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盗铸泛滥、市场混乱及官方对策
对于当十钱可能引起盗铸，宋廷决策者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蔡京一开始拟仅在陕西铸造而于内地行使就是考虑到想以此防止盗铸，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在当十钱大量铸行后，宋廷又几次颁令严禁私铸。《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五载有崇宁四年四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的奏札，其中讲：“勘会民间私铸钱宝及私造石铜器，各有条格，及朝廷近降指挥全行遵守外，全藉监司州县及巡捕官司上下究心，方能杜绝。今具约束事件下项：一、私铸钱、私造铜器罪赏条禁并仰于逐地分粉壁晓示，仍真谨书写，监司所至点检。一、获私铸钱宝、私铸铜器合支赏钱，才候见得情由，即据合支数目立便支给，各于犯人名下理纳入官。一、邻保内如有私铸钱宝、私造铜器之人，若知而不告，并依五保内犯知而不纠法。一、提刑司每岁比较巡捕官所获私铸钱宝、私造铜器一路最少之人名二员闻奏，当议除合得罪赏外明行升黜，以为劝戒。”其奏准行。这些规定从宣传、奖惩、结保到官吏的考课，都讲得很细致，反映官方确实重视。
但是，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是不依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不管宋廷多么不愿有盗铸发生，盗铸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势较猛。南宋陆游《家世旧闻》卷下记：“先君（按：指陆佃，宋徽宗时曾任执政大臣）言：崇宁间，初铸大泉当十，号乌背赤仄，其次漉铜，制作皆精好。然坏小钱三，辄可为一大泉，利既不赀，私铸如云。论罪至死，虽命官决杖黥配，然不能禁。又悬乌背赤仄及漉铜于通衢，使人识之，好事者戏谓‘与私铸作样’。”又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记：“崇宁铸当十钱，始于陕西运判许天启，自长安进样，乌背赤仄，请自禁中行用。自此盗铸遍天下，不可禁。物价踊贵，商贾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众。”他们都生动地描述了盗铸泛滥以及市场混乱等情况。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崇宁四年（1105）四月中，尚书省上奏讲到：“访闻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率以舟丁筏于江海内鼓铸，当职官全不究心，纵奸容恶。”《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同年九月，宋廷下诏讲：“近铸当十钱，以权轻重，而民愚无知，冒利犯禁私铸抵罪。其又捕获人可特与免罪，仍免出纳赏钱，仰所在州军并收充铸钱户，倍加存恤，依法给与官屋，支物料不得减克。候铸到钱，限三日支给四分钱，无令失所。如该载不尽事件，并依东南铁钱已得指挥施行。其未获人展两月，赴官陈首，准此充铸钱户。”看来此时决策者仍然想实行化私铸为公铸的策略。不过，此后盗铸泛滥，小平钱或被收藏，或被熔铸私大钱，数量大减，物价暴涨，引起宋徽宗和不少大臣的忧虑。于是，宋廷陆续采取一些措施加以补救。
还在崇宁四年六月，宋廷就下令“广南、福建路更不行使当十钱，有者兑换于别路行使，其本路别铸小平钱”[4]。对于这一命令，有一种说法，讲是蔡京以此照顾自己的家乡（蔡京是福建人）。这种说法可能源自赵挺之，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实际原因大约如马端临所讲，是“以闽、广系出铜去处故也”。福建、两广产铜既多，盗铸就难以禁止，因此而首先不行用当十钱是较合情理的。《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同年七月，尚书省又上奏说：“广南、福建路最系产铜去处，已降朝旨逐路更不行使当十钱。其本路自合铸小平钱外，有所合应副上供及起发往行使当十钱路钱数，并合依旧铸当十钱。乞委逐路转运判官措置。”此奏准行。这就是说，广南、福建虽不再行用当十钱，因而要铸一部分小平钱供本地区使用，但仍要铸上供朝廷、运往别路的当十钱（其数量多于本路使用者）。
