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行夹锡钱和大铜钱
宋哲宗在位末年，由陆师闵等导致了钱法混乱。宋徽宗一即位，就有人议论陕西钱法事，主张用扩大铁钱行用范围的办法缓解危机。《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这样记述此事：“徽宗嗣位，通判凤州马景夷言：‘陕西自去年罢使铜钱，续遣官措置钱法，未闻有深究钱币轻重灼见利害者。铜钱流注天下，虽千百年未尝有轻重之患。独铁钱局于一路，所可通交易有无，限以十州之地，欲无滞碍安可得乎？又诸州钱监鼓铸不已，岁月增多，以鼓铸无穷之钱，而供流转有限之用，更数十年，积滞一隅，暴如丘山，公私为害，又倍于今日矣。谓宜弛其禁界，许邻近陕西、河东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盐地州县并许通行折二铁钱。如此则流注无穷，久远自无轻重之患。’”他的建议似未被立即采纳，因为不能解燃眉之急。不久，宋廷终于决定解除陕西铜钱之禁，重新又使陕西成为铜、铁钱兼行区。
李记：“［元符三年十月］辛酉，诏陕西路仍行使铜钱。”[38]而《宋史》卷一九《徽宗本纪》则记为同年十一月“辛卯，令陕西兼行铜铁钱”。《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未明确年月日，只在“徽宗嗣位”项下记：“继而言者谓：‘铁钱重滞，难以赍远，民间皆愿复用铜钱。当公私匮乏之时，诸路州县官私铜钱积贮万数，反无所用。’乃诏铜、铁钱听民间通行，而铜钱止用籴买。”随又记：“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以铁钱多而铜钱少，请复铸铜钱，候铜铁钱轻重稍均，即听兼铸。”这些记载详略不一，也有差异，但都说明了陕西由禁用铜钱到重新兼行铜、铁钱这一变化。
这以后，宋徽宗支持蔡京大变钱法，陕西成了推行新钱法的重要基地。李记：“［崇宁元年十二月己未］初令陕西铸折五钱。”[39]这实际成为宋徽宗时期广泛铸行当十大钱的发端。《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记：“崇宁元年，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这大约与铸行当五钱有关，宋廷可能是想一方面铸大铜钱；另一方面罢铸铁钱，以此来调节铜、铁钱的比价。
崇宁二年春，陕西在蔡京的授意下开始铸当十大铜钱和当二夹锡铁钱。王称记：“［崇宁二年春正月］甲子，蔡京以陕西铸大铜钱当十、夹锡钱当二。”[40]大约蔡京先令人在陕西试铸，随后宋廷才正式下公文。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左仆射蔡京奏：‘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申，送到新铸铜钱、铁钱样，已降指挥，铜钱于岁终须管铸三十万贯，铁钱铸三百万贯。自来铸钱张官置吏、招刺军兵，所费不少，而军兵之役最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钱得一钱之利，盖是久失擘画。今陕西河中府等处民间私铸最多，招募私铸人令赴官充铸钱工匠，广为营屋，许其一家之人在营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给予物料，尽其一家人力鼓铸，计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又可收私铸人在官，盖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欲令许天启相度疾速准此施行，仍与旧来军工相兼鼓铸。今来所铸铜钱，除陕西、四川、河东系铁钱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诸路并准折十行用。其钱唯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却于铜钱地分行使，贵绝私铸之患。如有私铸，并以一文计小钱十科罪。又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来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文支用。