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前期因战乱造成的物价居高不下
南宋初期，由于战乱，使得生产遭到破坏，物价在北宋末年“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又有上涨，形成极其特殊的战时物价。此后，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定，物价也逐渐回落，但并没有回落到北宋中期的水平，而是维持在比北宋后期略高的水平上。
南宋初，金兵南下，跨过长江，一路向两浙，一路向江西、湖南，先后攻占苏州、杭州、洪州、潭州等许多城镇，沿途烧杀。溃败的宋军也到处抢掠，对地方的破坏不亚于金兵。战乱中，地方政权瓦解，散兵与自保的百姓、不堪压迫剥削铤而走险的百姓，重组为许多割据势力。《系年要录》卷三三细文讲，“桑仲、李成、孔彦舟、薛庆皆起群盗，翟兴、刘位皆土豪，李彦先、郭仲威皆溃将，赵霖、冯长宁皆摄官”。《系年要录》卷四七载，“孔彦舟据鄂，马友据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间，而邓庆、龚富剽掠南雄、英、韶诸郡”。同书卷四一载，绍兴元年监察御史韩璜言：“臣误蒙使令，将命湖外……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至，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七载，朱胜非被任命为江西路安抚大使，他上奏讲赴任途中所见：“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类似描述还有许多，不便赘引，大抵宋朝统治区内没有遭受战乱破坏的地方是很少的，农副业、手工业生产普遍地受到破坏。
此时期有关物价的记载，其数额大抵都是惊人地高。杨时《龟山集》卷二二《与廖用中书》中讲，福建上四州人“存者十无二三，乡下无牛无人，田皆荒废，至今斗米犹不下八九百钱”。《景定建康志》卷四八《吕颐浩传》记吕颐浩讲：“江浙等路连年失耕，又苦水旱，米价翔踊，每斗一贯至二贯。”《系年要录》卷四一载，绍兴元年初，鼎州“米贵斗直二千”。同书卷四四载同年五月，鄂州“大饥，斗三千五百”。《宋史》卷六七《五行志》载，绍兴二年春，“两浙、福建饥，米斗千钱”。大约此时期一石米的价格超过十贯钱是常事。
米价高，绢价也高。《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三○载，绍兴四年，大臣胡世将上奏言“洪州在市一［匹］绢之直已增长八贯五百文足，自余州军有至十贯以上去［处］”。《系年要录》卷七七载，同年殿中侍御史魏矼也言及当时江西“民间买绢一匹，至钱八千，多至十千”。官方的折帛钱每匹折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绢价的增长。《通考》卷二○《市籴考》载，南宋陈傅良讲：“建炎初年行折帛亦止二贯……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一匹绢价八贯，这是前所罕见的。刑法上以绢定罪，每匹绢折价由建炎初的每匹二贯，增为绍兴三年的每匹三贯（这当然是大大低于市价的，因为刑法需要稳定，不宜一次增加过多。又据《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一六，次年又规定，“应以钱定罪之法各与递增五分断罪”，也说明了物价的上涨）。
绍兴八年（1138），宋、金首次议和，战争减少。同时，宋朝对地方的控制逐渐恢复。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正式议和，此后战争基本停息，社会逐渐安定，生产恢复，物价逐步回落。
