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初由主要用铜钱到主要用铁钱
宋初之所以在四川地区铸行铁钱，与后蜀铸行铁钱有直接关系。四川自古以产铁著称，《史记·货殖列传》上就记载了秦汉时期卓氏到临邛以冶铁致富的事迹。东汉初年，公孙述割据川蜀，曾铸行铁钱。但此后的九百年中，官方没有在四川铸行铁钱。
后蜀铸行铁钱，也是在它统治后期，在此以前，后蜀铸行了“大蜀通宝”、“广政通宝”铜钱。据北宋曾巩《隆平集》卷一二《孟昶传》，后蜀铸行铁钱，是为了筹集军费以准备抵御后周的进攻：“［后蜀主孟昶］闻［后周］世宗来秦凤，始有惧意……多积刍粟，以铁为钱，禁民私用铁而自鬻器用以专利，民甚苦之。”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系此事于广政十八年（955）冬，或许是有根据的。宋人李焘、杨仲良和元人费著对此事的记述在关键处有差异，现原文引录：
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绢一匹直钱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与铜钱等。[1]
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一千以易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一千七百，绢一匹直钱一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与铜钱相乱。[2]
孟氏广政间，增铸铁钱于外郡，边界参用，每钱千分四百为铜六百为铁。逮至末年，流入成都，率铜钱十分杂铁钱一分，大盈库往往有铁钱与铜钱相混莫辨，盖铸工精也。[3]
依费著所记，是铜、铁钱混用，1000钱中有600铁钱、400铜钱；而依杨仲良所记，则是铜、铁钱分用，1000铁钱只值400铜钱；李焘的记述则令人费解，似是以铁钱1000与铜钱400搭配使用。限于记载，已难确定哪种说法更可靠。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蜀平，听仍用铁钱。”即是说，宋朝灭掉后蜀，允许铁钱继续使用（实际其铜钱似也可继续使用），这并不是造成四川后来成为铁钱区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四川流行的铁钱数量有限，而铜钱的数量很可能远远多于铁钱。导致四川成为铁钱区的重要事件是宋朝在灭掉后蜀以后对四川的疯狂掠夺，《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费著《钱币谱》记：“孟昶失国，乾德四年（966），知府吕公余庆、转运使沈公义伦奏拣铜钱，计纲以发。蜀地上行铁钱，以千一百易铜钱千文。索铜器铸钱附发，仍增铸铜钱市金上供。然失于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至以千五百易铜钱一千。”也记述了在沈伦等主持下将四川铜钱输送京城的情况，另外又《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钱议·蜀钱》记本地官员“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铁钱十乃直铜钱一”。费著记增铸铜钱买金上供，杨仲良则记增铸铁钱买金银上供，所记有异。又费著记“铁钱弥贱，至以千五百易铜钱一千”，以千五百换一千，似不该说“弥贱”，而杨仲良所记十文换一文却恰是“弥贱”。可能铁钱的贬值有个过程，开始是一千五换一千，后来是十换一。由于铜钱大量出境，四川此后就主要行用铁钱了，这正如《系年要录》卷一六九讲的：“国朝乾德三年平蜀后，吕余庆镇蜀日，首与沈义伦奏乞捡出铜钱计纲发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铁钱。”
二 主用铁钱引发的种种问题
宋朝把四川由主要行用铜钱强行变为主要行用铁钱，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长编》卷一一记，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始令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禁铜钱入川。从唐州刺史曹光实请也（原注：此据本《志》及《会要》）”。前文引杨仲良记，四川地方官曾增铸铁钱，但未说明是否设置了铁钱监，估计是没有设置，因为设置钱监要申报朝廷，而记载中没有涉及。所以，雅州钱监可能是宋朝正式设立的第一个铁钱监，此后又陆续于益、邛等州设铁钱监（创始时间失载）。上引李焘文字中更值得注意的是“禁铜钱入川”一句，四川铜钱有出无进，显然是意在使其成为只行用铁钱的地区[4]。
