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小平铜钱、铁钱的用料前后不一，数次变动。宋代对大钱的用料也有规定。其中对四川、陕西、江北铁钱的规定似也有区别，但有关记载很不完备，我们只能了解其梗概。
一 北宋铸小平铜钱用料、成重
据北宋末、南宋初时庄绰引蒋仲本“论铸钱事”云：“国朝铸钱料例，凡四次增减”。蒋仲本大约为北宋后期撰此“论”。他讲了铸小平铜钱的五种用料。一是“自开宝以来，铸宋通、咸平、太平钱，最为精好。今宋通钱每［贯］重四斤九两”[1]。他对此时期用料情况记得太粗，只是讲了“精好”，其成重还是北宋后期时行用了数十年或上百年后的重量，是否有磨损也不得而知。查《长编》卷二三，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四月己丑曾下诏：“江南民私铸铅锡及轻小钱，颇乱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钱须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这说明官钱成重应在每贯四斤以上。又《实录》载，太平兴国年中，江南路转运使张齐贤“为饶州永平监周唐开元钱料坚实可久，由是定取其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又有言新法增铅锡多者，齐贤固引唐朝旧法为始，言不能夺”[2]。每贯约用料四斤九两。其中铜约占62%，铅26%，锡12%。除去火耗，成重应少于四斤九两，这与前引蒋氏所言不符，不详原因所在。我们在考察宋钱用料及成重时，经常遇到的麻烦是原记载往往对“贯”计量是用足陌还是省陌未作交代，上述问题是否也源于此呢？
据蒋仲本言，咸平末、景德初官方调整了一次小平铜钱铸钱用料，“自咸平五年后来，用铜铅锡五斤八两，除火耗收净五斤”。依其所记，此次增加了用料总数，使成重比宋初也增加了。至于调整后铜、铅、锡的比例则失载。这或许可以通过李焘的如下记述得到补充。李焘记：“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重五斤，惟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3]李焘系此于宋真宗末年，或许所记即咸平末、景德初之新制。但李焘所记铜铅锡共用料三斤十四两，比蒋氏所言多六两，而二人所记成重却是一致的。
这里应提及《宋史》卷六八《律历志》一则记载：“［景德中］以御书真、草、行三体御书钱较定，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此所言御书钱是指宋太宗的淳化元宝钱。所言一千钱（足陌一贯）重六斤四两，七百七十文（省陌一贯）重四斤十三两，与咸平末、景德初规定的成重不符，则此重量是否就是宋初的钱重呢？这当然是可能的（宋初沿用盛唐十钱一两之制是可能的），但又与《实录》所记出入较大。
蒋仲本讲小平铜钱用料第二次变化是在宋仁宗景祐三年。此年宋廷规定：“依开通钱料例，每贯用五斤三两，收净四斤十三两。”而李焘《长编》卷一一六却系此事于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谓宋廷规定：“凡铸铜钱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重八十两，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二人所记用料差五两，成重差三两。不知何以至此。
蒋氏又记，宋仁宗庆历四年至嘉祐四年，铸小平铜钱用料又有变化：“庆历四年，依太平钱料例，又减五两半，收净四斤八两。庆历七年，以建州钱轻怯粗弱，遂却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锡不足，减锡添铅。嘉祐三年，以有铅气，方始依旧。嘉祐四年，池州乞减铅锡各三两，添铜六两。”这段时间变化虽多，却或不长久，或限于局部。蒋氏所记也较粗略。据他所记，庆历四年至嘉祐三年，所铸小平铜钱用料情况不如以前，或用料数减，或加铅减锡。嘉祐四年以后池州所铸钱因含铜增加，价值因略提高。
蒋仲本又谓：“治平元年，江东转运司乞依旧减铜添铅锡，提点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画，省部以议论不一，遂依旧法，用五斤八两收净五斤到今。其说以为钱轻有利，则盗铸难禁，殊不知盗铸不缘料例。而开通钱自唐武德至今四百余年，岂可谓轻怯而易坏乎？缘物料宽剩适足以资盗窃。”则治平元年在争论之后，决定依照咸平末、景德初旧制。蒋氏对此颇不赞同。《长编》卷二六七载，宋神宗熙宁八年八月戊申下诏规定：“铸钱监所铸钱，每缗熟钱重五斤，若前代旧钱并听行用，其不堪上供者，许留逐州杂支。”这项规定与上述铸钱成重五斤彼此照应。
