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宋代货币购买力，不能不注意到其复杂性。这是因为：宋代的货币有多种；度量衡制也较为复杂；宋朝幅员广阔，各地区之间往往差异甚大；官方规定的物品价格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此外，官方大规模购物会造成物价波动，有些物品如粮食等又存在较大的季节差价，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 官私价
在宋代文献中，时常可以看到官方规定的物价，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收税时折算物价（下文专述）；二是赏赐、薪俸中折算物价；三是官方（有时是官员）买物官定物价。
宋代官兵薪俸、赏赐有时以钱定额，实际折支实物；有时以实物立额，实际折支钱会。在这两类情况中，多数是领薪俸、得赏赐者吃亏，即以钱折支实物时官价高于市价，以实物折支钱会时官价低于市价。有时官价、市价相差之悬殊，令人吃惊。
宋初大部员官员的俸钱都折支实物，按定额支给现钱的属于受特殊照顾者。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规定，官员“尝经掌事，其俸给当给他物者，京师每一千给实钱六百，在外四百，愿请折支物者听”[1]。这表明折支实物时，一般约为市价的两倍。
军兵俸禄、赏赐也常常以物折钱或以钱折物。如毕仲衍《西台集》卷一六《毕从古行状》记，景祐元年（1034）郊祀毕赏赐南京诸军，“有军士出谓众曰：诸公为赏不平，先取者价善，后取者价恶，我军之赐，半无善价”。于是引起骚乱，监南京粮料院毕从古召闹事者对之讲：“物有新故，而价有善恶。汝欲尽得新赐，谁当取其故者？以新分故，价乃平均，又何易乎？”这说明郊赏是以钱定额，实际支发的是实物，折价时且根据物品的新旧而有差异。又《长编》卷一六一记，庆历七年（1047）“三司给郊赏，州库物良而估贱，三司所给物下而估高，［知渭州张］亢命均其直以便军人，转运使奏亢擅减三司所估”。这说明，军人郊赏州库物、三司物折价是不同的，故引出事端。同书又记：“三司送特支下庆州，物恶而估高，军中语藉藉”。说明军兵特支也折支实物，因价格不合理引起不满。又如苏颂《苏魏公集》卷五八《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志铭》记：“嘉祐末，大赉天下。三司调绢，河北诸郡一用省估市易缗钱以给诸军，省估既高，不能即售，往往抑配编户，远近苦之。”这次赏赐规定给钱，调来的却是绢，但此次没有将直接折支，而是强卖给编户，损失由编户承当。再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九《陈择之墓志铭》记，南宋中期：“蜀之兵为屯十有八所，隶之将三，士之廪给当折物为钱者，必视其所屯之地，称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为钱之多寡。故米之估则龙州得仙人关之半，绢之估则兴元得西和州三之一，银之估则大安得龙州之半而过之。乃有军在某州之屯反用他州之估者。”这说明，四川驻军俸禄全支钱引，但原规定中的米、绢、银各军折价不一，以致军人调防后出现折价与驻地不对应等问题。
官员军兵俸禄的折价，如前所述，往往偏离市价，多数情况是有利于官方，不利于得俸禄、赏赐者的。有时则差得较厉害，如《宋会要辑稿》之职官五七之八八、礼六二之七二均载，北宋时支给官员的傔人粮每石仅折三百文。《永乐大典》卷八四一三引《范石湖大全集·论蜀兵贫乏札子》载，支给蜀兵的添支银每两仅折钱引二贯五百。当然，也有折价与市价接近的情况。
宋代官府、官员买物坑害百姓的问题长期存在。官府派买属于“科率”的一部分，是变相税敛，其价格都是低于市价的。但此种派买是州以上官府才能施行的，范围较广，各级官府各种临时性需求、州县官府的需求，不能通过科率进行。这些需求一般通过服役当行者代买，其价格也往往低于市价。南宋廖刚《高峰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讲：“州县有时估、实直，所从来远矣。省司买物用时估，见任官用实直，物增减则有旬申、月申，令市司主之。”他讲“所从来远”，却没有讲究竟始于何时。查《唐令拾遗》已有令诸市“每月、旬别三等估”之规定，但未见有时估、实直之说。《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一七、六四之四二载，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有“诏三司、开封府指挥，自今令诸行铺人户，依先降条约，于旬假日齐集，定夺改旬诸般物色见卖价，状赴府司……仍别写一本，具言诸行户某年月日分时估已于某年月日赴杂买务通下，取本务官吏于状前批凿收领月日……”这里已言及“时估”，且涉及了物价申报制度。