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河东是所谓“三边（陕西、河北、河东）”地区，即处于宋辽、宋夏对峙的前线。河东与河北不同，河北只与辽朝交界，而河东与辽、夏都交界；河东、陕西都与西夏交界，但河东比陕西面积小、离内地近、物产较多，所以军队供应等问题不如陕西突出，货币危机也比陕西少。
一 河东初行铁钱
河东成为特殊货币区，比陕西稍迟，其确切时间记载模糊。司马光《稽古录》卷二○记庆历元年八月陕西行铁钱，“未几，并河东亦行之”。《皇宋十朝纲要》卷五却系陕西行铁钱于九月。《长编》卷一三三则记此年九月壬子，“知永兴军范雍请下三司举官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仍罢兴元等处辇致小铁钱。从之”。《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则径记此年九月壬子，“命河东铸大铁钱”。《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一则记庆历元年九月，“令河东铸大铁钱（细文：从范雍之请也。初令陕西行铁钱，未几，并河东亦行之）”。从上引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河东先于庆历元年为陕西铸铁钱，随后本地也行用了铁钱，故河东行用铁钱，如果不在庆历元年（1041）当年，也不会相距很远。
《长编》卷一六四又记，庆历元年九月，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等“以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庆历二年十月，张奎调任河东都转运使，“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这些记载表明，庆历初年河东因为陕西筹措军费而铸铁钱，铸钱地点是晋、泽二州，即河东自此有晋州、泽州二铁钱监。大约所铸之钱不久就在河东境内行用。河东初行铁钱，有人就提出反对。苏颂《苏魏公集》卷五七《太常博士张君墓志铭》记：“河东行铁钱，君（张大有）再疏极陈利害，大略以官炉有数而私泻无艺，恐终为民患。自以言轻不足动朝廷，又为歌诗四百言上之，觊托民谣可以开悟于上。”然而，当时朝廷关心的是西北战事，对于张大有这样的小人物的意见是不会太留意的。
《长编》卷一四八载，庆历四年（1044）四月，因河东出现“民多盗铸”铁钱的事，宋廷派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到河东同转运使张奎商议处理办法。
欧阳修到河东，经过实地考察，坚决主张河东停用铁钱。他提出以下五条理由：
第一，河东路财政并不吃紧。河东“都转运司一年支收钱数：实收诸杂课利、客便、卖盐矾斗秤、夏秋税、出粜斛斗、卖匹帛丝绵银、进纳杂收等钱二百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三十贯；实支系随衣添支、特支料钱、旬设公使、国忌、狱空、祭神、地里脚钱、买羊马粮草、客便、招军、人户和籴、矾本、杂支等钱一百九十九万八千四百一十四贯”，“每岁只将河东一路实收钱支遣自足外，尚有一十七万四千余贯剩数”。
第二，小铁钱利薄不值得铸，大铁钱利过厚势必引出盗铸，最终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晋州小［铁］钱计用四万六千贯足陌铜钱官本，铸成一十一万四千五百余贯，凡用四万六千贯本得六万八千余贯净利，其利一倍有余”，“泽州小钱计用九百八十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四千余贯，凡用九百余贯本得三千余贯利，其利两倍”。欧阳修认为这里的利润较薄，意思不大。“晋州大钱计用一万七千八百余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得大钱二万八千八百余贯，当二十八万八千余贯铜钱，凡用一万七千余贯本得一十七万余贯利，其利约一十五倍有余”，“泽州大钱计用六千四百余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大钱一万六千余贯省，当一十六万余贯铜钱，凡用六千四百余贯本得一十五万三千八百余贯利，其利二十三倍有余”。这样大的利润，“议者皆谓其利厚于黄白术（按指道士点化金银之术），虽有死刑不能禁止”。欧阳修亲身感受到盗铸问题的严重，他说：“臣昨在河东于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钱人已五火，自臣出界后又续供到新捉获二火。”