蒋氏又言：“今依景祐三年料例，据十监岁额二百八十一万贯，合减料八十七万八千余斤，可铸钱一十六万九千余贯。”从他所讲十监岁额看，所谓“今”，当指崇宁、大观间，他讲“今”铸钱用料比景祐年多，则当时所执行的应是咸平末、景德初之制，这与前引是一致的。
北宋末年杨时上书论时事，讲：“今钱一千重六斤……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一千。”[4]他讲的“千”应是足陌，前所言净重五斤者应是省陌，以足陌论当重六斤六两。用料自应七斤以上。这与十钱一两、千钱百两的标准是较接近的。
二 南宋小平钱用料、成重
南宋于战乱中建立，当时物价居高不下，铸铜钱赔钱很厉害，减少铸钱用料是势所必然。《系年要录》卷七一记：“［绍兴三年十二月壬午］初，监察御史刘大中自江南还，言虔、饶两监，二年所铸新钱才二十万缗，吏卒之费又二十三缗，得不偿费，望减并官吏，癸未，从之。时铸钱一千，用铜二斤八两，铅一斤十两，炭五斤。大中以为费多，故有此请。”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三载，“铸钱每铸一贯省，用铜二斤八两，铅一斤一十五两，锡三两，炭五斤”。或许所记即此时之制，若如此，则前引李心传文应校加“五”（即改为“铅一斤十五两”）、“锡三两”。李文用料无铅，显为漏载。与李焘所记天禧之制相比，此时用料铜少一斤六两，铅多七两，锡少五两，总数少一斤四两。用料减少、特别是用铜减少的幅度之大，是令人惊叹的。《系年要录》卷九五、《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一八又记：“［绍兴五年十一月丁酉］江浙荆湖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赵伯瑜乞减铸钱每千钱重四斤五两，比旧减半斤。许之。”这大约是与上述用料削减相对应的。所谓“比旧减半斤”，应是比四斤十三两减半斤，若比成重五斤之制，则减少十一两。大约成重四斤五两之制实行时间较长，宋宁宗时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鼓铸》引《场务令》载：“诸铸钱监所铸钱每贯熟重四斤五两，转运、提点铸钱司巡历所至依样校验。”
《系年要录》卷一八○又记：“［绍兴二十八年九月戊寅，右迪功郎李耆言：］江西州县，多用私钱，旧钱百重十一两，新钱百重五两有奇，若毁旧钱千，以铅锡杂之，则可铸二千五百，是以赣、吉等州比屋私铸。”所谓旧钱百重十一两，宋代似不多见，或指某些钱监所铸超标准之钱，或则“一”为衍文。所谓新钱百重五两有奇，也不符合官方制度，应特指私铸钱。
又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似后来铸钱用料又有削减：“（今）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铜二斤十五两半，铅二斤一两半，锡三两，木炭八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视旧制铜少而铅多（原注：天禧之制，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建州丰国又减铅五两，加铜亦如之。绍兴之制，每小钱一千，用铜二斤半，铅一斤五两，炭五斤，盖七百七十文为一千者也。今小平钱一千乃用此料，则钱愈锲薄矣）。”如李心传所记属实，则南宋中期比北宋咸平末、景德初之制，比南宋前期绍兴之制，铸钱用料进行了大幅度削减，总量由七斤多减为五斤多，铜由八十两、五十二两减为四十七两，其价值大约只相当原先的十分之六七。但这只是“纸上谈钱”，笔者以自己收藏的宋钱验之，颇不符，大抵南宋铜钱比北宋略轻，但似没有减轻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样严重。当然，笔者藏钱数量有限，有待进一步验证。
三 铸小平铜钱赢亏
宋代铸小平铜钱大约仅初期曾有赢利，北宋中期至北宋末大抵是无赢利或稍有赔贴的，南宋时则是严重赔钱的。
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七《江州广宁监记》中言及：“铸钱之费八万八千三百六十贯四百五十，得实钱一十万一千六百三十九贯五百四十五，其为利也博哉！与夫租庸调之入、盐铁榷酤之课，相为表里，助国用亦重事。”据此，当时（约宋真宗在位初期）铸钱是盈利的，但我们不清楚他计算得是否科学，例如官员俸禄军兵衣粮等是成计入“费”中。
