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沈括、范浚论钱荒
关于钱荒，北宋人沈括、南宋人范浚各有较多的文字进行评论，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二位宋人对此事的看法。沈括较完整地记录了他与宋神宗之间关于钱荒的一次对话，现全文引录如下：
上（宋神宗）尝问公私钱币皆虚，钱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括对曰：钱之所以荒者八，而其不可救者两事而已，其可救者五，无足患者一。
今天下生齿岁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费奉岁蕃之民，钱币不足，此无足怪。
又水火沦败缺者莫知其几，此不可救者二也。
铜禁既开，销钱以为器者利至于十倍，则钱之在者几何其不为器也。臣以谓铜不禁，钱且尽，不独耗而已。异日富家备寇攘水火之败，惟蓄盐钞，而以藏镪为不利，钞之在民以千万计。今钞法数易，民不坚信，不得已而售钞者，朝得则夕贸之，故钞不留而钱益不出。臣以谓钞法不可不坚，使民不疑于钞，则钞可以为币，而钱不待益而自轻矣。
古为币之物金银珠玉龟贝皆是也，而不专赖于钱。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民贫而为器者寡，故价为之日轻，今若使应输钱者输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则为币之路益广而钱之利稍分矣。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
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减万缗，使流转于天下，何患钱之不多也。
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京师百官之饔饩，他日取牛羊于市者，惟以百货易之，近岁以疥疾、干没之为蠹，一切募民入饩，牵于京师，虽革刍牧之劳，而牛羊之来于外国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此皆作法以驱之私易如此者，首当禁也。此可以救者五也。
河湟之间，孤绝一隅，岁运中都之币以实塞下者，无虑岁数十万缗，而洮岷间冶铁为币者又四十万缗，岁积于三州之境。物出于三州者有穷，异时粟斗百钱，今则四五倍矣。此钱多之为祸也。若不以术泄之，数十岁之后，刍粟何止率钟而致石？今若泄之羌中，听其私易，贯率征钱数十，岁已得数万缗。以吾之滞积而得战马、饩羊有用之物，岁入之争粟遂减数倍之价，一术而数利。中都岁送之钱，但以券钞当之，不徒省山运之劳，而外之所泄，无过岷州之铁耳。此不足为害者一也。[36]
上引沈括共列举了钱荒的八条成因，我们可以简述为：（1）人口增加而需求增加；（2）自然损耗；（3）王安石开铜禁；（4）盐钞信用变坏人不以为币；（5）金银退出流通领域；（6）常平储存；（7）铜钱外流；（8）西北钱多为患。我们再作进一步归纳，前七条可以归为三方面：其一，需求增加；其二，能代替铜钱者减少；其三，铜钱的流储销。这三个方面还可进一步归纳为一点：即铜钱供不应求。然而问题是：如果真的是铜钱供不应求，照理讲，就应出现物价暴跌、铜钱购买力暴涨的情况，事实是怎样的呢？不错，诚如沈括所言，由于推行新法，官方赋税收入中钱币数量大增，造成物价有较大幅度的下跌，铜钱购买力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即便如此，当时东南地区的粮价仍保持在每石四百至一千文上下（参见本书铜钱购买力一章及附表）。这同前代最低粮价水平相比，仍有较大距离。所以，铜钱如此之“荒”，其购买力却没有相应的提高，这说明铜钱的“荒”是有虚假成分的。沈括列举的钱荒成因有些是正确的，但从整体讲，他显然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又前引沈括所言第八项是讲西北地区钱多的。沈氏没有讲清楚，体会起来似是说每年从京师往西北运铜钱，也是内地钱币虚耗的原因之一。此条实际是说钱荒只是局部现象，有些地方钱荒，而另一些地方则钱太多。这一点，沈括也是正确的。
另外，一旦出现了“钱荒”，照道理铜钱被销毁和外流的情况就应停止，可事实是完全没有停止，这从前引苏辙等人的议论中可以得到证明。这或许又是沈括所未能预料的。在整个宋代，“钱荒”与铜钱的销、流、藏同时并存，这雄辩地说明“钱荒”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钱币缺乏。
南宋中后期人范浚曾撰文专论钱荒，现试作分析。范浚首先否定北宋有钱荒，认为南宋才真正有钱荒。他说：“钱货耗乏，为历世患，有救其弊者，欲为重钱而病难用，欲为轻钱而病盗铸，二者皆非可行于今者也。思救其弊，莫若求钱之所由耗而图之。臣窃惟国家全盛时，诸道冶铸，岁供缗钱，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积，累百钜万。又常平储资，大郡无虑四五十万缗，次犹半之，大邑无虑六七万缗，次亦半之，所至贯朽，府库充韧。时虽四方民财，匮不给用，然实藏之官，概以天下计之，钱不乏也。方今公帑既虚，私利又窭，公私俱匮，不知钱何所积而至于此。”然后，他提出，钱荒（钱货耗乏）产生的原因有五个：“臣尝求其故，知钱之所由耗者，有五说焉：运艘贾舶，绝江浮海，涛波覆没，一也；通都大邑，火所延烧，灼烁融液，二也；闾井习俗，送终含死，瘗埋滋多，三也；几事不密，而泄之疆埸者广，四也；禁令不严，而破为铜器者众，五也。”他讲的五条比沈括所讲简单多了，除了自然损耗以外，就是铜钱的外流、销毁，另有一条随葬是沈括所未言及的。他讲的五条成因比沈括有一明显退步，就是他没有讲官方税收对民间钱荒的影响。当然，这与南宋中后期官方也感觉铜钱匮乏的情况有关。另外，南宋与北宋不同，楮币广泛行用，交易中所用铜钱越来越少，这也是人们感觉钱荒的一个原因。范浚的分析显然更加表面化，他对诸如“钱荒”了为什么铜钱还要销、流、藏的问题丝毫没有触及。