第三，对盗铸者杀戮过多，有不仁之嫌。若“急于捕察，则良民一例骚扰；纵而缓禁，则民不胜奸”，官方处于两难境地。
第四，盗铸泛滥势必引起物价上涨，官方开支增加，百姓花费增大，官民两受其害。
第五，河东新近增开49处卖酒的官酒务，一年可增收十二三万贯钱。河东驻军一部分马军回京。这样，河东收入增加，开支减少，更无须靠铸行铁钱补助财政。欧阳修还讲到，当时河东共铸行大铁钱4.48万余贯、小铁钱11.77万余贯，总共折计铜钱不足60万贯，如及早罢止，影响尚不太大[54]。欧阳修的建议大约被采纳，宋廷下令河东停止铸铁钱。
二 河东因铁钱贬值而引出事端
《长编》卷一六四载，庆历四年宋廷下令河东停铸铁钱。不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宋廷又接受了张奎的建议，令“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原注：《实录》云在五年）日铸小钱，独留用河东”。这样，河东重又铸行铁钱。但是此后河东似乎就再也不铸行大铁钱了。
同书同卷又记：“而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原注：六年二月，戬知并州）请河东铁钱且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但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原注：六年四月昭遘知泽州）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囊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而北敌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庆历八年（1048）六月，宋廷下令让陕西大钱贬值。七月，又根据知并州郑戬，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三司使叶清臣等人的建议，下令河东小铁钱像陕西一样，每三文折铜钱一文，“且罢官所置炉”。
同书同卷又载，这一规定小铁钱贬值的命令，引起了一些骚乱：
［庆历八年秋七月］戊戌，资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并州郑戬加吏部侍郎，留再任，寻改宣徽北院使、检校太保、判并州。初……自河东行铁钱，山多炭铁，鼓铸利厚，重辟不能止。戬乃请以三当一。令既下，兵民相煽动，数十（十或作千，似作千是）人邀走马承受诉。承受，中贵人，不能遏。又群噪州门，守门者拒，不得入。兵马都监孙惟忠虑变起，使人衣甲持兵，判官张伯玉谓曰：“此法乱，非百姓乱也，若纵兵杀一人，则事不可平矣。”戬闻，悉召至庭下，推首谋者数十人，黥隶他州。
《宋史》卷二九二《郑戬传》基本转录了这段文字，惟末尾增“事乃定”三字。时人胡宿为郑戬做墓铭，有关文字如下：
铁钱惟输关右，后河东亦施用其法。晋州产铁，人争冒铸，犯者殊（诛？）死日报，而奸不止。公论作法之弊，请用三当一，以消奸源。上选近臣通政事者参议经久，咸是公议。改币令下，奸人不悦，群诉公所，守卒不纳，有噪于牙门者。公坐黄堂前，谕以“币轻物贵，盗铸多死，朝廷所以改币使重、禁民为非者，正是全活汝辈，何乃敢拒明诏！”因执渠首不率教者，致之于理。是日，闾巷无赖者辄掠夺市物，公敕牙兵收捕，窜首恶十余辈。自是奸铸遂息，物价益贱，于今受其赐。[55]
胡宿所记与李焘略合，惟记当场只捕“为首不率教者”，似较李焘所记更合情理，而胡宿记此后又捕掠夺市物为首者“十余辈”，或许传闻将二事并为一事了。但是，胡宿把闹事者一概斥为“奸人”，似亦失当。时人刘攽所记此事有些处较李焘、胡宿更为详细，且对铁钱贬值给百姓造成的不便作了描述：
［皇甫鉴任大理寺丞、并州录事参军］河东用钱，铜、铁二品均等。铁钱轻，又盗铸者多。诏亦其法，以铁钱三当铜钱一，百姓夺货失业，市井欢噪。经略使郑公集众官谋之。君曰：“小民失职无聊，宜使人往慰之耳。”郑公使兵马都监谢云行出谕之，民因求见太尉。既入，郑公捕其唱率者，百姓告哭。君曰：“民以无聊故愿见公，公重困苦之，众怨且怒，将不可解。”郑公乃止。君又曰：“兼并之家典质钱，旧出十，乃今偿三十，何厚幸也。而贫民失业，又两倍输，此其所以患新法之变。本今使以旧数偿，虽不利兼并之家，可以悦众。”从之。而军中犹疑县官出钱方犹用旧法，相与谋变，郑公忧之。君曰：“兵今当给料钱，此文未具，更历勾院，犹二三日久，可不俟文书具给之，后徐入勾无害也。”于是人情始安。郑公以是甚重君。[56]