同书又载，同年十一月，尚书省上奏说：“私铸当十钱利重不能禁，深虑民间物重钱滥，乞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路并改作当五钱。旧当二钱依旧。又虑冒法运入东北，宜以江为界。”此奏准行。这表明宋廷又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即局部地宣布当十钱贬值。于是，便出现了如下情况：广南、福建不用当十钱，长江以南地区除这二个地区以外原当十钱改作当五钱，长江以北地区当十钱仍作当十行用。一种钱同时规定二种价值，这在我国历史上似属前所未有，也可谓是一种“创造”。但不久，上述地区界限就被宋廷自己破坏。十二月，宋廷又规定：“淮南路‘重宝’钱作当五行使。”[5]这样，当十钱改为当五地区的边线向北移至淮河。
当十钱的贬值，自然也会在短期内造成市场混乱。陆游记：“改当十为当五也，会稽天宁、能仁二僧寺方大兴土木。郡守密召天宁长老滋须、能仁长老大智告之，且曰：‘得密报如是，度不过明日，朝命必到。闻二寺积当十钱多，宜速以酬物价工直，勿缓也。既退，智即召知事僧如所言悉散之，甫毕，而市已揭榜矣。使侦天宁，则须自郡归即称疾掩方丈卧，闻揭榜乃出，智大愧服。”[6]类似的事当时一定很多。
宋廷颁布上述法令时，蔡京仍任宰相，当十钱地位之所以被动摇，是因为在他之外，又增加了一位宰相，即赵挺之。赵是于崇宁四年三月入相的，《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赵挺之为门下侍郎，继拜右仆射，与蔡京议多不合，因极言当十钱不便。”宋徽宗本人也对行用当十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加之盗铸泛滥、物价骤变、市场混乱等情况出现，促使宋廷开始对钱法作出一系列变更。
在实施当十钱局部贬值的同时，宋廷又决定减少当十钱的铸造数量。《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崇宁五年正月，尚书省上奏：“‘通宝’当十钱，东南私铸甚多，民间买卖沮滞。其荆湖、两浙、江南、淮南路已降指挥并改作当五行使，尚虑民间盗铸不已。其当十钱并行罢铸，其已在官私当十钱依已降指挥行用外，所有铸当十钱监并仰铸小平钱。”此奏准行。尚书省要求完全停铸当十钱，可能操之过急，宋廷就下诏加以纠正说：“诸路铸铜钱监可将逐监工料计定为十分，自崇宁五年为始，内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由于二次命令不一致，且不具体，尚书省又草拟了如下五条：（1）“江、池、饶、建、韶州将逐监合得铜料以十分为率，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通宝’，并依条限起发上供。内韶州止系二分当十钱上供，小平钱充本路买铜等支用。”（2）“广南、荆湖路除已降指挥铸夹锡钱行使外，并许用逐路合得铜料兼铸小平钱支使。”（3）“除广南、荆湖路兼铸夹锡钱行使外，其非上供路分旧钱监去处，并依旧铸小平钱支使。”（4）“广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路用当二钱改铸当十钱指挥更不施行。其京畿三路、京东京西路并各依元降指挥。”（5）“勘会江淮荆湖路小平钱稍阙，民间以捡选私铸太急，及见行辨认样制及许人告陈等罪赏严紧，致当五钱未得通行。盖缘元初铸造诸监样制不一，今来难于捡辨，窃虑枉陷平民，悉遭刑罚。欲令逐路州县量行捡选，如大段轻小，即不得行用。”这五条获准实施。这五条对各地区别对待，分别作出了规定，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但数日后宋廷又变了主意，下诏说：“铸当十钱监并依旧铸小平钱，所有先降指挥计定工料分数内二分铸当十钱指挥更不施行。”“创置当十钱监罢铸当十钱，可令就见物料改铸小平钱，候了日分拨结绝。”这一诏书对前几日下发的尚书省五条有所修正。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是宋徽宗在位时期官方施政的一大特点，宋朝的迅速衰亡与此不无关系。
