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宋的钱荒现象
“钱荒”这个专用术语产生于宋代，但它所涵盖的那种社会现象，却产生更早，至少唐五代已经存在。唐朝中后期及五代禁止铜钱外流、销毁、储藏，也都是针对钱荒的。
宋朝最早言及钱荒现象的，似是《长编》卷四六所载咸平三年春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知泰州田锡的奏疏，其中讲：“……臣又以江南、两浙，自去年至今，民饿者十八九……臣问彼处米价，每升六十五文足，彼中难得现钱。”但他所言意思含糊，且只讲杭州一地，似难从中体会到钱荒的严重。又同书卷一一七载，宋仁宗“［景祐二年冬十月］上封者言，诸路岁以缗钱输京师，致四方钱重而货轻。丁卯，诏江东五万缗，自今并市糸由、绢、绵；福建、广东各十万，广西八万，并市银上供……”这里讲到四方钱重货轻，与后来讲的钱荒颇相像，但宋朝官方采取了较正确的措施，此后一段时间不见有人议及此事。
“钱荒”一语首次出现，且较为引人注意地议论钱荒问题的，是宋仁宗庆历年间。请看下引两则文字：
臣风闻转运使吕绍宁才至淮南，便进见钱十万贯，不知是否？……今三司自为阙钱，累于东南划刷及以谷帛回易，则南方库藏岂有剩钱！闾里编民必无藏镪，故淮甸近岁号为钱荒，不知绍宁才至淮南，用何术于何处得此钱。[1]
臣切闻三司计度，预于淮南、江浙、荆湖等路今年夏秋税内折纳见钱四百万贯……累年之间，科率频并，当今天下钱货至少，江淮之地名为钱荒，谓宜改制泉刀以救其弊。[2]
这两则议论表明，宋仁宗庆历时期的钱荒是同官方聚敛钱币有关的，而很明显，当时官方聚敛钱币是为了应付西部战争。
与上引两则议论时间接近，思想家李觏在著作中也议及此事：
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3]
李觏明确地讲，当时公私都缺钱币，原因是钱币被销毁制了铜器。大约也是宋仁宗在位时期，王安石也在私人书信中言及钱币缺乏：
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方今田农之家尤不可时得者钱也，今责购而不可得，则其间必有鬻田以应责者。[4]
宋神宗熙宁二年，吕惠卿等建议坐仓收购军兵饷粮，而令东南漕运粮改纳现钱，此事遭到司马光激烈反对，他的理由就是如此会加重东南钱荒[5]。
此后凡议论钱荒者，大约都同反对王安石新法有关。为了说明问题，以下赘引数则：
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民间谓之钱荒。[6]
［熙宁九年，是夏］张方平言：“……东南六路灾荒已甚，官私匮乏，莫相救恤。又缘青苗、助役、市易之法，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财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7]
问：古者为货泉以权物之轻重，今所在铸钱数日益多，可谓钱轻矣，然而金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夫当重者反轻，而当轻者反重，其说安在？[8]
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饶、建置炉鼓铸，岁至百万缗，积百年之所入，宜乎贯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间矣，乃自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府库例皆空虚，人户又无居积，不知岁所铸钱，今将安在？[9]
东南六路……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射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10]
伏见近制募役之法，令人户等第输钱……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百有零匹，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敝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谷帛，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输钱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又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九万三千余贯。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已时，天下谓之钱荒……臣故曰，募役之法为天下害实深。[11]
三更趋役抵昏休，寒呻暑吟神鬼愁。从来鼓铸知多少，铜沙叠就城南道。钱成水运入京师，朝输暮给苦不支。海内如今半为监，农持斗粟却空归。[12]