由主要行用铜钱变为主要行用铁钱，影响到刑法上的量刑，由于铁钱在宋初一段时间中处于不断贬值的状态，官方的量刑规定也不得不随之变动。据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八月二十五日，知资州、著作佐郎成肃上言：‘先是，开宝六年（973）六月丁亥诏书：剑南西川吏民犯窃盗赃以铁锡钱计之，满万钱者抵罪；犯强盗赃满六千者亦抵法。铁锡钱轻，四直铜钱之一，愿均定其法。’事下有司，法寺言：‘剑南诸州官市金银丝绢茶盐悉以铁锡钱四当铜钱之一，他物价随时高下，不可以为准。自今本犯窃盗、强盗及他赃并望以铜钱一千为银一两定其罪，亦犹内郡国以绢论。’从之。”这说明开始因主要用铁钱，所以就用铁钱作为计量标准，后来又因铁钱币值不稳，现在又改为以铜钱、白银作为计量定刑的标准。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诏两税及诸课利钱率十分输铜钱一分”[5]。《长编》卷二○载，宋廷同时解除了不许铜钱入川的禁令，规定：“自今两川民许杂用铜铁钱，即不得出他境。缘边戒吏谨视之，犯者论如法。”同书卷二三又载，次年，转运副使、右赞善大夫张谔建议：“旧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二百，望增为千钱，可以大获。因复铸铜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令输银及绢，俟铜钱多，即渐令输之。”诏书只同意买夷人铜每斤给五百铁钱，这样，“卒难得铜”。看来，宋廷是拟在四川大量铸造铜钱，是否实施不得而知，大抵即使铸造了数量也很少。
据《长编》卷二三，这时，西川转运副使右补阙聂咏、同转运判官秘书丞范祥建议：“民乐输铜钱，请每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即全取铜钱。”“诏从其请。”到太平兴国七年，两税及诸课利钱已有十分之三征收铜钱。这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民萧然，益苦之。或剜剔佛像，毁器用，盗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这时，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上奏讲了此种弊病，朝廷就派使臣吴承勋驰传至成都府审度利害：“［辛］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或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责之曰：‘君等御前及第，天子门生，何得不为长久计，仅为聂补阙、范秘丞乎？’乃皆言其不便。”吴承勋回京就把他们的意见向朝廷做了禀报。于是同年八月，宋廷下诏：“剑南东西、峡路诸州，民输租及榷利，勿复征铜钱……禁诸州不得擅增物价。”
此时，又有人向朝廷指控聂咏、范祥、东川转运使宋覃、同转运使卜伦“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朝廷便把他们召回，“皆下御史狱。咏、覃杖脊，配役将作监；祥、伦免为庶人”[6]。东、西川两路转运司官四人同时犯这种罪，受到这样严厉的处罚，使人怀疑其中是否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此不赘言。然而这样一来，四川重全又用铁钱纳税了（按：《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附弟安易》载赵安易任知兴元府，“先是，两川民输税者以铁钱易铜钱。安易言其非便，请许纳铁钱，诏从之。［太平兴国］九年，起拜宗正少卿”。据此，纳税许全用铁钱，也是由于赵安易的建议），铁钱在四川的主币地位就更加巩固了，铸造铜钱的事也就不急迫了，或许就此停止了。
缴税许全用铁钱，百姓为求铜钱所受的痛苦是解除了，但铁钱贬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对于这个问题，官员中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是公开宣布铁钱贬值，一种是采取强制措施维持铜、铁钱等值的旧规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会要》载：
［太平］兴国九年（按：即雍熙元年，984年）韶州陕路（按：当作“西川峡路”）旧许以铁钱四百易铜钱一百，今罢之。先是，西川转运使刘度建议如此，至是盐铁使［王］明言：“官既换易，即私下必更增添铜铗钱，遂至长起物价。乞降估之。诸物价钱各仰本处检会未使铜钱之时近年时估物价，晓示指挥，买卖之人不得违越。若或减价一任随时。敕命才行，人心以泰，能久晓示，固是永便公私。切知近来渐增物价，乞申旧诏。”从之。[7]