又宋仁宗时，苏洵所撰《嘉祐集》卷五《申法》称：“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买；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买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这说明，当时对官员买物与官府买物价格上已有不同规定，但执行得不好，形同虚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九载，北宋政和元年（1111）户部奏：“州县官吏于民间买物所定实直低小，乞州县每月所定实直及逐旬增减状各一本，州送就近监司，县送本州，常切点检觉察。仍乞诏有司立定刑名，看详添修：诸物每月一估，每物具上中下等实直、时估结罪申价。有增减旬具刺状送在任官书知州。县镇寨实直仍申本州审察，条事件申闻。诏依。”这一记载明确表明，此前已有时估、实直的规定，此时又加重申，且通过立法形式加以强调。政和元年的这一立法，后来载入《庆元条法事类》卷七《监司巡历》，说明此立法长久地行用。
官方确立时估、实直，一方面意在限制官员勒索，一方面意在限制地方官府过度盘剥百姓，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自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地方官府和官员利用时估、实直坑害百姓的事时见记载[2]。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奏议集》卷一《论州县置行直厅》以绍兴末年江东各州为例，批评“时估之弊”说：“监司守将则有公库之例，属官僚吏则有直厅之行，凡百供需，比之市价大率十亏四五，亦有不止此者。”《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三载，淳熙元年（1174），宋廷下令撤销州县市令司，令“官司及在任官收买物色并依民间市价支钱，不得科抑减克”。
南宋后期又出现了“官价”害民问题。《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六载，庆元元年（1195）八月十七日诏：“有司检坐见行条法，给榜下州军县镇，今后现任官收买饮锒服用之物，并随市直各用见钱，不得于价外更立官价，违许人户越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载，嘉定八年（1215）“左正言兼侍读倪千里言：‘版曹岁买绵绢于诸郡，不以时估定价，率以官价抑民……”他的话表明，官价与时估是不同的，应比时估偏离市价更远。《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九之四○载，嘉定十六年（1223）有官员上奏讲：“有忽于细微而害实滋甚者，州县官以官价市物是也。”“今仕于州县者”，“自一命以上，不问官之崇卑，率曰例有市买，不问物之贵贱，率曰例有官价。至于公帑宅库收买一切土宜之物，例用官价”，“人情怨嗟”。《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传》载，端平初，真德秀任知福州，“罢市令司曰：物同则价同，宁有公私之异”！《西山政训》载他任知潭州时，也曾讲：“物同则价同，岂有公私之异。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买，视市直率减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著，民户何以堪此。”他讲的“公”价，似即是官价。《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市易》载，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有官员上奏言及：“今官司以官价买物，行铺以时值计之，什不得二三。”“甚而蔬菜鱼肉日用所需琐琐之物、贩夫贩妇所资锥刀以营斗升者，亦皆以官价强取之。”
二 折税价
宋代的田赋基本沿袭唐代两税法，大抵以钱（夏）、粮（秋）二项立额，但实际征收却情况复杂。夏税多折征绢帛、麦等，秋税以粮为主，遇歉收等情况则折征现钱。有些地方的夏税因长期折征绢帛、麦，绢帛、麦成为定额，有时又因需要折征现钱，南宋两税折帛钱即属此类。和预买糸由绢本是官私两平交易，后变为科敛，南宋又变为公开的税收。南宋和预买糸由绢以匹立额，部分征本色，部分折征价钱，即和预买折帛。此外，四川商税盐课等以钱立额，却要求纳税者缴纳金银，也需折计。诸如此类，无论是以钱立额征收实物，还是以物立额征收现钱，官方都定有价格，这一价格有时与市价接近，有时则远离市价。
