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熙丰年间陕西整顿铁钱
宋仁宗晚期的陕西新钱法，包含着不合理成分，即造价不一样的当二铜钱和当二铁钱，却在等值地行用。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两种货币造价相差悬殊，而通过行政手段使其等值行用时，就势必引起盗铸的泛滥。另外，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新法，对社会经济影响颇大，陕西钱法也受到较大冲击。
《长编》卷五一二载，宋哲宗元符二年，泾原路经抚使章楶曾对宋仁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陕西私钱泛滥逐步严重的过程，作了如下的记述：“至和已后，官司鼓铸不精之弊起于率分钱。所谓率分钱者，每工所限日铸之数外，有增益者酌给众工，财利所司所贪者钱多，监临之官又以额外铸钱增数为课利，折二大钱不复精巧如法矣，盗铸遂复擅利于天下。官司不治其本，乃欲救其末，滥钱皆输于官矣。而豪宗富室争蓄大小铜钱与旧铸大铁钱，故在市买卖细分为六等：以小铜钱为一等，［大铜钱为一等，］旧铸至和铁钱为一等，新铸折二铁钱为一等，私铸楞郭全备钱为一等，私铸轻阙怯薄钱为一等。凡仓库所出者，皆大小铜钱、新旧官铸大铁钱，所纳处既不复多得铜钱，所输于官者，皆新旧折二铁钱及私铸钱耳。然其弊亦未甚为害也。治平四年，因臣僚建议，朝廷有指挥，不能全记其文，大概以为：除阙薄漏贯、字样不明、不成楞郭外，余并令官司受纳，库务辄有退换，仍立刑名。自此滥钱荡然无禁。”
陕西钱币危机为官方所注意是在熙宁七年（1074）。《长编》卷二五六载，此年九月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都对陕西钱币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显然是得到了朝廷的某种旨意。吴中复的意见主要有四条：（1）“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2）“民间专行省抚大钱”（3）“民间所行私大钱一以一小铜钱买”（4）为防止官私省抚“大钱少，不足用”，乃以所买恶钱及私大钱改铸新钱。皮公弼的意见主要有三条：（1）尽买恶钱（2）用一年时间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新钱（3）暂不兑收旧通行铁钱。熊本的意见主要有四条：（1）反对收买恶钱及以铜钱兑收私大钱，因为这样做会使官府损失严重：“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尔，千钱为铁六斤（按：6似为16之讹。据时人范纯粹讲，铸当二大铁钱每贯用原料铁18斤，除去火耗等不应只有6斤），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即是说，官用铁钱40文买恶钱1斤，等于用40文换回20文；用小铜钱1000文兑大铁钱1000，等于用小铜钱1000文换得320文。官方的亏损是明显的。（2）反对立即行用新钱而禁止使用旧钱，理由是：“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省抚钱久废，公私百无一二。”“［旧］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且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无其三（按：似包括换小铜钱的损失和上缴恶钱的损失），何以救灾？”（3）他主张“请降钱式下所属，而禁用恶钱，犯者论如法”。（4）稍稍改变钱样，铸行“熙宁重宝”新钱。三人的意见不一致，“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