同书又载，同年二月里，宋廷再次下诏宣布大钱贬值，诏书说：“荆湖、江南、两浙、淮南路‘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作当五行使。‘通宝’所铸未多，在官者并随处封桩，在民间者小平钱纳换。”此诏是否立即得到实施，很可怀疑。李《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也载有此诏内容，但又谓“丙寅，冲改勿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谓宋廷下此诏后，“旋复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说明确有反复。大抵许多记载都是事后追记，宋徽宗时期关于当十钱的政令几经反复，要想了解得很细致、很准确是困难的。
宋人孙觌记述了官员章在任提点淮南刑狱兼权扬州事时遇到朝廷宣布当十钱贬值后的情况，言：“时朝廷铸大钱当十，已而改当五，旋复为三。令下之日，市门昼闭，人持钱求束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公饰市易务出小钱纳百贾之货，又檄庾官粜仓粟以大钱售之，尽十日止……”[7]这段记述反映了当十钱贬值导致的社会混乱。
二 当十钱首次被罢
当十钱首次被罢是同蔡京首次罢相相联系的。蔡京是于崇宁五年二月被罢相的。当时天上出现彗星，反对蔡京的人乘机上书指责他的过失，宋徽宗本人似乎对蔡京也有不满（这种不满可能同当十钱发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关），于是蔡京被罢免。
在蔡京被罢免前后，先后有沈畸、王汉之、詹丕远等上奏批评当十钱。沈畸时任监察御史，本无言责，但他把要讲的话写成文状，“诣匦”上书，讲：“臣闻小钱之便于民也久矣，未有知其所由来也。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于太平无事之日哉！谁为当十之议，不知事有召祸，法有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曾未期岁，而东南之小钱尽矣。钱轻故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此盗贼之所由起也。夫使民嗷嗷日望朝廷改法，此岂经久计哉！”[8]沈畸的话表明，宋人对于铸行当十大钱势必导致盗铸泛滥这一点是有认识的，他讲有些富人士大夫也会进入盗铸行列讲得也很实在，他的上书受到当时人广泛的赞同。
王汉之本是蔡京的同党，后来因故受到排斥外贬，大约是他看出了宋徽宗的心思，在受诏进京朝见时，也讲：“大钱利厚，盗铸者不息，当立法为经久计。”于是他被“留为尚书兵部侍郎”[9]。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左正言詹丕远是五月里面见宋徽宗论说当十钱的弊病的。宋徽宗说：“当十并行，本以便民，今却反为民害如此，非卿有陈，朕不知也（按：据此，詹丕远以前就批评过当十钱，否则就是宋徽宗说谎）。便直欲改作当三亦不难，只远方客人有积货巨万以上者，陡镌之不无胥怨否？”詹丕远说：“陛下行法，要改则草雉而禽狝之，或圣虑哀矜，耻一夫不获，欲且改从当五亦可。”宋徽宗表示要改变钱法，又说：“王安石佐先帝理财，当时何尝行当十，在廷非之者犹谓以利不以义。”詹丕远说：“安石岂好利者！秉政许多时，尚不及茶盐榷取。蔡京引肜匪人，贻害无穷，岂可比安石！”宋徽宗激动地说：“京失！京失！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听此等人语言，不为国家久长计，人臣事君以利，只此便可见蔡京相业。许天启待行遣。”听宋徽宗此一番话，仿佛他已经对蔡京有足够的认识，再也不会重用蔡京一类的“聚敛之臣”了，然而实际这只是他头脑一时发热说的几句慷慨之辞，不久就被他自己完全抛到脑后了。
蔡京被罢相的当年六月，宋徽宗直接下亲笔命令：“当十钱惟行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路，余路不行。令民于州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二百十一贯止，并令通融行使，如川钞引法。”[10]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宋廷随又下诏：“官所铸当十钱已令诸路以小钞换易，其私钱若不立法使尽归官，须冒法私用，陷民深刑，朕所悯焉。可令亦限一季纳官，计铜价加二分，以小钞还之。如或隐藏不换，以私铸法论。”这样，当十钱除西北沿边数路和京师外，全部停止使用，这是宋徽宗时期当十钱第一次被罢。由于停用当十钱须用大量小钱兑换，而官方一时又无法筹措，于是想出用小钞暂时替代的办法。官方既规定在市面上可以行使，“如川钞引法”，则小钞也具有纸币性质，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纸币，那就是它的临时性，所以它从根本上讲乃是一种临时行用的代钱券。
