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官府接受会子是会子法偿地位的标志
会子的购买力由什么决定、靠什么来维持呢？照理说，会子既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的纸币，它与硬币的比价应是靠法令强制规定并强制执行的，似乎宋朝官方下一道命令这个问题就已解决了。实则不然，因为事实上会子从开始发行后不久就不再按照法定与铜钱的比价被行用。为什么交子发行后几十年间都没有发生的问题，会子发行数年后就发生了呢？为什么会子发行后要实行钱、会中半的制度，而行用交子、钱引的四川地区却始终没有实行钱、交（引）中半制度呢？
南宋中期杨冠卿曾详细地分析了会子与交子、钱引发行情况的差异，对于搞清上述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杨氏首先对比了会子、钱引不同的发行状况。他设问：为什么在四川能很好行用的楮币，而在东南就出现了种种弊病、成为百姓的祸患呢？接着，杨氏分析了会子与钱引的本位币的差异：
……人皆曰蜀之铁与此之铜一也，而不知其二也。愚闻蜀之父老曰：铁之为质，易于盬坏，不可以久藏如铜比也，是则铜者人之所贵，铁者人之所贱，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今之铜所以日乏者，正以富家巨贾利其所藏而不肯轻用耳，其意若曰：楮，虚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钱，实也，藏之而无弊也。况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无穷，民间之输于上，则惟铜币之为贵，吾何苦以吾之实而易彼之虚哉？
杨氏讲铁钱易锈蚀不易储存，是正确的。至于讲到铜钱，除了便于储存外，它还可以长久使用，有时甚至能跨越朝代使用，这一点杨氏没有讲到。杨氏讲的楮虚钱实的想法，在当时人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这可以从两方面认识：一是时人有北宋后期纸币危机的经验，二是铜钱本身有价值，而会子自身的价值同它的面额相比近乎微乎其微。杨氏认为，会子由于有如上情况，所以出问题是必然的，但他却反对废止会子，主张引入钱引发行的成功经验，说：
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梁泽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此一法也。又有一法焉：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如是则楮与铁常权而公与私相济，何弊之有哉？今此则不然，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则是我不欲此矣，而求民之无轻乎？此其势固不可得也。朝廷欲革其弊，曩者固尝令官自出钱，比民间兑折之价重其价以收之，然其法则一人日支一缗，过其数者罪焉，胥吏艰阻之态百出，民亦何苦费力如是而受无辜之责邪！无惑乎今自行都两浙近郡之外闽广荆楚楮币不通之患如昔也。[14]
这里，他提出了两条：一是田赋、商税、禁榷品专卖都接受会子；二是实施轻重散敛，这确实是交子、钱引发行的成功经验。另有时人也作了类似的分析：
今交子（按即会子）之行，流通于江淮闽浙，一夫可带千万缗，无关津讥征之烦，无变易赍持之劳，尤便于民。今民间往往重钱而轻楮券者，何耶？盖由失散敛之术也。在昔楮券之行于蜀，贱则官出钱以敛之，贵则官出钱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是故州县之折纳、四方之征商、坊场河渡之课息，不贵其钱，不拘其楮，故钱重而楮亦重。今则不然，官之予民者则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若是则钱安得不重，楮安定不轻？为今之计，莫若权其利在民、握其利在我，敛散周流，使钱楮为一，则无轻重之不等矣。[15]
但是为什么宋廷没有在发行会子之初就这样做呢？为什么会出现杨氏、张氏所讲的那种相反的情况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官方对于这样做心存顾虑，即怕出现铜钱全流入私人手中、而纸币全流入国库这种结局出现。这种顾虑在绍兴六年发行铜钱交子时已通过众多大臣的口得到表述。而在会子最初发行的一段时间，又通过各级官府拒收会子（或变相拒收、部分拒收）的行为得到验证。