到了北宋中期，情况改变。程颢曾讲：“陕西曾有议欲罢铸铜钱者，以谓官中费一贯铸得一贯为无利。伊川（程颢）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薄，盗铸者息。盗铸者息，权归公上，非利而何！’”[5]这说明至少陕西铸铜钱是无利的。
北宋后期，由于物价上涨，铸小平铜钱在实际上已是赔钱的了，但由于官方核算办法存在问题，对此并没有清醒认识。如《通考》卷九《钱币考》载，崇宁二年二月左仆射蔡京奏转引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语，其中言及：“自来铸钱张官置吏，招刺军兵，所费不少，而军兵之役最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钱得一钱之利。”他们讲当时每铸三个钱就有一个钱的利，实际并不正确。蔡京的儿子就曾指出铸钱的实际情况，他说：“鲁公秉政……因作大钱以一当十……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6]他明确指出，铸钱有息是因为没有计入“赡官吏、运铜铁”及“加工”的费用，若加上这些费用，铸小平铜钱是赔钱的。正因为铸小平钱赔钱，所以官方才铸行当十大钱。
与铜贵钱贱的情况相呼应，宋代铸钱赔本的情况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北宋末年，文人杨时算过一笔账：“今钱一千重六斤，铜每斤官买其直百钱，又须白镴和之乃能成钱，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一千。铜自岑水、永兴数千里运至，其脚乘又在百钱之外，薪炭之费、官兵禀给、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赀，细计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7]他计算得不够精确，如他讲六斤重是足陌，铸钱并非用纯铜，其中铜含量少时只有四斤多，其余为铅、锡。而当时官买铜价应已超过百文，而脚乘、薪炭之费、官兵禀给等所估费用偏少等，但他讲当时铸钱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产出，却应是事实。到南宋中期，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所载：“今泉司岁额增十五万缗，小平钱至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原注：折小平钱十三万二千缗）。岁费铸本及起纲糜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东南十一路一百十八州之所供也（原注：其名色有坑冶课利钱、分衣粮钱、木炭钱、锡本钱约二十一万缗，比岁所收实不过十五六万缗耳）。”据此，在年铸钱量中，十分之八以上铸的是较为省工省料的折二钱，小平钱只占少数。即使如此，其投入产出比已接近二比一，可知此时期铸小平铜钱已赔钱赔得很厉害。又与之时间相近，时人陈耆卿在议论铜钱外流问题时说：“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8]他讲铸一文铜钱要花费数文本钱，似对投入产出比的估计要更悲观些。至宋理宗宝祐年间，《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讲：“［铸钱］近岁稍增至十六万［缗］，而铅铜铁炭之所入，官吏兵工杂费之所出，率以本钱三百余万而得十六万。”我们无从知晓这本钱三百多万中铜钱、新会、旧会各占多大比例，但铸钱成本远远大于产出的问题依然如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四 大铜钱的重量、成分及盈亏
宋代最早铸行大铜钱，是康定、庆历年间铸行当十钱。不过，此次当十大铜钱官方是否规定了统一的用料标准，其中铜铅锡各自所占的比例，都未见记载。只是《长编》卷一六四记，“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则可知当十大钱的用料约相当三个小平钱。但是李焘的记载也有些疑点，即后来官方宣布大钱贬值，先是贬为当三，后又贬为当二。试想，如果当时当十钱用了三个小平钱的料，则贬为当三已基本相当，本不该再贬的，现在却继续贬值，使人怀疑当十钱所用比三个小平钱的料要少[9]。当然，另一种可能是，开始用的料是三个小平钱的料，后来逐渐减少，后来只有相当二个小平钱的料了，这时的大钱就贬值为当二钱了。熙宁以后的当二钱从实测看，就大约只有小平钱的二倍重。《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崇宁四年措置韶州铸钱司言，中有“旧铸当二钱，每贯省熟重十二斤”一语，其所言“旧”，应含熙宁，则每贯省熟重十二斤与每贯省五斤或四斤十三两相比，显然远远不足三倍，大约只有二倍半。