绍兴和议以后，荆湖地区连年丰收，粮价大跌。绍兴十一年八月，有官员上言：“荆湖之南，即今米斗百余钱，谷价之贱，未有如此者……”[21]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四载，绍兴十二年十一月，有官员上言：“湖南北两路二年之间，雨旸时若，年谷顺成，今米价每斗止于百钱……”《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和籴》载，绍兴十三年，“荆湖岁稔，米斗六七［十］钱……”《系年要录》卷一七二载，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通上奏说：“今斗米为钱不满二百……”他讲的显然是东南地区的概况。同书卷一七四载，同年八月，“宰执进呈淮南漕司具到米价，最贱处每斗一百二三十文”。但福建路的粮价似仍比一般地区高。绍兴二十八年正月，“陈诚之奏曰：去年丰稔，糙米［每斗］只是三百以下钱”。官方秋苗米每斗却折征八百文[22]。李心传又记，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大理正章岵言：‘荆湖大稔，米升不过六七钱……’”[23]《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和籴》载，绍兴二十九年，“籴米二百三十万石以备赈贷，石降钱二千，以关子、茶引及银充其数”。此次籴米数量如此大，显然范围不止一路，而是东南数路。其籴价每石二千，应与市价接近。因为以关子等折支已经不受欢迎，在定价上不应与市价差得太远，否则可能引出事端。《系年要录》卷七八，在绍兴四年前后，户部支降籴本是每石四贯，恰是此时的两倍。李心传又记，三十年十一月，“至是，江西、湖南米斗才数十，而圭租乃命折价至三四千”[24]。这些记载都表明绍兴和议后物价有所回落。
宋、金和议后绢价的回落，可以从官方规定的折帛钱折价中得到清楚反映。前已述及，绍兴七年时折帛钱每匹绢折价达到最高即八贯省。《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三七载，自绍兴十五年始减落“两浙夏税糸由绢匹减一贯，和预买减一贯二百；江东西减两贯”。绍兴十七年，再次削减为：税绢“每匹江南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25]。当然，从下文可知，此折价实际仍高于市价。
绍兴十二年，由于官库绢入不敷出，宋廷规定，“今后恩赏支赐”除讲明支“本色”者外，“其余窠名并每匹折钱三贯文，如特降指挥令支本色者，每匹增钱一贯文”[26]。此折价应比市价略低，但本色价应与市价相差不大。《系年要录》卷一七一载，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大臣王大宝上奏中言及“今市价［绢］每匹不过四贯”，恰与绍兴十二年赏赐支价相近，大约此时期绢市价即在每匹四贯省上下。《宋会要辑稿之食货七○四六》载，绍兴二十七年，宋廷规定两浙第五等下户税绢一丈以下折缴钱，“每尺一百文足，零寸一十文，免收头子、勘合等钱”。每尺百文足，则每匹四贯二百文足，考虑到宋代畸零税绢折价历来高于市价，另此又规定免头子等钱，则此定折价必高于市价，此记载可以作为上引王大宝所言绢价的一个佐证。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五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宋孝宗初即位时，“臣僚言：诸路州县输纳夏税，令人户纳折帛钱六贯五百，却遣人于出产处收买轻绢，每匹不过二贯五百，起作上供……”出产处轻绢既每匹二贯五百，则一般地区普通绢价应高于此，或与每匹四贯省的价格也相差不远。
从以上对粮价、绢价的考察可以看出，南宋前期物价在从战乱时的不正常状态中挣脱后，并没有能回复到北宋中期的水平，而大体是回到北宋晚期的水平，即比北宋中期物价水平要明显地高出一段[27]。我们在这里不便对各种物价一一作分析，但如果作这种分析，那得出的结论也是与此一样的。
二 南宋中期的物价相对稳定
南宋自“隆兴和议”后，与金朝的战争停止了数十年，此后到“开禧北伐”前，时局较为平静，生产恢复，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经济有所发展，物价的变化又处于渐变阶段。此后到嘉定末年，虽有战争，生产遭受一定破坏，但社会经济还没有恶化。此时期楮币大量发行，以楮币和以铜钱标示的物价开始分离。楮币驱逐铜钱，铜钱外流、销毁、储藏屡禁不止，使得流通领域内铜钱的数量减少，铜钱购买力下落的速度减缓，这进而使以铜钱标示的物价呈现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