“逐司相度”尚未有结果，而永兴军路却迫不及待地擅自开始行动。《长编》卷二六〇记：“［永兴军路］安抚、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钱，一切禁断旧通用钱，而以铜钱易之，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而熊本以为如此则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后条约，推捡阙薄漏贯、字样不明等私钱，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销毁。应自来通用钱，并令行使如故。其官库不堪用铁钱等，即别置钱监，增圆物料，比省样微加别异，铸‘熙宁重宝’封桩，俟向去丰熟，奏取指挥。乃诏逐司具官司合改造数各计若干及如何措置以闻。”这就是说，永兴军路的收买私钱被制止，朝廷下了禁止私钱的命令，并决定另设钱监，铸新“熙宁重宝”铁钱，但因年景不好，推后实行。
随后，据《长编》卷二五八载，本年十二月熊本上奏中提到：“奉诏体量吴中复（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永兴军）、皮公弼（永兴军路转运使）、张穆之（永兴军路提点刑狱）、章楶（永兴军路提举常平）、蔡朦（永兴军路转运判官）等奏，议改使钱法先后异同及不系朝旨买人间私钱事。”看来朝廷让永兴军路的官员（不知为什么没有同时让秦凤路的官员一起参加讨论）再议论本路钱法事，而让熊本“体量”众人的意见。熊本在奏疏中提到，“访问民间全用省样钱，私钱已不售”。即是说，整顿钱法此时已有成效，恶钱、私铸钱已暂不流通。他在奏疏中又讲道：“王广渊（泾原路安抚使）、章惇（三司使）亦乞通（据注文，此通字当为如字）永兴军一路禁私钱，复华亭监，并铸红崖青铁钱。”即王广渊等建议要在渭州、商州置钱监铸新铁钱。针对熊本的上奏，“诏［吴］中复等奏议异同及不俟朝旨买私钱并放罪，令［永兴秦凤等路制置交子］赵瞻计会，逐司速相度以闻”。这证实吴中复等前此不经朝廷批准就先开始收买私钱了，大约熊本所讲的陕西私钱已不流行的情况与回收私钱有一定关系。熊本此时的态度已较前有所变化，即不再一概反对回买私恶钱，也不反对禁用私钱了。另外，他也表示赞同王广渊等的意见，要求增设钱监以加快铸造新钱的进度。
如果说在熙宁七年里，官方对于增设钱监铸新样铁钱还只是议论的话，那么在熙宁八年里，这些议论就开始得到实施了。《长编》卷二五九载，此年正月，“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按：据此，以前皮公弼的官衔前也应加权字）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清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皮公弼虽讲广铸是为了为交子筹集本钱，但实际此事却成为增设铁钱监大铸新铁钱的开始。
此年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司言：‘见管铁钱，转运司九万余缗，常平司十一万余缗，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并当改铸省样钱。欲除永兴、华、河中、陕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耀、鄜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第改铸伪钱，一年可毕；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然后专铸大钱。’从之，另委皮公弼总制营办”。这样，永兴军路改铸新铁钱的钱监一下子增为九个，其中有四个是原铜钱监，有五处是临时性的，商州、洛南、华、虢四处拟作为长期的，这当中华州原是铜钱监，按现规定就要成为铜、铁钱兼铸的钱监了。又《长编》卷二六○注文引《食货志》第六卷载，这些钱监的设置，“皆公弼首议，命专领之，而诏铸大钱才令补所废伪钱及可以待交子所用即止”。这一记载与令四钱监长期铸铁钱的说法矛盾，李焘不取大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上面所述讲的都是永兴军路的情况，秦凤路是否也增加了钱监呢？