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初期的停铸及恢复
南宋初，战乱中四川各铁钱监先后停铸，但官方正式下令是在建炎二年（1128）。《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记：“川陕（峡）旧皆行铁钱，祖宗时，益、利、夔三州（路？）皆有铁冶，故即山铸钱。邛州旧铸十万缗，建炎初，转运判官靳博文以为岁费本钱二十一万，得不偿失，乃罢之（原注：三年六月乙卯）。”
李心传在这里措辞含混，使人不清楚罢铸者是三州钱监，还是仅为邛州一钱监。若所罢为邛州一监，则其他二监此前或已罢铸。另引文注中讲罢铸时间是建炎三年，而李心传在另一著作（《系年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中却系此事于建炎二年，大约后者较为准确。《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费著《钱币谱》也将此事系于此年：
建炎二年，转运司以铸钱数多，难于流转，造引数少，其价益高，奏乞依嘉祐四年赦文，权罢铸钱十年，桩留鼓铸本钱称提引价，不待报遂行。
他讲罢铸是依嘉祐四年赦文，这是李心传所没有言及的。事实上，四川铁钱停铸了18年，到绍兴十五年（1145）才设置了利州一监。《系年要录》卷一五四记：
［绍兴十五年秋七月］戌申，复置利州绍兴监，岁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之弊。用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请也。刚中言：“祖宗朝立法，约四川所有见钱对数印造钱引，使轻重相权。昨因军兴，调度滋广，印造浸多，又有司申请，为阙鼓铸本钱，遂罢钱监。其金州一带铜钱迤逦透入川路，相兼转用。铜钱不多有，而民间铸造农器、锅釜及供应官中军器，积日累月，销熔川钱殆尽，以致剑外州县全阙见钱行使。窃恐称提不行，牵连以里州县引法弊坏，有误国事。”疏奏，不待报遂行。刚中以利州山林多，铁炭易集，乃命本路转判官王陟董其事，置监官、检勘、监门、物料库官等陆员，军匠五百人，后增铸至十五万缗。大钱千重十二斤，小钱千重七斤有半。岁用盐官钱七万缗、三路称提钱二十四万为本，率费钱二千而去（得）千钱云。[27]
据此所述，恢复铸造铁钱的主要动机是称提钱引。文中讲郑刚中“不待报遂行”，这后来成为他受秦桧迫害的借口。《宋会要辑稿》职官七〇之三三载，绍兴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郑刚中被“责授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罪名是“擅自出卖度牒起置钱监铸钱，所收到钱直便支使”。在设监之前，郑刚中于绍兴十四年为铸铁钱做准备，下令征收“称提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称提钱》记：“称提钱者，郑亨仲（按：郑刚中字亨仲）改四川宣抚副使之岁，始命益、梓、利三州茶盐酒课及租佃官田应输钱引者，每千别输三十钱为铸本。于是三路每岁共得钱四十三万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以其二十四万七千缗为铸本，又得其赢余十八万缗有奇以助军食之用，至今不减。”《系年要录》卷一五七绍兴十八年五月乙丑条所载略同。
上引李心传记初“岁铸钱十万缗”，又说“后增铸至十五万缗”，似乎有个增加的过程，但起初的10万缗大小钱各多少未作交代，而《杂记》、同书卷一六九均记恢复之始即铸大小钱各5万缗，这里大钱应指当二钱，则大小钱各5万即是15万缗。究竟是否有个增加过程还存疑问。值得注意的是，郑刚中没有恢复北宋旧有钱监，而是另外设此新监，这说明此时铸钱条件有所变化。又上引讲大钱重12斤、小钱重7斤，其大钱的重量与祥符大钱接近，此种大钱后来明确为当二钱，而小平钱的重量仅相当祥符大钱的五分之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小平钱又是一种新的减轻大铁钱。又据李心传所记，利州绍兴监铸铁钱也赔钱赔得很厉害，等于花费二钱铸一钱。
