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升先生把北宋物价即铜钱购买力的变化，分成四个时期：其一，宋初的物价下降期；其二，西夏战事发生后的物价上涨期；其三，王荆公新法实行后的物价下降期；其四，北宋末年的物价上涨期。全先生四个时段的划分笔者基本赞同，但对各个时期特点的表述，笔者有不同意见。首先，讲宋初为物价下降期，似不准确，因为从宋初到真宗末年，物价总的趋势仍是逐渐上涨，但就整个两宋而言，此时期大抵是物价水平最低的时期。因此，或许称此时期为低价位时期更为确切。其次，王安石变法以后，由于钱币被大量聚敛于国库，曾出现一个时间段的物价下落，但随着西部战争的扩大，国库中的钱币又大量流出，物价重又回升。所以，称此时期为物价的反复期或更切实际。最后，笔者认为，北宋物价变化的总趋势是上涨，尽管中间曾有反复，但上涨的总趋势是明显的。
一 北宋前期的低水平物价
关于北宋前期物价的记载是较少的，但从现存记载看，它们都表明北宋前期的物价水平是较低的。换言之，这一时期铜钱购买力在整个两宋是处于较高水平的。
先看粮价。《长编》卷一三、《太宗实录》卷三一均载，宋太祖开宝年间，一次陈从义与赵光义（后来的宋太宗）交谈中言及，京师附近米贵，官乃定价，米斗七十，外地商人无利，不愿贩粮进京。这说明当时京师粮价通常在斗米七十（即石米七百）以下。《长编》卷二四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惟清曾对宋太宗讲：由于荆湖连年丰收，“臣见官卖盐斤为钱六十四，民间以三数斗稻价方可买一斤”。据此，每斗稻价约二十文，按照每斗稻出六升米的一般比率计，则每斗米时价约为三十三文。同书卷三○载，端拱二年（989）国子博士李觉上奏言及：“近岁以来，都下粟麦至贱，仓库充韧，露积红腐，陈陈相因，或以充赏给，斗直十钱，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七之三载：“淳化二年（991）四月，诏：岭南管内诸州官仓米，先每岁粜之，斗为钱四五，无所直。自今勿复粜，以防水旱饥馑，赈贷与民。”这就是说，岭南粮价低廉时每石仅直四五十文。《愧郯录》卷一五引《长编》载，熙宁二年（1069）大臣司马光说：“太宗平河东”，“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即一石米价百余文。以上所述为宋太祖、太宗时的粮价。宋真宗时期的粮价见于记载者，往往比宋太祖、太宗时更低。如《长编》卷六六载，景德四年（1007）“淮蔡间麦斗十钱，粳米斛二百”。同书卷六八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襄、邓州粟钱三百，菽麦斗十钱”。卷七○载，同年九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皆大稔，米斗钱七八”。卷七二载，次年秋，“京师粟斗钱三十”。卷七九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冬，“时河东丰稔，米斛百钱”。这些粮价数据在两宋都是较低的。当然，宋真宗搞天书降等迷信活动，地方官出于迎合，有夸大丰收、粉饰太平的情况，粮价或有虚假成分。但《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一五载，宋仁宗即位后的天圣六年（1028），京西转运司申报的谷价仍是“每斗十钱”，即每石百钱。又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在书信中泛言当时农民卖粮，称“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金（即文）”[14]。这说明，宋真宗时期的粮价数据，虽可能有虚假成分，但与实际相差并很远。
