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与铜的供给关系密切的情况，须在这里作些补充。
一 铜坑冶的管理及课税
宋代坑冶包括铜坑冶一般都实行大的委派专门监官，小的交衙前役人或令人买扑的办法。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载，南宋乾道九年权发遣处州姚述尧奏中言及：凡申请开采铜矿者，本州官府“已各给交帖给佃”，又说本州“银、铜两场，除监官外，尚虑工匠别有侵欺，已别差指使八名，兵给四十八名八（分？）头监督”。《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三载，嘉定十四年（1221）有官员上奏谈到铜坑冶的管理：“照得旧来铜坑，必差廉勤官吏监辖，置立隔眼簿、遍次历，每日书填某日有甲匠姓名几人入坑，及采矿几箩出坑，某日有矿几箩下坊碓磨，某日有碓了矿末几斤下水淘洗，某日有净矿肉几斤上炉烹炼，然后排烧窖次二十余日。每铜矿千斤，用柴炭数百担，经涉火数敷足，方始请官监视上炉匣成铜，其体红润如胭脂，谓之山泽铜。鼓铸无折，而铸出新钱，灿烂如金。近年既不差官，又无隔眼、遍次簿、历。检踏官吏既加虐遇，而坑户复非土著，又不及时支给本钱。所以坑户皆无籍之徒，一听官吏掊克，所得一半本钱，销解发之外，尚觊余利赡养，则其淆伪可知。”一般认为，上引两则记载讲的各项情况都具有普遍性，其实这种认识似是不确切的。当然，上面讲的给交帖凭证、监视产出数等，应是北宋、南宋共同的，但是宋代铜坑冶的管理，北宋的情况同南宋又有很大差异。北宋有很多人主动来到矿山从事开矿和冶炼，这是因为开矿和冶炼或多或少有利可图。《长编》卷三○○记：元丰二年（1079）九月“庚午，录韶州岑水场坑炉户汤潮为下班殿侍、广南东路钤辖司指使。以潮数出私钱捕获强盗故也”。这说明，有些坑冶户是比较富有的。但南宋时期普通人是不愿从事坑冶劳动的，在坑冶劳动的，罪犯和军兵占较大比重。劳动者的不同，造成了管理上的巨大差异。简言之，北宋时的人身束缚比南宋时要少得多。上引乾道九年、嘉定十四年官员所讲，应是人身束缚较为严重、管理较为严密的情况，这同北宋时期人身束缚较为松弛、管理较为简单的情况是不同的。关于北宋时期铜坑冶管理的具体情况，文献中少有记载，但如岑水等场有十万多人劳动，用上述统计入坑人数等办法加以监视，恐是难以实行的。
关于坑冶的课税办法，《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与《通考·征榷》均载。宋初以来，坑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这是讲一般坑冶，对铜坑冶来说，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即铜是主要铸钱原料，官方在大多数时间里实行铜禁，所以抽税之余的部分必须强制性收买，不能使其随便流入私人手里。对于这一点，曾有人提出质疑，他们举上引书以下的记载作为依据：
元祐元年（1086），陕西转运兼提举铜坑冶铸钱司言：“虢州界坑冶户所得铜货，除抽分外，余数并和买入官，费用不足，乞依旧抽纳二分外，只和买四分，余尽给冶户货卖。”从之。
将此段记载同《长编》卷三八九的有关记载相比照，就会发现，上引这段文字在关键处是有疑问的。首先是“提举铜坑冶司”应当校正为“提举银铜坑冶司”，“所得铜货”《长编》作“听得银货”，而究竟是“银货”还是“铜货”乃是问题的关键。退一步讲，即便是所产是铜且许坑冶户自行“货卖”，还有可能是卖给别处官府（详参下文）；再退一步，即便是所产为铜且余四分许冶户自由出卖，毕竟虢州不是主要的铜产区，是否能说明一般情况仍有疑问。另有记载表明，铜坑冶所收铜官府是税后全部收买的。如，《长编》卷一九七载，宋仁宗嘉祐年间，广东转运使蔡抗讲，韶州岑水场“采铜皆惰游之民，铜悉入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铸衣食安所给”？他就讲了，铜全部进入了官府。