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六三记：“［绍兴二十二年六月］丁丑，宰执进呈右朝请大夫、知嘉州王知远到任五事，论四川铁钱至少，自罢铸后，见今嘉、邛州及成都府各创都作院，以嘉、邛所产铁炭打造军器，赴利州桩管，数目不少。今边事宁息，将两川依旧鼓铸小铁钱。上曰：知远所论，于钱引实有利害，可委总领所同本路漕臣措置。后未及行……（原注：绍兴三十一年，邛州复铸钱）。”《中兴小历》卷三五却记：“［绍兴二十二年］六月丁丑，宰执奏知嘉州王知远乞罢铸小铁钱事。上曰：‘此于钱引实有利害，可令总领与漕司同措置。’”即对王知远上奏的内容作了相反的记述，李心传所记较详，大约更可信。但李心传在《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却记：“［绍兴］二十三年，嘉守王知远请复嘉、邛铸钱监，事下计司（原注：六月丁酉），于是复置监于邛州。”二者所记不同，然从下文可知，置监于邛州实为绍兴三十一年事，这又一次证明了近年有学者指出《系年要录》准确性胜于《杂记》的论断的正确性（按：参《文史》第四十一辑梁太济《〈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又《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载：“［绍兴］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应是沿袭了《杂记》的错误。
《系年要录》卷一六四又记：“［绍兴二十三年夏四月］乙酉，诏利州岁铸钱以九万缗为额，视旧额减五分之二（原注：二十五年七月丁巳所书可参考）。仍并铸折二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却记：“［绍兴二十三年］诏邛州岁铸三万缗，利州九万缗（原注：四月乙酉），共费本钱引十七万五千缗（原注：利州十一万四千，邛州六万一千），每千率费千四百。”如前所述，邛州钱监此时并未恢复，这里记述的邛州钱监的文字显然是系时系错了，这从下文所引可以得到证明。此处引文既讲9万缗是削减五分之二后的定额，则削减前的定额自是15万缗。此后一段时间铁小平钱停铸，只铸当二铁钱。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记，绍兴二十三年以后，“又铸折三钱”，但未说明具体时间。《系年要录》卷一六九又记：“［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直秘阁、两浙转运副使钟世明乞四川诸路应系大铁钱，并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责拘收。从之。”这里讲的大铁钱，应即是讲祥符大铁钱，即重12斤上下的大铁钱（钱文并不一定有“祥符”字样）。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又记：“［绍兴］二十五年，又诏利州铸大小钱各二万，凡大钱千重十二斤，小钱千重七斤有半，于是岁省鼓铸本钱三万。”据此，利州岁铸额又减为6万缗。
二 南宋时期四川的铜铁钱比价
北宋中期一文铜钱折计二文铁钱的比价到南宋仍然沿用，这从如下的记载中得到清楚的反映：
［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七日，权尚书刑部侍郎张杓奏言：“法者，天下之平。今泉货之用，铜、铁相准，在法有制。然四川郡县俗行钱引，以引定价，准之铜钱以定罪犯，遂致不侔，则有自笞入杖入徒、或应徒而流、或应流而死者。谓如强盗持杖铜钱五贯、铁钱十贯俱坐绞刑，若盗钱引十道，便以十贯为罪，市价止八贯，比之铜钱止是四贯，少一贯，遂处以死。又如枉法二十匹绞，计铜钱六十贯、铁钱一百二十贯。若受钱引一百二十道，便以一百二十贯计罪，市价止计九十六贯，比之铜钱止是四十八贯，少一十二贯亦处以死。由是言之，四川之法偏重，极可悯恤。欲望行下四川州县，凡以钱引定价科罪者，并依犯处市价为数。”从之。[28]
这段文字主要是讲钱引贬值引起的刑法问题，但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铜、铁钱比价是一比二。这一比价且在南宋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下引三段记载也可证明这一点：
［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诏：“四川进纳人依例每铁钱二文折铜钱一文，每铁钱一贯折川钱引一道。”[29]
乾道元年十月十三日，户部员外郎、江西京西湖北总领司马倬言：“近承指挥，令取拨四川白契税钱一百五十万贯趁本所桩管。缘四川系行使铁钱地分，计置轻赍赴鄂州军前，止得七十五万贯。”[30]
嘉定四年，诏：“以绢赃定罪者，江北铁钱依四川法，二当铜钱一。”[31]
当然，这时的铜钱和铁钱都发生了变化，二者的变化相比较还是铁钱的变化更大，每贯重由12.5斤减少至7.5斤，又减为5斤（当三钱）。
三 邛州惠民监的恢复及南宋中期的四川铁钱