再看其他物价。对于北宋前期物价情况的记载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社会经济的关心程度远不如北宋中期以后。从仅有的、为数不多的记载看，其情况同粮食是类似的。《长编》卷一八记：“［太平兴国二年六月］己未，江南西路转运司言：‘诸州蚕桑少……今折税，绢估小而伤民……绢上等，旧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从之。”此为官折价，既是为了鼓励蚕桑，折价应高于市价。既是上等绢价，应高于普通绢价。《长编》卷八五又记：“［大中祥符八年秋七月乙丑］上封者言：‘并州岁给军衣绢四万余匹，皆自京辇送，如闻军中悉贸易之。请官自置场，有愿中卖者，匹给钱千二百文，收贮以备岁给。’……诏……从其请。”此为边境地区的官折价，应略高于市价，而边境绢价应高于内地。又有记载，大中祥符九年（1016）“时青齐间绢匹直八百，六百”[15]。这在两宋绢、价见于记载者中是最低的。宋真宗说：“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16]这一价格是两宋见于记载的金、银价格中最低的。其他如马匹、麻布等，凡是可资比较的，其价格大体都是两宋相对较低的或最低的。
二 宋仁宗、英宗时期的物价上涨
从北宋前期到中期，我们可以感受到物价渐变的趋势。《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九至二○载，宋仁宗初即位，有上封者言：“自开国以来，天下承平六十余载……物价腾涌，匹帛金银，比旧价倍，斛食粮草，所在增贵……”《长编》卷一○○载，天圣元年正月，盐铁判官俞献卿上言：“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今天下谷帛之直，比祥符初增倍矣……”宋仁宗皇祐三年正月的诏书中讲：“自顷食货之法弊，而刍粟之价益倍，县官之费日长。”[17]
宋仁宗即位以后至宋哲宗去世以前，米价大致在每石千文省上下浮动。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一二又四二之一一载，天圣四年（1026）闰五月，有官员上言：“经过荆湖江淮四路州军，体问逐州在市米价或七八十，有至百文足者……”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书言及：“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贯文省。”[18]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三《论京师军储事》谓：“自康定年后，西边用兵，经费不足，每年常将上供斛斗折纳见钱一石千钱为率。”拟坐仓收籴，“然通计中等价例每斗一百文”。《长编》卷一八一载，至和二年十一月，“虞部郎中薛向言河北籴法之弊，以为被边十四州悉仰食度支，岁费钱五百万缗，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实才直二百万缗尔”。
宋仁宗即位以后至宋英宗时期的绢价，见于记载者不多，其中客观地记述市场价格的更少，我们只能从有限记载中窥察概况。吕南公《灌园集》卷二○《故袁州李君墓志铭》记，宋仁宗皇祐年间，李冕任舒州司理参军。司理院月平物价，李冕所定绢价总高于市价，“市卖一绢钱七百，然必高之为千二百者”，以减轻犯罪饥民的刑罚。则舒州市场绢价约为每匹七百文。南宋人吕祖谦追记北宋皇祐年前后睦州情况，称“是时绢每一匹直钱一贯文省”[19]。《长编》卷一八四载，嘉祐元年十月，“杨察为三司使，请用［薛向］其说，因辇绢四十万，当缗钱七十万［赴河北籴军粮］”。则每匹绢当钱一贯七百五十文。又《宋史》卷三四○《刘挚传》载，嘉祐年间，刘挚任冀州南宫县令。当地“赋甚重，输绢匹折税钱五百，绵两折钱三十，民多破产。挚援例旁郡，条请裁以中价……自是绢为钱千三百，绵七十有六”。既是“裁以中价”，当与市价相差不远。
三 宋神宗、哲宗时期物价的反复
宋神宗即位后，推行新法，由于官方通过征收免役钱等每年征敛大量铜钱，又未及时散出，造成流通领域内铜钱总量减少，物价有所回落。此间粮价，见于记载者：《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五载，熙宁二年九月，宋廷定坐仓回籴军人饷粮价：“诸班直一千，捧日、天武、龙神卫八百，拱圣、神勇以下七百上下，杂诸司坊监六百。”《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韩魏公家传》卷八载，熙宁三年二月，判大名府韩琦言：“去岁河朔丰熟，常平仓籴米，斗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记其熙宁五年五月经过越州，“以钱四百文买米五斗”，则当时当地米价为每石八百文。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卷一《开仓粜米》记，熙宁六年三月，“闻知市易司抵当米住支”，“米价日有增长，自八十五文一斗，增至二十五日米一斗一百文。