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的政治经济状况
由于金朝缺乏灭亡宋朝的必要准备，且宋朝军民对异族入侵奋力抵抗，宋朝没有灭亡，只是以南宋王朝代替了北宋王朝。为了标榜自己是宋朝的正宗传人，宋高宗赵构把北宋时期的大部分制度都承继下来。这样，南宋王朝就失去了一个去除北宋弊政、实现自我革新的极好时机。
北宋王朝的覆灭，绝不是少数人的罪孽所致，而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北宋时期，有些重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不断增长的皇室成员、官僚队伍的消费需求如何得到满足？募兵制下的军费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百姓的贫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问题怎样扭转？土地兼并现象如何抑制？等等。北宋王朝正是因为未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内里被掏空，不堪一击，最后才被刚刚建立的、军队人数远远少于自己的金朝打败。
南宋王朝并没有从北宋的灭亡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基本上沿袭了北宋的老路。但是，它的国土却比北宋减少了许多。同北宋相比，南宋版图大大缩小，淮河以北地区几乎全部丧失，包括相当富庶的京东地区。长江与淮河之间地区成为宋金对峙的前沿，经济也遭受严重破坏。这样，南宋在财力和军力上就只能依靠四川和长江以南地区了。所以，南宋积贫积弱的趋势更加明显。百姓不堪比北宋更加沉重的赋税负担，贫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矛盾更加严重，最后统治集团内的许多人都对扭转这种局面感到绝望。社会经济出现萧条，发展停滞。
由于国家财政状况不佳，各级官府的正常开支来源得不到保证，朝廷不得不默许他们违法筹集资金，包括搞各种经营活动和巧立名目搜刮百姓。由于官员的正常供给无法保证，官方对官员的某些违法活动不得不放宽限制，造成官员当中以权谋私现象泛滥。这样，最终导致行政管理上的某种失控，以至于漏洞百出、混乱不堪。
所以，南宋的国势始终不强，即使是在最兴盛阶段也无法同北宋相比。到了它的后期，更是摇摇欲坠，最后终于在蒙元的入侵下归之灭亡。
二 物价上涨的不利影响
说到南宋比北宋铸钱数量陡然减少（仅为二十分之一上下），留意宋代铜产区和钱监分布的人常常会提出疑问：绝大多数铜产区和重要铜钱钱监南宋时都仍在宋朝的版图之内，为什么北宋和南宋铸钱数量会相差如此悬殊呢？其实，南宋铸行铜钱数量陡减，并不是因为铜产区或条件优越的钱监的丧失，而是由于物价上涨造成的铸铜钱严重赔本。
关于铸铜钱得不偿费，熊克《中兴小历》卷一五记：“［绍兴三年十二月癸未］吏部郎官刘大中言：‘鼓铸为国利源，虔、饶两司，岁［额］铸一百五万缗，留四十五万缗循环为本，合发五十九万余缗。而元、二年上铸二十万缗，截支外止发一十二万缗，却同（铜？）本钱给兵匠总三十五万余缗，除实铸外，虚费一十九万余贯，岂止所得不偿所费而已！’”李心传则记：“初，监察御史刘大中自江南还，言虔、饶两监二年所铸新钱才二十万缗，而用本钱十二万缗，吏卒之费又二十三万缗，得不偿费，望减并官吏。［绍兴三年十二月］癸未，从之。”[1]他们所记虽有差异，但当时铸钱费多得少却是无可怀疑的，即以费三十五万贯、得二十万贯记，已是费七文造四文的比率。
上引是讲虔（赣）、饶二州铸钱赔钱，实际建州铸钱也赔钱。《系年要录》卷八六记：“［绍兴五年二月丁巳］福建路转运判官郑士彦言：‘坑冶尽废，物料贵踊，计用钱二千四百而铸千钱。’”这比上述费七文铸四文的比率还要高。
以上所述是战争期间的情况。绍兴十二年宋、金议和后，经济有所好转，物价有所下落，但铸钱费多得少的情况并未扭转。《系年要录》卷一七七记：“［绍兴二十七年八月庚申］殿中侍御史王珪再上疏论铸钱司不可废，议者以为铸钱费多而得寡，每用十七钱而得一（十？）钱。”
铸小平钱赔钱，铸折二钱也赔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今（按：嘉泰初年）泉司岁额增十五万缗，小平钱至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原注：折小平钱十三万二千缗）岁费铸本及起纲糜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当时铸的钱中，绝大多数是折二钱，小平钱仅占不足八分之一，但仍是费二十八万贯、得十五万贯。到后来，不但铸折二、小平钱赔钱，连铸当五钱也赔。张端义《贵耳集》卷中说：“端平铸钱一当五，辇下置监，铸不及千缗费用朝廷万缗。”
