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南铁钱
北宋初年江南地区行用的铁钱，实际是沿用五代南唐末年铸行的铁钱，其行用时间很短。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铜钱》记：“李煜据有江南之地，国用窘乏，建隆四年，其大臣韩熙载请铸，每十钱即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乾德、开宝中，遂不用，铜钱十（编者按：十当为一之讹）直铁钱十。”而李焘记：“初，［南］唐废永通大钱，更用韩熙载之议，铸当二铁钱。熙载由中书舍人迁户部侍郎，充铸钱使。宰相严续数言铁钱不便，熙载争于朝堂，声色俱厉。左迁秘书监，不逾年，复拜吏部侍郎。是月［乾德二年三月］，始用铁钱，擢熙载兵部尚书、勤政殿学士。民间多藏匿旧钱，旧钱益少，商贾出境，辄以铁钱十易铜钱一，官不能禁，因从其便。官吏皆增俸，而以铜钱兼之，由是物价益贵，至数倍，熙载颇亦自悔（原注：熙载拜户部侍郎，充铸钱使，《十国纪年》及《朔记》在建隆元年二月末，拜兵部尚书、勤政殿学士在此年六月，今并书于此）。”[4]根据这两条记载，南唐行用铁钱，是建隆四年（963）韩熙载提出建议，大约此后开始试铸，但到乾德二年（964）三月才正式发行。
又《十国春秋》卷一七《南唐后主本纪》注引陶兵《食志录》记：“韩熙载请以铁为钱，其钱大小一如‘开元通宝’，文亦如之……既而铁钱行，公私便之。”这一记载记述了南唐铁钱的形制。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则记：“江南李唐旧用铁钱，盖因韩熙载建议，以铁钱六权铜钱四，然铜钱（铁？）之价相去甚远，不可强也。江南末年，铁钱十仅直铜钱一。”他的记述使我们了解了当时铜铁钱的比价变化情况。
宋朝灭掉南唐后不久，就着手在江南铸造铜钱，为停止使用铁钱做准备。李焘记：“李煜旧用铁钱，于民不便。［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壬辰朔，［樊］若冰请置监于升、鄂、饶等州，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诸州官所贮铜钱数，尽发以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麦。铜钱既不渡江，益以新钱，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且除铜钱渡江之禁。诏从其请，民甚便之（原注：铸铁钱为农器，别本《实录》见七月丁亥，今并书之）。”[5]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讲：“国初，江西亦用铁钱。尝见玉笋山玉梁观所藏经卷尾有题字云：‘太平兴国三年太岁戊寅，新淦县扬名乡胡某，使铁钱一百二十贯足陌写经六十卷。’玉梁观后改为承天宫。”讲的应是铁钱将要退出尚未退出流通时的情况。
二 福建铁钱
福建地区行使铁钱的时间要比江南地区长。福建地区在宋朝灭掉南唐、闽后最初隶属江南路转运使，所以，宋朝关于禁止江南行用铁钱的命令本来也应适用于福建。但不知由于何种原因，福建似没有贯彻这一命令。不但如此，似乎整顿田税时，还部分地以铁钱立了税额。《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岁收》载：福州“夏税产钱三千余折细、裨布，小麦又折为钱，钱又征物外四千四百五十八贯三百二十文，纳铜、铁中半钱（原注：谓如产钱二百文纳一百文纳铜钱，更一半一百文，元纳铁钱，已准敕不行，每百文令将铜钱四十八文为折纳之类）计钱三千二百九十贯一百六十一文”。福州是福建路的首府，大约其他州军的情况应与之类似。
李焘记：“［太平兴国八年三月甲申］又以民乏铜钱，令于建州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寻罢之。”[6]史文又载：“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寻罢铸，而官私所有铁钱十万贯，不出州境，每千钱与铜钱七百七十等，外邑邻两浙者亦不用。”[7]这就是说，入宋以后，官方又曾在福建地区铸行铁钱，这同在江南其他地区只沿用南唐旧有铁钱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又上引记述讲福建公私有铁钱十万贯，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是1∶0.77，这些都是关于福建铁钱的具体描述。但上引记载又存在疑问：所谓不出“州境”是指哪个“州”？如果指建州，则与实情不符。
