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稳定铸行到嘉祐停铸
自从宋真宗景德年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议和以后，宋朝较少有大的战事，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四川铁钱自从铸行祥符减轻大铁钱以后，也稳定了几十年。在此期间见于记载较大的关于四川铁钱的事，只有数件。
《长编》卷一○三载，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三司上奏提出：“兴州济众监旧铸钱四炉，岁凡铸五万三千贯，比来民输铁不足，而所铸钱行兴界有余，请权减一炉。”此奏准行。这样，兴州监岁铸铁钱由5.3万贯应减少到4万贯上下。
庆历年间，又有梓州路不经批准，擅自于合州置监及熔销旧小钱事。《长编》卷一五七记此事谓：“［庆历五年十一月］丙申，降梓州路转运使、司封员外郎崔辅知邠州，转运判官、太常博士张固小知处（处知）州。初，辅等言：‘欲于广安军鱼子铁山采矿炭，置监于合州以铸钱，及销旧小钱铸减轻大钱。’未得报，乃先牒合州，度地置监。合州奏其事，特降之。”大约梓州路官员光考虑局部利益，其做法不利于四川全局，故受到严厉处分。从此后人们议论的铁钱供过于求的情况看，大约这种情况在庆历五年已有所显露，所以增置钱监只会造成四川钱币的进一步混乱。
《长编》卷一五八又记：“［庆历六年四月］壬寅，以兴元府西县铸钱监为齐远监。”[22]使人产生疑问的是，此钱监不明系铜钱监还是铁钱监，兴元府西面的兴州产铜，此监铸铜钱是有条件的，但若铸铜钱，只能用于陕西。西县钱监也可能是铁钱监，因邻近的兴州即有铁钱监，但这样近设两个铁钱监似不经济。
在铸行祥符减轻大铁钱以后，经过了四十多年，到宋仁宗嘉祐年间，由于四川铁钱数量过多，宋廷下令暂停铸造。关于这次停铸的建议者，史籍中有三种记载，往往引出混乱。
第一种记载，是说此决定系宋廷接受张方平建议而做出的。苏轼《东坡后集》卷一七《张文定公墓志铭》记：张方平自知益州“复以三司使召还，奏罢蜀横赋四十万，减铸铁钱十余万，蜀人至今纪之”。北宋人龚鼎臣《东原录》也记：“兴州济众监每岁铸钱七万余贯，近张方平自益州入作计相，因减课程一半，并嘉州监亦减半，惟邛州监亦（按：亦字疑衍）依旧。以两川钱轻物重，欲减半后钱渐少，而贵物欲轻故也。”《长编》卷一八三也记：“［嘉祐元年八月癸亥］吏部侍郎、知益州张方平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调发，方平还自益州，奏……减兴、嘉、邛州铸钱十余万。蜀人便之。”此外，黄震《古今纪要》卷一九《本朝》、《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也有类似记载。
第二种记载，是说此事起关键作用的是王素。北宋王珪《华阳集》卷三七《王懿敏公［素］墓志铭》记，王素宋仁宗嘉祐年间“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成都府……铁钱惟行于两川，岁加铸无止，故钱轻而货重，商旅不能通行。公为罢铸十年，而物价差以平”[23]。《宋史》卷三二〇《王素传》也载：“［知成都府］铁钱布满两蜀，而鼓铸不止，币益轻，商贾不行，命罢铸十年，以权物价。”
第三种记载，是说此事因转运使赵抃上奏而成。《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元费著《钱币谱》载：“嘉祐中，赵公汴任转［运］使，以蜀钱甚多，嘉、邛州岁科衙前以铁，科民以炭，颇为扰。奏乞罢铸十年，以宽民力。四年，袷享赦书许之。”
大约三种记载都无大误，只是各从一个角度，故不够全面。其实张方平、王素先后出任知益州。张方平任知益州在前，他于嘉祐元年奉调回京任三司使，在三司使任上根据在益州时所见所闻提出减罢铸钱的建议。大约他是创议者。据清人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王素任知益州是在嘉祐三年，较张方平回京任三司使的时间迟二年，所以他应是附议者。赵抃作为本路财经事务的主管官员，大约也在王素提建议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宋廷在作出这项重大决策时听取了这三位最有发言权的官员的意见，也应是很正常的。从上引记载我们也可看出，停铸是分几步进行的。先于嘉祐二年或三年下令兴州、嘉州二州钱监减半铸造（按：当时三州岁铸27万贯，两州减半，恰与前引减铸十余万贯之记载相合。又据北宋人吕陶记，兴州济众监减半鼓铸是在嘉祐三年，详下文）。随又于嘉祐四年（1059）宣布嘉、邛二州停铸（按：因此二州铸钱数多，而兴州铸钱数少，此前已减半鼓铸，即每年只铸3万余贯，故这两州停铸有时被说成是整个四川铁钱停铸，其实是不确切的）。