令许天启相度依此施行。’从之。”引文表明，依照蔡京此时的想法，当十大铜钱铸于陕西而并不用于陕西，陕西推行夹锡铁钱。蔡京把招募私铸人为官府铸钱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此项措施无论对陕西还是对全宋，都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因为当时钱法的混乱根源并不在此。蔡京称陕西为“铁钱地分”，且讲当十铜钱不在陕西行用，给人陕西时已禁用铜钱的印象，然而下文又讲陕西铜钱至重，讲夹锡将当铜钱二文行使，则说明陕西仍行用铜钱。
上引蔡京奏中讲陕西不行使当十大铜钱，但据记载，崇宁五年（1106）二月，宋廷曾下令陕西熙河路当十钱改为当五行使，随又复旧。崇宁五年六月、大观三年（1109）六月二次罢行当十大铜钱时，都明文规定陕西、河东、河北等路例外，仍许行用当十大铜钱。这说明，陕西是行用了当十大铜钱的，而且比别路用得更长久，只是无法搞清其开始行用的确切时间。或许蔡京陕西等路“不得行使”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没有落实。陕西行用大铜钱，更加速了铁钱的贬值。时人杨时记：“崇宁中，陕西铁币日轻，视铜钱不能十一，而官俸独给铁钱，在职者不能赡，官旷不补，事有浸废。［钱即］因建言倍给选人之俸，凡摄事者理任受举许同正员，人乐就职。”[41]因铁钱贬值，使官员不愿赴任，朝廷只得同意给下级官员加俸，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前述通判凤州马景夷的建议后来多少起了些作用，这就是宋廷一度允许陕西铁钱流入四川。崇宁四年三月，宋廷下诏规定：“陕西大铁钱入川陕（按：应为‘川峡’）四路并免税。”[42]这表明官方已经允许陕西铁钱入川。但到了大观二年，宋徽宗“御笔：‘比以四川铁钱猥多，钱轻物重，若更许陕西铁钱入川行用，则币益以轻，物益以贵，非平价裕民之道。其陕西铁钱可更不许入川行用。’”[43]但一年以后，陕西的情况更加严重。《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大观三年］利州路提刑司言：‘［陕西］旧铜铁钱轻重相寻，以大铁钱一折小铜钱二，今大铁钱五止当一铜钱，比旧轻十倍。又流入川界，钱轻物重，颇类陕西。欲将折二大铁钱以一折一，虽稍减钱数，钱必稍重。’诏许陕西铁钱入蜀仍旧，尽释其禁，且命以今物价量宜裁之。”这样，又允许陕西铁钱入川了。
蔡京等人妄想用夹锡钱取代铁钱，以提高其购买力，使其像旧日的铜钱一样，其实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崇宁五年时，监察御史沈畸上奏批评这种做法说：“又有监司献议，欲尽改陕西铁钱为夹锡钱者，此尤不思之甚也。殊不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以其无铜铸，故夹锡之为贵，今一切改铸，则其非铜钱，犹日前之铁钱也。今召私铸于东南矣，又将召私铸于西北，是教民犯法，非朝廷之利也。伏乞睿聪详酌，速赐寝罢，天下幸甚。”[44]
夹锡钱不过是铁中掺杂了锡，铸造成本仍然很低，造这种钱本小利大，官方能造，私人也能造，巨大的利润势必诱使私人盗铸。这种威胁是确实存在的。
夹锡钱行用不久，就开始贬值。时人周行己上奏说：“夹锡之弊，其行未久，轻于铜钱三之一（原注：十三当铜钱之十）……陕西铁钱之弊，其积已多，轻于铜钱一之十五。”他主张“并夹锡与铁钱通行于河北、陕西、河东三路，而禁使铜钱，其三路所有铜钱许过铜钱地分行用”[45]。当时夹锡钱贬值还不严重，后来情况就逐渐恶化了。
二 强行维持夹锡钱与铜钱官定比价的举措
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刘正夫传》记，大观末，“陕西行夹锡大钱，物价翔踊，百姓告病，［中书侍郎刘］正夫论其弊，即日罢之”。讲“即日罢之”，是有疑问的，因为事实上大观三年所罢者乃是其他地区的夹锡钱，而陕西的夹锡钱并没有立即被罢，或则罢后不久即又复行了。几种史书都记载了政和元年（1111）二、三月间宋廷下令专设陕西、河东路提举铸夹锡钱官的事，其中《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五所载较详：“［政和元年］三月十二日，诏：‘陕西、河东兴复鼓铸夹锡钱宝，虽令逐路转运司管勾，缘漕司职事繁冗，方鼓铸之初，颇有措置，恐难以兼领，别致稽缓。其陕西、河东路可各差文臣一员专切提举铸钱……朝散大夫胡简修专切提举陕府西路铸钱，所贵事法专一，早见就绪。’”
