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私营交子产生的时间
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述交子产生的文献出自北宋僧人文莹。文莹主要活动于宋真宗、仁宗、神宗时期，距交子产生时间较近，所记应有较大可靠性。文莹记：
［张咏］以剑外铁缗辎（一作“缁”）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虽极智者不可改。[1]
在他以后，林《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楮币》，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楮》、卷六二《财用·楮币》又引《宝训》，作了与之相近的记述：
我国家真宗朝，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之重，不可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始祥符之辛亥，至熙宁之丙辰，六十五年三十二界，虽至巧有不能易（此处文字据《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楮币》，余两处文字有删简，另“真宗朝”《古今源流至论》作“真宗祥符中”）。
宋代称《宝训》者，一般是记录某一皇帝言论的书，我们也无从知晓此一宝训系何种性质、何人所撰或记录何人言论。但将此《宝训》文字与上引《湘山野录》作比较，两处文字除有“二十二”“三十二”之异可能系勘误外，其他文字则惊人地相似，令人感觉系同出一源。
此外，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楮币》、戴埴《鼠璞》卷上《楮券源流》以及《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也作了近似内容的记载。
人们对上引记载发生了疑问：首先，宋元时期系统记述张咏事迹的文献都没有记载张咏创行交子的事，这些文献包括《乖崖集》附钱易《张咏墓志铭》、宋祁《景文集》卷六二《张咏行状》、韩琦《安阳集》卷五〇又《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一六《张咏神道碑》、曾巩《隆平集》卷一三《张咏传》、《东都事略》卷四五《张咏传》、《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等，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其次，上引两种记载都讲交子的发行始于祥符（按：即大中祥符）辛亥（按：即四年），而根据上述记载张咏事迹的文献及李焘《长编》等，张咏任知益州（按：即镇蜀）共两次，一次是从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八、九月间至宋真宗咸平初年（约998），另一次是从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四月至景德三年（1006）七月。大中祥符年间，张咏并不在益州任职。
关于交子的产生，还有另一种记述，那就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的记述，他说：
［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2]
这一记载与文莹及《宝训》不同，它不讲交子是张咏创立的，而讲是民间私下里创立的；它不讲创行交子是因为铁钱沉重，而讲是因为当时铁钱太少（按：在另一处李焘又讲百姓私行铁钱是因为铁钱太重，详下文）。但是，文是讲到的两段时间，恰又都是张咏任知益州的时间，即张咏首次出任知益州是李顺起义之后，而两次任知益州又是因交子引起混乱而官方由此决定铸景德大钱之时。从下文可知，民间私人发行交子，也是要通过官方批准的。那么，会不会私人创行交子是由张咏批准的呢？会不会张咏曾给创行交子者提了某些建议呢？
交子究竟产生于何时呢？笔者以为，就现有史料来说，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人们只能就现有记载作一推测。尽管上引记载交子产生时间有差异，但都说它产生于宋真宗在位时期，这大约是可信的。当时很可能是张咏担任知益州，说交子是他的发明，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他本人是否参与其事，则似难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释文莹在《湘山野录》卷上中还记述了一则张咏和彭乘交往的逸事。其中讲到年轻的彭乘持作品给张咏，想得到张咏的举荐，张咏却将其作品掷之于地，不发一言。但是，张咏离任时却把彭乘召来，热情地鼓励之余，又“留铁缗钞二百道为缣缃之助”。（《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七《知人荐举》引录）文中所言“铁缗钞”显然就是交子，此事说明张咏镇蜀时确已有交子存在。如所记不误，则交子的产生至迟不会晚于景德三年（1006）七月。
有好几种文献都记载交子有一个由十六富户主办的阶段。例如，《长编》卷一〇一记：“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九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九、唐士耻《灵岩集》卷四《益州交子务记》、《宋史全文》卷七、《通考》卷九《钱币考》等都有类似的记载。关于这十六户主持交子发行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的说法，他在讲张咏“始创为交子”之后，紧接着就讲“皆许民私自为券，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即是说，按他的说法，张咏创行交子之初，就由十六富户主持。一种是费著《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的说法，他讲“蜀民以钱重难于转输，始制楮为券”云云之后，又讲“其后富民十六户主之”，按他的说法，交子的创始与十六户主之中间有一段时间间隔。
关于十六富户主持交子时的情况，李攸有较具体的记述：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按：“万”字衍）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3]
这一记载说明：首先，这十六家富户发行交子是有代价的，即要给官府出一定数量的人工和物料。其次，这十六户是分别发行交子的。再次，这里较具体地记述了交子的形制，即有屋木人物图案，有铺户押字及所作记号，且有红黑二色，钱数（面额）是临时填写的。持交子者领取现钱时，每贯要扣掉30文作为铺户的收益。又次，铺户用收来的现钱进行经营谋求更多的赢利。最后，这里也记述了由于诈伪者企图骗取铺户钱财以及铺户不守信用造成的纠纷。
二 由私营到官营
私人发行的交子不具有强制性，因而还不是纸币，只是类似后世汇票、支票一类的东西。关于交子由私营转为官营的时间，有两种记载：一是《宋会要》的记载：“交子贸易，真宗朝置务，以朝臣立（莅）之，废复更易。”[4]即讲官交子务始建于宋真宗时期。这使人联想到上引文莹的说法，交子既从祥符之辛亥到熙宁丙辰共发行了二十二界，照理私营交子不应与官营交子一起计算界数，那么，祥符辛亥始行之交子是否就是官交子呢？另一种记载则谓官交子务创立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请看《长编》卷一〇一记载：
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