税折价远离市价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两税税钱折征实物时的折价。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记：“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止，税额一定，其间有或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匹，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这说明，有时折税价格偏离市价，是官方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故意如此的。有时则是初立折价与市价接近，因时间推移，逐渐远离市价。最典型的事例是四川地区的折税价。《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东南折帛钱》载，北宋咸平三年（1000）四川定匹绢折税钱三百文，“此咸平间实直也”。到北宋中期，匹绢市价已涨至一二千文，折税仍用此价，于是便有人议论。到南宋时，匹绢价更增至五千（钱引）以上，折税价仍用旧数，于是折税价与市价竟相差十几倍。
税折价远离市价另一种较常见的情况是所谓折变价。这种折价与前种不同，前种折价往往长期不变，而折变折价却是临时确定的。所谓折变，是指税收中应收此种物品，官方根据需要改征另一种物品。有时是钱改物，有时是物改钱，有时则是此物改彼物，都需折价计算。《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载：“折变之法，以纳月初旬估中价准折，仍视岁之丰歉，以定物之低昂。”但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差甚远。地方官府因财计不充，往往规定不合理的折价，有时不该折变而折变，乘机设法增加收入。自北宋中期以后，此种情况愈来愈普遍，越来越严重。如《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上神宗论江西重折苗钱》载，熙宁三年（1070）大臣吕公著上奏批评江西折变说：“米价每斗约四十五”，“所有人户合纳苗米却令纳一色见钱，每斗九十以来，比市价增及一倍以上”。官收钱高折价，官收粮则低折价。《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二载，政和元年（1111）户部奏称：“数年以来，物价滋长，［折变价］比实直大段相远，大观二年（1108）小麦孟州温县实直为钱一百二十，而折科止五十二，颍川汝阴县为钱一百一十二，折科止三十七。”北宋末年及南宋，更出现了反复折变的情况。
南宋广西地区的税粮折价及和籴计价具有典型性。广西地方官府财计困难，又无生财之道，只好通过税粮折价及和籴计价取之于民。《系年要录》卷一六五载，绍兴二十三年（1153）知静江府陈上奏言及：“广西边面阔远，兵额颇多。祖宗以来，随苗和籴，每石价钱四百或五百文足，而漕司从来苗米支移，所纳价钱，每石却至三贯文足，比之和籴本钱，多至数倍。”官买粮每石四五百，官征钱每石却三千，二者相差五六倍。《系年要录》卷一八九、《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六均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刚刚卸任的知化州何休也讲，化州科籴支价每石四百文足，税米折征钱每石却要二千六百文足。这二种官价都是远离市价的。
三 地区差价
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宋朝境内还不可能形成高度统一的市场，因而物价地区差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即以粮价而言，地区差就明显存在。如，《长编》卷一二三记，宝元二年二月，宋廷清查各地职田，规定：“以诸路物价贵贱定为三等：京东西、河北、淮南、两浙、江南幕职、令录以岁收百五十石，判、司、主簿、尉百石；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幕职、令录以二百石，判、司、主簿、尉百五十石；益、梓、利、夔路幕职、令录以百石，判、司、主簿、尉五十石，并为有职田。计诸路凡得六百八十余处，其有职田处，即不许连任。”引文中讲，“三等”的划分完全是依据物价贵贱，从上列划分情况来看，似也未必尽然，但无疑物价高低是划分等次的重要依据，这说明当时人对物价的地区差异已有明确认识。