显然，刘度主张公开宣布铁钱贬值，而王明认为这样会导致铁钱进一步贬值，造成物价失控；朝廷起初听从了刘度的意见，后来又转而同意了王明的意见。事实证明，用强制办法并不能阻止铁钱贬值，于是便有了赵安易铸大钱的主张。
淳化二年（991）十一月，宗正少卿赵安易上奏说：“尝使蜀，见铁钱轻而物价踊，每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请如刘备时，改铸大钱十当百。臣愿得专其事，不三二年，民得轻货，物益贱，有大功利。”宋太宗下令召集三省官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都认为：“刘备时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乃患钱多，若以多改制，必不久。”而赵安易却坚持己见，不断向朝廷申请，于是宋太宗召见赵安易。赵安易极力向宋太宗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宋太宗令政事堂官员讨论此事。结果政事堂官员（以宰相为首）都认为赵安易的意见可行，宋太宗便决定派赵安易到四川经营此事。赵安易准备动身之时，盐铁使李惟清又出来反对说：“蜀土铸钱，行之已久，公私获济。官吏千百余计，未尝有言者。安易轻恣胸臆，变易法制，若以一钱当十，贫民卖物旧得百钱者，今但得十钱，军人官吏受俸旧千钱者，今但得百钱，此尤非便。”宋太宗把李惟清的话告诉宰相，宰相又召来赵安易向他转述，于是又引起一番争论，弄得宰相不知怎样才好。这时，“度支使魏羽以为且可于一州铸大钱行用，以观其效。安易复私自募匠铸成大钱百余，销炼数四，皆灿然光洁可爱，捧持求见，云此坚好可用，因掷于殿陛下，示不可破者”（按：《宋史》作“募工铸大钱百余进之，极其精好，俄坠殿阶皆碎，盖熔铄尽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诘，犹嘉其用心，赐以金紫，且遣其典铸”）。宋太宗被赵安易的执着所感动，就决定听从赵安易的意见，并且“御书钱式，遣安易与供奉官尹荣赍诏诣川峡诸州，冶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又下令：“诸州旧贮小钱悉辇送，民间小钱亦许送监，计其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8]
赵安易到四川一年以后，“裁成三千余贯，众口藉藉，以为不便”。朝廷“又遣使询蜀之官吏居民，亦皆以不便为辞。会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即令罢冶铸（原注：别本《实录》，遣赵安易、尹荣等诣川峡铸钱在淳化三年六月甲戌，今从本《志》。安易，普之弟也）”[9]。于是改铸当十大铁钱的事就此告一段落。
对赵安易主张铸大钱一事，至今史学界仍看法不一。以货币学理论进行分析，宋朝要在四川长久维持铜铁钱等值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这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把铁钱铸行量控制在最低限度内。这不但要求官方少铸，而且要求禁绝盗铸。据《长编》卷五九记，宋太宗在位时期“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铁］钱五十万贯”，就四川一个地区而言，这一数量显然已是过多了。由于铜、铁钱等值，盗铸铁钱是有利可图的，故而难保当时没有盗铸。所以，铁钱的贬值几乎是必然的。铁钱既贬值了，说明铁钱的数量已是过多了，赵安易却要求铸成本更低、面值更大的大钱，等于增铸更多的铁钱。以此种方法解决铁钱贬值的问题，近似于火上浇油，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
正当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宋朝朝野间关于铁钱的争论暂时搁置。淳化四年（993）二月，四川发生了王小波农民起义。次年正月，义军攻占成都。宋朝派兵镇压，至本年秋季才了结此事。战乱结束后，赵安易又重提在四川铸行大铁钱的要求，被朝廷拒绝。此年，宋廷令“两川以铜、铁钱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民颇便之[10]。”这说明宋廷又转而接受了主张让铁钱公开贬值的意见。