会子的法偿地位本应是官方通过法律条文加以规定的，但法令规定的东西不一定能行得通，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同会子的法偿地位相联系，但官方在受纳会子方面的表现却是决定会子信用的关键。宋人彭龟年说：“夫会子不过数寸纸耳，而乃与泉货埒权者，此无他，官司许作现钱入纳、而市井兑便者稍众也。”[16]会子之所以有人肯兑换铜钱，也是因为“官司许作现钱入纳”。所以，官司许作现钱收纳，乃是会子能够流通的关键。这是因为：官方如果依照会子面额像铜钱一样接受会子，则百姓手中的会子的法定价值就可以通过纳官得到实现，百姓心中就踏实了，会子也就能在市面上代钱行用。否则，会子的货币功能就出问题。因而，可以说，官方在收税和出卖禁榷品时是否和如何接受会子，是会子法偿地位的显著标志。
二 钱会中半的原则初步确立及反复
会子初创，官方规定会子“上供军需并同见钱”（见前引），但很快地，官方即对此作出修正。《系年要录》卷一九一载，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乙未宋廷下诏：“新造会子许于淮、浙、湖北、京西路州军行使，除亭户盐本钱并支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州军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沿流州军，钱会各半。其诸军起发等钱，并以会子品搭支给。”这里，官方首次提出沿流州军上供许用钱、会中半。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八，到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宋廷又将钱、会中半推而广之，此年五月“诏诸州入纳解发并用钱会中半”。《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钱会中半》又载，同年闰五月九日，又作规定：“诸路总领、监司、州军受纳、解发钱贯，须是会子、见钱各半。仍令总领、监司岁终具奏；本司今岁受纳过州军钱钱贯若干、会子若干、见钱若干，诸州军亦具奉今岁解发过某司钱贯若干、会子若干、见钱若干。并各依实声说，不得虚装会子之数。日后违戾以违制论。”《宋史》卷三九八《丘崈传》载乾道年间丘崈任直秘阁、知平江府，“入奏内殿，因论楮币折阅，请公私出内，并以钱会各半为定法。诏行其言，天下便之”。或丘氏即是此事的倡议者。《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五之九又载，当年“十二月二日敕：起发上供纲运并诸司钱物并合用钱会中半。访闻在外州县会子或有损折，其押纲官却将合发见钱、赢落水脚尽买会子前来临安府私充见钱送纳，反复赢落厚利，是致会子不复流转。自今起纲仰于纲解内分明开具所发钱、会数目，押纲保官状内仍声说：‘如所保官有前项移易，甘伏同罪。’所押官并随纲合干篙梢等仍前通同作弊，许诸色人经所在州县陈告”。此项规定意在防止押纲官利用会价价差来谋求私利。
但时隔不久，宋廷的态度出现变化，钱、会中半的制度被改变。乾道七年（1171）正月二十日，宋廷下诏：“自今后诸州军起发上供诸色窠名铜钱，并要起七分见钱、三分会子，并人户典卖田宅等交易用钱、会子使听从民便。”[17]上供既不实行钱、会中半，则地方上税收自然也不可能再实行，朝廷既没有明文规定税收钱、会比例，于是就出现了强令百姓全纳铜钱的现象。《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钱会中半》载，同年六月十八日宋廷下敕：“访闻民间输纳抑令全纳见钱，而州郡于属县解发官钱亦不肯依分数行用。今后并依分数行使。如敢邀难，许经朝省越诉，以违制论。如官吏以民间纳到钱贱价收买会子规利，并与计赃。今后监司遇有本司所收钱，依立定分数交收，不得辄收一色见钱，仍约束州县常切遵守。如违，按劾闻奏。若监司违戾及及失觉察，致有越诉，先次取旨，重作施行。”所谓依立定分数，应是依上供的比例。宋廷为防止地方官作弊，于六月二十九日敕中又具体规定：“州县入纳官物，许民户于官钞上分明声说，所纳某色官钱计若干，内见钱若干、会子若干，仍令监司州县置历分明抄上所收钱、会各若干分数，以备不时差官前去抽摘点检。”[18]这样，收受会子的比例由五分减为三分。