关于嘉祐四年嘉、邛州钱监停铸，《长编》卷一九○记：“［嘉祐四年十月癸酉，袷于太庙，大赦］邛州铸铁钱权住十年。”《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载：“［初，皇祐年中］嘉、邛、兴三州铸大铁钱二十七万缗……嘉、邛以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以休民力，至是（治平中），独兴州铸钱三万缗。”费著及撰史者均记所停铸者为嘉、邛二监，似《长编》漏载嘉州一监。
二 北宋神宗以后至北宋末的四川铁钱
宋神宗时期，铜钱铸造在数量上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这对四川铁钱也有所推动。
大约与宋英宗的去世有关，四川铁钱嘉、邛二州停铸满十年后并没有马上恢复铸造，此事拖到宋神宗熙宁六年，李焘记：“［熙宁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转运司言：‘嘉、邛州罢铸钱累年，民间见钱阙乏，乞下三司相度，减半铸，与交子相权。’从之，仍令转运司岁具所铸钱数比较本息以闻（原注：《志》有此，七月四日）。”[24]这一记载表明，宋廷对恢复嘉、邛二州的鼓铸持谨慎态度，没有全部恢复，只是减半铸造。
嘉、邛州减半鼓铸的状况，至少持续到熙宁末年、元丰初年，因为毕仲衍《中书备对》中有如下记述：“［四川］四路行使铁钱”，“嘉州二万五千贯，邛州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四贯，兴州四万一千贯，已上三州铸大钱……（原注：大钱以一当十）。”嘉、邛二州总共每年只铸10万贯，显然仍属“减半鼓铸”。但此后不久，似即恢复全额鼓铸了。《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记四川铁钱情况：“兴州济众监，额四万贯文，旧额三万九千二百六十三贯二百五十文，每贯重一十二斤十二两；嘉州丰永（远）监，额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贯，旧额四万贯；邛州惠民监，额一十万九千八百五十一贯，旧额十二万六百二十二贯。”其取时大约为元丰年间（其铜钱各监铸数与《中书备对》略同），三监共铸（今额）23万余贯，已超过嘉祐元年以前之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书备对》记述说“一十三路行使铜钱，两路行使铜、铁钱，四路行使铁钱”，这表明四川已不是铜、铁钱兼行地区，而是只行使铁钱的地区。
四川在熙宁年间是否新增设钱监，史无明载，但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〇《南平军》记：夔州路南平军有铸钱监，“自元丰二年吴洪申请后，增铸至六万贯。名广惠监”。如王象之所记不误，则此监创于元丰二年以前，有可能是熙宁年间新建的。
此外，在元丰年间增设了雅州、万州二钱监。《长编》卷三一〇记：“［元丰三年十一月丁巳］三司言：‘乞依成都府路转运司奏，兴复雅州钱监，鼓铸钱且以二万为额，候将来成伦序每年铸三万缗。’从之。”同书卷三三五又记：“［元丰六年五月癸未］夔州路转运司言：‘万州铁矿甚多，乞创钱监，岁可收净利三万二千缗，应副本路。’从之。”二处钱监共铸铁钱5.2万贯。
元丰年间，由于官方想通过经营西北茶叶贸易获取利润，要求增加茶马司本钱，这样，兴州济众监的铸钱额有较大增加。《长编》卷二九一记：“［元丰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转运使言：‘兴州济众监每岁旧铸钱四万一千缗，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得息万七千缗应副茶场司。今依蒲宗闵奏请，增铸常使钱三万一千余缗，通旧铸及额钱总七万二千余缗，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可得息钱三万缗……’”据此，济众监于元丰元年铸额已增为7.2万贯。吕陶在元祐初年出使四川回朝上奏却讲济众监增额是在元丰三年，又另记了元丰四年的第二次增额，其谓：“臣伏见兴州济众监自兴置以来，岁铸钱六万二千贯（按：此说法与上引小异，前引记载有岁铸5万贯和7万贯二说），至嘉祐三年减半鼓铸……至元丰三年，顿增四万九千贯，以三万贯充茶本。四年，又添二万贯，每岁共铸十万贯文。”[25]尽管两人记载小有差异，但济众监在元丰年间铸钱数量有较大增加却是没有疑问的。