史籍似未作全面记载。《长编》卷二六一记，同年三月，“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监似为滥之讹）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委熊本总制营办”。这说明秦凤路也在铸新大铁钱。又《长编》卷二六八记，同年九月庚午，诏“岷州置铸钱监，令知熙州高遵裕、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铁冶暴发，若增置一监，岁可得缗钱四十万。’故命置焉。仍遣左班殿直孟璋选秦凤、永兴军路配军充工役，以五百人为额，不足，即选邻路”。次年五月“赐监名曰滔山”。这说明，熙宁八年三月以前，秦凤路已有通远军（后改巩州）威远监铸铁钱，此后又增岷州滔山监。
《长编》卷二七四载，熙宁九年二月，宋廷曾一度因财政上有困难，派官员汪辅之赴陕西在官库现有私铁钱中（不知是否包括回收上来的）拣选形体较好的拟用于支用。但此事立即遭到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的反对，他说：“比者改铸私钱悉为省样，盗铸屏迹，人情少安。今又许通使私钱，恐盗铸复起，钱色经久难辨。”于是朝廷只好“诏三司指挥汪辅之所简铁钱未得通行”。
《长编》卷二七七载，同年七月，针对民间对于官方关于省样铁钱与铜钱同等使用的命令心存疑虑的情况，宋廷又下诏申明，并以刑法相威胁：“如有所犯，即行严断，仍令众五日。”看来这次整顿是较有成效的，经济秩序得到稳定。当然，获得成效也是以百姓的痛苦为代价的。时人刘攽写诗道：“关西居人多闭屋，屋底老翁相向哭。县官禁钱钱益轻，百姓无钱食不足。平时斗粟钱百数，今者千钱人不顾。大家萧条无十金，小家流离半逵路。”[25]
到了毕仲衍撰《中书备对》时，陕西计有六个铁钱监：即虢州在城监、虢州朱阳监、商州阜民监、商州洛南监（以上四监每年各额铸折二大钱12.5万贯）、通远军威远监、岷州滔山监（以上二监每年也各额铸12.5万贯，但原书未说明是否为折二大钱，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记为“大钱”）。这表明，华州原计划长期铸铁钱，似乎后来没有实行，此时已停铸铁钱了。然而《中书备对》反映的可能是元丰二年以前的情况，因为此年根据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的建议，通远军威远监已改为铜钱监。[26]另《长编》卷三三八载，元丰六年八月，“陕西转运司言：‘同州韩城县山铁矿苗脉深厚，可置钱监；及渭州华亭县博济监因循废罢，欲于黄石河铸冶务复置监，废秦、陇州铁监。’从之”。则永兴军路又增韩城监，而渭州黄石河监如果是铸铁钱，则秦凤路也增一铁钱监。
二 熙丰年间铸行铜折二钱
熙宁元丰年间，宋朝掀起了铸造钱币的热潮，陕西地区铸造钱币在数量上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除了铸造铁钱之外，官方也曾设法增加铸造铜钱的数量，所铸大约主要是折二大钱。
如前所述，陕西在宋仁宗时因铸当十大铜钱，先后建立了虢州朱阳监、商州阜民监和仪州（后隶渭州）博济监。到皇祐二年（1050）商州阜民监停铸。据《宋史》卷 一八○《食货志·钱币》记，“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百六十万缗”，仪州成为当时主要铸钱州之一，说明博济监还在生产，而朱阳监则情况不明。嘉祐四年（1059）大铜钱贬值为当二，此后陕西所铸铜钱，大约主要是当二钱。
熙宁三年（1070），发运使薛向请求“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买岑水场铜铅四百余万斤，运至陕西增铸钱百万缗以备边”，他的建议获准实施[27]。这表明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即由外地运原铜到陕西铸钱，这是前所未见的。但司马光则记此年“薛向乞于陕西置铸钱监”[28]。他的记述或许是有根据的，因为据《元丰九域志》载，永兴军路京兆府（永兴军）、陕州、华州三个铜钱铸钱监都是熙宁四年（1071）建立的（按：《宋史》卷八七《地理志》记陕州钱监成立于熙宁三年，记其他二钱监建立时间与《九域志》同）。这使陕西先后存在过的铜钱钱监达到六个。《长编》卷二四六载熙宁六年（1073），“权三司使薛向乞令永兴、秦凤……等路转运司，量留三司起发当出卖铜锡外，余并分与诸监铸钱。从之”。此事当也与增设铜钱监有关。