他提出的对策文字虽多，内容实际简单，只有两条：一是加强铜禁，二是平抑粮价。他说：“五者交耗，故不藏之官，不积之民，而钱日以乏，将救其弊，则当从其耗之甚者而为之禁。今王师百万，或列戍，或进攻，皆资钱以为用，则泄之疆埸。愿诏诸军各加禁察，或可以金若银、帛易钱费（宝？）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铜（钱？）为器，则申严禁令，当责郡县，力行惩绝。昔刘秩谓铜之为兵不如铁，为器不如漆，禁铜则人无所用，盗铸者少，公钱不破，人不犯死，钱又日增，是一举而四美兼也。陆贽亦云，禁用铜器，则钱不乏，是皆以禁铜为利。太祖时，有司请行铜禁于江南，诏除寺观先有遗佛像、钟、磬、铎、钹、塔轮、火珠及民所常用铜鉴，自余铜器限尽一月，悉上送官，给直市之，敢有匿不闻，论如律，今傥遵用是诏，申严铜禁，得铜必多，可以广铸，又自今无复破钱为器者，钱何患不富乎？”他讲的加强铜禁办法，完全是重复前人的陈词滥调，没有创新。
他提出的另一处理钱币问题的对策，却颇有新意。他说：“然臣尝观汉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张林言：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耳。宜令天下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又献帝末，不铸钱久，货本不多且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是古以钱少故物贱也。今钱货既乏，而百物皆翔贵，岂今之钱货与古之钱货异哉？盖谷甚贵之所致也。东南播殖之利不加于旧，而西北之人寓食于东南者益众，此谷之所以甚贵而未平也。夫人视食为命，其于谷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旧，而食者益众，且谷所积储，皆豪民大家乘时缴利，闭廪索价，价脱不高廪终不发，则谷不得不甚贵。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饥之人，固将量食费以取百物之直，则百物亦不得不甚贵。此铸虽乏而物不为贱，所以与前世异也。今欲百物贱则当平谷直，谷直平则民费省矣。且官收私铜以广冶铸，又平谷直以省民费，则钱虽乏未为甚患。善乎刘陶之言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人饥。臣亦以为当今不病钱乏，而病乎谷直之不平也。”他提出，眼下与古代不同，“古以钱少故物贱也，今钱货既乏，而百物皆翔贵”，钱乏的原因是谷贵，所以一旦粮价降下来了，钱荒的问题也就解决了[37]。范浚是古人，他不懂得在正常情况下，谷价即粮食与铜钱的市场比价是在二者自身价值比这一中线上下波动的，因而是不会长期居高不下的。若长时期居高不下，一定是存在不正常情况。他未能也不可能指出藏在“谷贵”后面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是，他比一些同时代人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钱乏”同“谷贵”联在一起，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简单地认为钱荒是同经济繁荣联在一起的。
二 钱“荒”而不“贵”
沈括、范浚分别对钱荒的成因作了分析。看了他们的分析，我们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从欧阳修议论钱荒时（早于他的我们暂且不计）算起，到南宋后期，大约二百多年，钱荒持续不断，但令人困惑的是铜钱的购买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落，这是为什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钱既“荒”，为什么还要被销毁、外流、储藏？
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就在发生钱荒的同时，我们又看到了“铜贵钱贱”的情况，而最能说明铜贵钱贱的，莫过于销熔铜钱造铜器所能获取的丰厚利润。对此，宋人多有议论，现引录数则：
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38]
铜禁既开，销钱以为器者利至于十倍。[39]
销毁法钱。盖缘钱者和炼之已精，其工费尤简，变而成器，又有数倍之利。[40]
［绍兴六年］八月三日，户部侍郎王俣言：“……一钱之毁，鬻利十倍，则为害不可胜计……”[41]
［绍兴二十一年］十有二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王葆言：“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乞禁约。”诏申严行下。[42]
高宗绍兴中，臣寮言：“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民既轻于犯法矣，而士大夫之爱奇者百计收蓄，罗列几席，以为玩好，乞严销之禁。”[43]
销钱为器，未始无法，而获利十倍，所在公行……[44]
据上引，销熔铜钱制铜器，或讲得利五倍，或讲得利十倍，总之是利润丰厚。有人认为，这些丰厚的利润是铜器所包含艺术性、工艺性的体现。造铜器者付出的脑力的和体力的劳动，固然能造成利润，但是，我们应当同时看到，工匠们把原铜制成钱，同样也花费了脑力和体力的劳动，其困难性和复杂性并不比铸造一般铜器差。用铜铸铜钱和用铜铸铜器其利润差得如此之多，只能说明铜钱的实际购买力即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