宋真宗祥符年间铸行减轻大铁钱时，规定每一大铁钱与铜钱等值，但不知何时始，官方已规定二枚大铁钱与一枚铜钱等值了。《长编》卷二六一记：“［熙宁八年三月］戊戌，知成都府、龙图阁直学士蔡延庆言：‘……又川峡计赃，以铁钱二当铜钱一，加之案问欲举，率皆减等，赃重者犹不至配法，无所惩艾……’”时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一〇《铁钱》也讲：“［皇甫士《高士传》载铁钱二当一铜钱］今铁钱止行于川峡，而二当铜钱之一，自尔时已然也。”可知不知何时始，大铁钱又贬值一半了。
《长编》卷二九一又记，利州转运使请求将蒲宗闵要增铸的“一半大钱欲并铸折二大钱，不惟便于行用，兼省工费”，但宋廷的答复却是“仍令止铸本路见使钱”。而吕陶上奏时也提到：“知兴州陈鹏曾具利害陈奏，乞铸减轻钱，岁可减钱铁四十余万斤，民间深以为便。盖现今行用铁钱颇重，若稍裁损，即轻省易为赍操往来，公私两便。伏乞检会施行。”利州路转运使讲的折二大钱，显然是折二枚祥符减轻大钱的大钱，而不是仅折二小铁钱的大钱，不然就不可能省工费。而吕陶、陈鹏则主张铸行比祥符减轻大钱再减轻的大钱。两种意见看似不同，实际却是一致的，即都主张再次降低铸钱成本。
宋神宗时期推行新法，赋税中征收货币的比例大为增加，这也导致了铁钱购买力的提高及与铜钱比价的变化。《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三载：“元丰二年十二月四日，成都府、利州路钤辖司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得铜钱之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盗贼浸多。’法寺乞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从之。”《长编》卷三〇一同年月戊戌条、《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所载略同。宋廷在刑法折算上按铁钱一钱半折铜钱一钱的折算办法，但不知刑法这一折价办法是否被推之于其他领域。
从宋哲宗即位至北宋末年，宋朝政治、军事上大事迭起。蔡京做了宰相以后，又在全宋范围内大变盐、茶、酒及钱币之法，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其他方面，四川铁钱的变化很少见于记载，我们无法系统地描述其发展过程，只能根据现有资料作些叙述。
李焘记：“［元祐元年三月］戊辰，户部言：‘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蔡朦奏：铸钱三监以桩茶司本钱。比年坑冶兴废（发？），铸钱有限，铁货积滞，而人户坑冶净利并输见钱，过限则罚，迫于罚限，则必贱售。乞令以合纳净利钱折纳铁，应副铸钱，愿输见钱者听。’从之。”[26]这一记载表明，当时四川由于铁矿开采状况较好，铸钱原料供应充足。
《长编》卷四一二又记：“［元祐三年六月丁亥］工部言：‘嘉州丰远监岁铸钱八万有奇，止以职官兼领，请依旧置监官一员，于本路选举，其姓名申吏部。’从之。”可知此时丰远监仍沿用元丰年间的定额，前此一度让本州职官兼管，现重又改为专设监官。
绍圣年间，四川又增设广积监。《系年要录》卷一六九记：“施州广积监者，起于绍圣三年，其所用炉料，悉于清江县籍定人户家业敷买。”《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绍圣三年十二月］癸酉，置施州铸钱广积监。”《宋史》卷八九《地理志》则载，夔州路施州的广积监，“绍圣三年置，铸铁钱”。广积监在北宋时期每年的定额不见记载，估计不会多。
宋徽宗在位期间，陕西发生铁钱贬值问题，因陕西地处宋朝西北边境，宋廷决定允许陕西铁钱入川，以此达到缓和陕西货币危机的目的。《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大观四年］利州提刑司言：‘旧铜、铁钱轻重相寻，［陕西］以大铁钱一折小铜钱二，今大铁钱五止当一铜钱，比旧轻十倍。又流入川界，钱轻物重。’诏许陕西铁钱入蜀仍旧，尽释其禁，且命以今物价量宜裁之。”陕西铁钱入川，当对四川钱币流行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关情况失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