《长编》卷二二一又于熙宁四年三月权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调任权发运使项下记：“公弼在陕西，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文铜钱。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乃以当三，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查皮公弼任权陕西转运副使乃是本年正月，则建言时间当在正月到三月之间。这说明当时陕西只铸折二钱而不铸小平铜钱。据记载，后来宋廷推广折二钱，也是从陕西开始的。
《长编》卷二五四载，熙宁七年（1074），“秦凤等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五、折十钱，乞降御书字样。诏惟铸折二钱”。这是陕西地区出现的第七个铜钱监，也是铸折二钱的。但据《长编》卷二五六，此监仅存在约三个月就被停罢。原因是所铸“皆脆恶”。据《长编》卷二六〇，到熙宁八年时，永兴军路有永兴军、华州、河中府、陕州四铜钱监，其中河中府钱监为前所未见，不知何时所建，可视为陕西的第八个铜钱监。
前文已述，元丰二年（1079），通远军威远镇钱监改铸铜钱，则为陕西出现的第九个铜钱铸钱监。《长编》卷三一一载，元丰四年（1081），“置秦州铸钱监”，史书不载是铜钱监还是铁钱监，如果是铜钱监，则为第十个铜钱监。
《长编》卷三四二载，元丰七年（1084）正月，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上奏说：“铜钱三监所用铜、锡，乞额外给，依例封桩本脚钱。”他的请求获准施行。他的话可以理解为当时陕西只有三个铜钱钱监，也可以理解为陕西有三个铜钱钱监是依靠外地运来的原料铜、锡铸钱的。究竟哪种理解正确，还有待考证，但而毕氏《中书备对》、《元丰九域志·陕西》、《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等，也仅载陕西有三铜钱监，即永兴军（京兆府）钱监、华州钱监及陕州钱监。联系同年范纯粹上奏中讲到的当时陕西共有铜铁钱监九个的情况看，当时陕西只有三个铜钱钱监的可能性较大。《长编》卷三四六载，同年六月，宋廷下诏说：“陕西三铜钱监所增铸折二钱，每监以五万缗为额，息钱赐转运司。”这一记载表明此年宋廷曾下令三钱监增铸折二钱，这大约也是竭力想维持铜铁钱之间的某种平衡。
三 宋哲宗时期的危机
陕西钱币在宋哲宗在位时期爆发了危机。其实如前所述，造成危机的根源是很早就埋下了的。
此次危机的主要表现是铜、铁钱比价失控。元祐四年（1089）冬到五年初，苏辙出使辽朝，回到京城后上奏中说道：“见今陕西铸折二铁钱数极多，与铜钱并行，而民间轻贱铁钱，十五仅能比铜钱十，而官用铁钱与铜钱等，缘此解盐钞法久远必败。”[29]这说明铁钱贬值已比较厉害。苏辙晚年撰文记述元祐年间陕西钱币事说：“陕西岁铸铁折二钱二百万贯，用本一百万贯。铁贱铜贵，而与铜钱并行，又重而难徙，由此陕西币轻物重，商贩沿边者回，无以回货，非换盐钞则负铜钱以出。故铜钱日少，铁钱日多。官吏卒伍月得料钱，每一千当六百而已。而入中边粮及贩卖丝绢者率要重价。户部一造飞钞以给边郡，边郡以给商贾，持入元丰库请钱，尤为利便。是时四方商贾不行，惟陕西道路如织。微仲（宰相吕大防字）陕人，意尤主之。议者言陕西旧不铸钱，而内藏岁以细绢丝赐陕西漕，西边苦寒，得之易售，而今皆不行，故陕西尤困。元祐七年，刘忱、张景先以漕事同至京师，见予于东府。予问之曰：‘闻铁钱甚为漕司之患，今欲罢铸一百万贯，漕司既收铸本五十万贯矣，其余五十万贯以内藏细丝绵止据元价折充，漕司自以人般运于边郡，依时价出卖，以收军粮，于君便否？’