南宋时期的铜坑冶，大抵是抽税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其余全部官买。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三载，绍兴二十九年（1159）时，兴州青阳场、利州青泥场“两场每年炼发八千五百斤，数内除抽约二分一千七百斤不支价钱外，余数每斤支钱引八分”。《系年要录》卷一八四载，次年，“诏潼川府铜山县出产铜依旧中卖入官，月以五百斤为额。先是，秘书省正字冯方乞更不立额，令窟匠自采打，尽赴官中卖，依条抽三分入官。而户、工部言恐窟匠不肯打采，损失官课，方议遂格”。据此，潼川府铜山县是抽收十分之三，其余全部官买。《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七载，宋孝宗乾道二年六月，工部侍郎薛艮朋奉命规划铜坑冶事，他提出了一些优惠坑冶户的建议：“契勘州县拘纳坑户铜宝，就使依官估支给价钱尚自不酬实直，今既不支钱，又令将所采铜宝尽行送纳官司，其坑户一无所得，参之人情，实不可行。臣今措置且以坑户采铜十斤为率，内只许本县收买七分，所有三分许令坑户经本县出给文引，备坐斤数，从便卖与他处官司，即不得私下交易，如数外擅卖许人陈告，依本司约束赏罚施行。……诸路坑场现今所产铜、铅、锡、铁系铸钱司二分抽收，八分榷买。今来措置兴复坑冶场务，要课利增重，理宜优恤。今相度应见催趁并人户踏发新旧坑冶所趁铜，锡抽收，支还十分价钱，优润坑户。”他的建议被朝廷接受。依照他的建议，一是不再向坑户抽税，二是允许坑户将十分之三的铜卖给他处官司。这种优惠大约是以官方常常不能按时按数支付坑户铜价为背景的。还在绍兴年中宋廷刚开始着手恢复岑水场生产时，洪迈在《洪文敏公文集》卷四《论岑水场事宜札子》中，曾提议让罪犯开铜矿，“随所得中分之，以其半入官，其半与之，而官以平直就买”。他的建议不清楚是否被采纳。从以上列举的实例可以看出，尽管抽税的比率不尽相同，但所产的铜不流入私家这一点是始终如一的。
二 铜本问题
矿铜既抽税外全部官买，于是就有了所谓“铜本”问题。铜本就是官府用于买矿铜的资金。从记载上看，宋代常常发生因铜本供应不足或不及时等问题而影响生产的情况。
北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大臣宋祁应诏上书，其中讲：“臣又闻南方地宝不乏，但转运司与州县莫适为谋。昔之本钱数十万，庆历以来，为官司侵耗略尽矣。今既无粮货，不能聚人，上下掩闭，止以坑冶不发为解，采凿烹炼，反为奸人所盗，利夺于下，货失于官，禁帑之钱，日朘月削。今若留数十万缗，置于饶、信，权为本钱，精择材臣，委之经度，自令举吏，专建官司，庶几铜溢于山，钱流于府。”[8]这说明，当时已有铜本被挪用影响生产的事。又据载，宋仁宗末年蔡抗出任广东转运使。“先是，岑水铜冶大发，官市诸民，止给空文，积逋巨万。奸民无所取资，群聚私铸，与江西盐盗合，郡县患之，督捕甚严。抗曰：‘采铜皆惰游之民，铜悉入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铸衣食安所给？又从而诛之，是岂但民犯法也？因命入直即偿直，民尽乐输，私铸遂绝。”[9]另，前述王安石讲熙宁年间岑水场铜本供应困难。这些说明，作为当时宋朝产量最多、最重要的铜场也存在铜本供给不足的问题。
《长编》卷四四二载，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侍御史孙升揭发前宰相蔡确的弟弟蔡硕仗势横行乡里、贪赃枉法的罪行，其中讲道：“臣访闻韶州自来买铜，未有见钱支给，出照帖与铜户，俗谓之‘粮油主守’，候岁月依次第支钱。昨来韶州郡县官员交结蔡硕，使于油粮主守处每一贯照帖止用钱数百收买，遂冒法不依资次一顿交给官钱与硕，不月余日，蔡硕赢落官钱千余贯。”这一记载说明，岑水场不按时支给铜价已成习惯，由于拖期支给，造成坑冶户宁可将领钱的照帖低价卖给投机商人。蔡确正是利用了这一情况，依仗其兄权势，大发横财。又同书卷四七二记，元祐年间，兴州青阳铜场由熙河路边防财用司移交陕西转运司，很快发生铜本问题。元祐七年（1092）四月，金部郎中李杰上奏讲了此事：“利州路兴州青阳镇见有铜坑一百余处，旧系西（熙）河边防财用司举官招诱收买，又本钱亦是本司计置应副，昨废罢本司，将上件铜场并入陕西转运司管勾。自并入后来，将铜价仅减一半，又本钱多不敷足，虽有所举监官，无由办集。采铜之人逐旋散溃，所收渐少，课利日亏。今相度欲乞每斤量与添钱，多行计置本钱，依旧兼用银、绢，于称下堆垛……”“诏于利州路常平钱内借钱五万贯，充买铜本钱，每斤依本处见买价钱，余并从之。”宋廷仅调拨五万贯钱，且没有采纳李杰关于增价收买的建议，恐怕铜本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北宋末年，文人杨时上书论坑冶事，其中也讲道：“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全藉官中应副。今烹炼到银、铜入官而钱不时得，则坑户无以自给，散而之他，此岁课所从耗失也。”[10]