关于宋徽宗于崇宁四年铸行的当十钱，其用料史籍有载，谓：“崇宁四年四月癸酉，尚书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十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一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十钱重三两。’”[10]我们可与北宋天禧小平铜钱之制作一比较：
由此比较可以看出，崇宁当十钱不但所用料的总数不及天禧三小钱之合，而且其中用铜所占比重也比天禧小钱低。《通考》卷九《钱币考》引《国史补》讲：“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他讲铸大钱能得到十分之四的利润，或许较为可信。
又《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有如下记载：
［崇宁四年］措置韶州铸钱司言：“……本司契勘，旧铸当二钱，每贯省熟重十二斤，令改铸当十钱，每贯铜铅锡一十五斤一十二两，除一斤五两火耗外，收熟重一十四斤七两，即是合用当二钱一贯五百七十五文省，方计重一十五斤一十二两，改铸当十钱一贯，除火耗一斤五两外，收熟重一十四斤七两，前收（状？）误行修写却作合用当二钱二贯五百一十七文，今欲申明行下施行”。
与前引记载比较，当十钱用料总数少二两、成重少三两，不详何以造成这种误差，但此误差较小，无关大局。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南宋中期铸钱，“每当二钱千，重四斤五两。铜二斤九两半，铅一斤十五两半，锡二两，木炭五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他所谓“千”，应是三百七十五枚，则七百七十枚应重八斤十两，前述北宋中期同样数量的折二钱重十二斤，则南宋中期的折二钱比北宋中期的减重约四分之一。如果他讲的“千”是指五百枚，则七百七十枚重六斤十两，只比北宋中期同样枚数折二钱重的一半多一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今存实物看，北、南宋折二钱的差异绝对没有那么大。至于是否前者比后者大四分之一，也有待用较大数量实物进行实测予以验证。
五 四川铁钱的重量及盈亏
北宋初年铸行的小铁钱，用料情况失载，但《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宋真宗后期，益州路转运使张若谷奉命定夺交子事时曾言：“川蜀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所言大钱，应即祥符大钱（详下文）；所言小钱，应即是宋初以来所用小钱，可知此种钱成重每贯六斤半。《长编》卷五九记：“［景德二年二月庚辰］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则景德大铁钱用料三十斤，成重二十五斤八两。李焘又记：“［大中祥符七年二月癸酉］西川用景德新铸钱将十年，以铁重，民多熔为器，每一千得铁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转运使赵祯言其非便，请铸大铜钱一当十，诏三司议，未决。知益州凌策请减景德之制，别铸大铁钱，每一千重十二斤十两，仍一当十，其旧钱亦许兼用；且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铁少则熔者鲜利。乙亥，诏从其请。”[11]则祥符大铁钱每贯成重十二斤十两（用料数失载）。据《长编》卷九七记，天禧末仍用此制。同书卷一一六又记，景祐二年时，“铸大铁钱用铁二百四十两，得钱千，重一百九十两”。则时铸大铁钱每贯用料十五斤，成重十一斤十四两，比祥符大铁钱轻二两。但《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北宋中后期，兴州铸铁钱“每贯重十二斤十二两。”比祥符大铁钱却稍重。