景先起谢曰：‘本司之幸也。’忱观望而不答。然竟议不合而止。”[30]这两条记述，指出了问题的根本，即铸铁钱本小利大，官方铸行太多，且强令与铜钱等价行使。但他有些地方讲得不够清楚，即所谓“币轻物重”，主要是铁钱轻，铜钱并不轻，“官吏卒伍”所得料钱，大约也是铁钱，所以才“一千当六百”。苏辙主张减少铸行铁钱数量，固然可以减缓矛盾激化的进程，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讲解盐钞法久远必败，是有预见性的。其原因就在于官方坚持实行铜、铁钱等值流通的办法，商人以铁钱买盐钞，或请领盐货，或到京出卖换得现钱，利润过大，官方不能坐视，于是或在沿边提高卖钞价钱，或在内地限制商人请领盐货及压价买钞，这样势必导致混乱。
时人刘安世上奏（上奏的时间不详，大约比苏辙上奏的时间要迟）论及盐钞的弊病，说：“臣伏见陕西盐钞、铁钱之弊莫甚于今日。向者，盐钞沿边及近里州军转卖至京，随处价直增损不过三五百文，是致盐货通行，商贾获利。今则关陕每钞一席，价钱仅及十千，才至西京，所卖不及六贯；或就解池请盐一席，脚乘之费通约一十二千，搬至西京，止卖七贯已上，盐钞及搬盐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盐钞之弊也。”他又说：“陕西素无出产，道路附带钱物之人惟用盐钞，故不免添价收买。此盐钞与民争利也。”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讲的亏折，实际反映的就是铜铁钱间的差价，换言之，就是陕西铁钱的贬值情况。大约当时陕西铁钱的购买力，只有东部行使铜钱地区铜钱的购买力的一半。刘安世认为商人赔钱很多，是不可信的，因为虽然从钱数上看是赔了，而实际上或许并没有赔，或许还有赢利，因为铜、铁钱的购买力是相差很大的。刘安世也谈到了铜、铁钱的比价和二者间购买力的差异。他说：“旧制大铁钱之法，每一文当小铜钱二文，今则用铁钱一贯五六百文换易铜钱一贯，往往乘时尚或增长，此铁钱之弊也。”他又说：“陕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于界首计其米麦金帛之价，仅争一倍。”[31]既然铜、铁钱价差、购买力之差如此悬殊，盐钞在陕西怎能不贵、在东部地区怎能不相对低贱呢？
在上述铜、铁钱购买力差距已经拉大的情况下，官府尤其是地方官府再死守铜、铁钱等值使用的老规矩已是不可能了。而这首先自然从偏爱铜钱、厌弃铁钱开始，随后就出现铜、铁钱比价失控的情况。刘安世奏中也谈到了这一情况：“铁钱、铜钱，旧日相兼一等行用，更无轻重之别。自近岁以来，陕西官司计较鼓铸铁钱获利稍厚，诸处钱监罢铸铜钱，是以民间稍稍难得，或须用铜钱出入，即以铁钱加息一分换易。近日官司又令应系支给请俸及买卖等，只支一色铁钱，依民间分数加息出换，公私相竟渐次添价，始自一分，今至六七分矣。”[32]
《长编》卷五一二载，元符二年（1099）章楶、吕惠卿也在上奏时回顾了铜、铁钱比价失控的过程。章楶说：“今据渭州通判李百禄申，勘会到自元祐年已来至今铜、铁钱相换每贯分数……元祐三年内每铁钱一贯二十文足换铜钱一贯足，元祐六年内铁钱一贯二百文足换铜钱一贯足，绍圣元年内铁钱一贯四百文足换铜钱一贯文足，元符二年正月一日至今（七月间），铁钱一贯六百文足换铜钱一贯文足（即日民间亦无铜钱可换）。”吕惠卿说：“熙宁十年惠卿任本路经略安抚使，至元丰三年得替，任内亲见本路铜、铁钱相兼使用，不闻有轻重之异。唯有行路欲将铁钱换铜钱以便赍擎，有每贯不过加钱二十至五十文。至元丰末、元祐三年以前，每贯加至一百，盖是铜钱渐少，铁钱渐多，以致如此。元祐四年始下转运司，议罚（罢？）铜钱一等行铁钱，由此民间每岁换铜钱分数渐加，然不过一百以至四百。至八年，始罢铜钱，方加至一贯五百。至绍圣元年，增加钞面钱出卖；四年，复罢官员、军人入便钱。以此铁钱益轻，每欲过铜钱地分者，至用二贯五六百文方换得铜钱一贯。”