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据此，由于交子引出纠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主张收为官营，一种主张取缔。从薛田最初提出官营建议，到最后得到批准，中间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从注文可知，宋人对此事的记述是不同的，李焘采用了《成都记》的说法。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记录了寇瑊关于请求取缔交子的奏疏、张若谷等人建议官营交子的奏疏以及王继明等人的奏疏：
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合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奏称：“川蜀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掐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按：即通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讫。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奉敕令，梓州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奏称：“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
他的记述实有一较大缺欠，即将寇瑊奏与张若谷等人奏直接相连，使人感到疑惑：前面是“知府事”寇瑊，后面是知益州薛田，似乎知成都府与知益州同时并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前引《长编》文字恰可弥补这一缺欠，即中间有一个寇瑊卸任薛田接任的事发生。张若谷等讲铁钱沉重的一段话讲得很有说服力，使人感到，交子的产生确与铁钱沉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刑王继明等人的奏疏，则勾画出了即将发行的官营交子的概貌。其中讲交子的面额从1贯到10贯（应有10种），“书出钱数”，说明可能最初的官交子的面值仍是临时书填而不是事先印制好的。这里讲持铁钱换交子，每一贯要扣除30文，似乎后来演变为以旧交子换新交子的纸墨费。这里讲人们持铁钱换交子时要登记入簿，用交子回兑铁钱时要“逐旋毁抹合同簿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交子发行还保留了某些发行便钱的制度痕迹。这一规定后来大约不再实行，其时间不得而知。
关于交子官营的起始时间，显然认为起始于宋仁宗天圣元年的说法较为可信，但《宋会要》为什么说是在宋真宗时，文莹为什么说交子立界要从祥符四年算起，这仍然是一个谜。无论如何，官营交子的产生，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的产生。
三 交子产生的原因
交子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产生，宋人多归之于铁钱沉重，如曾巩、李焘（他同时又有别种说法，详下文）、章如愚等（为免重复，此不详引，请参前文）都是如此。其中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讲得最为具体，他说：“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当宋真宗末年有人主张取缔交子时，本路转运使张若谷等提出反对，说：“川蜀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他虽是讲交子存在的必要性，却可以证明吕祖谦所讲是正确的。《宋史》也取此说[5]，费著《楮币谱》同之。可知此种认识为宋、元间人所共有。当然，上引吕祖谦、张若谷等都没有直接讲铁钱购买力的低下，这大约被时人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即使是大铁钱，其购买力也远不如铜钱（详参见铁钱一章），同样购买力的铁、铜钱重量比，总要在三比一以上。显然，交子在当时于四川产生，铁钱沉重不便贸易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是无可怀疑的。
当然，李焘《长编》卷五九还讲过，交子的最初产生，是由于“自李顺作乱，民间钱益少”。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七采取了相同的说法，即交子是因钱荒产生的。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不甚可靠，原因是如果钱币真的缺少，其购买力会提高，而当时并没有这种迹象。且除李焘、陈均外，其他人都没有这样讲过。
当然，我们讲铁钱沉重妨碍贸易是产生交子的主要原因，不能只看到铁钱沉重这一个方面，还应看到四川是当时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个方面。南宋唐士耻《灵岩集》卷四《益州交子务记》讲到了交子对促进四川商业发展的作用，说：“通货泉之穷，极商贾之变，施之全蜀，至今赖之。想其负贩之夫、射利之辈，妇清之丹、卓郑所冶，重锦橦布，异物崛诡，四溢外区。邛杖传节于大夏，苟酱流味于番禺。捆载经往，垂橐而归。持券取偿，如探诸怀。”他讲的情况恰好也可用来说明四川地区商业的兴盛，以及这种兴盛为交子产生提供的条件。唐朝人议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扬一益二”之说。入宋以后，四川虽有些多灾多难，但成都周围地区仍是全宋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四川的锦、纸、糖等的生产，都处于全宋领先地位，而四川又处内地与西部地区（西蕃、西南夷、西夏等）贸易的枢纽位置，所以，贸易上的需要也是交子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四 交子究竟几年一界
关于交子究竟几年一界，历来有三年、二年两种说法。前引文莹、《宝训》等讲交子“三年一界”、文莹又讲“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但《宝训》却讲“六十五年三十二界”，不知何故）。讲三年一界者还有汪应辰《文定集》卷一三《乞免解发铁钱赴两淮书》、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戴埴《鼠璞》卷上《楮券源流》等。讲二年一界者，如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九《陈择之墓志铭》说：交子“至天圣中官始权之，再岁一易，谓之交界”。又《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交子式”，列绍兴三十一年第七十界钱引至淳熙六年第七十九界钱引，都是每二年新发行一界。
有些宋人则既讲过三年一界，也讲过二年一界，如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就曾讲交子（钱引）“每四年两界”，同书同卷《钱引兑监界》也讲“每再岁一易”[6]。他又于《系年要录》卷一七九讲：“初，成都府钱引务三岁一兑界”。谢维新既讲了三年一界的话，又曾引录李心传如上讲二年一界的话。
近年对货币史研究颇深的彭信威先生将两种说法加以折中，讲：“所谓三年为一界应当是指官交子，而且所谓三年只是说挂带三个年头，并不是说满三年。中国人算年岁一向是不算足年的。所谓三年一换，实际上就是两足年一换。”[7]这种说法较为合理，为许多学者所遵信，但是疑问却还是存在的。因为文莹讲的三年显然是三周年，且交子、钱引兑界年限前后会不会有变化也是难以断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