之所以会有铸钱赔本的情况，归根结底是由于货币购买力低下，突出地表现在“铜贵钱贱”上。《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三载，绍兴二十九年四川兴州青阳场、利州青泥场官方榷买坑冶产的原铜的价格是“每斤支钱引八分”。如果以钱引每道折铜钱三百文计，则此时此地的铜价是每斤二百四十文。又据载，乾道元年韶州岑水场黄铜（按：即矿铜，与胆铜不同）“堪用者实少”，“殆若泥壤，每斤价值计二百二十文省”，而胆铜，即“用官铁冶铜每斤实支价钱一百三十文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载，乾道九年处州铜场，官方实行“纳铜四斤，请官银一两”的收买价格（本州产铅“每斤支钱二百文收买”）。如果以官银价每两三百三十文省计，则处州官买铜价竟为每斤八百文省余。当然，处州本地产银，银价比官价低不少，但即使我们假定处州银价只有官价的三分之一，官买铜价仍相当高（每斤二百文省以上）。又《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版籍·炉户》载，淳熙三年福州某处坑户“煎炼得铜一百十六斤，准钱五十八千二百三十四省”，则每斤铜“准钱”五百零二文省。又《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载，庆元三年官方收缴铜器，“民间旧有者，限两月赴官投卖，每两以三十钱酬之”，则官方支给的铜器价是每斤四百八十钱。
我们仅以上述最低价每斤铜一百三十文省计，铸折二钱一千文省用铜二斤九两半，则仅在坑冶买铜一项就要花费约三百三十文省。如果以每斤二百二十文省计，则仅在坑冶买铜就要花费约五百六十余文省。此外还要有买铅、锡的花费，有将这些原料运往钱监的花费，购置木炭的花费以及钱监官兵的其他费用等。在上述二种原铜价格下，要想不赔本已是不大可能了。如果铜价超过四百文省，则仅买原料铜的费用即已超过一贯省，那铸钱成本就势必要超过成品价值数倍了。
三 行用区的变化和纸币发行的影响
南宋时期铜钱行用区比北宋大为减小。这首先是由于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丧失，其中包括经济较为发达的京东地区和北宋的京城开封地区。其次，又是因为宋朝把长江以北与金朝交界的地区全都变为铁钱区。这样，淮南地区和京湖地区也都不再使用铜钱。宋朝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铜钱的北流，但却使行用铜钱的地区缩小了。由于北宋时期铸造的铜钱在南宋仍能使用，而北宋时期遗留的铜钱数量巨大，且南宋时期许多地区的生产遭受破坏，铜钱行用区又缩小了，这促使铜钱供过于求的趋势产生，这是南宋铜钱购买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宋时期多数时间里，只在四川地区使用纸币，这种纸币又主要同铁钱发生联系，所以纸币的社会影响较为有限，对铜钱的铸行影响不大。南宋时期则不然，整个南宋逐渐都使用了纸币，而且纸币直接同铜钱联系，这就对铜钱的铸行产生了很大影响。纸币大量发行对铜钱铸行的不利影响，最主要的就是使铜钱供过于求的问题更加严重，使铸造铜钱的成本更加提高，从而使铸钱赔本的情况更加不可逆转。
按照近现代货币理论，纸币的发行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导致金属货币购买力的下跌，因为纸币不过是金属货币的符号。有时，由于纸币过量发行造成的贬值恰与贵金属货币币值的坚挺形成对照。有人把上述理论套用到南宋的纸币与铜钱的关系上来，其实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宋代的纸币与近现代的纸币有深刻的差异。宋代的纸币（如会子）虽以铜钱标注面额，却不简单地是铜钱的符号。会子几乎从一开始就不兑换纸币，它的币值不是由官方决定的兑换比率确定的，而是由官方规定的赋税政策决定的。即是说，会子的币值是由它能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代替铜钱完纳税务和购买榷货决定的。所以，尽管人们持会子很难到官府兑换铜钱，但是会子还是能够流通，可以在私人开的交引铺等处兑得铜钱。这就造成了会子的相对独立性。即是说，只要官方允许用它纳税和购买榷货，则即使民间完全没有了铜钱，它仍然可以作为货币行用。会子币值既不因它与铜钱的数量比来决定，则它也就成了在一定程度上与铜钱并立的另一种货币。于是，它的广泛行用就等于新增加了数量可观的铸币，从而使铜钱的购买力受到不利影响。
但是，宋朝又强制人们在完纳赋税和购买榷货时按一定比例使用铜钱。在这种场合，非铜钱不可，会子不能代替，于是人们发愁搞不到铜钱，备感“钱荒”之苦。铜钱购买力低下与“钱荒”并存，这就是南宋时期特有的“悖论”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