同书又载，同年七月，宋廷又先后下诏作了六点规定：一是重申和强调小钞的法律地位，“小钞与钱相为轻重，法行之初，虑民间未信，或有远慢欺弊，或奸猾强抑买卖，并觉察施行。”二是明确以前规定仍旧行使当十钱的“京师”包括“畿内”，从而“畿内纳给当十钱换给小钱指挥更不施行”。三是鉴于“民间纳当十钱请钞者，访闻官司惮于书造，止给一贯小钞，致细民难于分擘行用”的情况，规定必须适量书造一百文小钞。四是由于京师与其他行使当十钱地区地理上不相连接，于是规定郑州、西京也为行使当十钱地区，从而使京师通过它们与行使当十钱的陕西相连。五是申明小钞系临时使用，“候铸到小平钱渐次归还”。为此，“令东南钱监额外增铸小平钱封桩，以备将来给换之用，疾速措置施行”。六是申明“当十钱法系御前处分，若有人怀奸乱议，沮坏已行之令者，当置典刑。”
同书又载，本年十月，宋廷仍感民间私铸大钱数量多，于是规定：在京暂缓搜检私钱，而把重点放在回收方面。令“榷货务计小平钱四文足换纳私大钱一文，依外路给小钞，或愿支度牒并东北盐者听。”“外路私钱可计小平钱三文足，以小钱［钞？］换易入官，欲依中卖铜价者听。”这些规定提高了回收私大钱的价格，显然意在诱使百姓输纳。大约此时京城内发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市面上行用的几乎都是当十大钱，这使官方感到忧虑，于是规定：“在京官司出纳，并以大钱、小钱中半支给，民间卖买一贯以上，亦中半行用；或分数用大钱、小平钱者听，各不得减三分以上。一贯以下大小钱行用听从便。”
官方回收当十钱遇到很大阻力。《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折十钱为币既重，一旦更令，则民骤失厚利，又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尽输于官，冒法私贩。始令四辅、畿内、开封府许搜索舟车，赏视旧法增倍。水陆所由，官司失觉察者皆停替，而受纳不捡选、容私钱其间者，以差定罪法。”百姓不按规定上缴当十钱，固然有不想痛失利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对官方的不信任。《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崇宁五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张茂直上奏中讲：“契勘今年六月十一日敕：‘当十钱可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行用，余路不行，并限一季于州县镇寨送纳，当日给小钞还之。’又准八月十九日敕：‘诸路纳换当十钱，限今来指挥到日，展限两月。’臣今体访得民间所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尚自靳惜，多不赴官送纳请钞，往往衷私就小钱贱价博易，以致转贩入京畿三路，或只依旧收藏在家。若以一州一县计之，为数不少。近蒙颁降觉察搜检朝旨甚严，体量监司、知县、佐官，民间为见指挥紧急，虽欲赴官纳换小钱，然已限满，不敢将出，致有抛弃江河无所顾惜。臣契勘元符敕并今年六月十六日续降朝旨，私钱隐藏不换，以私有法论。并博易罪赏并止为私钱立法。所有当十、当五、当三钱若限满不纳，或衷私以小钱博易，即未有立定条法。若不擘画，窃虑盗贩滋多，愈难禁止。伏望圣慈详酌更赐量展日限，下不行使路分，许依元降指挥纳换小钱，如内有私钱即依旧支给铜价，仍令州县镇寨厢巡村堡递相觉察，必使尽归官府。如限满依前不纳换，或限内博易般贩，除私钱自依元降敕条外，官钱虽未入行使路分，亦乞比类私钱法严立罪赏，许人告捕，庶使贪利之徒有所畏惧，而盗贩之弊自此息矣。”宋廷大抵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已降指挥私铸当十钱展限一季，限内不纳入官，依私铸法外，官铸当十钱亦准此。”随后，诏书中又提到有些私铸当十钱自福建经淮浙、京东流入行使当十钱地区的情况，要求有关官员采取措施加以禁止。
三 关于章盗铸钱案