今年粳稻熟苦迟……汗流肩赤页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13]
一钱重丘山，斗粟轻粪土。昔闻丰年乐，今识丰年苦。东家米粒白如银，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14]
上引议及钱荒者，几乎清一色是旧党大臣。他们反对新法，其中重要一条是反对新法使农民增加了负担。并且，他们认为，赋税征收钱币，对农民是一种坑害，因为秋收时农民一起卖粮求钱，造成粮价暴跌，农民利益受到巨大损失。
上引记载中尚未包括反对新法者对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的批评，这实际也是对新法批评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批评新法是加重钱荒的重要原因。张方平、刘挚都执此种观点（参前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属于新党的沈括也反对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且认为这样做会加重钱荒（请参下文）。
对新法的批评到宋哲宗即位初期还在继续。有关议论太多，现仅选录数则：
［哲宗时］轼谓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15]
自熙宁以前，民间两税皆用米麦布帛，虽有沿纳诸色杂钱，然皆以谷帛折纳，盖未尝纳钱也。钱之入官者惟有茶、盐、酒、税、杂利而已。然方是时，东南诸郡犹苦乏钱，钱重物轻，有钱荒之患。自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出常平息钱，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较，民间官钱搜索殆尽，市井所用多私铸小钱，有无不交。[16]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17]
［元祐二年春正月辛巳］殿中侍御史孙升言：“……为国者不取民之力，而取民以钱，则货殖百物无以售，而民至于困极也。”[18]
［元祐二年春正月辛巳］殿中侍御史吕陶自成都回，言……今东南民间所用无完钱，皆乌旧缺边，而乡村所出谷帛，贱无人售。城郭人户比十五年前破家者十七八，皆因纳钱免役之患，此上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19]
此时旧党掌了权，对新法的批评更加无顾忌。他们认为实行新法尤其是免役法的结果，使钱聚于上，大大加重了钱荒，新法聚敛钱币与钱荒有最大的联系。
旧党废除了新法，却未能根除钱荒现象。旧党大臣苏轼在元祐四年以后又数次言及钱荒。现引录如下：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苏轼状奏……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质户人户，往往昼闭。若得官钱三二千万散在民间，如水救火，欲乞指挥提、转今将合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绢充年额起发。[20]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状奏……杭州……自去岁十月以后，米价涌长，至每斗九十足钱。近岁浙中难得见钱，每斗九十，便比熙宁以前百四五十……[21]
去岁恩旨宽减上供额米三分之一，而户部必欲得见钱，浙中遂有钱荒之忧。轼奏乞以钱和买银绢上供，三请而后可。[22]
在上引几则议论中，苏轼没有讲钱荒与新法有关，但其中两则言钱荒与户部将上供粮折征现钱有关。绍圣、元符间，苏轼在广南，给亲戚写信时又言及广南的钱荒：
今来秋大熟，米贱已伤农矣。所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而漕府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余纳正色……岭南钱荒久矣，今年又起纳役钱，见今质库皆闭，连车整船载米入城，掉臂不顾，不知如何了得赋税役钱去……年年多纳钱、少纳米，则农民益困，岭南之大患也（原注：见说广东诸郡皆患米多支少）请兄与诸公商量，具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后应役人、公人庸钱及重法钱并一半折米，却与见钱还运司，则公私皆便，免得税米积滞，年年抑勒人户多纳见钱，此大利也。[23]
这次，他又将钱荒与免役钱征收联系在一起，反对“抑勒人户多纳现钱”。北宋后期时文人刘跂所拟策问题中又言及东南的钱荒：
二边为国捍蔽，常患谷贵而食不给；三江五湖衣食之原，然钱币不足，而有贸易之患。[24]
综上所引，我们不难看出：北宋人议及钱荒，凡涉及成因时，一般都归咎于赋税征收现钱（包括王安石推行新法增收现钱）；所言钱荒发生的地区，则多讲东南地区。