准三月二十七日敕，京城差官于诸寺粜米，当日米价顿减至三月三十日在市米价斗七十五文”。《长编》卷二五一载，熙宁七年三月，“时米价斗钱百五十”，官减价为每斗一百文，又减为九十文赈粜。同书卷二六七载，熙宁八年八月，“诏闻淮南、江东、两浙路灾伤州军米价踊贵，其令发运司勘会斗钱八十以上去处，留上供米毋过百万石，量减市价于民，斗毋过八十”。同书又载，吕惠卿对宋神宗讲，他在苏州有地产，上田每年得租米三斗，“斗五十钱”，则当时此地米价大约为每石五百文。同书卷二六五引《吕惠卿日录》记吕惠卿又曾讲：“只见在京八十价籴了米，司农寺以一百价赊籴了米，又东南八十价折斛。”大约其中讲的米价都是每斗米的价格。可惜上引记载大部分没有明确是省陌还是足陌，所以我们只能由上引记载得出结论：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粮价大约在每石一贯以下、七百文以上，至于计量单位是省陌还是足陌，似尚难定。不过即以每石七百省陌计，此时期粮价仍明显地比北宋前期的粮价水平高。
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哲宗在位时期，铜钱区正常年分的粮价殊少见于记载，所可查见者多为灾伤年份的，或者是边远地区的，或者是与市价差距较大的官价，不便用以比较，故在此不再引证。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七载，熙宁二年（1069）十月，三司上奏言及：“在京见卖渍污浙绢，第一等浙绢每匹一千二百至四百，采绢每匹只一千已来，显是受赐之人皆愿生帛……”《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九载，熙宁三年三月韩琦上奏言及，河北路转运司向坊郭户配卖绢，每匹估钱一千五百三十至一千六百。提举常平司以官绢代钱出贷给百姓，“每匹上等作千三百五十”。此处两种官价都有坑害百姓的成分，所以应高于市价。《长编》卷二一九载，熙宁四年正月，“出榷货务钱五十万缗助籴陕西军粮，令三司易内藏库钱应副。以京东封桩三十万匹、钱十万缗偿榷货务”。据此，三十万匹可抵四十万贯钱，每匹大约值一贯三百余文。郑獬《郧溪集》卷一二《乞罢两浙路和买状》讲，熙宁七年前后，两浙地区“民间输绢一匹，费钱一贯二三百文足”。这里所谓“费钱”，不明是否包括绢价之外的费用（如官方规定的靡费钱以及贿赂胥吏费用），如有，则市价应低于此。《宋会要辑稿》礼四四之二六载，熙宁七年十二月，宋廷“诏颁赙赠新式”，其中规定“诸支赐孝赠，在京羊每口支钱一贯，以折第二等绢充，每匹折钱一贯三百文”。又《长编》卷三五○载：“京东路元丰七年支过盐息钱十五万贯九百八十三文，买到绢一十三万六千六百六匹。”则时京东路绢价约为一贯一百文。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八载，元丰年间规定，湖北路上供钱内以“一万贯买绢一万匹应付广西”，则湖北路时绢价应在每匹一贯上下。
官方的和预买绢支价此时期大约与市价较接近，或比市价略低。《长编》卷二六九载，熙宁八年（1075）十月，都提举市易司上奏，内言江西袁州和预买绢支价“今乞依诸路例，每匹给钱千”。说明当时各路和预买绢每匹支价都是一贯钱。《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布帛》载，熙宁初年京东和预买支价也是一千文。大约熙宁年间支价都是如此。但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一，到了元丰年间，和预买绢价下调，据南宋人杜莘老讲：“和买物帛，据元丰法，并支本钱：绢每匹八百五十文，每匹七百文……”这次下调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法推行后，铜钱聚于官库，导致物价有所回落；二是宋廷准备与夏、辽作战，加紧对百姓的盘剥。因此，下调后的价格可能低于市价。
《长编》卷三七四载，元祐元年四月，官员上官均在上奏中言及：“近闻内藏卖远年缣帛每匹止二三百文，夫自外郡之远输至内帑，每缣之直，须近二千……”照理，自外郡运至内帑的费用不应超过缣本身的价值，则时匹缣的价格也应在千文以上。
总之，北宋中期的绢价比北宋前期也有上涨，大抵从每匹不足一贯涨至一贯有余。