蔡京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重新入相。在他任宰相不久，就发生了章盗铸钱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三，此案最早被提起是在崇宁四年十二月八日：“朝奉大夫、司勋郎中周彦质罢送吏部，王云追夺逐次所推恩例，毛滂、翟汝文、元时敏并送吏部与监当，皆以章盗铸连坐也。”如果此处记载不误，则这时所谓章盗铸案已被提出。但据《宋史》卷三二八《章楶传》记，章案是由于他的二位哥哥得罪了蔡京。大哥章曾“上疏言钞法误民”。三哥章帮助姐夫刘逵“渐复元祐之政”。“及［蔡］京复相，遂兴制狱，倾章氏。居苏州，或得私铸钱数巨罂，京风言者诬与州人郁宝所铸。诏遣李孝寿、张茂直、沈畸、萧服更往鞫之，连系数百人。”依此所记，章案是蔡京复相后一手制造的，这显然与上引记载有矛盾，因为前引记载讲章案发生于蔡京复相以前。
不过，如前所述，盗铸泛滥的情况在这以前就已经存在，两浙地区尤其突出。在周彦质等受处分前三天，即本月初五日，宋廷就下令：“中大夫、龙图阁待制、知苏州蹇序辰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其原因是：“纵盗铸钱，市肆所用皆非官铸。”在本月十四日，有人上奏说：“访闻得两浙盗铸之奸，因州县容纵不严禁戢，间有告获，又置不问。部使者怀私观望，不时举发，以至私钱盈积，散流民间，延袤江淮，充满畿甸。”宋廷于是下诏：“转运使孙虞丁、判官胡璞、提点刑狱马玿黄克俊并放罢。”[11]这说明两浙地区盗铸泛滥，而苏州又为其甚。又《萍洲可谈》卷三载，章案是由宋徽宗看杂剧引起的。朱彧记：“崇宁铸九鼎，帝鼎居中，八鼎各镇一隅。是时行当十钱，苏州无赖弟子冒法盗铸，坐浙中大水，伶人对御作俳：‘今岁东南大水，乞遣彤鼎往镇苏州。’或作鼎神联合附奏云：‘不愿前去，，恐一例铸作当十钱。’朝廷因治章之罪。”这则记载实际并没有说明章案发生的原因，倒是说明了苏州盗铸现象的严重。据时人周行己《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记，私铸的泛滥同官方回收当十钱措施失当有关。他在这篇给皇帝的上书中说：“自十而为五，自五而为三，自三而为小钞。自十而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钞之法，自一百至于一贯（按：‘一贯’疑应作‘十贯’），民之交易，不能辨真伪，一也；输于官而不可得钱，二也。是以东南之民不肯双当三易钞，而尽销为黄钱。”即是说，百姓本来就因大钱的贬值而痛心，官方的小钞信用又差，使用不方便，于是百姓便私自用大钱改铸私黄钱。这就是章案发生的背景。
朝廷委派办理章案的官员先后有几批。第一批是知开封府李孝寿、监察御史张茂直。史载：“［蔡］京起苏州章狱，还孝寿开封，使往即讯。至苏州，穷治铸钱，逮系逾千数，方冬惨掠囚，堕指脱足不可计，死则投于垣外，日夜锻炼，款未就，京犹嫌其缓，召使还。”[12]第二批官员是殿中侍御史沈畸和监察御史萧服（按：时为大观元年二月，则遣李孝寿等应早于此）。史载：“蔡京兴苏州钱狱，欲陷章兄弟，遣开封尹李孝寿、监察御史张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强抑使承盗铸罪，死者甚众，京犹以为缓。帝独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萧服往代。京将啖以显仕，白为左正言，又擢侍御史。畸至苏，即日决释无佐证者七百人，叹曰：‘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会权要，杀人以苟富贵乎！’遂阅实平反以闻。京大怒，削畸三秩，贬监信州酒税，未几，卒。”萧服也因此被“羁管处州”[13]。
史文讲宋徽宗“独意其非辜”，实不可信。因为当沈畸被弹劾时，宋徽宗并没有加以保护，倒是下了如下的诏书：“宣德郎沈畸特降两官，仍展四年磨勘，令吏部与远小处监当差遣。”[14]沈畸病故后，朝廷不知，还下了将他“羁管明州”的命令。沈畸受到这样严酷的迫害，宋徽宗是难逃其责的。又胡铨《澹庵集》卷五《监察御史萧服墓志铭》记：“崇宁间，有疑故宰相张（“张”实为“章”之讹）氏狱，姑苏连数十百族，系更冬不决，死者填狴户。大观改元，则诏监察御史复往正于理，引对便无挠。公（按指萧服）拜手受训。陛辞或讽以用事者意指，违且及祸，作而言曰：‘宰相富贵可指取，吾独忍盲于心！’当是时，人情危骇，重足一迹，往往咎由为不得其尽其直。公至，一日得冤状以闻。既狱以请，张氏得不死，流海上。公坐鞫案故不实，除名窜远恶。则笑曰：‘缘此遣斥，死且不朽。’”沈畸、萧服敢于顶住高压，秉公执法，精神十分可歌可泣。