我们先看粮价的情况。思想家叶适在其《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内讲：“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京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他这里将南宋中期米价与北宋最佳时期的米价作了比较，认为此时米价比北宋最佳时增长了十倍，从下引记载可知，他的话基本属实而稍有夸张（讲十倍或许稍多，七八倍、八九倍总是有的）。又据他所讲，南宋江浙地区与荆襄广南地区的粮价是有差异的。所以下面对粮价的考察我们就将这二个地区分开进行考察。
关于江浙地区，《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四六又四一之五载，乾道四年五月，户部用新印会子品搭钱银籴粮，户部估计米“每石大约价钱二贯五百文省”。同书一○之二六又七○之六二载，乾道五年七月，知绍兴府史浩上奏中讲，本府一万六百四十六贯折帛钱，“以中色价纽计米三千二百一十七石二斗七升五合”，“省仓中界见行籴米价直作二贯文九十九陌纳米一石”。据上引计算，前述“中色价”为每石三贯三百文省，而省仓中界籴价为二贯五百七十一文省。大约前者较接近市价，后者为官价。同书一之四五又六三之二一七又载，乾道六年二月，浙西江东淮东路沙田芦场主管官梁俊彦等上奏田租事，其中讲田租“如愿折钱，以米一斗折钱三百”，同书四○之四九又四一之六载，同年四月，发运使史正志上奏讲：“户部去岁降本钱三百九十五万余贯，每斗约三百文省为率，约籴米一百三十万石……”上引二例都是每石三贯省。同书五八之一○又载，乾道七年八月，权发遣隆兴府龚茂良上奏讲，本府荒旱，“已立下价直，每硕止一贯五百四十文足［劝人赈粜］，比之市价折钱七百六十文足”。可知当时当地市价每石米价为二贯三百文足。同书四○之五○又四一之一○又载，同年十一月，权发遣处州李处全言：“……续将粜过米钱一千二百六十二贯一百四十三文，再籴到米四百三十五石二斗二升，每石价钱二贯九百文……”又杨潜《云间志》卷上《税赋》载，秀州华亭县南四乡，“乾道中”“苗硕为钱三千省”，“视北九乡稍优”。又蔡戡《定斋集》卷五《论时事札子》讲：“臣滥将王命迎客淮土需……所历淮浙八郡，苏秀中熟，常润所收仅六七分，自江而北，截长补短，大率不减六分，斗米不过二百五六十钱……”他讲的是淳熙初年的中等年成，淮浙地区米价每石二贯五六百文（不详钱陌）。淳熙七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上奏称，“本军今年灾伤至重”，拟以“钱二万四千五十二贯五百五十文省，趁此米价未起之间收籴米斛，约计可得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余石赈粜饥民”[28]。据此，当地当时米价约为二贯一百余文省，平时价格应较此略低。当年，他分别派人到邻近的淮南蕲州、江西隆兴府、吉州籴粮备赈，籴回粮的价格如下：蕲州米每石约二贯一百八十文省；隆兴府常池每石米一贯七百余文省，进贤每石约二贯省，奉新每石约二贯六百六十余文省，帑湖约二贯一百七十余文省；吉州二贯一百文省；隆兴府常湖（第二次）每石二贯零六十余文省，奉新（第二次）约二贯一百三十文省[29]。可知南康军周围地区米价每石都在一贯七百文至二贯七百文省之间，而多数系在每石二贯省上下。此冬，他又公布本军所属劝上户赈粜情况，谓在城粜价为每升十七文足，星子县同，都昌县十四文足，建昌县十二文足[30]，他又向提举司申报说：“见管和籴米，本军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米经年陈损，与受纳到人户义仓米陈损色样一同，依市价每一升估计价钱一十文足……”[31]据上引，南康军正常年分米价应在每石二贯省上下。朱熹又记，淳熙九年，浙东旱，衢州缴到诸县“所申米价，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县状内独称大禾米每省升止粜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诸县米价大段辽远”[32]。又说：“若得二百万贯，则［浙东］一路可得米五十万石。”[33]可知当时浙东米价大约每石四贯省，此为荒歉年冬春季的米价。《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六载，淳熙十三年十月，“诏司农寺籴米每石作二贯二百文，价太贱，可增一百以利农”。