南宋四川铸造铁钱除了利州监、邛州监之外，还有夔州路的施州、南平军钱监，其规模都很小。《系年要录》卷一八七记：“［绍兴三十年］初，夔路施州、南平军岁铸铁钱皆有定额，至是，施州以民户难得铁炭为词，令七分输正色铁钱七千余缗，三分折纳价钱，计三千余缗，并充省计之用。而南平军亦以矿苗渐少，岁铸仅千缗，视旧额不及十分之一。夔钱益耗矣。”《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铁钱》记：“施州旧亦铸钱万缗，南平军数千缗，绍兴末皆减。”《系年要录》卷一六九又记：“［施州］广积监岁额万缗，［南平军］广惠监万五千缗，皆供本州省计而已。”据此，施州旧额为一万贯，南平军旧额由一万五千贯降至数千贯，到此时施州减为七千，南平军减为一千，合计一万贯。这是难以同利、邛州相比的。到宋光宗绍熙末年，南平军广惠监被罢废。施州广积监则不知所终。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廷下令恢复邛州惠民监，同时对利州监的铸造额做出了新规定。对此，李心传、费著各作了记述，现引录如下：
［绍兴三十一年二月戌申］诏邛州复置惠民监，岁铸铁钱三万缗。利州六万缗为额，内大小钱各半。初，议者请复嘉、邛二州鼓铸。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刚中言：“嘉州无铁可用，乞令邛州以所造日额衣甲铁炭改铸夹锡钱，而令利州以铸钱所余铁炭对数打造衣甲，委遂（逐）州守臣提举措置，仍隶属总领所。”从之（原注：利州六万缗，计用本钱十一万四千余缗；邛州三万缗，计用本钱三万九千七百余缗……）。[32]
绍兴三十一年，臣僚奏请复置嘉、邛二监鼓铸夹锡钱。诏下制置司、总领所商榷。乃具奏，以谓：“嘉州所用铁，系拨于眉州铁场，其数不多，难以复置钱监。止就邛州置监鼓铸，经久可行。利州绍兴监仍岁铸大小钱共九万贯。”寻报可，遂以邛州岁铸折二钱一万贯、小钱一万贯，总领所给其费。[33]
据二人所记，建议者原拟恢复嘉、邛二州钱监，但因嘉州得不到充足的铁原料供应，故只恢复了邛州监。关于邛州监的岁额，二人所记相同，都是每年3万贯，即大小钱各1万贯。但关于利州监的岁额，却有6万贯、9万贯两种记载，如果把“六万贯”理解为大、小钱各3万贯，则合计恰为9万贯。这样，利州实际是用本钱11.4万余贯，铸9万余贯；邛州则是用3.97万余贯，铸3万贯。此时成本与成品之间的比价比南宋初已有所降低。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四川铸行当三钱，这实际是又一次铸行新的减轻钱。费著记此事最详：
淳熙六年，总领李昌图奏：“利、邛州两监所铸钱，官费本钱倍于息，且鼓铸有限，而民间链销无穷，若不更革，钱重引轻，必坏引法。乞罢铸两监折一小钱，比折二钱稍增铢两，改铸折三大钱，及将崇宁、大观折二大钱并作折三行使。”诏从其请，逮今行之，以为利焉。[34]
据此所记，铸行当三钱的动机是因为铸铁钱本多利少，民间铁重钱轻，所以很多铁钱都被熔为器具了。这种情况南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七《议节财疏》也讲到过：“今蜀中所用铁器，多是销铁钱。愿更申明此禁，亦救四川钱荒之一耳。”新的折三大钱，只是比旧折二大钱“稍增铢两”，而与崇宁、大观折二钱大小重量接近，所以说它实际是一种新的减轻钱。文中讲“逮今行之”云云，其“今”显然不应是元代，但究竟所指为何时则不得而知。近年已有学者指出费著《钱币谱》系成书于南宋，或许此处文字也可作为一个证据。
四川地区自北宋神宗时期已不行使铜钱，南宋孝宗时，有部分铜钱流入川东北，宋廷为此曾专门下令收兑流入四川地区的铜钱。《宋史全文》卷二六载：“［淳熙七年三月］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陆入川商旅、军兵附带铜钱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为川口，与商州接境，旧止用交子、铁钱，今乃兼用铜钱，深恐泄入它界，及四川毁钱为器之弊，乞下四川总所，委利路漕臣置场于金州给以交子兑换官私铜钱发赴湖广总所桩管。’从之。”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若四川铜钱，淳熙间易送湖广总所储之，后又交卸于江陵。”
如前所述，南宋绍兴末年四川利、邛二州共铸铁钱12万贯。淳熙七年改铸折三钱后，可能所铸钱额有所增加。《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淳熙十五年，四川饷臣言：‘诸州行使两界钱引，全藉铁钱称提，止有利州绍兴监岁铸折三钱三万四千五百贯有奇，邛州惠民监岁铸折三钱一万二千五百贯。今大安军淳熙、新兴、迎恩三炉出生铁四十九万五千斤，利之昭化、嘉川县亦有炉，新产铁三十余万斤。乞从鼓铸。’”据此，淳熙十五年时四川共铸折三钱4.7万余贯，折计小钱14.1万余贯。四川总领所主管官员建议再增铸额，史文却失载朝廷对其建议的处理情况。
四 吴曦之乱后至南宋灭亡前的四川铁钱