但这时恰好情况有变化：在战乱的两年多时间里，四川停铸铁钱，造成铁钱购买力一定程度的回升，一比十的比价竟高于实际比价。《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载：“［张咏被任命为知益州］会诏川陕（峡）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咏上言：‘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纳铜钱。’真宗即位，加左谏议大夫。”或许张咏的建议被接受，一比十的统一比价被取消。
但这时，四川官员和士兵的薪俸却还沿用早先的比价，显然已不合适。至道三年（997）十月（按：时宋真宗初即位），知益州张咏上奏：“兵士所请钱乞依元降宣旨，铜钱一文与折支铁钱伍文。”与此时间接近，峡路转运使韩国华也在回朝时上奏：“川峡州县幕职官等所请月俸，铜钱一文止折铁钱二文，望增加铁钱分数。”于是宋真宗“令支铜钱一文易给铁钱五文”[11]。
随着局势的平静和铸造铁钱的恢复，宋真宗即位以后四川铁钱又继续贬值，咸平三年（1000）西京左藏库使杨允恭上书言川峡铁钱之弊，曰：“凡民田之税，昔输铜钱之一，今输铁钱亦一，而吏卒奉旧给铜钱之一，今给铁钱五；及行用交易，则铁钱之十，为铜钱之一。且民入田税，以一为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给，增一为五，官又失其四矣；吏卒得五用十，复失其半矣。臣在先朝，尝陈其事，愿变法以革其弊。先帝方议行之，会贼顺叛扰而止。今陛下继承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且饶、信之铜，积数千万，若遣运于荆，达于蜀，蜀素多铜，俾夔、益遂各置监鼓铸，岁用均给，不十年，悉用铜钱矣。”[12]杨允恭此奏，指出了四川货币制度的许多弊病。他建议在四川广铸铜钱并全用铜钱不失为一种有见地的见解，但此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不过，据说“议虽未用，然自是吏卒俸给，始改用十铁钱易铜钱之一”[13]。
关于俸给折算的新规定是本年五月作出的，宋廷先是下令：“川峡官吏将校请受铜钱一准铁钱五者倍给。”随又补充说：“应川峡州军屯驻、巡检诸兵士及校帅，凡请受当请铜钱一文折支铁钱五文者，并与支铁钱十文，及川峡州军诸色职官、使臣料钱并驿料内钱等亦如之。”[14]
《长编》卷五二又记：“［咸平五年七月癸亥］诏增川峡路京朝、使臣等月给添支及羊直，令如铜钱界。其知州公用酒亦如之（原注：《韩国华传》云：‘国华为峡路转运使。旧制，川峡官俸悉支铁钱，资用多乏。国华奏增其数，至今便之。’疑即此）。”正文措辞含混，具体意思无法知详。注文不知是否为李焘本人所加，大约是错的。前文已述，《会要》载韩国华提此建议是在至道三年前后。又《河南先生集》卷一六《韩公［国华］墓志铭》载韩国华“至道二年，以屯田郎中充京东转运使，移峡路转运使。真宗听政，迁都官郎中，还朝权判大理寺”。又记韩国华任峡路转运使是在宋真宗即位以前，而宋真宗一即位就被调回，所以据此推断他提建议的时间也应在至道三年前后。所以，宋廷接受韩国华建议给四川官兵增俸钱应是至道三年的那一次，而不是咸平五年的这一次。
三 景德大铁钱与祥符大铁钱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宋廷命令四川铸行景德大铁钱。李焘记：
［景德二年二月庚申］先是，益、邛、眉等州（原注：本《志》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钱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15]
自从王小波、李顺于淳化三年起义，到景德二年已十多年，据李焘记一直未恢复铸钱，导致了钱币缺乏。对此，笔者是有疑问的。因为在停铸以前，宋朝在四川已铸行铁钱达二三十年，即以每年铸50万贯计，从开宝三年正式置钱监到淳化三年停铸，20年间应铸1000万贯。这样多的铁钱只在四川行用，虽说十多年不铸新钱，也该够用了。况且停铸钱正好是铁钱因供大于求处于不断贬值状态呢！笔者以为，这时的“钱益少”，实际是一种同“钱荒”一样的假象（详参“钱荒”一章），或者说只是相对缺乏。宋廷这时为什么不恢复铸小铁钱呢？李焘没有讲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铸小铁钱赔钱。小铁钱的重量比铜钱稍重，每贯成重六斤半（按：《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小铁钱10贯重65斤），约用料7斤，则10贯约用料70斤、成重65斤，这一重量为一贯景德大铁钱的二倍有余。这说明同样钱数的景德大铁钱比原先的小铁钱少用一半以上的原料。宋廷铸行景德大铁钱实际就是发行一种低成本的大钱。