我们从记载中还可看到另一令人费解的情况，即铜钱在宋朝境内购买力很低，可是到了境外，特别是海外，其购买力却大大高于宋境内。请看下引：
此蕃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其名曰苏吉丹。[45]
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46]
贩一钱可得数千百钱之货，海舶乌乎而不泄！[47]
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似此之类，奸民安得而不乐与之为市？[48]
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竟赍现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49]
为什么铜钱在国内市场上不值钱，在同外商贸易时就值钱了呢？为什么铜钱在宋朝不值钱，而到了境外就值钱了呢？我们只能解释为铜钱在宋朝境内的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其自身价值。
三 叶适等对南宋钱荒的新见解
其实早在南宋时期，有些有头脑的文人，就已对钱荒就是钱币缺乏的认识发生了怀疑。杨万里在为考生出的试题中设问：
问：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尝怪铸之自于古，积之自于今，旧者不足，继之以鼓铸，铸之不足，继之以楮券，宜其为钱不胜其有余也，而反愈不足。夫钱之与物无两重，亦无两轻，此贱则彼贵，彼低则此昂也。今则钱与物两贵，其咎安在？[50]
他提出，照理应是“钱不胜其有余也，而反愈不足”，原因何在？照理“钱之与物无两重”，“今则钱与物两贵，其咎安在”？他虽没有提出答案，但他却深刻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考虑问题的深刻程度，或许超过了不少近代学者。
史学家李心传也看出了一些问题，他说：
余尝考绍兴之初，东南饷军，止用见缗，是时戎马纵横，寇盗充斥，军费多矣，然未闻有钱乏之患。自绍兴末年，钱处和创行在会子，于时王珏亦用于湖北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见缗存者至少。盖楮券盛行，而铜货积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51]
他认为，南宋中期以后的钱荒与楮币发行有直接关系。学者吕祖谦则明确地指明了钱荒与赋税的关系。后人记他与学生有如下问答：
或问：湖北、广西，比来钱荒，但日纳于都下，都下却以法去救之，当如何？［答］莫若以粟帛为赋而不税钱。[52]
他讲赋税不征钱就能解除钱荒，这种认识是胜于常人的。学者叶适更是一针见血地对官方关于钱荒的对策提出了批评，并申明了自己的见解：
且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邪？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诚而献者有二议：有防钱之禁，有羡钱之术。夫南出于夷，北出于虏，中又自毁于器用；盗铸者虽淆杂而能增之，为器者日损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于不密也。是诚可密也。若夫羡钱之术，则鼓铸而已矣。虽然，尽鼓铸所得，何足以羡天下之钱？且天地之产，东南之铜或暂息而未复，虽有咸阳、孔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而欲以禁钱、鼓铸益之耶？[53]
他认为货币并不缺乏，实行钱禁、增加鼓铸，其结果只会使国家储存的铜钱更多、民间富人储藏的铜钱更多，而不能解决钱荒问题。他又说：
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于外以待之，不知钱以通流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若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54]
他指出，“今世钱至贱”，最“荒”的是物而不是钱。迟于叶适，戴埴的认识更加清晰。他在《鼠璞·楮券源流》中说：
赵开谓楮多则轻，必用钱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贸易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
他明确讲交易手段不缺乏，而且讲此时以铜钱计的物价比未发行楮币时也增长了一倍，这是其他人都没有讲到的。
他们的议论，已经很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南宋的钱荒不是流通手段缺乏。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看到了南宋铜钱的购买力并不高，看到了钱荒与税收的关系等，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钱荒问题是极有启发的。
四 对钱荒成因的再研究