《长编》卷五一六引邵伯温《题〈贾炎家传〉后》记述永兴军（京兆府，宋人或依唐代人称之为长安）附近铁钱的贬值过程。他说：“治平之末，长安钱多（重？）物贱，米麦斗不过百钱，粟豆半之，猪羊肉三四十钱一斤，鱼稻如江乡，四方百物皆有，上田亩不过二千，官员所携路费皆一色铜钱。熙宁四年，转运使皮公弼初变范祥钞法，增钞面钱以广缘边籴买，殊不知钞价增则钞法弊，商贾不通，物价贵矣。至元丰四年，边费益奢，遂增铸钱，自此钱法弊。铁钱日多，铜钱日少，物价日贵矣。钞法既变，尚用十二千买盐钞一席，商贾等及仕宦罢官入京者，将行至京师请铜钱六千，比旧买钞增半，卖钞仍用范祥法。漕司差属官一员在京师，以朝廷岁赐户部钱收钞。长安以至诸路州县商贾通，物价尚平。川绢二千一匹，河北、山东绢差贵三二百，他物准此。商贾尚多，南商南货尤多。至元符初，以铁钱四千换铜钱一千，于是铜、铁不复同矣。”《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述：“［陕西］熙、丰间铜、铁钱尝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按所述与前引差距稍大，待考），未闻有轻重之弊。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寢轻。”上引诸处所记铜、铁钱比价不尽一致，但我们从中仍可看出，大抵比价的失控是从元祐三年开始，到绍圣末、元符初年达到高潮。
吕惠卿又分析了造成铁钱贬值的原因，他提出五条：（1）“熙宁、元丰中，铜钱、铁钱兼行，若欲赍铁钱一贯，即可赍铜钱倍之，及欲过铜钱地分，有铜钱可换，即铁钱可以流行。自元祐间不用铜钱，其欲远行及过铜钱地分，无铜钱可换。”（2）“熙宁、元丰间，钞价东南盐钞每席贵不过六贯，贱止五贯，若往京师出卖，反有利息。遇边事如熙河用兵之时，边上钞价至贱，在京官中却用元价收买以平之，度支钱往边上，以故不计其费。今盐钞一席至十贯文，在京却用本钱收买，所失几半。”（3）“熙宁、元丰间，遇有边事，许诸色人于边上入便钱，却于在京、向南请领，仍支与加抬及脚乘不计其数。今官员俸余既不许入便，又已入便下钱者，足钱支与省钱，是官中自轻铁钱。”（4）“官中每岁籴买有出无入，钱并散民间。”（5）“官中出度牒及银绢之类，虽价例稍高，其实不得旧时铜钱之价。”
吕惠卿的这些分析，可以说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他极力美化熙、丰，是因为他是新党的骨干。如前所引，铁钱的贬值是个由渐变到激变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熙丰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的。
相比之下，李复的分析或许更切近实际。李复讲了两条原因：（1）“陕西自康定、宝元间西鄙用兵，支费不足，遂鼓铁为钱，边事宁息，即时罢铸。至熙宁九年，皮公弼主领漕计，复奏铸之，迨今二十七八年，所铸不知几千万矣。铁钱不通别路，聚集陕西，民间既多，此钱轻一也。”（2）“陕西百货皆视谷价高下。近年西边拓地，增筑州军城寨，添屯军马，急于年计，添价籴买，兼并、巨商蓄谷待价而不出，物价愈重，此钱轻二也。”[33]
他的分析可以简化为铁钱铸得多、粮物需求大。这些确实是铁钱贬值构因的主要部分。当然，他还是没有讲到另一重要构因，即要想让铁钱与铜钱长久地等值并行是不可能的。
四 把陕西变为铁钱区的尝试
铜、铁钱比价的失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物价的上涨。由于官府和私人都争抛铁钱，交易中就大量地使用铁钱，所以物价实际上是以铁钱为标准的。章楶在奏疏中谈道：“且以渭州言之，昔日米麦每斗不过百钱，今日每斗三百文已上。新边城寨收籴有至五六百文者。”吕惠卿则详列“钱轻之弊”八项：一是粮价成倍上涨，造成陕西边费开支增加；二是物价上涨，铸钱成本增加，官铸钱无利反亏；三是购买军需的费用成倍增加；四是官方雇用民工的费用成倍增加；五是内地往边疆运输铁钱的费用增加，使得负担此项役务的衙前役人破产；六是物价上涨，造成茶盐酒、商税的实际收入成反比例减少；七是官员军人实际俸禄收入减少，易生怨恨；八是雇募役人需要的钱增加了，给实施募役法造成困难[34]。吕惠卿所讲的“八害”，大抵都是由物价上涨造成的。这种上涨实际主要反映的是由以铜钱计价到以铁钱计价的物价变化，部分是反映了铁钱供过于求造成的变化。