同年四月，宋廷又颁布了如下的诏书：
向者西鄙乱常，乍叛乍服，兴师问罪，调度实繁。元祐以来，变易善法，钱弊（币）屡更，物失其平，黎庶重困。荷天眷祐，方内义安，累年于兹，而钱益轻，物益重，细民益以艰食，至或流移失业，不得以相生养，朕甚悯焉。岂法禁之不修，而兼并者擅其利也？抑泉货之不一，而人自为轻重耶？事必复古，至臻康济。应陕西诸路系行使铁钱地分，并依元丰年，大铁钱折二，公私通行。所有夹锡钱与大铁钱一等行用，不得分别称呼。仍仰转运经略司、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将逐处物价参考制定多少之直，务要反本，不使腾跃。敢有妄议沮格不承者，以违制论，不以救降去官原减。见在铁钱更不改铸夹锡。[46]
这一诏书取消了夹锡铁钱与普通大铁钱间的区别，但诏书中却实际上重申了一枚夹锡钱折二文铜钱的不合理比价，还要求陕西路官员“将逐处物价制定多少之直，务要反本”。这些话连同下文带威胁性的措辞，最终引出了又一场混乱。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童贯宣抚陕西，以诏亟平物价，帅臣徐处仁切责其非，坐贬。钱即经略鄜延，抗疏言：‘详考诏旨，谓铁钱复行，与夹锡并用。虑奸民妄作轻重，欲维持推行，俾钱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胁制百姓，顿减物价于一两月之间。今宣抚司裁损米谷、布帛、金银之价，殆非人情。徐处仁言虽未尽，所见为长，望速询其实。如臣言乖谬，愿同处仁贬。’诏即妄有建明，毁辱使命，谪置偏州。”关于徐处仁因与童贯的意见分歧，《宋史》卷三七一《徐处仁传》载：“［知永兴军，］童贯使陕西，欲平物价，处仁议不合，曰：‘此令一传，则商贾弗行，而积藏者弗出，名为平价，适以增之。’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音、倡异论、侵辱使者，诏处仁赴阙。”同书卷二八五《贾昌朝传附从子贾炎》也言及此事，其载：“初，陕西行铁钱久，币益轻。蔡京设法尽敛之，更铸夹锡钱，币稍重（按：这一记述反映了官方当时曾设法回收铁钱改铸夹锡钱，在这一过程中，物价可能有所回落，但此处语气上有溢美蔡京的意思，原因待考）。京去相，转运使李言惠、陈敦复见所敛已多，遽请罢铸（此一记述，也同上引有差异）。铁钱既复行，其轻如初，自关以西皆罢市，民不聊生。炎独一切弛禁，听从其便。”同书卷三五六《任谅传》则载：“［任谅］复右文殿修撰、陕西都转运使。寻复徽猷阁待制，进直学士。童贯更钱法，必欲铁钱与铜钱等，物价率十减其九。诏谅与贯议，谅言为六路害，寝其策。”
杨时则记：“政和初，内侍童贯宣抚陕西，法有弛张可从宜者得罢行之。长安万物腾跃，众货益轻，乃严设科条，欲力平之。计司承望风旨，取市价率减什四，违者重置于法，民至罢市……诸司不视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后。公（按：指钱即）独以为不可，极陈其害，章上不报……坐是贬永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价……亦为之罢……在永数月，上念其忠……改知兴仁府（按：即延州延安府）。朝廷复行夹锡钱，乃申敕公移（按：移应作私）一准铜钱，概用无偏，府中帖然。旁郡官司与民出纳自为轻重，民疑以挠，交易不通，始大愧服，乃视兴仁为法。”[47]《三朝北盟会编》卷六〇引折彦质所撰《种师道行状》也记：“童贯初欲平陕西物价，以低昂钱法，帅臣徐处仁、钱昂（按：疑‘昂’为‘即’之误）坐异议贬，民间哄然为之罢市。公遽下令：议法未定，姑用金银准折。由是泾原一路独不失所。”陕西转运判官柳瑊似也对童贯做法不满。孙觌记：“宣抚使童贯又创平货务，法益密而物价日以腾踊，公私病之。公（柳瑊）语贯曰：祖宗之法故在，公请于上，出片纸行之，转败为功，如覆掌耳。不然，徒纷纷无益也。贯不悦，令移利州路提点刑狱。”[48]可知童贯的做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上引记载表明，童贯任陕西宣抚使，贯彻诏书不遗余力。他像陆师闵一样，强令物价下落（“十减其九”），结果引起许多地方商人罢市，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只是因为某些地方官变相抵制，才使事态没有扩大。对于这场混乱，有些记载将责任完全归于童贯，显然不恰当，因为童贯只是执行诏书过于急迫，而当本路官员反对他的错误做法时，宋徽宗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将反对者贬斥，更说明造成此次混乱，宋徽宗应负主要责任。