尽管宋人对钱荒的成因已有较深刻、有些甚至可以讲是抓住了关键的分析，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极“左”思潮较为猖獗的时间里，国内学术界却被束缚在这样的认识中：钱荒就是流通手段缺乏，而流通手段缺乏又是由商品经济大发展造成的。因此，钱荒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体现。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学术思想的重新活跃，人们对这种认识开始发生动摇。就笔者的陋见，较早重新审视钱荒成因的有许惠民先生。他提出：
“钱重货轻”就是市场“供过于求”的反映，而封建王朝的沉重赋税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市场上，商品价格总额实现的多少是受其流通方向上支付能力的大小支配的，也就是说受购买力大小的限制的。这样，流通方向上的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比例以及其分布则是十分重要的了……当农民的产品超过流通方向上所能吸收的限制时，“供过于求”的情况便发生了。[55]
所谓“钱重货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钱荒”，二者的成因实质上是相同的。许惠民先生指出，在税收季节，由于农副产品一齐上市，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人们就产生了“钱重物轻”的感觉。实际上，人们同时也就有“钱荒”即钱币缺乏的感觉。这种情况宋代同样存在，特别是在丰收时尤为突出。请看下引记载：
祷庙祈神望丰年，今年中熟更堪伤。百钱斗米无人要，贯朽何时发积藏。[56]
自去岁江浙大稔……高下之田皆有丰登之望。新谷既升，其直愈贱，老农咸谓数十年来所未尝有……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输租偿债。今也负担适市，人莫之顾，不得已而委之，仅得千钱而去，一岁所入，不足以纾目前之急，何暇为后日计？所以粒米狼戾而不免于冻饿也。米价既贱，钱帛并重，人所艰得，何敢轻费，所在客旅稀少，市井萧条，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间钱既艰得，冬租糜费，夏税物帛，无所从出，州县催科，所以劳扰倍于常年，此皆谷贱之患也。[57]
上引两则记载所讲的情况恰是许先生所论述的情况。应当指出，宋代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不断提高农业税中的货币比重，这种情况大大超越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程度，人为地制造出“谷贱伤农”的问题，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许先生主要注意了农业税收，没有注意到包括商税在内的其他税收和变相税收（禁榷收入）。当然，这是他的文章的题目所决定的。许先生也没有注意到宋代，特别是南宋的情况，没有考虑到楮币出现后将铜钱驱逐出流通领域等复杂情况，这同样与他的文章题目相关。这样，他的分析虽然显得简单了些，但是却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即从货币运行特殊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钱荒问题，或者说触及了钱荒是由封建国家财政收支促成的钱币大循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所造成的这一关键。
许先生的文章具有初创性，但他的视野还显得不够开阔，即他还未能从整个由封建国家促成的钱币大循环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事实上，他描述的与季节相关的农业税收在上述大循环中只占较少的一部分，而占较大部分的榷利、商税等并没有季节性。所以，他对另一种情况也未能予以注意，即事实上存在钱币在某一段时间和某一地域内相对缺乏的情况。笔者在1984年向宋史研究会提交的论文中作了如下补充：
钱币在作前述特殊运行（指上述钱币大循环）时，其“往”与“复”的两阶段是表现各异的：百姓纳税时，由税限所迫，钱币的需求与运行都较为集中，而钱币从官府流出，却相对分散。官吏、军兵的特殊分布又使钱币的流向不是原路退回，即流出的钱币又进行了新的分配。这样，当下一次大规模征税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商品与钱币的供与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一致的矛盾，这就给钱币的暂时的局部的相对缺乏提供了条件。
笔者就宋代的情况还补充道：
如果我们注意考察关于北宋钱荒的记载，就不难发现，所谓钱荒主要是集中于江淮浙地区，其他地区很少涉及，甚至反有钱多为患之处（如沈括言陕西情况）。这一情况似只能从当时钱币的特殊运行中得到说明。
换言之，由于宋朝财政收支导致数以千万贯计的铜钱周期性循环运行，这种运行导致铜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匀，最终导致暂时和局部的“钱荒”。“钱荒”并不真正是铜钱缺乏。相反，笔者认为宋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市场上的铜钱存在某种相对过剩。这是在“钱荒”的同时，铜钱仍然销、流、藏的原因所在。此问题将在本书铜钱购买力一章进行详细讨论。应当指出，笔者在上述论文中，没能将农业税与其他税收（含榷利）加以明确区分，因而容易使人误解为所讲的钱币运行仅仅是与农业税相联系的那部分钱币，这是应当加以补充说明的。