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四七载，乾道“八年二月一日，户部尚书曾怀、侍郎沈复言：‘准指挥每月券食增支钱、银，减落会子，今具下项：一、诸路州军合发折帛钱并宽剩折帛及折帛头子钱，欲自今年受纳日，以九分见钱、一分会子解发。内折帛四色各增二分，共计增收见钱一百七万六百余贯。’”此项税收会子竟减为一分，比前述三分又少了二分。不久，三月十三日，据《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钱会中半》，宋廷又对此做了修正，规定：“不系屯军去处，起发折帛钱，九分见钱、一分会子；其屯驻军马去处，以钱、会中半交收，亦以中半发纳省部。”即对驻军地区实行了优待，而其他地区则仍然只收一分会子。
不过，由于上述改变引起了较大反响，受到许多人反对，还引起了会子的剧烈贬值。所以，次年初宋廷重又恢复了钱、会中半制度。同书又载：“乾道九年正月一十九日，敕：措置下项：一、诸路州县应民间输纳税赋诸色官钱，并用钱、会中半送纳。如受纳官司违戾，许纳人越诉。当职官以违制论，公吏邀阻乞觅，并行编配。提刑、转运司常切觉察。若监司失行举觉察，取旨行遣。一、州县起发上供等钱，除合起轻赍外，亦许用钱、会中半解发。一、监司、守臣并州县镇寨将应干官吏俸给，并以钱会中半支遣。本处粮审院每月于历内分明开说，合支见钱若干、会子若干，所属库分照旁支给。仍令本路监司点检置历，开具所支钱、会数目结押。每月缴申户部驱磨。如监司容情隐庇，令御史台觉察。一、州县场务等处交收民旅会子，其间虽有破损，但有贯伯钱数可照，并仰交收，不得阻节，所有纳下破损会子，却作上供等钱解发。一、官私买卖并听从便，不拘钱、会分数。”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用·楮》记：“闻［会子］折阅于乾道之九年，外路之解发、民间之输纳、官吏之俸给，并以钱、会中半为令，则九年之措置也。”即讲的是这次重新确立钱、会中半制度。
时人朱熹在这次反复中曾上奏说：“伏睹去岁指挥许人户以会子入纳官物，及今年正月内，令诸州军起发上供诸色窠名钱，许用三分会子。比见浙中州县交纳税物全不交会子，只收一色见钱，却将见钱于所在兑置会子，以分数解发，其所得赢余皆不入官，唯以资给私费而已。夫公家既不用会子，民间何缘流通。欲乞州县入纳官物，许民户抄卜（上）分明声说官会若干。如官司不受，许民户经户部、御史台越诉。”[19]其中讲到朝廷下令只收三分会子后地方官完全拒收会子的情况。又时人辛弃疾于事后回顾这次反复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此无他，轻之故也。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七百有奇矣，此无他，稍重之故也。”[20]又后来，嘉定年中，《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七三载，江西提举袁燮上便民疏言及：“始以法令从事，兑不以省陌者必罚无赦。未几，从民之便。又未几，有三分七分之说。展转屡变，而卒归于铜楮之相半，是复其旧也。”又说：“朝廷深惩往事，革三分七分之弊，而复二者均平之法，此乾道、淳熙之美意也，人情翕然，佥曰至当……如此，然则守铜楮相半之法悠久不变，而异时谋利挠法之蠹荡然无余，尚何忧铜钱之寡而楮币之轻乎！”讲的也应是这次反复，且于言语中表达了他主张坚持钱、会中半制度的心愿。
乾道九年以后，钱、会中半的制度在较多领域和较长时间中得到坚持。如，淳熙十二年南郊赦、淳熙十五年明堂赦、绍熙二年南郊赦都重复了如下的内容：“人户折帛钱已降指挥听以钱会中半输纳，访闻州县间有抑纳银两，重困民力，可令监司觉察按劾。”[21]又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三载，嘉定十二年（1219）八月九日，“臣僚言：若州县称提之策，则民赋输纳、官吏俸给，一用钱会中半之说，犹可奉行，而嘉定九年臣僚所奏具在可覆，乞检举颁下，州县务在必行。从之”。《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载，绍定元年（1228），宋廷规定：“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除合起轻货，并用钱、会中半；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