这种变化之突然和剧烈，给当时的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前引吕惠卿讲到元祐四年朝廷曾有意罢用铜钱只用铁钱，消息传出，造成了铁钱的进一步贬值。这消息可能是因常平司的举措泄露的。时人王巩《随手杂录》记：“常平司指挥诸州勿出铜钱，诸司遂效之，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矣，家家收蓄铜钱、轻用铁钱，由是钱贱而物加贵。”王巩没有说事情发生的时间，与上述记载相比照，似乎讲的就是元祐四年前后的事，特别是“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应就是泄密造成的，当然，也可能并不是常平司的人泄的密，但其举措等于向百姓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记：“陕西行铁钱，至陕府以东即铜钱地，民以铁钱换易，有轻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议限东行有税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许易二分，人毋得过五千。”这就是说，官方对以铁钱换铜钱进行限制，其动机可能是想减少官方损失，但这无疑会导致人们对铁钱的进一步轻视。在此前后，从史料记载看，宋廷在元祐八年以前，可能尝试恢复旧时状态，因此曾努力增加当地的铜钱鼓铸，决定将陕西境外兴州产的铜运往陕州、永兴军铸造铜钱[35]。
前引吕惠卿还讲到元祐八年，正式宣布罢用铜钱。此事《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记为：“［元祐八年秋七月］戊寅，令陕西沿边铁钱、铜钱悉还近地。”而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则记为：“［元祐］八年，命公私给纳、贸易并用铁钱，而官帑铜钱以时计置，运致内郡。商旅愿于陕西内郡入便铜钱，给据请于别路者听，仍定加饶之数，每百缗河东、京西加饶三千，在京、余路四千。”《长编》元祐八年七月的内容佚失，但陈均《九朝编年备要》二三于此年此月项下明记：“令陕西沿边专行铁钱。”则可证《哲宗本纪》所记有误。
元祐八年七月的这次罢用铜钱，似乎没有维持多久。《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记：“［元祐八年八月］庚午，诏陕西复铸小铜钱。”此事大约与宋廷想改变折二铜钱的发行办法有关，《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记：“折二铜钱又定钩致之法。初欲复旧，止行于本路，议者谓：关东诸路既已通行，夺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陕右所用折二铁钱止当一小铜钱，即折二铜钱尽归陕西，不直般运费广，猝难钩致，且与铁钱一等，虑铁钱转更加轻。乃令折二铜钱宽所行地，听行于陕西一路及河东晋、绛、石、慈、隰州，京西西京……等州，余路则禁。”这就是说，宋廷拟把相当数量的折二铜钱转移到陕西。然而，此项措施并没有改变陕西铁钱贬值趋势。绍圣三年（1096）七月，三省又上奏说：“陕西路比年铁钱益轻，钞价涌贵，公私受弊。”于是“诏度支郎中任公裕与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陕西等路茶马事陆师闵同本路转运司相度措置讲究利害”[36]。当时铁钱继续贬值，原卖6贯的盐钞已卖13贯，针对这种情况大臣中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曾布为代表，主张多卖盐钞以使盐钞自动降价；另一种以安焘为代表，主张公开宣布铁钱贬值一半。宋哲宗一时拿不定主意，只是说：“钱法恐须变。”