第三批审案官是新任知苏州孙杰、发运副使吴择仁，受任时间是当年五月，他们终于按照蔡京的意旨了结了此案。本年九月，所谓章盗铸钱案结案。章被判“刺面配海岛（按：指沙门岛），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窜［章］台州、综秀州、温州、绾睦州、永州、芨处州、荩均州（按：最后两人为章楶孙子，余为儿子）。官司降罢除名者十余人。时论冤之”[15]。
章盗铸钱案（确切地讲应是苏州私铸钱案）牵连了许多人，前引记载中讲抓了上千的人，还死了不少人。涉及的官员也有相当数量，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除章家的人以外，前述又有审案的沈畸、萧服。又前述苏州的知州蹇序辰、两浙路的转运使孙虞丁、转运判官胡璞、提刑马玿都受到撤职处分。后蹇序辰又被加重处分，被“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蹇序辰的前任蔡渭也受到“除名勒停、送蔡州羁管”的处分。《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五载，大约是因为苏州私钱流入了京师，“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知应天府张洵落职、添差监高邮军盐税，显谟阁直学士、知扬州刘拯落职、提举南京鸿庆宫”，“洵、拯不觉察章载盗铸钱入境故也”。《宋史》卷三五一《刘逵传》载，中书侍郎刘逵因“庇其妻兄章使之盗铸”，也被撤职。同书同卷《刘正夫传》载，大臣刘正夫因“章铸钱狱辞及”，“时使辽还，［蔡］京讽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贬两秩”。此盗铸案牵涉官员、平民之多，前所罕见，使此案成为宋代最大的盗铸钱（冤）案。
章盗铸案后来得到平反。《宋史》卷三二八《章楶传》载，“张商英入相，始辨前狱，移［章］常州，綡复朝奉郎、通判……”据《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移章常州及复章官，据李记是在大观三年七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一七载，政和元年（1111）三月，诏：“章于旧官承奉郎上特与换内殿崇班”。这是因为朝廷认为章毕竟受过处分，不宜再作文官。《高斋漫录》还记了其中一点小插曲：“上皇（按：指宋徽宗）命［章］改右列，或劝用药去面字，曰：‘止欲注其下曰：太师（按：指蔡京）错。’”说明章对此事的愤慨。
四 禁绝私钱的努力
蔡京重新作了宰相以后，当然不能只作迫害章一件事。他似乎想重新推广当十钱，但这件事并不容易。显然，要实现他的目的，就必须先根绝盗铸。宋徽宗对禁绝私钱也是赞同的，因为要抑制业已出现的通货膨胀，禁绝私钱是必要途径之一。这样，蔡京就继续在他重入相前就已开始了的禁绝私钱的行动。《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在他入相的当月，尚书省就上奏请求加紧收缴私铸钱，奏疏说：“勘会外路当十等钱诏不行使路分，民间私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并限今来指挥到日限一月纳换。除官铸钱以小钞给还外，其私铸钱计小平钱三文足，或愿依中卖铜价者听，并以小钞给之。如限满不纳官，或限内私相交易者，依私有钱法施行。”其奏准行。
这次禁盗铸来势凶猛，不同以往。据载，为禁私钱，朝廷下了如下诏书：“钱之为国利柄，以方圆铢两而寄富贵贫贱之权，若为众庶所操，则利柄失矣！今淮、浙、福建官吏旷职，纵奸弗戢，盗铸公行，有误良民，公然受弊。其令监司相度，以官钱为样，垂之市肆，告谕民户，有不如样限一季投纳。官以一偿五。限满不纳，罪加一等，仍以所纳钱更铸补还。出榜告谕，使众知之。”[16]《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朝廷又接受知开封县曹沔的建议，规定：“自今犯私铸钱人依伪造符印法，遇赦降特不原免。巡捕官司故纵亦如之。”当年七月，朝廷又下诏：“江东、福建路监司督州县巡捕官于两界首及相接处捕逐贩私铸当十钱入行使路分者，容纵失察并当加等责罚。”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五载，八月里，“兵部尚书石肤、刑部郎中宋确、员外郎游百揆各更降一官。以言者论……以纳样小黄钱行下他路，惑乱众听，虽已降官，未厌众论故也”。可知有些级别很高的官员也因此事受到处分。《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当年九月，章案判决，宋廷“于是颁行大观新修钱法于天下，申命开封府尹少、外路监司，各分州郡举行，按举能否，月检会法令，使民知禁。用孙杰言，盗铸依淮南重法地，囊橐强盗之家，籍其财以待赏，居停邻保并均备告验；私钱依私茶法，给随行物。州常桩盗铸赏钱五千缗，州县稽于施行，监司失察，不以赦原”。