据刘氏所记，郑戬原拟捕人，后接受皇甫鉴的建议，并没有捕。这与李焘、胡宿所记不同，难定究竟。刘氏又记郑接受皇甫鉴建议，对偿还借贷事作出规定，则为李、胡二人所未言及。刘氏讲铁钱贬值给贫民造成痛苦，大约是可信的。因为铜、铁钱等值行用，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民间流行者应多是铁钱，铜钱此时大约多为富人收藏，贫民所有大抵多是铁钱，所以铁钱贬值，贫民受损较富人更厉害。当然，盗铸者也受到较大打击。刘氏又专门讲到军队不稳思变的事。此事《宋史》卷三二四《张孜传》也有记述：“［张孜任并代副总管］河东更铁钱法，人情疑贰，兵相率扣府欲诉，闭门不纳，是日几乱。孜策马从数卒往谕之，皆散还营。迁济州防御使、侍卫马军都虞候。”可见士兵已在闹事，只是未酿成兵变而已。
闹事的地点也不只是郑戬等所在的并州。据《宋史》卷二九九《崔峄传》载，崔峄时任河东路转运使，“会更钱法，潞州民大扰，推其首恶诛之，人心遂定”，可知潞州境内也有骚乱。
司马光记，周沆在宋仁宗时期任河东路转运使，“自庆历以来，河东行铁钱，民多盗铸，吏以峻法惩之，抵罪者日繁，终不能禁。公（周沆）乃命高估铁价，盗铸者无利，不禁自息”[57]。因其事发生在广南侬智高事之前，则也应为庆历、皇祐之间。这就是说，除对铁钱实行贬值外，当地官员还采取了提高铁价的办法。官方所以能采用这个办法，是因为重要铁矿资源都控制在官方手里。
三 宋仁宗在位末年至北宋末的河东钱币
河东铁钱，自从庆历末年的危机之后，较少见于记载。这大约是因为河东与陕西大抵货币制度彼此接近，而陕西战事较多，钱币危机也较多，一直是朝廷关注的重点地区，所以当时对河东的钱币往往有所忽略。由于史料缺乏，以下的叙述便存在不连贯的问题，这是很无奈的。
《长编》卷二六○载，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二月丙子，宋廷诏令“河东转运司依前诏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这说明此时河东每年共铸钱100万贯，但我们无法知道其中铜钱、铁钱、大钱、小钱各多少。如果河东当时岁铸铜钱数与元丰初年垣曲监的数额相同，则铁钱应为74万贯，但这些铁钱是哪个钱监铸的，则不得而知。同书卷二七九载，次年十二月丙申，知太原府韩绛言：“询问民间疾苦，其大者有三……二曰铁钱盗铸者广，滥杂而不可除，贫民尤被其害。盖贫民者急于日求之赢，所卖之直，良钱不过五分，岂暇择之。其买于坐贾，则贾多豪，而不汲汲于速售，必择其滥者，所失率四五分，故贫者日益困也。”他建议铸钱要“本重而模精”，又“以交子灌输流通”，同时下力禁绝盗铸。他的话表明，当时河东盗铸铁钱的情况较为严重。
毕仲衍《中书备对》记“铜、铁钱二路行使”，即陕西路和河东路。又记“河东铜钱有折二、折三钱”，其中折三钱从未见于记载，不但未见河东的折三钱，也未见此时期其他地区有折三钱。《备对》记河东只有一铜钱监，即绛州垣曲监，定额26万贯，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则载此监定额为13万贯大钱，可知此监实际铸的是折二钱。《备对》、《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均不载河东路有铁钱监，这是很令人不解的。
关于宋哲宗时期河东钱币方面的情况，史籍中有如下彼此矛盾的记载：
［绍圣元年正月辛丑］罢河东大铜钱之禁。[58]
［绍圣元年春正月辛丑］罢河东大铜钱。[59]
这两种记载一说允许河东行用大铜钱，一说罢止河东行用大铜钱。由于前者二书成书较早，后一种又有遗字的可能，所以前一种记载或更为可信，即前此河东不许用（折二？）大铜钱的，自绍圣元年后解除了禁令。
又《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记载：“［绍圣三年］夏四月，命河东铸当三铁钱。”此事只此书有记载，如果所记不误，则河东此时铸行了一种陕西、四川都不行用的铁钱。
另《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七之一四载：“［绍圣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吕陶落职差监潭州南岳庙，通判范钺特追一官，令吏部与监当。以粜常平斛斗纳下私小钱三万余贯，容纵私铸、惠奸民故也。”吕陶被贬，可能与他是“元祐党”有关，但这里讲他的罪名却是容纵私铸，或许也表明当时河东盗铸又有所泛滥。不过，此后也未见宋廷的其他举措，或许未至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地步。