混乱发生后，当局显得有些惊慌失措，在短时间内几次下令改变钱法，先是禁用夹锡钱，随又强令重新行用夹锡钱，反复无常。《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记：“寻亦罢行夹锡钱，且禁裁物价，民商贸易，各从其便。继而童贯复请与旧法铁钱并折二钱通行。知阌乡县论九龄俄坐以铜钱一估夹锡钱七八，并知州王寀、转运副使张深俱被劾。时关中钱甚轻，夹锡欲以重之，其实与铁钱等，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关于禁用夹锡钱，《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附从孙贾炎》也述及，其言：“其后，宣徽使童贯又以［铁钱、夹锡钱］两者重轻相形，遂尽废夹锡不得用，民益以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钱法屡变，人心愈惑。今人以为利者，臣见其害；以为是者，臣见其非。中产之家，不过蓄夹锡钱一二万，既弃不用，则惟有守钱而死耳。边生理萧条，官又一再变法，鄜延去敌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则边不可守，愿得内郡以养母。’……未行，复留。”论九龄等因低估夹锡钱而受处分，说明当时官方仍强令执行每文夹锡钱当二文铜钱的比价。此事《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七所载更详，其述：“［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王寀先次勒停。昨政和二年十二月九日，陕西转运副使侯临奏：臣僚言，夹银（按‘银’应为‘锡’之讹，下同）钱并当二文铜钱行用，阌乡知县论九龄却将夹锡钱估价七八文当一文，申转运副使张深乞依此价。其张深并不检会前后夹银钱敕条，便依所申行下，及牒知陕州王寀依阌乡县所估贯伯施行。其王寀并不检会申明，便依深牒内事理行下六县，将夹锡钱七八文当一文收买轻赍。至是，臣僚言：朝廷比复行夹锡钱于诸路，用之既已流通无遏，陕西张深、王寀、论九龄乃敢恣坏成法，擅增物价，深暨九龄已除名勒停，寀独依冲替人例而已。况深暨九龄擅增物价才阌乡一县耳，害钱法实行下平陆、湖城、灵宝、芮城、夏、陕六邑，伏望重行贬责。故有是命。”可知论九龄等主要罪名是擅增物价。从此事可以推知，大约论九龄等所行是当时市场上铜钱与夹锡钱的实际比价，而这一比价同官方强制推行的比价相差是何其远啊！但是，这种不合理的比价却被长时间执行。
政和四年（1114），由于夹锡钱又已推向其他地区，而陕西的“政和通宝”大铁钱与夹锡钱外形相似，宋廷担心这种大铁钱流入内地，被人冒充夹锡钱使用，于是下令停用这种较新的大铁钱。李焘记：“陕西转运司奏：‘本路见行使旧大铁钱，其钱系庆历、至和、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圣宋字号者，即见行使夹锡钱无上件年号，民间易为辨认，不至疑惑外，只有政和通宝一色钱与政和通宝锡铁钱文样制相类。’尚书省勘会：‘夹锡钱诸路行使，致或夹带般贩，混杂行使，申乞施行，已各快便。惟是陕西路般贩旧大铁钱夹带流转入诸路，与夹锡钱混杂行使，致害钱法。欲自今降指挥到日，其政和通宝旧大铁钱官私更不行使，均拨赴逐钱监改铸夹锡钱。民间仰限一季并赍赴逐处官司纳换。’从之。”[49]