二 南宋的钱荒现象
南宋初期，物价飞涨。就在物价居高不下之际，关于钱荒的议论却时时可闻。如：
［绍兴四年八月］癸巳，太常少卿陈桷言：“今日之弊，物贵而钱少……今鼓铸仅有其名，约工既大，劳费既多，而官铸所入无几……望特诏有司讲求其弊，厚铜之积，广加铸之数，重外泄之防，严销毁之禁，庶几国得专其权，而民用不乏。当务之急，孰先于此！”[25]
臣惟泉货之用于天下，犹水之行于地也。其出也有源则其流也不绝，一窒其源则竭矣……况钱货之积必有所在，不在公家，即在私室。今国用不足，百姓不足，公卿之家尽于盗贼，兼并之家尽于诛求……[26]
［绍兴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臣僚言］荆湖之南，即今米斗百余钱，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今日钱荒之弊，无甚于湖南。[27]
上引陈桷言“物贵而钱少”，从常理看来似令人难以想通：古人讲物（谷）贵钱轻，物（谷）贱钱重，物贵怎能同钱少并存呢？然而陈桷讲的却是实情，当时物价很高，由于物价很高，官方和百姓都感到手中的钱不够用。显然，当时的钱荒是与物价太高相联系的。最后一例，则是讲湖南粮价低而钱荒的，似与陈桷所言相反。然而，他讲的“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唐代有斗米二三钱的情况，宋初也不乏斗米数十钱的记载。斗米百余钱，在北宋时一些地区甚至是灾年的米价。所以，他的话只能理解为此米价为近若干年中最低的米价。而因粮价低而产生钱荒，大抵是从卖粮者的角度看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前两处议论在寻找钱荒成因时，都讲到了铜钱的外流与销毁（此未引录）。
南宋中期以后，又出现一种认识，即认为楮币贬值与铜钱缺乏（钱荒）有关。请看下引议论：
楮币日轻，本由钱之厥。今渗漏非止一涂，有如储蓄于大家，销于工技，阑出于边关，上下共知矣。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独不当并严其禁乎？泉货周流，楮价自重，不然虽多方称提，未见其可也。[28]
［嘉定十二年］八月九日，臣僚言：“今日楮券之弊，较之开禧之前固不若彼之甚，州县称提，久而厌玩，不无折阅去处。然振起其折阅之渐，而杜绝其致弊之因，其策在钱而不在楮。盖钱者，所以权乎楮也。今日之钱，鼓铸不登，渗漏不赀，销日蠹，私家藏匿，叠是四弊，固宜铜钱日少而无以济楮币之流行。乞申明禁令，凡鼓冶鼓铸责之所司，必欲岁数增衍；至于蕃贾之渗漏、工匠之销、豪民赃吏之藏积，严行禁止，无尚虚文，无恤浮议，则铜钱可以渐裕，子母可以相权，楮币之价不至于随起而随仆矣……”从之。[29]
［嘉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臣僚言：“铜钱寝少，楮券寝轻，不可不虑。夫钱者，本也；楮者，末也……夫其为弊固多端，而关于利病之大者有三焉：一曰销渗漏之多，二曰本钱支遣不敷，三曰官属体统不一……如此，则三者之弊可革而钱楮庶乎可以相权，实正本澄源之策也。”从之。[30]
楮日多，钱日少，禁楮之折阅者日严，而禁钱之漏泄者日宽。……钱既日耗，则其命遂归于楮，其弊遂积于楮……楮之所以难行者，不独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钱之少也。……今铜钱之法，大率犯者罚轻，而捕者赏轻……诚使钱不甚荒，则楮不偏胜，此称提本务也。[31]
既然认为楮币贬值与钱荒有直接联系，则他们认为要救解钱荒就要进一步实行铜禁和钱禁，特别是禁绝铜钱的销毁和外流。然而，铜禁和钱禁实施的效果总不好，铜钱的销毁和外流愈演愈烈。正如时人章如愚所言：“钱之在今也，有边关漏泄之弊，有销鼓铸之弊，虽严其禁而钱愈不见其多。”[32]钱荒是越来越严重。南宋后期对钱荒的议论仍时时见于记载，却没有人能提出有效的对策。请看下引：
重以楮币泛滥，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33]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故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34]
执事者思通变之策，而归咎于铜镪之耗。夫镪耗诚当虑也。贩一钱可得数千百钱之货，海舶乌乎而不泄！化一镪可牟数十百镪之赢，销毁乌乎而不众。今法钱、奸钱肴于闽之南、江之西，而京畿之内觌楮而不觌钱，则耗之故也，是可不为厉禁哉。[35]
将南宋有关钱荒的议论同北宋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北宋时人们多把钱荒同官方聚敛联系在一起，而南宋时人们则更多地把钱荒同铜钱的储藏、销毁、外流联系在一起，同楮币的发行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