综前所述，北宋前期到中期，物价呈渐变（渐涨）趋势。但中间小有波折，即因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新法，钱聚于上，造成物价回落。故使这种上涨的趋势进展较缓。大约宋哲宗时期因对夏战争，官方军费开支增大，所敛铜钱重又散出，物价再次回升。这段时间有关物价的记载奇缺，故无法精确地予以论证，但有一则记载或许能向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三至四载：“建中靖国元年九月六日，刑部言：‘元符令，定罪以绢者，每绢一匹准钱一贯三百。近岁物价踊贵，非昔时比，一绢之直，多过于旧价，乞于令文添入：若犯处绢价高者依上绢计直。’从之。”文中涉及的“元符令”规定，刑法上的一匹绢价格为一贯三百文。这说明元符年间（或这以前）刑法绢价已进行了入宋以来的第一次调整，由原先的每匹一贯增为每匹一贯三百文。这说明此前物价水平已有相当幅度的上涨。此外，引文中刑部上奏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即宋徽宗即位不久，这之前的“近岁”，显然指宋哲宗在位后期，也即是说哲宗后期发生了“物价踊贵”的情况。又《长编》卷五○二载，元符元年九月，议论枢密院过支厨钱事时，言及原因是“物价有至一倍以上”，“所增物价浸高，故一食之费价倍于前日”。《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载，建中靖国元年陈瓘上《国用须知》，其中讲：“且以无为军言之，民间买绢一匹须用一贯四五百文足。”这也说明了哲宗后期物价的上涨。
四 北宋后期的骤变
造成北宋后期物价变化较为剧烈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大钱的铸行；二是纸币的泛滥；三是铁钱扩大行用区域而铜钱行用区域相对缩小。
有些记载较为直接地反映了物价的变化。《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五之一七载，宣和四年（1121）六月榷货务上奏讲：“……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每石米价不过六七百，是时盐价每斤六七十；今来价每硕二贯五至三贯，而盐价依旧六十，实所未谕。……欲将见今盐价每袋（按：三百斤）用一十［三］贯文入纳，却将亭户所输官盐并行增价。”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此时的米价比熙、丰时增加三倍（即前者为后者约四倍）。榷货务官员看到，亭户的生产成本增加了，官买盐价却没有相应提高，这是造成私盐泛滥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求在提高卖盐价的同时，提高向亭户买盐的价格。此请求立即得到批准，盐价因而大幅度地提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后期物价增长的迅猛。
绢价增加。《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载，以绢匹定刑的比价北宋大观元年（1107）进行了调整，诏书称：“计赃之律，以绢论罪。绢价有贵贱，故论罪有轻重。今四方绢价增贵至两贯以上，而计绢之数独循旧例，以一贯三百足为率，计价既少，抵罪太重，可以一贯五百文足定罪。”这是宋朝自宋太宗定计赃绢价以来第二次调价，大约有所顾虑，没有一次到位，如诏书所言，计赃价仍比市价低。到南宋初建炎元年（1130），宋廷又将比价进一步调至每匹折二贯足，这大约与北宋后期绢的实际市价较为接近。北宋末杨时于宣和七年（1125）三月上奏札中言及：时“产绢县分每匹不下二千三四百足”，“今浙绢两贯三四百足钱一匹方可”[20]。这说明北宋后期的绢价大约比北宋中期增长了一倍以上。
从铜钱的购买力考察物价，物价上涨了约三四倍，这与铜钱的造价（成本价）减低的幅度是基本接近的。前文已述，当十钱的成本仅约相当三文小平钱的成本。这说明，铜钱购买力的变化主要反映了铜钱自身价值的变化（这里讲“主要”，就是说还有其他次要构因，也应考虑）。如果从纸币的角度考察物价，则要复杂得多。因为纸币行用范围、发行数量、与铸币的关系等，都处于经常变动中，故不宜如铜钱那样予以简单地概括。但应当指出的是，此时期内纸币仍主要活动于铁钱区内，除个别时期外，它一般在整个物价体系中影响是较为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