宋徽宗在位时期，河东也受到蔡京大变钱法的影响，先后行用了当十大铜钱和夹锡铁钱。崇宁五年二月，东南各路当十大钱改为当三，而陕西、河东等处当十大钱改为当五。同年六月宋廷下令：除河北、河东、陕西外余路夹锡钱并罢。大观三年除京畿、河北、陕西、河东外，余路罢用当十钱。四年，令陕西、河东等路新置钱监罢铸当十钱；此年二月，令河北、河东等路罢铸夹锡钱。政和元年二月，宋廷下令陕西、河东设提举铸夹锡钱官，复铸夹锡钱[60]。但到了四月，据《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载，宋廷又下令“罢陕西、河东铸夹锡钱”。同时下令：“应陕西诸路旧系行使铁钱地分，并依元丰年大铁钱折二公私通行。所有夹锡钱与大铁钱一等行用，不得分别称呼”，“河东路官司当二夹锡钱依此，所有三当一小铁钱听仍旧”[61]。这些记载表明，河东和陕西等路一样，都是行用当十铜钱、夹锡钱时间最长的地区，这与这些地区原来就行用铁钱有直接关系。
政和二年四月的命令似乎九月才下达到河东地区。《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五至二六记载：“［政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转运副使王勤送吏部与远小处监当。以臣僚上言：‘近隆德府（按即潞州）黎城等县抑配等第户乔智等津般夹锡钱赴晋宁军等处交纳，不及时支与脚钱，致津般到逐州在政和元年九月颁降不行使夹锡钱之后。本府勾追乔智等禁勘，监勒出卖家产陪纳。诏并放，仍免纳，当职人吏并冲替。臣有以见陛下爱民之心至深切也。然臣体访得河东路政和元年九月内承受朝旨不行使夹锡钱，委官措置，实勤专领其事。勤措置乖方，一路受弊。应本路州军勾追津般夹锡钱人户追纳见行使钱，差人监勒出卖产业并系受勤节次公牒，今隆德府官吏并已冲替，独勤偃然……故有是命。’”这表明转运副使王勤没有妥善处理相关事宜，致使出现夹锡钱运到边疆晋宁军时已被废罢，当局不甘自负损失，竟勒令运输者赔偿损失，造成冤案。
政和六年六月宋廷下令，陕西、河东仍旧行用夹锡钱及旧铁钱，不久又下令罢铸夹锡钱，[62]大约此后河东路不再铸夹锡钱，但仍然行用旧有的铁钱和夹锡钱。
陕西在宋哲宗时期曾两次禁用铜钱，河东似没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自宋仁宗庆历元年以后至北宋末，大约河东始终是铜、铁钱兼行的。北宋末，河东地区被金人占领，从此被划出宋朝版图。
* * *
[1]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三二。
[2] 参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载“陆务观二说”。此段史料由高纪春先生提供，然此说与《舆地纪胜》所记不同，待考。
[3] 《长编》卷四二、五二，另《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二四所载略同。
[4] 《河南先生集》卷一六。
[5] 《河南先生集》卷一六。
[6] 《金石萃编》卷一三五。
[7] 《蜀中广记》卷六七引。
[8] 《系年要录》卷一六九。
[9] 《燕翼诒谋录》卷三。
[10] 《长编》卷一六四。
[11] 《稽古录》卷二〇。按：《皇宋十朝纲要》卷五系此事于同年九月壬子。
[12]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七《殿中丞薛府君墓志铭》。
[13] 《长编》卷一七二。按：“傅永”或作“傅求”，待考。
[14] 《旧闻正误》卷二。
[15] 《乐全集》卷三六《宋故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工部侍郎……傅公神道碑并序》。
[16] 《苏魏公集》卷五八《朝散大夫累赠户部侍郎赵公墓志铭》。
[17] 《郧溪集》卷一九《右谏议大夫充天章阁待制知沧州兼驻泊马步军部署田公行状》。
[18] 《涑水记闻》卷一〇。
[19] 《文潞公集》卷一七《奏陕西铁钱事》。
[20] 《稽古录》卷二〇，参《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三、《皇宋十朝纲要》卷六。
[21] 《长编》此文今失，现存《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六《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22] 《长编》卷一八九。
[23] 《稽古录》卷二〇，《皇宋十朝纲要》卷六同。
[24] 《彭城集》卷三五《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
[25] 《彭城集》卷八《关西行》。
[26] 参见《长编》卷二九四、二九六。
[27] 《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六《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28] 《增广司马温公文集》卷一〇四《日录》。
