，只某乡间旧有此，想见别处更多。”[38]《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载，陈耆卿也讲：“高樯巨舳出没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则人不敢仰视，间能损毫末以饵逻卒，则如履康庄矣。豪家之弊犹可言也，富商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于近，富商泄之于远；泄于近者犹在中国，泄于远则转及外国而不可复返矣。”《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唐赋税》也讲：“钱之在今也，有边关漏泄之弊，有销鼓铸之弊，虽严其禁而钱愈不见其多……铜器之禁非不申明其法以严禁，而今日稍稍知惧，数月之后侵以如故。”《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袁燮便民五事疏亦言：“［海舶之泄］未始无法也，而检空之委得于情恳，纳其私贿，纵其私载，则连樯而去。奸民相结贮钱，小舟潜往海洋，纳诸巨舶，捆载而归，此钱之所由少也。”
到宋理宗时，时人陈庆勉所言情况更加严重：
今日之钱莫甚于阑出之禁，销次之，藏钱又次之，藏之钱犹在也，特出之无术尔。若销之家一郡一邑有之，一市一镇有之，工于此、食于此者不知其几，日夜造作无非耗钱以为器，以东南一监铸之，而东南百千家销之，铸之者日计不足，销之者月计有余。……而阑出又甚焉。且浙西之钱泄于浙东，至浙东而泄于海矣。江东之钱泄于江西、江西之钱泄于福建，至福建而泄于海矣。湖北之钱泄于湖南，湖南之钱泄于东广，至东广而泄于海矣。阑出之不禁，而漏卮之难塞，钱之耗莫甚于此。[39]
与其时间接近，大臣包恢所言与之相类，而更为详细。他说：
窃惟倭船一项，其偷漏几年，彰彰明甚，已不待陈。但漏泄之地非特在庆元抽解之处，如沿海温、台等处境界，其数千里之间漏泄非一。盖倭船自离其国，渡海而来，或未到庆元之前，预先过温、台之境，摊（一作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及倭船离四明之后，又或未即归其本国，博易尚有余货，又复回旋于温、台之境，低价贱卖，交易如故。所以今年之春，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乃知本郡奸民奸弊至此之极。不知前后辗转漏泄几多，不可以数计矣。
……凡系抽解之司，无一不漏泄，庆元之外，若福建泉州与广东广州之市舶两处，无以异于庆元，而又或过之。盖诸蕃国各以其国货来博易抽解，并是漏泄一色现钱而归，尤不可计其数矣。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番舶，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番舶，两路之钱非如海水之无穷，其将尽入尾闾，岂不至枯渴（涸）哉？[40]
据他和上引陈庆勉所言，沿海各主要港口都有铜钱流出境外，而内地的铜钱又流向沿海，这样运动下去，其后果真是难以设想。然而，包恢讲，铜钱外流尚不止此，国内商人甚至普通百姓也参预了私运铜钱出境。他说：
次则此土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亦多有假作屯驻之所营运军需为名者，虽曰他有杂货，其实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此则北自庆元、中为福建、南至广州，沿海一带数千里一岁不知其几舟也……
又其次海上人户之中下者，虽不能大有所泄，而亦有带泄之患……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蕃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竟赍现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此乃沿海浙东、福建、广东之民无一家一人不泄者。
包恢还讲到水军所得俸禄也流向海外。他说：
盖屯驻水军去处，每月多是现钱支给。此钱一出，固是不可复入，散在外州可也，今乃未尝到寨，军兵未尝得使，自本州支出，则城下大舟径载入番国矣，此亦以为常而恬不知怪也。广东水军尤纯支现钱，漏泄尤甚焉。
据他所言，各州官吏辛辛苦苦搜括来的铜钱轻易地也流向海外了，官方竟无可奈何。