以上主要是讲北宋的情况。南宋楮币广泛发行以后，“钱荒”的成因又有所变化。南宋楮币泛滥，“钱荒”依然，那种“钱荒”就是交换手段缺乏的说法已是不攻自破了。但是，南宋的货币大循环又因楮币的出现而变得复杂。在会子的一章我们将会说明，自从楮币泛滥，在市场上就出现了楮币驱逐铜钱的情况。在流通领域的铜钱不断减少，而官方财政收支大抵遵循“钱会中半”原则。这就是说，市面上铜钱减少，而纳税者（当然不只是纳税者）却不得不设法筹到税（钱）额半数的铜钱，于是人们对“钱荒”的感觉就更加强烈。
由于“钱荒”是因与财政收支相关的钱币大循环造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钱荒，到了明清两代，就变为“银荒”。因为此时白银已取代铜钱成为法定主币，而因财政收支推动的货币大循环依然如故，所以“银荒”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
五 铜禁、钱禁的再评价
正确评价铜禁、钱禁，首先要正确评价宋朝的铜钱铸造和发行政策。
实施铜禁、钱禁不始于宋，前代已有之。铜禁、钱禁，是由轻重理论推衍出的，它的核心是实行经济专制。
宋代铜禁、钱禁的提出和实施是与当时人对“钱荒”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北宋时，实施铜禁、钱禁的主要推动力是钱荒。南宋时，实施铜禁、钱禁的主要推动力是纸币与铜钱比价的失衡。如前所述，钱荒不是流通手段的缺乏，而是财政收支政策造成的一种失衡，本质上只是一种假象，但却在当时人心中普遍地造成了铜钱缺乏的认识。纸币的贬值，即纸币可兑换铜钱数量的不断减少，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铜钱缺乏的错觉。当时流行的称提理论中，有一种认识就是认为纸币贬值是因为纸币与铜钱在数量上不成比例，即纸币太多、铜钱太少，所以，减少铜钱的流失就可以减缓纸币的贬值。
如果我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察宋代货币运行方面的问题，再从整个经济、货币的运行来考察实施铜禁、钱禁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就会得出实施铜禁、钱禁是错误决策的结论。
事实上，铜钱作为一种货币，它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宋代的铜钱官方没有规定它与金银或别种物品的比价，它的购买力（市场价格）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这就是说，它的购买能力要受两方面的情况影响：一是它的自身价值，二是它的供给与需求。在其自身价值确定的前提下，那时其供求关系就起决定作用。那么，流通领域内的铜钱究竟多少合适呢？那当然是当铜钱自身价值与市场价格相同时的数量最合适。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适当数量是由市场来调节的：当铜钱数量供不应求时，铜钱的购买力就超过自身价值，市场就把人们原先储藏的铜钱吸引进来。同时，这种情况也会使得铜钱生产有利可图，从而鼓励铜钱的生产者加快生产。当市场上的铜钱供过于求时，铜钱购买力下降，市场就把部分铜钱逐出，使它们被熔为铜器，或被暂时储藏。同时，由于铜钱购买力低下，铜钱的生产就变为得不偿失，铜钱的生产就应减少或暂停。而实施铜禁、钱禁，就把市场的这种调节功能完全破坏了。
实施铜禁的直接后果，是使封建国家垄断了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是使官方铸造铜钱得到了原料供应保障。由于封建国家实行了资源垄断，因而实际上降低了铜钱铸造的成本。同时，由于官方对原铜的生产从不进行认真的成本核算，从而使铜钱生产的盈亏始终处于模糊状态。
实施钱禁的直接后果，是使铜钱的外流、销毁（有时还包括大量储存）成为非法。这就等于从法律上阻断了流通领域的铜钱退出此领域的各种通道。
宋朝的铜钱铸造和发行是带有很大盲目性的。当时的统治者由于时代的局限，未能正确认识货币的供求、运行规律。他们受轻重理论的影响，往往认为货币铸造是实施轻重散敛的基础条件，进而认为铸币越多越好。甚至有认为多铸币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有效途径的。这样，即使是铜钱铸造已经赔本很厉害，官方仍在努力设法增加鼓铸。一方面是盲目进行铜钱生产，盲目投入；一方面是千方百计阻止铜钱退出流通。其结果，只能是使铜钱的购买力长时期低于自身价值。这就是铜钱的外流和销毁久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 * *
[1]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九九《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钱札子》。编者按：此奏札作于庆历三年。
[2]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余靖《上仁宗论两税折纳见钱》，此奏疏作于庆历三年。
[3]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
[4] 《临川集》卷七六《上运使孙司谏书》。
[5] 参罗从彦《豫章文集》卷八《遵尧录·司马光》《宋朝事实类苑》卷一五《顾问奏对·司马温公》、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手录·吕惠卿讲咸有一德》《东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马光传》。
[6] 郑獬：《郧溪集》卷一二《乞罢两浙路增和买状》。
[7] 《长编》卷二七六。
[8] 苏辙：《栾城集》卷二○《私试进士策问》。