《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八之七也载有此事，其中三等划分与此无异，但它更具体地讲，此种划分是“随路分斛斗贵贱分定石数”，“如京东、京西、河北、淮南、两浙、江南皆物价中平，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土薄物贱，唯川峡谷贵与诸路不同”。这里讲陕西、河东属“物贱”地区，令人存疑，大约所言不包括沿边。所言川峡谷贵又或与行用铁钱有关。无论怎样，当时物价地区差的客观存在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又如，南宋人黄干言及：“客旅以一贯四百文搬贩糯米，经涉二三百里而获倍称之息”，“如黄州饭米粜二十贯官会，鄂州只粜五贯五百文，物之不齐乃如此”[3]。
宋代的绢各地所产在质量上有差异，因而绢价也存在地区差。如《长编》卷五一六注引《题贾炎家传后》载邵伯温回忆元丰四年长安情况说：“川绢二千一匹，河北、山东绢差贵三二百。”这是在同一地点出售不同产地绢的价格差，至于在各地出售当地所产绢，价格自不可能没有差异。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有一道数学题言及有甲、乙、丙、丁四郡，绢价各不相同，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绢价的地区差（详下文）。
四 季节差价及影响物价的特殊因素
季节差价明显地表现在农副产品上，其中以粮价最为突出。大抵秋收时，许多农民要卖粮完税、还债，供过于求，价格自然低落；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供不应求，粮价就高，有时会比秋季高出半数或更多。如宋仁宗时陈襄任知孟州河阳县，批评上司和籴小麦迟于收获季节，以致无端增加开支，称：本州“多是过时收籴，每一斗官支价钱不下九十文以上至一百二十文，比之民间麦熟之时所直市价，常多三四十文……麦熟时民间价例止于六十文”[4]。官抛数降价钱迟，大约也不会迟到青黄不接时，这说明收获季节与平时，麦价已相差一半至一倍，若是收获季节同青黄不接时比，则将差得更远。《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之五载，乾道三年（1167）有官员讲到浙西农民向富人借贷，春冬时立约：借“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然而“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立约时的斗米五百，显然与青黄不接时的粮价接近，此处所讲的借还粮数量的差异，显然是同粮食的季节差价相关联的。李觏《李直讲集》卷一六《富国策》六曾分析说：粮食“大抵敛时多贱而种时多贵”。“夫农劳于作剧于病也，爱其谷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粜者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或数月，少则旬日而用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贵。”
宋代粮价存在着地区差异。《李觏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载，思想家李觏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冬给江西安抚孙沔书信中言：“比来诸郡各自为谋，纵有余粮，不令出境。昨见十程之内，或一斗粜五六十价，或八九十，或一百二三十，或二百二三十价……”他所讲的各地价格差，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各地丰歉不一的因素。《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1086）章惇上奏言及：“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若是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虽是河北缘边，不过可直三十来千，陕西、河东缘边州郡四五十千。”