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峡铸钱》载，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又诏利州铸大小钱各二万，凡大钱千重十二斤，小钱千重七斤有半。于是岁省鼓铸本钱三万”。这一新规定显然使铸铁钱用料较前大为削减。李心传未言大、小钱比价，从成重看，大钱一应折小钱二。前引北宋大中祥符七年未行减重大钱时，铸景德大钱是赔本的。但这不等于说铸景德大钱从一开始就赔本，大约也是有从不赔到赔、由赔得少到赔得多的过程的。此后至北宋末，盈亏情况未见记载。《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记，绍兴三十一年时，“利州六万贯，计用本钱十一万四千余贯，邛州三万贯，计用本钱三万九千七百余缗”。二监赔钱严重程度不一，但却都是赔钱的。大约南宋四川铸铁钱多数时间都是赔钱的。
据《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钱币谱》载，淳熙六年，由于铸钱赔本太严重，宋廷下令“比折二钱稍增铢两，改铸折三大钱，及将崇宁、大观折二大钱并作折三行使”。则此次实际是四川铁钱又一次减重。《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行当五大钱事始》又记，嘉定元年，宋廷又下令于四川铸行当五大钱，“其料例并同当三钱”，则四川铁钱再次实际减重。大约南宋折二、折三、折五三种钱大小是差不多的，都与北宋祥符减重大钱用料、成重彼此接近。
六 陕西、河东铁钱的重量及盈亏
关于陕西各路所铸铁钱的重量，史籍记载殊少。笔者就陕西铁钱实物重量问题向对此做过长期研究的阎福善先生请教，他回答说：“（1）庆历、至和、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及圣宋元宝行、篆书对钱等：（重）11.5～15克；（2）崇宁重宝：9～10.5克；（3）崇宁通宝：8.5～12克；（4）圣宋元宝隶书：8～10克；（5）政和、大观：8～14克；（6）折二宣和通宝：7.8～8.5克。”他又言及，陕西庆历大铁钱与四川祥符大铁钱“重量基本相同”。据此则可以推断，北宋康定、庆历间陕西所铸大铁钱，大抵是与四川祥符大铁钱用料、成重接近的，即大约用十五斤料，成重十二斤。此后陕西大铁钱变化很小，直到宣和年间铸行一种较小的铁钱（阎先生认为是折二钱）为止。然据《长编》卷三四四记，元丰七年三月，时人范纯粹上奏中言：“陕西折二大铁钱二十万贯，计用铁三百六十万斤，木炭六百万斤，窃计徐州所用铁钱料例与此不远……”则所言陕西大铁钱每贯用料十八斤，与四川祥符大铁钱相差三斤，不详原因。
关于河东路铁钱的用料、成重似全然不见记载。康定年和庆历初年，河东路曾铸大铁钱，随即停铸，所铸运入陕西行用，可知此间所铸大钱与陕西大铁钱重量基本相同。河东路同时又铸小铁钱，且小铁钱铸行时间比大铁钱长得多。据阎福善先生讲，在陕西常有河东路铸小铁钱出土，其“重量在5.1～5.4克”。则河东路小铁钱的重量与铜钱重量几乎相同，用料斤数应也彼此接近。河东路铸行的主要是小铁钱，至于庆历年以后河东路是否又铸行过大铁钱，史无明载，尚须待考。
关于康定、庆历间河东铸铁钱的利润，欧阳修作过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铸大钱“其利约一十五倍有余”，铸小钱“其利两倍”[12]。所以，大钱利太厚诱人犯罪，“小钱利薄不足铸”。
七 南宋江北铁钱的重量及盈亏
关于南宋江北铁钱用料、成重等情况，史无专载。时人叶适于绍熙年间参预整顿淮铁钱，他在上书朝廷时言及：“昨铁冶司急欲取胜盗铸者，遂翻新样，四季别为字文。旧重四斤十二两，今增为五斤八两，新钱比旧大几一轮。”[13]据此可知，南宋江北铁钱大小、重量与小平铜钱似是彼此接近的。绍熙年间稍增重，但所增不多，估计外观仍与小平铜钱相似。宋宁宗嘉定八年前后，时任知汉阳军的黄干上书漕司批评汉阳监管理不当，言：“问及朝廷每岁所得之钱，则曰四年之内所积九万缗耳，则是一年之内朝廷所得不及三万缗。问其每岁所铸之多寡，则曰非二三十万缗不足以了监中之支遣，如此朝廷所得仅十分之一……朝廷初被本钱四分，其后增为六分，今监中又欲破七分之本……”[14]可知汉阳监的利润率是逐年下降的，但到嘉定八年前后还是约有十分之一二利润的。宋理宗时张世南撰《游宦纪闻》，其书卷二谓蕲春监铸小铁钱“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他讲得比黄干要乐观，或许蕲春监的情况比汉阳监略好。但随着铁钱数量的增多，像黄干讲的那种利润递减的情况肯定是普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