[9]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10] 《乐全集》卷二六《论讨岭南利害九事》。
[11] 《乐全集》卷二六《论率钱募役事》。
[12] 孔平仲：《朝散集》卷一《铸钱行》。
[13] 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前集》卷四《吴中田妇叹》。
[14] 吕南公：《灌园集》卷四《山中即事寄上知县宣德》。
[15] 《东都事略》卷九三《苏轼传》。
[16] 苏辙：《栾城集》卷三七《乞借常平钱置上供及诸州军粮状》。
[17] 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三《辨试馆职策问札子》。
[18] 《长编》卷三九四。
[19] 《长编》卷三九四。
[20] 《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六《乞赈济浙西七州状》《长编》卷四三五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午。
[21] 《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六《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
[22] 《苏东坡全集·东坡后集》卷一四《杭州上执政书二首》。
[23] 《苏轼文集》卷五四《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之四十七》。
[24] 刘跂：《学易集》卷五《策问·通商》。
[25] 《系年要录》卷七九。
[26] 李弥逊：《筠溪集》卷一《自庐陵以左司上殿札子》绍兴七年任中书舍人时上。
[27]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四。
[28] 真德秀：《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
[29]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二。
[3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九至一八○。
[31]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
[32] 《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唐赋税盐茶酒钱楮坑冶铜禁》。
[33] 魏了翁：《鹤山先生集》卷一九《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
[34]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35]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时政》。
[36] 《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壬寅注引沈括《自志》。
[37] 上引范浚语并见《香溪集》卷一五《议钱》。
[38]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39] 《长编》卷二八三注引沈括《自志》。
[40] 刘挚：《忠肃集》卷五《乞复钱禁疏》。
[4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八，另参《系年要录》卷九六。
[42] 《系年要录》卷一六二，参《中兴小历》卷三五同年月戊辰条。
[43]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
[44] 袁燮：《絜斋集》卷一《便民五事疏》。
[45] 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
[46]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
[47]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时政》。
[48] 包恢：《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49] 包恢：《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50] 杨万里：《诚斋集》卷九六《太学私试策问》。
[51]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
[52] 吕乔年：《丽泽论学集》卷二○。
[53] 叶适：《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
[54] 《通考》卷九《钱币》引水心叶氏曰。
[55] 许惠民：《从封建赋役制看唐代的商品经济》，《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笔者于1984年宋史年会上发表《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征引了此论断，并重点分析了宋代钱荒的成因。
[56] 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九《太息》。
[57] 蔡戡：《定斋集》卷四《乞平籴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