不少南宋人都认为官方对海舶的检查制度得不到认真执行，是铜钱外流的重要原因。如朱熹讲：“朝廷虽设官禁，那曾检点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为利，又其一，则淮上透漏监官点阅税物，但得多纳几钱，他不复问。铜钱过彼极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绢一匹，若更不禁，那个不要带去！”[41]《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录陈耆卿奏也讲：“禁楮之折阅者日严而禁钱之漏泄者日宽。非果宽也，宽于大而严于小也。阛阓之间，有腰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送之，至数百则摭之，鞭笞之矣。高樯巨舳出没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则人不敢仰视，间能损毫末以饵逻卒，则如履康庄矣。……今铜钱之法，大率犯者罚轻而捕者赏轻。犯者罚轻，则人易为奸；捕者赏轻，则吏不尽力。望申饬攸司，严漏泄之宪，优掩获之典，其捕至若干特与附类获盗改秩，以风厉之。”他认为，造成此种后果的原因是“犯者罚轻而捕者赏轻”。包恢也言及检察官的失职，说：“虽曰其归也，差官检空然后通放，然此亦一具文耳。盖非特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从实检放也，亦以倭船高大深广，人以百计。归船视来时尤重，盖船底莫非钱也，检空官一过其上，一望而退，岂尝知其内之所藏为数浩瀚。又其计奸诡，先是逐时积得现钱，或寄之海中人家，或埋之海山险处，或预以小舟搬载前去州岸已五六十里，候检空讫然后到前洋各处逐一搬入船内，安然而去……”他同时又为检查官吏辩解，认为检查实有困难。前引陈耆卿言及有关官员“宽于大而严于小”，时人吴泳在为皇帝起草诏敕时也言及：“敕具官某：挟铜之禁，殃民甚矣。大者连艘入海不之问，小者一镪之利必索也。神皋之不澄，而责幕府之渗漏，岂理也哉！然以言上人，尹自引退，汝不能无过也，姑削一阶，以示弹压之体。”[42]赵弼所犯过失大约与此有关。
当然，实行钱禁，有些官吏乘机扰民，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二载，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诏：“……所在巡尉、弓兵、场务，以搜检铜钱为名，辄将船户舟中所需之具指为军器欺诈钱物……令诸路提刑司及沿海帅臣制置司，各约束所部州县常切禁止……”显然，当时存在官吏借口搜检铜钱敲诈勒索。又如据时人孙应时记：“［淳熙十四年，方有开］改除淮南西路常平茶盐兼权转运提点刑狱公事……一日，有特旨以花靥商人郑晞暘泄铜钱越境，付公亲鞫，公反覆验治，皆无迹，乃呼谕之……其人泣曰：曩有邓御带者至淮壖，尝与之争市物，意其见诬耶……非公恻怛守正，则郑必冤死矣。”[43]这是有些官员利用钱禁挟私报复的事例。类似的事情可能是不少的。像盐茶酒禁榷一样，钱禁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也是不少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钱禁的受挫，由于大量铜钱不断地外流，有一些士大夫开始对市舶贸易产生了动摇，滋生了一种认为市舶贸易弊多利少的看法。如南宋范成大讲：
臣闻东南蕃夷舶船，岁至中国……广、泉、四明及并海州郡，钱之去者不可胜计。……访闻一舶所迁，或以万计，泉司岁课，积聚艰窘，而散落异国，终古不诚可为痛惜而深恨也。今法禁既不可制，盍亦循其本而救之乎？欲望明诏试令有司条具，每岁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费外，实裨国几何？所谓蕃货中国不可一日无者何物？若资国用者无几，又吾之急须，则何必广开招接之路！且以四明论之，蕃舶所赍，青瓷、铜器、螺头、松实及板木之类而已，皆非中国不可无之物，而诱吾泉宝以去，利害轻重，不辨而判。臣尝试妄议，以为明州一处蕃舶，岂不可以权住，姑塞漏钱之一穴，其他可以类举。此拔本塞源、不争而善胜之道。[44]
在范成大之前，就有些士大夫对于每年通过市舶贸易进口奢侈品如贵重香料、珠宝等表示不满，这种不满是正当的。但是，由于大量进口了奢侈品，铜钱由此大量外流，就主张完全停止市舶贸易，这就偏激了。此后，包恢等人也流露出此种倾向。他讲：
然又尝窃有疑焉倭船之主抽解之场初不过板木、螺头等废物耳，而使之得以博易吾铜钱而归，是犹以土博吾之真金，以石而博吾之美玉，利害本非难见。螺头仅可以供燕饮之需，虽无之，未至如五谷之养生；板木不知济何等急切之用，虽无之，未至如无棺木之送死，岂不可禁绝？其来乎惟硫黄可供军需者许其博易抽解，则船之来者必少，而钱之泄者亦少。闻之每岁往来不下四五十舟，乃无非木板、螺头等物，而坐听其空竭吾国家之重宝，岂不误哉！