《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载南宋中期思想家叶适议论物价上涨，说：“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三四百耳……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他的话无意中透露了江浙地区与交广荆襄地区的粮价差。粮价上的地区差，除了丰歉不一以外。如上所引，人口多少、交通便利与否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宋代，所谓粮价，不但有豆麦稻粟等的区分，而且在稻米中不同品种和等级之间，在价格上也有较大差异。如《长编》卷二五二载，北宋熙宁七年官方贷粜，规定“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八十五文”。《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五四载，南宋乾道八年冬官方在鄂州置场籴米，“下等大禾米每硕二贯七百省，系淮南并复州等处米；中等占米每硕二贯六百文省，系鼎澧州米；下等占米每硕二贯三百文省，系淮南米”。真德秀于嘉定八年奏言，宁国府“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籼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贯文足”[5]。
每次官方有某种特殊需求，特别是数量较大时，都会造成市场波动。《宋史》卷三○四《王济传》载，宋太宗时，“调福建输鹤翎为箭羽。鹤非常有物，有司督责急，一羽至直数百钱，民甚苦之”。程颐讲：河东“官所科买，岁为民患。虽至贱之物，至官取之，则其价翔踊，多者至数十倍”[6]。
五 钱陌、度量衡与物价
关于宋代民间交易中所用钱陌的复杂，前文已有专述，此不重复。由于钱陌的不同，记载中所表示的铜钱购买力的实际含义就相差很大。然而记载中往往对钱陌加以忽略，这给我们的考察造成极大的困难。
宋代官方是禁止私造度量衡器的，但这些法令并没有得到贯彻，民间的度量衡实际是不统一的。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三一、《通考》卷一三三《乐考》载，北宋政和年间，颁新定乐尺，以新尺量度旧一匹帛的长度（四十二尺），得出的新数是四十三尺七寸五分，可知新尺与旧尺有差异，当然这一差异还不算大。到了南宋时，地方上又有省尺、浙尺、淮尺等的差异。赵与时《宾退录》卷八谓“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于今浙尺为八寸四分”。程大昌《演繁露》载：“今虽国有定度，俗不一制。曰官尺者，与浙尺同，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者，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随事致用，元无定则。”[7]名医陈言讲：“观今尺数等不同，如周尺长八寸，京尺长一尺六寸，淮尺长一尺二寸，乐尺长一尺二寸五分，并以小尺为率。”[8]这些记载都说明宋代所用的尺（“度”）是不统一的。
宋代的“量”也不统一。《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传》载，北宋太宗时，澶州通判王嗣宗上奏说：“本州榷酤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可知当时量器已有省斗与地方用斗的差异。《陆九渊集》卷八《与陈教授书》载，大约南宋光宗时，陆九渊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讲，抚州金溪“倘得二千缗，可得粟二千硕乡斗，于官为一千硕……前所言米价，亦准乡斗所籴之价耳”。陆九渊在此言及金溪有乡斗和官斗的不同，即二乡斗折一官斗，而当地所言物价，是以乡斗为单位的。《黄文肃公集》卷八《复吴胜之湖北运判》载，宋宁宗时，黄干在给上司的书信中言：“本军市井有三样斛：有文思院斛，此官省斛也；有黄池斛，客人所常用也；有打买斛，军学所置，客旅交易必请此斛……打买斛者，两斛三斗为一石五斗文思院斛，公私交易皆通用者，故人以为加五六也价钱反低于市价……”黄干在引文中特别指明了因度量单位的不同，造成了对粮价不同感受。据记载，宋代也有足斛与省斛、足斗与省斗的区别。宋梅应发、刘锡《四明续志》卷七《府仓斗斛》即言及“今世所谓省斗、足斗之异”。杨辉《乘除通变算宝》卷中有题：“足斛米二百二十八石八升，问为八斗三升法斛几何？答曰：二百七十六石。”其中法斛即是省斛（一省斛为十省斗）。又有市斛与省斛（即法斛、文思院斛）的区别。时人高斯得讲：“市斛之入倍于文思，往往市斛之三乃可纳文思之一，是五倍于民。”[9]可知市斛与文思斛相差很大。又数书《数书九章》卷一上《分粜推原》中也涉及官斛与地方斛：“官斛八斗三升，安吉乡斛一石一斗，平江市斛一石三斗五升。”同书卷六上《钱谷·课籴》又言及：“文思院斛每斗八十三合”，“安吉斗一百一十合，平江斗一百三十五合，隆兴斗一百一十五合，潭州斗一百一十八合，吉州斗一百二十合”。数学书中涉及的官省文思院斛与各地用斛的差异，应是实际生活的反映。