蔡戡《定斋集》卷四《乞平籴札子》议淳熙末年的情况讲，“自去岁江浙大稔，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钱”，“老农咸谓数十年来所未尝有”。可知宋孝宗时期江浙地区米价正常情况下约为每石二贯省至三贯省上下。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二之三五载，宋光宗绍熙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检正都司言：“照得元立纳米补官赏格，系以丰年米价为准，每石只计钱两贯，委为太轻，耿延年所请却系大荒米价甚贵之年每石计钱四贯，委是太重……”如所言无误，则此时期米价应在二贯省至四贯省之间浮动。
周南大约于宋宁宗庆元年间上书言称：“臣询问今［浙西米］斗仅及二百，父老皆谓二十余年未有此稔……”[34]但宋宁宗即位不久的某年，彭龟年上疏言：“窃见今岁淮东、两浙多被旱潦，如常、润、扬、楚、盱眙等处，当此收成之时，斗米至为钱四百上下，无下三百足陌者……”[35]此米价当高于常年。真德秀上奏言及，嘉定八年，江东九州“市籴翔踊，斗几千钱……以平时三数日之资为一日之籴，犹不能饱”[36]。可见平时大约每石三贯。他于同年上奏又言及，宁国府“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籼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贯文足”[37]。可知同是江东路，也有米价颇低的地方。嘉定九年三月，广德军米价“以每石三贯为率”[38]。四月，真德秀又讲，广德军因灾情严重，“城市米价每一省升为钱四十余足”[39]。刘克庄《玉牒初草》卷二载，嘉定十二年正月，李安行奏：“知婺州赵夫裒敛析秋毫……其折价也，每石以七贯，而回籴军粮也，以三贯二百，军民怨嗟。”
叶适《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中》在比较此时期与北宋正常时期的情况时讲：吴越之地（按即指江浙地区）“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他所讲的倍数未必准确，但他讲南宋中期由于江浙地区人口增加而导致的粮价（以及相关物价）相对北宋中期的上涨，则是可信的。
再看湖广地区。《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四四载，南宋乾道二年七月，监行在省仓下界兼监户部和籴场郑人杰上奏讲：“年来丰熟，米价低平。荆门、襄阳、郢州之米每硕不过一千，所出亦多。荆门（原文‘荆门’重出，待考）、沙市、鄂州管下舟车辐凑，米价亦不过二千……”《入蜀记》载，诗人陆游于乾道六年入蜀途中经过江陵府公安县，谓此地“井邑亦颇繁富，米斗六七十钱”。《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五四载，乾道九年正月，湖广总领李安国奏：“本所见今就鄂州置场收籴，下等大禾米每硕二贯七百省，系淮南并复州等处米；中等占米每硕二贯六百文省，系鼎澧州米；下等占米每硕二贯三百文省，系淮南米。”因收籴系用直使会子，每贯折铜钱六百文足，所以上述米价如用铜钱标示，分别是一贯六百二十文足、一贯五百六十文足、一贯三百八十文足。时人王炎《双溪集》卷二○《上薛大监书》讲，湖北岳州临湘县，铺兵、马纲卒无米可支，“遂不免折支官钱，一升十文”。此折价即每石一贯足可能低于市价，但不应差得太远，因是临时折价，差得太多军兵不会接受。《义丰集·代胡仓进圣德惠民诗一首并序》是时人王阮于淳熙初代人所写，为地方官歌功颂德的，其中讲：“乙卯（按指绍兴五年）饥荒后，长沙富庶全。纪年四十载，斗米二三钱（原注：潭州自绍兴五年一旱后，丰稔三十八年）。”所言斗米二三钱实不可信，但潭州粮价在淳熙年以前长时期处于低价位应是事实。《朱文公文集》卷八八《刘公（珙）神道碑》载，淳熙二年，知建康府刘珙“贷诸司钱合三万万，遣官籴米上江，得十四万九千斛”。此所言上江是指长江上游，应指江西、湖北、湖南，其籴价是平均每石米约二贯（含运费，另不详所谓钱是指会子还是铜钱或者是钱、银、会搭配）。《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载，淳熙十一年知江陵府赵雄上奏讲：“……今岁春夏赈粜……［粜］淳熙五年米每升一十九文，淳熙九年米每升二十三文……今秋……补籴……每石价钱不等，自一贯六百文至二贯五十文……余剩本钱二万三千九百二十贯二百三十九文，约可籴米一万二千余石……”据此，此时此地赈粜陈米价为每石一贯九百文、二贯三百文，补籴新米价为每石一贯六百文至二贯五十文（应为省陌）。同书四一之一四载，淳熙十三年闰七月，朝廷令鄂州“守臣籴米桩管，寻收籴到米四万五千八百石三斗五升，每石价钱二贯文”。《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八之三○载，淳熙十六年五月，宋廷规定，湖南路官员职田租“如折价钱，每石不得过一贯六百文足”。此限价显然高于常年市价。