政和六年（1116）四月，宋廷下令全国停止行用夹锡钱，并撤销了各路提举铸夹锡钱官（似包括陕西路的官员）。同时，宋廷下令“陕西路铸小铁钱，复置铁铸监院”[50]。这似乎表明宋廷有在陕西停用夹锡钱的意向。但到了六月，宋廷却重新下令允许陕西路行用夹锡钱，并重申了旧日的规定。据《宋史》卷三四八《赵遹传》载：“时议更陕西大铁钱，价与铜钱轻重等。［延康殿学士、知熙州赵遹］上言曰：‘铜重铁轻，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谁信之？以人夺天，虽厉其禁，终不可行也。’”大约当时宋廷曾设想将大铁钱、夹锡钱改当二为当一，赵遹认为应当使铁钱进一步贬值，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之五载，宣和二年（1120）四月，权发遣凤翔府孙渐因对“旧铁钱与夹锡依旧铜钱二文一等行使”这一朝旨“奉行不虔”被罢官降级。这说明宋廷仍在陕西坚持那种不现实的铜、铁钱的比价。但到了下一年二月，据同书七六之三六载，宋廷在赦书中谈到“昨缘陕西奉行铁锡钱一等行使平定物价指挥……违犯抵罪编管、羁管、安置人并放令逐便”，似乎对这项规定的执行有所松弛。
《宋史》卷二四七《宗室传》记：宗室赵子淔“累进龙图阁、秘阁修撰，除陕西转运副使。初，蔡京铸夹锡钱，民病壅滞，子淔请铸小铁钱以权之，因范格以进。徽宗大说，御书‘宣和通宝’四字为钱文。既成，子淔奏令民以旧铜钱入官，易新铁钱。旬日，易得百余万缗。帝手札以新钱百万付五路，均籴细麦，命子淔领其事。民苦限迫……子淔奏宽其期，民便之。会蔡京再相，言者希京意，论子淔乱钱法，落职奉祠”。这说明宣和年间陕西曾铸行小铁钱与夹锡钱兼行，但在蔡京宣和六年十二月再次入相后，可能情况有变，至少铸行小铁钱的建议者受到处分。
北宋末年，陕西恢复行使铜钱，靖康元年（1126）“诏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51]。《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五载，南宋初建炎三年（1129）大理寺上奏中也谈到“陕西路旧法唯许行铁钱，不许私用铜钱”，“今来本路既得通使铜钱”云云。这些都说明陕西恢复了使用铜钱。
陕西在北宋末年绝大部分落入金人手中，但在绍兴九年（1139）金人废黜刘豫后，曾一度把陕西交还南宋。此年八月，宋廷下诏：“陕西诸路自祖宗已来行使铁钱，昨缘废齐毁弃不用，遂致公私交易不便，可依旧，仍与见今钱引相兼行使。”[52]但此后不久陕西大部重新陷落了。
三 陕西钱法混乱的根源
陕西钱法自宋仁宗以后，长期处于混乱之中，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由官方借发行货币牟利或转嫁财政危机造成的。
在宋仁宗庆历年以后，宋夏对峙趋于缓和，本来应当在宣布大钱贬值的同时废止铁钱，但官方贪图铸行铁钱本小利大，不予废止。不废止铁钱，如果严格控制发行数量，也可望延迟危机的到来，但官方却不顾后果地增铸，使质量降低，给私人盗铸开了方便之门。私人盗铸的泛滥使危机表面化，宋廷被迫予以整顿，但已难挽回颓势。
在劣币排斥良币、铁钱排斥铜钱现象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宋廷如果能采取允许铜、铁钱比价任意浮动的政策，则是比较明智的。但这将使官方铸行铁钱的利润化为乌有，且要大大增加财政开支，最终使陕西变成铁钱区，时人在心理上难以承受如此变化的压力。于是，在许多大臣的强烈要求下，官方试图使用强制手段使陕西货币重新回到原先的轨道。然而，经济规律是铁的规律，是不依从人的意志的，各种行政手段，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官方不允许物价上涨，因为物价上涨会导致收入减少、开支加大。但是，行用铁钱必然造成物价上涨，这一点时人周行己有较正确的认识。他说：“物与钱本无轻重，始以小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钱，则大钱轻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钱、铜钱为等而大钱、铁钱轻于所等故也。何则？小钱以一为一，而大钱以三为十故也；铜钱以可运、可积为贵（按：周氏不了解，铜的生产成本也高于铁，所以原铜的价格也高于原料铁），而铁钱不可运、不可积为贱故也。以其本无轻重，而相形乃为轻重。”[53]官方又曾企图强制压低物价，这也是很荒唐的。
最后，宋徽宗和蔡京企图用铸行夹锡钱的办法来消除危机。夹锡钱本是以铁为主要原料的，官方却企图使它同当二大铜钱等值，强制物价下落，这只能引起新的混乱。
这样，官方不断地在钱币领域制造混乱，使得陕西百姓不断地蒙受新的痛苦。在北宋时期，恐怕陕西地区的人民是受官方错误的货币政策之苦最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