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讲：“……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不可胜计矣……”这些议论对后来主张闭关锁国理论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王安石解除钱禁
前文已述及，王安石执政时期，曾“解除”钱禁。所谓解除钱禁是怎样一回事呢？张方平反对此事，上奏批评，前文已引录他将“嘉祐编敕”与“熙宁编敕”所作的比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解除钱禁，仅是解除了钱币外流的禁令，关于钱币其他方面的禁令如禁止私人铸币等仍旧保留。张方平在将两个时期的编敕进行比较之前，还有一大段论述性文字，其中讲：
……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累朝所行，今敕具载。钱出中国界，及一贯文罪处死，而又重立赏格，使人告捕，至于居停资给担擎人等与夫官吏之失于检察者，各等第坐罪……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去，海舶饱载而回。闻缘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量收税钱而已。诸舶船旧制惟广州、杭州、明州市舶司为买纳之处，往还搜检，条制甚严，不得取便至他舟也。今自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课，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45]
与张方平一道反对解除钱禁的还有刘挚。他上疏讲：
今都内之藏既不闻于贯朽，而民间乏匮，时或谓之钱荒，此何谓也？其故大者在泄之于四夷而已。曩时著令，铜钱出中国界者，数及一贯，其罪抵死，立重赏以告捕，而居停资给与夫官吏之失检察者，皆罪有差。今熙宁制删去此条，而徒闻沿边有每贯税之之令。利之所在，民不惮于犯法……三边之所漏，海舶之所运，日积一日，臣恐竭吾货财，穷吾工力不足以给之，而区区之算税，权其得失，何啻相万哉！[46]
后来元丰八年九月大臣韩维上奏请求恢复钱禁。他说：“钱币阑出边关，则足以资敌国，旧法为禁甚严，今每贯税钱五十文恣听其出中国，臣请复禁如旧法。”“诏依嘉祐编敕施行，其熙宁申明敕更不施行。仍令河北沿边安抚司契勘，自删定嘉祐编敕后来沿边如何施行，今来却行禁绝，有无合随宜措置事件，仰具事理闻奏。”[47]
从上引反对解除钱禁者的言论看，可以进一步证实，所谓解除钱禁，实际主要就是解除对铜钱出境的禁止，改为征收千分之五的税后允许出境。另外，因在解除钱禁的同时，也放宽了铜禁，就给熔钱为器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张方平所讲的“内则恣为销毁”的含义，大约当时也并没有公开允许销毁铜钱。
解除钱禁自熙宁七年（1074）始，至元丰八年（1085）止，大约共十一年。
三 关于钱禁的评价
钱禁是宋朝官方长期努力贯彻的重要货币政策，它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而言，禁止私人违法铸造钱币特别是铸造劣币是必需的，是正确的。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宋朝的钱禁既然包括了禁止铜钱外流、禁止铜钱销毁、限制铜钱储藏等方面的内容，也就基本上断绝了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道路。它在宋代货币史上的重要作用也就在于此。当然，这是以有关制度都得到贯彻为前提的。事实上，宋代的钱禁未能、也不可能得到很好贯彻，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
宋朝钱禁贯彻的效果是很差的，远未达到预期目的，它使官方蒙受法令得不到遵行的耻辱。从这个意义上，钱禁的贯彻是失败的。
对钱禁的评价，必须同对宋朝的整个货币政策体系的评价结合起来，特别是同对官方消除“钱荒”现象的措施的评价结合起来，才能深入和全面。因此，我们把对钱禁的进一步评论放到关于钱荒的一章中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