应当说明，广南行用会子较迟，因而推行钱、会中半制度也比江浙地区要迟。《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载，端平年间，王迈在馆职策中讲：“广之科敛最为民害，纳丁赎罪，率索见缗，仕于其邦，去天既远，瘠民肥己，满载而归。今莫若行下三十八州，民间一色输纳并用中半，丁钱科罚之类，得纯用楮，庶几流行一广，厥价自增。”他的话说明当时广南税收还未全部实行钱、会中半，他的建议不知是否立即得到采纳，但从记载看，广南最终也实行了此项制度。
三 榷货算请接受会子的限制
官方收纳接受会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赋税，二是禁榷货物算请。榷货算请是以官民交易的形式寓税于利，是一种变相的税收。宋代禁榷货物以盐、茶、香、矾为主，南宋时期约占财政总收入的1/4，特别是其收入基本上都是货币，对国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算请榷货的都是商人，如果国家不允许算请榷货时使用楮币，那么会子就很难在商业活动中流通，会子代替铜钱的功能就受到很大削弱。所以，允许算请榷货使用会子，是会子能代钱流通的一个必要条件。
《系年要录》卷一九三载，四川总领王之望于绍兴末年曾讲：“今节次添印钱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道，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其所以流通者，盖缘盐酒等物阴为称提。”马端临《通考》卷九《钱币考》议论创行初期的会子说：“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他们的话都说明楮币发行与榷货算请关系的密切。他们讲的阴助称提，不一定是指允许用会子算请榷货，而大约主要是指用商人算请榷货的铁、铜钱来应付持钱引、会子前来兑换的人。但商人若持会子来兑换铁、铜钱，再以铁、铜钱来算请盐、茶，这已近乎是人为地制造麻烦。所以，商人若能持会子兑得铜钱，实际就与允许用会子算请榷货很接近了。
宋廷大约在发行会子不久就允许用会子算请盐茶了，开始会子似与现钱无异。《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二二载：
［乾道二年（1166）］六月十一日，户部言：被旨诸发纳纲钱以二分会子八分见钱起发。本部今参酌到见行算请钱（钞）引旧法下项：一、行在榷货务都茶场算请，依自来指挥，茶盐矾见系六分轻赍，谓金、银、关子；四分见钱，目今多用会子。乳香八分轻赍，谓金、银、关子，二分见钱，目今多用会子。至左藏阙少见银品搭支遣。今欲将前项合纳四分、二分见钱分数，各以搭分为率，许用五分见钱、五分会子算请。一、建康榷货务都茶场自来除每袋五贯文通货钱并纳见钱外，余以金、银、公据、关子入纳。所有合纳通货见钱五贯文，其间多用会子。今欲令纳一半见钱、一半会子算请。一、镇江务场应入纳茶、盐、香、矾并听客户以金、银、见钱、公据、关子从便算请，欲只依旧法。从之。
这说明此前算请茶盐矾等多用会子代钱，此后算请所用的“见钱”改用钱、会各半（镇江务场特殊，原因不详）。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乾道五年（1169），宋廷曾通过榷货算请收兑第一界会子，此年“令行在榷货务都茶场将请算茶盐香矾钞引，权许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怎样“收换”却没有详载，但总应比平时多收会子。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四二载：“［乾道］九年五月二日，杨炎又言：乞将行在榷货务都茶场算请茶盐内，六分轻赍许用关子三贯外，并用四分本色银两，余听用余银、会子从便入纳。余并依见行条法。镇江、建康务场准此。”这就是说，六分轻赍内也可少量使用会子。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四九至五〇载，嘉泰四年（1204）三月一日，诏令“临安、建康务场发卖淮浙盐钞，自嘉泰四年四月一日为始，除盐仓合纳钱依旧外，每袋于务场合纳钱数内各减二贯文，内临安五分金并以会子入纳。既而淮东总领梁季秘言，镇江务场乞一例优减。从之”。至开禧元年（1205）五月一日，“诏自今降指挥到日为始，依旧价贯，金、银、钱、会复还分数则例”。这一记载中“五分金”含义不明，或有误。但嘉泰四年诏令中有增加会子使用比例的意思，这是清楚的。而仅不到一年，又恢复了旧日规定。