这里，我们应当对李焘的记述略作补充的是，据宋人刘琦、尹洙、欧阳修等记，参与此项决策的还有一名叫谢涛的官员。刘琦记：“［景德年中，再知益州］上命谢涛抚蜀，谕公（张咏）曰：‘得卿在蜀，朕不复有西顾之忧。’因诏公与涛议铸景德大铁钱于嘉、邛州，一当小铁钱十、铜钱一，于今便之。”[16]尹洙记：“［景德中］诏公巡抚益州两路，又别受诏与益州张公咏同议铸大铁钱利害。于是考铁价与旧钱，更相均准。故下不得盗用（铸？）而物价长平，蜀人至今便之。”[17]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一二《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墓志铭》也记：“［改屯田员外郎］是岁，大星见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检益利两路……又议大铁钱，至今行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尹洙的记述，其中讲“考铁价与旧钱，更相均准”，可见决定铸大钱时考虑到了铁价和旧小钱的购买力，这说明虽然有钱币缺乏的表象，但是旧小钱的购买力并没有提高多少，所以铸行大钱以后，仍规定每小铁钱十折铜钱一。铸行大铁钱的好处，是在低价位上缓和了钱币缺乏的矛盾，同时暂解决了官方铸钱赔本的问题。
《会要》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一日，诏川陕（峡）四路赃钱、赏罚钱以小铁钱十当一。”[18]这说明当时小铁钱仍未升值。此书又载：“［大中］祥符六年，益州路转运使赵稹上言：‘两川大铁钱公私未便，见管铜数颇多，欲铸成大铜钱一以当十。’命三司相度利害以闻。”[19]即是说，此时大铁钱又发生了问题（何种问题原书未做交代），赵稹大胆地建议铸大铜钱，但此建议未被采纳。
次年，宋廷接受了知益州凌策的建议，在四川铸行减轻大铁钱。李焘《长编》卷八二记：［大中祥符七年二月］西川用景德新铸钱将十年，以铁重，民多熔为器，每一千得铁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转运使赵祯（按：即赵稹，此为李焘追述语）言其非便，请铸大铜钱一当十。诏三司议未决。知益州凌策请减景德之制别铸大铁钱，每一千重十二斤十两，仍一当十。其旧钱亦许兼用，且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铁少则熔者鲜利。乙亥，诏从其请据李焘所记，乃知大铁钱又遇到了钱轻铁重的老问题，这次表现形式主要不是官方铸钱赔本（其实赔本是不言而喻的），而是钱币被熔化制器。据《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会要》，凌策提此建议的考虑是：“钱轻则行者赍，铁少则熔者自息。”即是说，原先的景德大铁钱每贯既可熔为器卖钱二千，则只用原景德大铁钱一半的铁所铸的一贯钱再被熔制为器就只能卖一千，这样熔钱者就无利可图了。这就是新的减轻大铁钱用料标准确定的原则。
李心传在记述了四川依据凌策建议铸行减轻大钱之后，接着讲：“嘉州监名丰远、邛州监名惠民，止于两川置炉鼓铸。”[20]其中“两川”依上下文，似应作“两州”，如果确实如此，则铸减轻大铁钱的当时只有两个钱监。这里，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宋初以来四川铸铁钱设钱监的情况。如前所述，宋朝在灭掉后蜀之后不久，地方官就曾经营铸钱，但似乎没有正式设监。从记载看，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四川铁钱监是雅州百丈县钱监。到淳化三年王小波事发时，至少已有益、邛、眉（一说无眉州有雅州，又或记另有嘉州）三州钱监。初铸景德大铁钱时，只在嘉、邛二州钱监铸造。以上都没有讲到兴州钱监，宋真宗时，兴州钱监始见于记载，欧阳修记：“［真宗时薛奎］徙知兴州，州旧铸铁钱，用功多，人以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为利，而收其铁租以铸，悉罢役者，人用不劳。迁太常博士。”[21]《宋史》卷二八六《薛奎传》也载：薛奎“徙知兴州，州有钱监，岁调兵三百人采铁，而岁入不偿费。奎奏听民自采，而所输辄倍之。迁太常博士”。都记述了宋真宗在位时期薛奎经营兴州铁钱监的情况。但兴州钱监创建时间却难以确知。
到宋真宗末年，据《长编》卷九七记：“铸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有监，后废之。大钱贯重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岁铸二十一万余贯。铜钱行于天下，铁钱止于川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