陈龟年《止堂集》卷六《乞权住湖北和籴》载，宋光宗绍熙末“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常年米价，每石若及两贯，已为极贵”。嘉定八年前后，黄干任知汉阳军，他在向制置司申报公事时，曾讲十万贯铁钱准六万贯湖会可籴米约二万石[40]，又讲：“目今米价四贯以上官会（湖会）可籴米一石。”[41]又讲：“向来米价每石二千，目今已是七八千［湖会］。”[42]可知嘉定八年以前，汉阳军常年米价约是湖会二贯至四贯，当时湖会会价每贯约可折铜钱四五百文省，则以铜钱计此地米价应在一贯省至二贯省之间。嘉定十六年，真德秀上奏言及潭州官置场籴米“每石计官会三贯七百五十文”[43]。此时会子已严重贬值，以铜钱计，潭州米价应在二贯省上下。
据上引可知，南宋中期，湖北、湖南的常年米价以铜钱计大约在二贯足以下，大约就中水运方便地区受官方籴买影响米价较高，而交通较不便地区的米价则较低，时人王炎《双溪类稿》卷一九《上林鄂州》讲鄂州崇阳县“秋熟之时，粜谷一斛得钱二百五十足”，以谷二斛半折一石米计，此地米价仅为每石六百二十五文足。这同江浙地区的米价是相差较大的。
广南远离前线，驻军很少，人口也不稠密，此时期粮价比湖南北还要低。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常平》记：“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繁、食谷不多耳……一连遇大凶年，米斗仅至二百钱，则人民已有流离之祸。”
我们再看绢价的情况。《朝野杂记》甲集卷五《乾道郊赐》载，乾道年郊祀，宰相虞允文讲郊赐费多，言及：“旧来银一两，为钱四百，绢一匹，为钱七八百，故千匹两其直不过千余缗，今则七八千缗矣。”据此，当时一两银、一匹绢合起来共七八贯，当时银价大约每两三贯上下，则可知绢价每匹约四贯上下。《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五九载，乾道三年，右谏议大夫陈良祐上奏言及：东南“常年用钱四贯可纳一匹［税绢］”。这则记载也说明乾道年间东南地区绢价大约每匹在四贯上下。南宋詹亢宗《严陵集》卷九《均减严州丁税记》记，乾道九年严州蠲减丁税（严州丁税绢一半折钱、一半纳绢），“减绢凡一万四千二百九十二匹，为钱凡四万七千一百七十缗”。据此，一匹绢相当三贯三百文。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六九载，淳熙四年十月，“臣僚言：‘临安府钱塘、仁和两县岁敷和买折帛下户常受其弊，盖本色所直不过四五千，折价所输其费七贯五百……’”淳熙五年成书的《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在记述福州夏税时讲，“皆估纳月中价，令人户输纳”，“见纳中价，每匹四贯”。此中价当与市价相差不远。《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七二载，淳熙六年二月，诏书中规定：“州县受纳人户税绢，其不成端匹者，每匹（“匹”应为“尺”之讹）并以一百文足折价”，依此折算，每匹绢折四贯二百文足。前已言及，宋代畸零绢折征钱时折价都是高于市价的，此折价肯定也高于市价。朱熹记，淳熙七年，南康军“绢价每匹不过三贯文足”[44]。淳熙九年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讲“［唐仲友］七月初一日买到轻怯大绢一百十八匹，高价估钱入库计四百九十贯九百六十五文省”[45]，每匹四贯一百五十文省。淳熙十五年周必大上奏言及：“户部纽作四贯一匹，价已不低，有钱甚易买。”[4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六《外任·漳州》记，绍熙初年朱熹在漳州任职，言及：“［漳州］军人皆愿得钱，不愿得绢。盖今绢价每匹三千省，而请钱则得五千省故也。”《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八八载，“庆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权知广德军赵善誉言……近年以来，居民蕃庶，蚕桑寝广，绵帛颇多，绢每一匹只直钱二贯二百文足……”