由于官方的如上举措，加上对章的处理，一时间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大观元年，张茂直复言：‘州县督捕加峻，私小黄钱投委江河，不敢复出。请令东南州县置木匮封键于阛阓中，听民以私钱自投，如自首法。当三、当五钱，舟车附带者，亦多弃之江河，请下诸路捞漉。”据此，人们由于惧怕，竟将私铸钱弃之江河。又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一九《胡奕行状》记：“时禁小黄钱，如束如湿，至有投隙伏之以诬夺人物者，猖狂日炽，行旅几绝迹，而北关为甚。公（两浙路转运判官胡奕）捕其魁，黥隶千里外，余皆籍为军，道路乃通。”可知当时有些无赖也乘机对百姓敲诈勒索，这从反面说明了官方追察私钱的严苛。另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七《翟叔静墓志铭》记载，翟叔静时任“南京会亭镇搜检私钱”，“会更钱法，禁［私］大钱毋得至畿甸，而冒法不已。议者以为东南之钱舟衔尾而上，会亭，楚宋之津也，傥得健吏司察之，宜立止。因以命静叔。于是舟之浮汴而下者，囊箧纤微毋得隐欺，虽达官要人气焰赫然，一切以诏令从事。众颇怏怏不悦，而法以大行”。翟叔静忠实地执行了宋廷查检禁绝私大钱、不准其进京的指令。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查禁私铸钱的活动坚持了数年，大观二年，宋廷又“申严私铸之法，即托权要事势，度越关津，拒捍搜索者，虽轻，以违制论，载御物者同之”。大观四年彗星出，发布大赦，“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由此可见查禁私钱的活动涉及面之广。
在努力禁绝私钱的同时，宋廷又有几项重要举措。《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时蔡京复相，再主用折十钱。二月，首铸御书当十钱，以京畿钱监所得私钱改铸，寻兴复京畿两监，以转运使宋乔年领之，用提举京畿铸钱司为名。乔年铸乌背漉铜钱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这里讲“首铸御书当十钱”显然不够确切，至少“崇宁”当十钱中已有“御书”者，所以这里“首铸”的，应是御书“大观通宝”钱。《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本年三月，有“御笔”命令：“比因改元，更铸‘大观通宝’钱，与‘崇宁通宝’兼行，即无更改。虑致奸人乘兹改铸造言摇众，可申明行下，俾民听毋惑。”此御笔可证新铸行的御书钱即是“大观通宝”钱。又据李《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记，本月宋廷又做出了两项决定，即“诏京东路除登、莱、密（按：此三州近海）州外，并许行使当十钱”，“罢小钞换民私钱”。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除在京畿置监铸“大观通宝”外，本年“复置真州铸钱监，以本路所换钱不依式者及诸司当二见缗，用旧式改铸当十钱”。《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又载，次年（大观二年）正月，宋廷下诏：“当十钱与小平钱官库并合中半支遣。访闻近日支遣当十钱数少，虑日久大钱渐少，阻碍中半支遣指挥。可令江、池、饶州上供钱监将合铸小平钱所得铜料，依旧样制并铸当十钱起发上供，余监依旧。”这样，铸造当十钱的钱监明显增多，除京畿、真州钱监外，又增江、池、饶三州实力雄厚的重要钱监。同书另载，广南东路的英、连等六州铸钱院也曾受命“兼铸当十钱”。同书又载“大观钱法令”：“诸当十钱，在京、京畿、四辅、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并许行使，河北缘边，登、莱、潍、密州缘海镇、城、寨、堡及四榷场不在行使之限”。其中四辅、京西何时复行当十钱未见记载。总之，在大观元年至三年，当十钱铸造量有所增加、行用区域有所扩大，但同崇宁年间已无法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