元符二年（1099）陕西第二次罢用铜钱。《长编》卷五一六记：“［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三省言：‘陕西州郡铁钱自来即无轻重之别，近日官司多置换铜钱，以致民间疑惑，钱轻物重。今差都转运使陆思（师）闵、转运副使王博闻、转运判官孙轸提举措置，仍令陕西路并禁使铜钱，违者徒二年，配千里，许人告，赏钱二百贯。又陕西民间见在铜钱并许于随处州县送纳，依数支还盐钞或东南钞，愿以铁钱对换者并支封桩钱，仍限三年纳换了当，仍具一年约用钞数申乞支降。诸色人欲入铜钱地分，许于陕府近便处官中兑换。换到铜钱并官库铜钱除量留换钱支用外，并津置三门，般运赴元丰库纳。陕西铸钱司计置到铜，般运就京西近便处置监铸造，充朝廷封桩。人匠并于陕西铸钱监那移。本路官铁钱有缺损轻薄不堪支使者，送监别铸。民间有私铁钱限半年陈首，免罪支铁价，违限不纳，依私钱法晓示。’从之。”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恢复铜、铁钱等价兼行的旧日状况，已少有可能，禁用铜钱，把陕西变为铁钱区，未必不是一条出路。但是，官方在禁用铜钱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不明智措施，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这次混乱的责任者，大约就是上面引文中提到的都转运使陆师闵。《长编》卷五一七记：“［元符二年冬十月辛亥］新永兴路安抚使陆师闵（按：《宋史》卷三三二《陆诜传附子师闵》记陆师闵在担任陕西路转运使后改任知秦州，应为秦凤路安抚使，且记他率部出征事，疑李焘所记有误）言：‘陕西见行措置钱币之法，既已捡毁私钱，禁铜罢冶，则物价当减。愿下陕西诸州县，应有买卖并须准度铜钱之直，以平其价。’从之。”《长编》卷五一八载，同年十一月庚寅，“陆师闵言：‘盐钞公私买卖请依钞面钱价，辄增者徒二年。’从之”。
显然，陆师闵不但过于急于求成，而且所想的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他要一下子把以铁钱计价的物价水平完全拉回到宋神宗时期或更早时期的水平上，这怎么可能呢？
据《长编》卷五一九同年年底，似乎陕西已出现一些骚动，于是“三省言：‘陕西钱轻物重，遂降旨不许行使铜钱，其后陆师闵奏请公私买卖并依钞面以平其价。访闻陕西旧来蓄钞豪户等多扇摇欲要仍旧。’诏：‘见行钱法等务要均平，经久可行，无致亏损官私。如有合随宜处置事件，令陆师闵详具利害，急递以闻，仍令马诚协力管句。若转运司为减钞价，其年额钞钱比旧亏少，即具合添数目以闻，当议相度给降。’”三省讲不满意的只是少数“蓄钞豪户”，这显然是一种缩小事态的说法，而诏书表示出想向闹事者妥协的意向，言语中表示出可以减低钞价的态度，却没有“严加惩处”一类威胁性措辞。
邵伯温作为亲历者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陕西钱币混乱的情况。他在《题〈贾炎家传〉后》中记：“时有部使者与时相乡人，素相善，不揣其本，直欲以法齐其末，乃献平铜铁钱、平物价、平钞价之说（按：所谓部使者当指陆师闵，他是杭州人，而时宰章惇是苏州人，二地同属浙西，可算是乡人）。朝廷行下陕西诸路，急如星火，迅若雷霆，民间大骇，以至罢市。道路不通，行旅断绝，民不聊生。时伯温守官华州，有漕司属官数辈自长安来，至长安已二日不得食，从者病不能行，乃为具饭于郡官，请券米作糜粥方能行。未几，朝廷知之，听从其便，民间复安。公私皆有损折，而公家损折尤多。至有京师请钱千万缗，随手破用，买宅舍居第，出贩百货入陕西，得善价，以铁钱准铜钱纳官，沿边籴买，以钞用铁钱六千准铜钱六千请出盐钞，私下卖十二千，赢其半入己，乃以铁钱六千之数与民间。以见行平铜铁钱数贱买民间行户物，却将往他处贵卖；以见行铜铁钱［数］买官中物，却将往他处贵卖。如此者不可胜数。于是钞价日贵，商贾益不通，物价日贵矣。”孙觌也记：“故时以关陕解盐钞权铁钱轻重，百贾欣赖，刍粮集塞下如山积，而县官无馈师劳民之费。自博折务增收钞贾以为羡余，榷货务渔夺解盐之入，共京师币轻货重，商旅不至。于是始铸大钱，又更为夹锡。”[37]他不但讲了此次整顿钱法的失败，而且指明了宋徽宗时铸行大钱、夹锡钱与陕西铁钱贬值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