综上所述，南宋中期的铜钱购买力是相对稳定的，而其水平总体上并没有比北宋后期、南宋前期上升，相反，却又稍有下落。同北宋中期相比，各种物价尤其是粮、绢、银三种物价，都成倍增长。南宋中期铜钱的生产成本明显地高于北宋，发行量也大大减少，但是铜钱的购买力却没有明显提高，相反却仍有下降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北宋时期铸造的大量铜钱仍然存留民间，铜钱的供给在实际上并不缺乏。二是铜钱用料、轻重也不如北宋时，这部分抵销了铜钱制造成本的增加。
三 南宋后期楮币贬值掩盖下的铜钱购买力
南宋理宗、度宗在位时期，楮币严重贬值，以会子、铜钱标示的物价严重偏离。人们此时期较多地用会子标示物价，因而铜钱的购买力情况往往隐藏在会子购买力情况的背后。
关于此时期物价的记载比南宋中期的少，而以会子标示的物价往往高得惊人，若折为铜钱，则未见得比南宋中期高多少。
先看粮价。南宋嘉熙四年，行都附近较广的地域内发生了大旱灾，粮价急剧地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一片恐慌，存留至今的有关文字也特别多。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记：“嘉熙庚子大旱，京尹赵存耕科敷巨室籴米，始官给三十六千一石。未几，粒价增四五倍，豪民巨姓破家荡产，气绝缢死者相踵。”时人杜范此年八月上奏说：“物价腾踊，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昔所无也。”[47]时人吴潜稍早也上奏讲：“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为缗丝（钱？）三四十千，而国不穷、民不困、天下不危乱者也。”[48]时人李曾伯稍后上奏：“姑以近年已验者言之……京畿近地，米石百千，殍歹堇相望，中外凛凛……”[49]类似记载颇多，无须枚举。这些记载表明，此次旱灾导致米价增至每石一百多贯会子。有些学者未作细致考察，不了解这许多文字都是出自同一时间段的，往往以这些文字来证明南宋后期的“通货膨胀”，这是不尽妥当的。因为此后粮价又下降了，而且若干年中也未重新上涨到嘉熙四年的高度。另外，上引粮价都是以会子标示的，若折为铜钱大约每石四五贯省上下。
此后我们可以查到的粮价记载颇有低于此的。如《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载，淳祐三年，明州得到十七界会子一百万贯，欲籴米谷各二万斛（文思院斛）则米每斛（按宋人往往“斛”与“石”混用）价约为三十贯十七界会。次年以“钱五十二万三百贯，籴米一万九千五百石有零”，则米价约为二十七贯十七界会子。估计当时十七界会子每贯折铜钱约一百文省，则上述粮价折为铜钱，大约每石为二贯五百至三贯省上下。
秦九韶《数书九章》卷一一《钱谷类·课籴贵贱》有如下一道数学题：“差人五路和籴。”“浙西平江府石价三十五贯文，一百三十五合”；“安吉州石价二十九贯五百文，一百一十合”；“江西隆兴府石价二十八贯一百文，一百一十五合”；“吉州石价二十五贯八百五十文，一百二十合”；“湖广潭州石价二十七贯三百文，一百一十八合”。各州米运达指定地点水脚钱不等。“其钱并十七界官会。其米并用文思院斛交量纽数。欲皆以官斛计石钱，相比贵贱几何（原注：文思院斛每石八十三合）？”答曰：安吉州二十三贯一百六十四文（按：余数删。下同）。平江府二十二贯七十一文。隆兴府二十一贯五百七文。潭州二十贯六百七十九文。吉州一十九贯八百八十五文。本题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度量衡制和物价水平不统一的情况。题中数据虽为假设，但应与成书的淳祐七年（1247）实际情况相差不远，即当时平均米价每石官斛约在十七界会二十几贯上下（按：此书在《推知籴价》一节的设题中谓“石价二十五贯文”，较此题所拟稍高）。若折为铜钱，每石米价应为二贯省上下。