总的讲，北宋时期铸铜钱对官方来讲是不赔钱的，有时还有盈利，尚且存在铜本问题，南宋时期铸钱是赔本的，铜本问题就更加严重。这从前引乾道二年薛艮朋奏言已经得到反映。又南宋财政拮据，朝廷调拨铜本多为茶引，茶引兑成现钱多有困难，所以提点坑冶铸钱司曾要求朝廷改用会子代替茶引[11]。
三 铜坑冶的生产技术
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地中多怪》讲：“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这一记述，说明当时的矿井有相当的深度，在这样深的矿井内采矿，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保障的。他讲的“冷烟气”，显然就是一氧化碳气，当时人已懂得设法避免中毒，说明人们已积累了较丰富的采矿经验。
孔平仲讲铜矿井很深，这也见于其他记载中。北宋后期杨时讲：“取［铜］矿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处，仅能容身，一有摧陷，则无遗类矣，非有厚利，人谁为之。”[12]南宋大臣王之望也讲：“窟之深者，至数十丈。”[13]而洪咨夔《大冶赋》中也作了如下描绘：“缭乎修隧，黝乎幽壑，潜厂盍旁呀，阴穴款斜却。”这说明，铜矿井之深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宋代地志中记载了处州的采铜和炼铜技术：
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每火平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叠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熔液成驼。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曰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粗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曰烧窖。次将碎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入］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金瓜。金瓜者，粗浊既出，渐见铜体矣。次将金瓜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火平炼，如火平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即于炉前逼近炉口铺细砂，以木印雕字作“处州某处铜”印于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铜汁入砂匣，即是铜砖，上各有印文。每岁解发赴梓亭寨前，再以铜入炉火平炼成水，不留纤毫滓杂，以泥裹铁杓，酌铜入铜铸模匣中，每片各有锋窠，如京销面，是谓十分净铜，发纳饶州永平监应副铸。[14]
据此记载，处州采矿时用了烧矿法，即在用工具采打之前，先用柴火烧。联系到洪咨夔《大冶赋》中也二次言及烧矿，可知宋代已较广泛地采用了此法，这对于提高生产率有较重要的意义。据此记载，宋代从铜矿到原铜其冶炼要经历很复杂的过程。引文叙述尚似有疑问，但从引文看，炼铜至少要经过三个阶段：即先要从矿石中提取三十分之一的矿铜，这要花费八九天时间；再将矿铜炼为生铜，也要花费八九天时间；最后将生铜提纯为“十分净铜”（《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四亦谓“排烧窖次二十余日”）。文中讲“得铜之艰，视银盖数倍”，仅就冶炼这一环节来说是属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