有些地方，甚至官方收税也不用官省斛，而另用一种。《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二引《续宣城志》：“宁国府循习旧例，受纳人户苗米，不用文思院斛斗……本府见用受纳之斛，比之文思斛加一斗四升八合，本府见用受纳之斗，比之文思斗加八升……本府以谓府中自来支遣军粮斛与文思斛不同……比文思斛每石系加一斗二升……淳祐二年八月日。”可知宁国府收税就不用文思院斛，而所用量器同文思院斛相比，差异还颇大。大约地主收租用的量器是最混乱的。南宋绍兴年间，官方一度颁令要求地主收租一律用百合斛，引起一时的混乱。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户部上奏，一方面承认“民间田租各有乡原等则不同，有以八十合、九十合为斗者，有以百五十合至百九十合为斗者”；另一方面则讲不能强制统一量器，希望“各随乡原元立文约租数，及久来乡原所用斗器数目交量，更不增减”，即废弃了当初要求统一量器的法令[10]。洪迈《夷坚志补》卷七《直塘风雹》记富户张五三将仕家收租“常所用斗，大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同书《沈二八主管》述沈二八主管收租“所用斗为百二十合”。虽是小说中语，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地主为了加重盘剥，私自用大斛、大斗的情况。
宋代的衡制也不统一。据记载，衡制也有“省”“足”之别。南宋杨辉数学书《法算取用本末》卷下言及，有足秤斤、省秤斤，“足秤八斤，即是十斤省秤”。方回《续古今考》卷一九《近代尺斗秤》说，南宋时有三种斤制，即二百钱斤、二百二十钱斤、一百六十钱斤。“民间买卖行用，鱼肉二百钱秤，薪炭粗物二百二十钱秤。官司省秤十六两，计一百六十钱重。民间金银、珠宝、香药细色并用省秤”。又据两宋之间人胡寅《斐然集》卷一五《缴湖南勘刘式翻飞》，潭州衡制中的两有十钱两和十三钱两二种：“广等者，以十钱为两，见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三钱为两，湖南民间通用私秤也。”可知广州的衡器与潭州的衡器存在较大差异。又茶有大斤、小斤之的区分。北宋欧阳修曾讲：“中国茶法，大斤小斤不同。”“若五万斤大斤，是三十万小斤之数。”[11]又据华镇记：“潭州方茶每一大斤，权以省秤，得九斤之重。”[12]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二一至二六载，福建茶官定以十六两为一斤，而“今以乡原斤重，截茶系五十两为一斤，片铤茶系一百两为一斤”。可知茶叶的大斤小斤较普遍地存在。
另据载，宋的衡制同金朝也有差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五记，宣和五年金人兀室曾讲，宋秤五十两的银，用金秤称则为五十一两，说明宋朝的度量衡与金朝有差异。
北宋徽宗时，官员李复曾上奏专论度量衡事，他说：“臣窃知今南方之权衡、北地之斛量，比之中州，十增二三，虽中州民间亦多用私造。仓库增损出纳作弊，诸处客商所赍物帛来陕西，纱绢轻者不及三四两，长不及二丈八尺，阔不及一尺五寸，其他物帛尽类此……”[13]
大抵文献中凡属官方记载的，都应是以官（“省”）度量衡制的。但是否也有例外呢？至于私人记述中所用度量衡单位，情况就可能要复杂些。所以，我们在考察铜钱购买力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些情况。
宋朝较多地以绢定刑，说明绢（匹）的价值比铜钱（贯）稳定。但是，细心考察就会看出，以绢作价值尺度也有问题。首先，绢有质量差异，不同地区产的绢工艺上差异不小；而同一地区产的绢，也有质量差异，特别是因用丝多少而造成的薄厚疏密差异更与其价值关系密切。《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五九载，南宋陈良祐于乾道三年（1167）上奏讲：“诸郡纳省绢限以十二两，和买限以十两”，“然诸处受纳……有求十三两者”。程珌《洺水集》卷四《进故事》也讲：“比年以来，州县受纳，每匹［绢］之重至十三四两。”又袁甫《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讲：“江东一路，税绢共重十二两，独歙州以咸平下年特旨只以十两为定。”他们的话说明当时匹绢的重量自十两至十四两不等，其价值自应有别。当然，从上面记载也可看出，可能多数地区官方税绢每匹都规定重十二两，或许用作计价尺度的都是这样重的绢。但同样重的绢质量仍然是不同的，所以以绢计价执行起来仍有困难，大约当时还要有辅助性规定，或按官方规定的某种价格来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