[29] 《栾城集》卷四一《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首》。
[30] 《龙川略志》卷八《议罢陕西铸钱欲以内藏丝等折充漕司》。
[31] 《龙川略志》卷八《议罢陕西铸钱欲以内藏丝等折充漕司》。
[32] 《尽言集》卷八《论陕西盐钞铁钱之弊》。
[33] 并见《长编》卷五一二。
[34] 原文见《长编》卷五一二，文繁不录。
[35] 《长编》卷四七〇、四七二。
[36]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长编》。
[37] 《鸿庆居士集》卷三三《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志铭》。
[38]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四。
[39]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按：《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也述及此事，而《宋史》一九《徽宗本纪》不恰当地记为同年月“庚申，铸当五钱”，失书“陕西”。
[40] 《东都事略》卷一〇《徽宗纪》。
[41] 《龟山集》卷三三《钱忠定公墓志铭》。
[42]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
[43]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长编》。
[44]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〇《财用·铜钱》，参《宋史》卷三四八《沈畸传》。
[45] 《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
[46]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陕西铁钱折二公私通行诏》。
[47] 《龟山集》卷三三《钱忠定公墓志铭》，参《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附诸孙即》。
[48] 《鸿庆居士集》卷三三《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志铭》。
[49]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长编》。
[50]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
[51] 《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另《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七载此年“官中已不使铁钱”。
[52] 《系年要录》卷一三一。
[53] 《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
[54] 参见《欧阳文忠文集》卷一一五《乞罢铁钱札子》。
[55] 《文恭集》卷三六《宋故宣徽北院使……赠太尉郑公墓志铭》。
[56] 《彭城集》卷三八《故朝散大夫……皇甫君墓铭》。
[57]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九《户部侍郎周公神道碑》，另参郑克《折狱龟鉴》卷八及《宋史》卷三三一《周沆传》。
[58]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三，《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所记略同。
[59] 《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
[60]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一二五。
[61]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陕西铁钱折二公私通行诏》，另参《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62]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