在上引记载中，尽管算请所用会子、铜钱、金、银各占多大比例有时并不清楚，但都表明可以部分地使用会子，却又不能全部使用会子。当然，特殊情况也是有的。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二九载，绍熙元年（1190）五月有官员奏：“近添印造两浙、江东等州军四贯例茶长短小引给卖，务在招引小客。今若依大引见使金、银、会子分数品搭算请，恐小客难以变转兴贩，因而积压。今来给卖小引，除见使金、银、会子分数入纳外，如愿全使一色会子算请者听。庶几客贩亦得通快。”此建议得到批准。这主要是因为从事小额茶叶贩运者难以得到金、银，且官私间的小额贸易也不宜使用金、银。
四 维持钱会中半制度的困难
钱、会中半制度实行的时间长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对于官方来说，主要是由于会子贬值，造成实际收入的减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二二载，庆元四年（1198）十月，新权发遣泰州陈希点讲，他以前担任司农丞期间注意到，行都官方所需粮食除部分由附近11州提供外，要靠籴买筹集，所用资金系各州输送的籴本钱168万贯。而“州郡发钱，虽号钱、会中半，而温、处、台三郡水运不通，尽用楮币，通计诸郡中三分仅得一分见钱，而现钱出门有禁，所籴米并用官会支发，年来币轻，折阅已甚，浙西出米之地，仅得六百二三十文，商旅以此纽算，暗增米价，是一百万缗仅得八十万缗之用”。这就是说，原先168万缗的籴本钱，由于其中有一半是会子，而会子又贬值了，所以现在已不能籴到原先那样多的米了。
嘉定年间，卫泾担任知福州，他在上奏中讲了当时各州库存铜钱减少而库存会子增加的情况，并以本州为例，说：“本州……盖自中半入纳之后，应干窠名钱物无非中半，而所出有全用见钱者。诸军料钱春冬衣赐名为中半支出，又改三七分，而三分官会今随用见钱兑买。又如岁计阙米支遣，诸处收籴之外，本仓就籴宗子食不尽米及月支零米，亦是纯用见钱。今岁适值科举，旧例人兑一贯，以纳到试券为准，计兑过三万六千余贯。中半所入既不足以支所出，则又侵移交割见钱之数，纽计数复侵过七万余贯。所余十三万，其能久为称提之用乎？若以必出见钱依官价收兑而后可以称提，抑不知数年之后，诸路州郡见钱净尽，将何以为继乎？”“自中半入纳之法行，所历三路州郡民间行用总不过六百上下，而官府一同见钱入纳，作七百七十行使，每会一道比民间增二百上下，其为贵重孰甚焉”。他举例说，10年前福州库存铜钱32万余贯、会子仅7000余贯；去年（嘉定七年）铜钱减为25万贯，会子增为32万贯。“其他七郡大抵皆然，向有十余万见钱者，今止存一二万缗尔。”[22]
当然，会子之所以贬值，是由于官方印行得太多了，而印行得多，收税时又不能随便多收，官方多印行会子，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而会子贬值又造成官方实际收入减少，这就使得官方转嫁给百姓的财政亏空，到头来有一部分又重新落到官方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子越印越多，官方税收损失也越来越大，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为了弥补亏损，官方有时采取令百姓缴纳会子时增加钱数的办法。如《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载嘉定年间江西提举袁燮说：“铜楮相半之制，其来旧矣，乃创为新例，输楮于官者必令贴纳，是利其赢也，是弛相半之法而置钱于无用之地也。奸民乘之逞其私欲，毁之匿之者不胜其众，是孰为倡之哉？”所谓“贴纳”，大约即是每一贯会子加征若干。袁氏认为这有损于会子的信用，是有道理的。此种做法后来不见记载，似不再施行。
宋廷几度企图在原先允许全用会子代钱的交通不便的州实行钱、会中半制度，均遭到反对。如端平元年，颜颐仲任知严州，本州原纳税全以会子代钱，“钱楮中半之令初行，吏民震恐，公力争曰：郡人纳纯用楮而责以见镪，是强其所无也”，坚持不执行命令，“朝廷不能夺，令用全楮解发”[23]。淳祐七年（1247）杜范任知宁国府，上奏反对本府实行钱、会中半，说：“所谓铜乏楮多之为患而上供当用全楮者，且铜楮并行，其来久矣，朝廷之给赐，州县之上供、民间之入纳，并用半钱半楮，是固不易之法也。然自近岁，楮券日轻，铜钱日少，上下交以为病，而惟此郡为甚。盖江浙诸州多是水道，可通商旅凑集，尚有铜钱相交易。宁国所管六县，皆斗绝山谷间，全无物产可与他郡贸迁，富商大贾，足迹罕至，铜钱一出，不可复返，故至于今，见钱绝希。