《长编》卷二四记：“［太平兴国八年夏四月］先是，陈洪进发漳、泉丁男为馆夫，给负担之役。洪进既献地，转运使犹计佣取直，凡为铜钱二千一百五十贯、铁钱三万一千五百三十贯……壬辰，诏除之。”漳、泉州百姓所欠佣直，虽是五代时期遗留，但取直似是宋朝官员所计，至少说明此二州在宋初还行用铁钱。同书卷二四又记，同年“［十二月己酉］福州言：‘本州兼用铁钱，铜钱三直铁钱一。计赃为重轻。请自今悉以铜钱定罪。’从之”。可知至太平兴国八年时，福州仍在兼行铁钱。但他记铁钱比铜钱价高，令人怀疑。查《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记此事谓：“［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福州言，先是，铜铁钱兼用，铁钱三直铜钱当一，吏受赇盗用官物参以铜铁钱，计其赃差重，自今望悉以铜钱定罪。从之。”而《宋太宗实录》卷二七记此事也谓“铁钱三直铜钱一”，可知此处李焘把比价搞颠倒了（或为勘误）。
实际上，福建行用铁钱（即铜、铁钱兼行）的时间是相当长的。从记载看，至少到宋仁宗在位时期，福建仍在兼用铁钱。《长编》卷七七记：“［大中祥符五年二月癸丑］诏福州支诸军俸，自今悉用铜钱，勿以铁钱参之。”说明此前军俸还兼支铁钱。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九又六三之一六七载：“天圣三年，［张］希颜又奏：‘……福州［官庄田佃户］只依私产纳税，复免差徭，显是幸民，乞相均米数，依州价折纳见钱，铜铁中半。’从之。”可知此时福州官庄佃户纳租税还部分使用铁钱。李焘又记：“［庆历五年六月丙辰］降前福建路转运按察使、金部员外郎高易简知衢州。福建伪命时行铁钱，本朝因之。时泉州青阳等场铁大发，易简遂置务于泉州，欲移铜钱于内地，初不以闻，坐是得罪。”[8]高易简擅置铁钱监，这也表明铁钱当时在福建仍能为人们接受。
又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程光禄》记载说：“熙宁中……交趾为寇，遂以公直昭文馆、知福州……铁钱乱币，公为罢之。”这里讲的铁钱，不详是旧有铁钱还是私人盗铸的劣币，无论如何，这说明宋神宗时期一度福建又有铁钱流行。
附：宋代关于禁止铁钱越界及在铁钱区行用铜钱的规定
宋代往往有数个货币区同时行用铁钱，但各个货币区行用的铁钱往往形制有别，官方虽然有时允许不同货币区间的铁钱互相流通，但是有时也禁止不同货币区的铁钱互相流通。官方又明确立法，禁止铁钱区行用铜钱，及禁止铁钱区的铁钱流入铜钱区，这从下引官方文书中可以得到较充分的体现：
诸川陕（峡？）路铁钱与陕西、河东路铁钱侵越行用者，论如博易私钱法，将铁钱入铜钱界行用者，减二等，并许人告，钱没官（原注：下二条许告没官准此）。
诸将铜钱入川陕（峡？）界者杖六十，二百文杖七十，二百文加一等，二贯徒一年，二贯加一等，过徒三年十贯加一等。诸于陕西路［用］铜钱者徒二年，配千里。
告获川陕（峡？）铁钱与陕西、河东路铁钱侵越行用及将铁钱入铜钱界行用者：杖罪，钱一十贯；徒罪，钱二十贯；流罪，钱三十贯；编管，钱四十贯；配，钱五十贯。获将铜钱入川陕（峡？）界者：杖罪，钱五贯；徒罪，钱十贯；流罪，钱二十贯。告获于陕西路用铜钱者，钱二百贯。[9]
上引立法的详密程度令人吃惊，说明官方对不同货币区间的货币流通有着严格的限制。这些规定可能是经常变化的，我们已无法详细了解其变化细节了。
上引北宋时期的规定同禁止铜钱外流关系不大，或至少官方未加强调，而南宋时期铁钱区的设立从一开始就同禁止铜钱外流相联系，所以禁止铁钱区内行使铜钱就同禁止铜钱外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此外，官方也多次下令，禁止江北铁钱流入江南（详参见第四章“南宋江北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