四川自从宋宁宗开禧年间吴曦叛宋投金以后，时时受战乱破坏，经济上大不如前。绍定年间（1228～1233），蒙古强行借道进入川北。蒙古灭金以后，宋、蒙于端平年间（1234～1236）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蒙军于端平三年十月（1236）攻入成都，将成都焚毁。此后，虽撤军，但淳祐元年（1241）、淳祐五年（1245）蒙军又两次攻占成都。到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蒙军已占领了四川的三分之二，宋朝只保有四川东部毗邻湖北的重庆等地。这种动荡的局势无疑对钱币铸行产生了不利影响。
然而正是在出现了吴曦之乱以后，在嘉定年间，四川铸行的铁钱钱文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此以前，无论是四川还是宋朝的其他地区铸行的钱币，钱的正面钱文一般都是“□□通宝”或“□□元宝”，有些面额较大的钱则为“□□重宝”，其中“□□”是年号。而嘉定年间四川铸行的铁钱钱文除了“通宝”、“元宝”、“重宝”这三种外，还另有“之宝”、“至宝”、“兴宝”、“新宝”、“安宝”、“泉宝”、“封宝”、“隆宝”、“大宝”、“全宝”、“正宝”、“崇宝”、“万宝”、“洪宝”、“永宝”、“珍宝”、“真宝”等多种。在十多年中钱的正面钱文如此多样，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至今还是一个谜：是宋廷为庆祝平叛的胜利，还是四川地方官要以此祈福禳灾？抑或是什么别的缘故，不得而知。在近年出土的嘉定铁钱中，背文有带“定”字的，有人认为是嘉定府所铸，如果确实如此，则说明宋廷又决定在此恢复了丰远铁钱监。
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四川铸行当五钱，这实际又是一种新的减轻钱。《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行当五大钱事始》记：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初行当五大钱。时陈逢孺总领财赋，患四川钱引增多，乃即利州铸大钱，以权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欲尽收旧引，乃又铸于邛州焉。利州绍兴监钱，以“圣宋重宝”为文，背铸“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监，以“嘉定重宝”为文，背铸“西二”二字，又篆“五”字。两监共铸三十万贯，其料例并同当三钱。时议者恐其利厚，盗铸者多，而总领所方患引直之低，则曰：纵有盗铸，钱轻则引重，是吾欲也。方钱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创一监于眉州，论者以为丹棱虽产铁，岁额不多，而本郡又无薪炭。眉山之人亦以为不便，上下骚然，数月乃罢。由是止铸于利、邛二监焉。
文中讲“其料例并同当三钱”，说明此次是用一枚原当三钱的料铸一枚当五钱，引文说二监共铸30万贯，这一钱数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多，不过所用原料只比以前增加了半倍。这里应当说明，前述宋廷于嘉定元年曾下令四川铸行当五钱，从存世和近年出土的铁钱看，此后四川仍有当三钱铸行。[35]
嘉定元年所定利、邛二州岁铸钱30万贯的数额在宋代是一个较高的定额。但是，这一数额似未保持很久，到嘉定七年（1214）冬十月邛州嘉定监被罢废[36]。两个钱监废掉一个，铸钱数量肯定会减少，但详情无考。从存世和出土的铁钱看，嘉定监可能后来又被恢复，具体年代不详。
嘉定七年以后，关于四川铁钱的情况就不复见于文献记载，但从大量考古资料看，此后四川铁钱的铸行还长期进行。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利州绍兴监铸造折五、折十钱[37]。气嘉熙年间（1237～1240），邛州惠民监铸过当十钱。淳祐年间（1241～1252）四川铸造过当百大铜、铁钱，铜钱最重70克、最轻14克大铁钱重量不详[38]。
由于蒙军于端平三年攻入并焚毁了成都，利州监、邛州监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此后很难维持生产。存世的和出土的四川铁钱端平年以后铸造者很是罕见，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百钱很可能已不是利、邛二州所铸，究竟铸于何地，尚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