应官府与民间所用，仅有一色楮券而已。窃计本郡上供三□为数总三十五万缗。嘉定十七年，前守臣因诸县请用全楮，奏之于朝，特蒙报可，朝旨一颁，邦人鼓舞，行之二十有三年矣，去岁司国计者不知颠末，忽再降钱会中半之命，于时守臣争之不能得，仅许用三分见钱七分会子，其所从得大致狼狈。每遇输纳折帛之时，持券求钱，茫无所售，贵家豪族有少藏镪，则低价以买之，彼但欲得钱以应官，不复计价直之何若。楮币折阅日甚一日，职此之由。初夏领郡时，楮券犹每道兑得二百六十一，从折阅（帛）开场，几减三之一。近因诸官民户有请于三分见钱内愿以楮券三道折作铜钱一缗，臣以其说颇可施行，遂为申请，已蒙庙堂札付本郡从申，迄未见户部行下。”[24]杜范提出，以铜钱为基数，折算成会子征收，这对于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地区来说，即使税收不受损失，又使百姓容易筹办，是比较合理的。
在十八界会子发行以后，十七界会子贬值，仅为十八界的1/5，为此，宋廷于嘉熙四年（1240）闰十二月乙亥，诏令：“民间赋输，仍用钱会中半，其会半以十八界直纳，半以十七界纽纳。”[25]这自然主要是防止纳税者只用贬值的十七界会子。
会子不断贬值、会价不断下跌使官方十分忧虑，于是不断地举行“称提”。称提的方法之一，就是设法回笼会子，这就造成在某些时期内某些地区或某些税收不再实行钱、会中半制度，而全数征收会子。如《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之二二载，嘉定七年（1214）五月二十七日，福建转运司言：“本路八州军府合发上供纲运已遵照省札指挥，自嘉定六年五月为始，用全会起解，至今年四月终满一年……所有诸州军五月以后合发上供钱银未委合与不合起解全会，唯复起解银会中半，乞指挥速赐行下，以凭遵守施行申闻事。”“诏令福建路监司州县，应干入纳官物并遵依钱会中半指挥，仍自今年五月为始，建限一年，将元买银两一半见钱兑换民旅官会揍（凑）成全会起发，即不得占吝见钱在官，以充他用。或顿（？）改应副豪势之家，务要钱会流通，会价不致减落，如有违戾，定照节次已降指挥施行，并札下户部照会施行。”这说明，福建地区上供钱银在嘉定六年中全部解发会子，嘉定七年买银钱的一部分也以会子起发，即比普通年份多起发会子。上供会子既多，向百姓征税时，会子所占比重也应相应增加。又如，同书六八之二四载，嘉定十三年（1220）臣僚言及：“迩者朝廷行下，凡民户合纳之绢，限以一半本色，一半折钱，每匹则折以四贯纯会，酌量轻重，允得其平，称提会子之术且隐然行于其中。”
再如《宋史全文》卷三三载，嘉熙三年（1239）八月辛卯，“以楮轻，诏户部下诸路州军，应税赋征榷其一半见钱听民间以全会折纳，严戢欺抑等弊，令监司御史台察，其违者劾之”。《宋季三朝政要》卷二载，淳祐三年（1243）“赋税诏用十八界会折钱”。《宋史全文》卷三三载，淳祐四年四月“诏两浙漕司下属部郡邑将今年夏税折帛之半，令民间以楮币准钱供输”。同书卷三四又载：“［淳祐十二年四月］辛巳，监察御史刘之龙言：楮币积轻，宜因各路时值，令州县折纳纯用楮。从之。”[26]《宋季三朝政要》卷三又载：“［景定二年（1261）七月辛未］上曰：‘外郡楮币如何。’似道奏：‘乞诏诸路税赋见钱，许用各处楮币的例折纳起解，诸州县奉行不虔，重置于罚。’”所谓“各处楮币的例”，应是指各处实际会价，即实行前面所讲以铜钱为基数折收会子的办法。《宋史全文》卷三六载，次年五月丁卯，都省言：“‘诸路州县税租见钱用时价折纳会子，以重楮也。州县闻有故行违戾者。’诏：‘诸路提刑躬视所部，违者劾之。’”从记载看，大抵越临近宋朝灭亡时，赋税征收会子的比例越大，征收“全会”的事例越多。这与会子危机的不断严重化是密切联系的。
关子发行后，税收采用了与钱、会中半类似的钱、关中半制度。地志载：“咸淳元年（1265），黄榜指挥输纳折帛钱、关中半，民间颇以措置见镪为艰，大使马光祖尽令全纳关会，上供见镪从本府代解。二年亦如之。三年，请于朝，并用关、会起解，常平坊场钱亦如之，自此为例。于是金陵五邑钱楮流通，为他郡倡。”[27]建康府令民全纳关子、会子，而上供仍是钱、关中半，所需铜钱由官方代筹，这无疑是有利百姓的。但这里没有说明全纳关子、会子时的折算办法，如果折算得不合理，仍会对百姓造成坑害。
钱、会中半的制度，归根结底是限制会子使用的制度，它造成了会子法偿能力的不健全，或言之，即造成会子货币功能的不健全。这种奇特的制度导致许多特殊货币现象的出现，应当引起特别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