淳祐十年前后，李曾伯奏言“支拨十七界京交五百九十万……姑以去年米价准约，则仅能籴及一十一万余石”。所言“去年米价”，约为十七界会五十贯，约折铜钱二贯五百文足[50]。又《景定建康志》卷二八《立义庄》载，淳祐十一年，建康府一义庄规定：“委的簪缨之后及见在学行供职事生员或有吉凶，请具状经学保明申上，给米八石、麦七石，米每石折钱三十六贯……”同书卷二三《仓》载，淳祐十二年，江东转运司平籴仓，“籴到米一十万石，般运水脚、仓廒等费约计五百余万贯十七界官会”。即官籴一石米约费五十贯十七界会，扣除运费等，大约每石米实价也是三四十贯十七界会。若估定当时会价每贯折铜钱五十五文足，则约折铜钱一贯六百文至二贯二百文足。《永乐大典》卷七五一四《平济仓》引《湘潭志》载，同年，有湖南潭州地方官撰文称：“今撙节余用，积到现钱贰仟叁佰贯足，充壹仟硕［米］籴本，别置一局，名曰：‘平济仓钱’。”约景定年间，汀州米“每石时价十七界会四十贯”[51]。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四《湘乡县平济仓记》中讲：“得钱二百三十万，计可籴千石，别为仓，名曰平济。”《永乐大典》卷七五一四《平粜仓》载，高斯得又在为浏阳县平粜仓所作《记》中说：“千石之米，半直予民，岁可得钱百万。”据前者，石米之价约二贯三百文；据后者，石米之价约二贯。《景定建康志》卷二三《仓》又载，淳祐十二年，“建康府复置转运司平籴仓，拨籴到米一十万石，般运水脚仓廒等费约计五百余万十七界官会”。连同运费等在内，一石米价为十七界官会五十贯，约折铜钱二贯五百文足。南宋后期因蒙元军队从西南威胁宋朝，宋朝于广西地区驻军，造成粮价上涨。李曾伯宝祐六年于广西经抚使任上上奏中讲：“臣十年前帅此时，米价每升多不过十钱。今静江［府］米升三十八足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52]咸淳二年冬，黄震给友人写信内言：“顷者大府住免应兑米局，市井间欢声如雷，元价每斗二贯八百，两日间即减至二贯……近两日俄又增至二贯六百……”[53]据此，时米价在每石二十贯至二十八贯间浮动。所言米价应是以十八界会子计，折为铜钱应也在二贯足上下。
再看绢价。《越中金石记》卷七元代《嵊尹余公道爱碑》言：“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界会壹贯，准铜钱贰佰五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叁贯。”《咸淳临安志》卷五九《田税》载，咸淳六年，临安府蠲放四五等户绢粮，“九县共管绢一十四万六千五百七十一丈有奇，纽计价钱十八界会子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八十贯有奇”。据此，当时绢每丈价三贯十八界会子，一匹价约十二贯十八界会子，时会价每贯约折铜钱一百五十文足至二百文足，则时绢价约计铜钱一千八百文足至二贯四百文足。秦九韶《数书九章》有一道题言及假设的四郡绢价，即甲郡每匹二贯文足，乙郡每匹二贯四百二十文足，丙郡每匹新会十贯三百文，时会价新会每贯约折铜钱二百六七十文足，则丙郡绢价以铜钱计约二贯七八百文足。丁郡每匹旧会五十八贯，时旧会会价每贯约折铜钱五十至六十文足，则丁郡绢价以铜钱计约二贯九百文至三贯五百文足。据上引，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的绢价约为每匹二贯足至三贯省。这同南宋中期相比，并没有明显增加。
关于银价，从本书下文金银编关于金银购买力及与铜铁钱比价的讨论中可知，其情况与粮价、绢价很相似：尽管以会子计的银价在南宋后期比前期增长了许多倍，但是，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的银价比南宋中期虽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
通过以上对粮价、绢价以及银价的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南宋后期同中期相比，铜钱购买力又有所下降，这可能与南宋后期大钱发行量增加及战争频繁有关。但下降的幅度很有限，远没有以楮币标示的数字那样令人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