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货币，不能不考察其购买力，纸币的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与铸币的比价体现的。对于会子来说，其与铜钱的比价就是会价。
一 宋孝宗时期的会价
会子立界以前的会价，不见记载。但宋孝宗既然下了那样大的决心回收，估计会价是有问题的，即存在贬值现象，然史籍失载。立界后，乾道八、九年前后，因朝廷要求地方增加上缴铜钱的比例，引起会子贬值。《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载时人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言：“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文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原注：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他又说：“若平居得会子一贯可以变转一贯有余，所得虽微，物情自喜。”他所讲的“往时”应即指乾道八、九年间，他讲的“近年”，应即指淳熙元、二年时。淳熙初年，因朝廷用金银等兑收大量会子，致使会价上升一百文上下。另《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五四载，乾道九年时，鄂州附近，“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籴］得米一硕（石），以见钱纽算，每升只计钱八文四分足”。则据此推计，会价为一贯会子折六百文足铜钱，与辛弃疾所言相合。上引辛弃疾言“平居”会价曾超过一贯文省，未言确切时间，或许是指会子发行初年或立界初年。
淳熙元年至十年（1174～1183）之间，大约是会价较高且较稳定的时期，是会子发行的黄金季节。《鹤林集》卷一五《乾淳讲论会子五事》载，淳熙二年（1175），大臣龚茂良曾对宋孝宗讲：“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竟用会子，一为免商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由此观之，会子可谓流通。”其中言及“不复折阅”，说明会子是按面额行用的，没有贬值。同书又记，淳熙六年（1179）权户部侍郎陈岘的上奏，和宋孝宗阅此奏后对辅臣们讲的话中，都提到“会子与见钱等”，说明会子仍未贬值。次年，大臣赵雄对宋孝宗讲：“陛下称提会子，今见其利，遂使会子反重于钱。”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楮券》也记，宋孝宗时，会子“每券发八百售，至石首（石首义不明，疑有误）时，则价又踊，愚民至指乘舆以造券不多为苦。又有太守自蜀来对，以道间目击楮踊为患，上皆笑而不以为罪云”。叶氏所述似有夸张，但会价偶尔超过一贯省（770文足）的情况可能也是存在的。[28]
到了宋孝宗在位末年，会子发行量超过2500万贯，会价开始跌落。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记，淳熙十二年（1185）洪迈从婺州奉召回到临安，见“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钱兑一楮”，这说明会子已有轻微贬值。李心传于《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中，在“淳熙十三年”条后记：“今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对于这里的“今”，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淳熙十三年，二是写书的嘉泰初年。查《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楮币·东南会子》引李心传此文时，“今”字易为“至淳熙末”，则“今”应指淳熙十三年。如果确实如此，则他所记与洪氏所记是吻合的。
二 宋宁宗时期的会价
洪迈又记，“迨庆元乙卯（元年），［一贯会子］多换［铜钱］六百二十，朝廷以为忧，诏江、浙诸道必以七百七十钱买楮币一道”。《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载，大约在庆元、嘉泰间，大臣袁说友上奏议论会子的弊病说：“国家顷置官会，所以与铜钱相济其有无而为之用也，今涉三十余年而其弊不一，其最甚者官会日轻，铜钱日少……如此者盖又十余年……今自累月以来，窃闻都下官会又复亏折，一千官会虽得七百二三十见钱，而砂毛减轻钱一千之内率有二三十焉，是实得七百以下也。零会则折阅又甚矣。然亦未至如外郡之尤弊也。今近在辅郡如浙西之湖、秀，浙东之婺、越，盖兑一千而得六百七八十矣，而砂毛、减轻亦在焉。稍远而衢、信，又远而建、剑，远而江东，则一千止得六百以下矣。愈远愈轻，愈轻则愈不用，官会之弊，至此甚矣。”大约在他之前，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三《又画一札子》中讲到会价问题，说：“官会诸处行用，虽曰准钱一贯官省，至于比并见钱，或只可代见钱七百二三十文，其下或只可代见钱六百七八十文，亦合许州郡从实供申。”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二二载，庆元四年（1198）十月，权发遣泰州陈希点上奏也讲：“年来币（按指会子）轻，折阅已甚。浙西出米之地，仅得六百二三十文，商旅以此纽算暗增米价，是一百万缗仅得八十万缗之用。”上引记载都说明，宋宁宗在位前期，会子已存在相当明显的贬值问题。
会子的贬值已明朗化，本应加以整顿，但此时主张北伐的意见恰好占了上风，宋廷全力以赴地备战，整顿会子的事就被撇在一边了。同时，军费开支加大，筹集无路，于是又增加发行一界会子，计约四千万贯，造成三界并行，总数逾亿。会价于是猛跌。时人叶适记，“开禧会子轻，仅卖半价”[29]。《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五一载，嘉定三年八月官方诏书中也讲到，前此“停塌钞引之家，低价买会，每贯用钱三四百文”。戴埴《鼠璞》亦记：“嘉定初，［会价］顿损其半。”官方以新会一兑收旧会二的比例，大约就是以此时旧会会价确定的。
随后官方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称提，因行之过猛，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会价也随之剧烈地上下浮动。时人卫泾记其所亲见，称提初行，有些地区会价一度涨达800文足以上，然不能持久，随复猛跌。至嘉定八年（1215）他前往福州赴任，途中“所历三路州郡，民间行用总不过六百上下”[30]。《鼠璞》也说，称提法令严峻，并未起到好作用，倒是嘉定八年“旱蝗求言，用太学生吴存幼等封事，还籍没富室之产，悉弛其禁，楮价反增，虽七百六百诸处不等，不至十分折阅”。可知无论怎样，嘉定八年前后会价还是回升了。此后宋、金重又开战，会子发行数量越来越多，大约宋宁宗在位末年会价又有下落。《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二载，嘉定十二年（1219）都省上奏中曾讲：“见钱稀少，会价渐至低减。”大臣们也曾议论说：“今日楮币之弊较之开禧之前固不若彼之甚，州县称提久而厌玩，不无折阅去处。”可知会价又开始减落，但具体数字史籍失载。
三 宋理宗、度宗时期的会价
宋理宗绍定末年，真德秀给宋理宗讲解经书时，君臣议论及会价，真德秀讲了对嘉定初年称提不当的批评意见，并说：“数年之后，朝廷厌于称提，始行其所无事，［会价］却一岁增于一岁，至庚寅、辛卯（绍定三年至四年，1230～1231）年间，外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下五百五六十文足。”[31]但从君臣交谈的话语中可以体会出，这时会价比绍定三、四年时又有下落。端平初年，大臣吴潜上奏讲：“自浙以西，率以旧楮一贯三百易新楮之一贯，旧楮之陌，为钱三十有三，以此展算，则新楮之陌已暗落为四百二十九矣。”[32]所言新楮，系指第十七界会子，旧楮则指第十六界，沓行的两界会子出现差价，这似是首见记载。这是因为会价下落速度加快，在后一界会子尚未推出间，前一界会子已贬值严重，而新一界会子又不能令其一出来就随前界会子贬值，所以有二界的价差。
端平初年，宋廷再次举行称提，付出代价不少，收效却很不理想。时人吴泳批评说：“夫捐金银所以救弊而弊愈滋，捐诰牒官钞所以救楮而楮愈轻。”[33]说明此举未能扭转会价迅速下降的趋势。端平、嘉熙间，大臣徐鹿卿言及会价说：“今外方楮价率止二百二十余金（按：宋人习惯称一钱为一金），近畿虽有三百之名，然皆虚增物价以当之，实与外方等尔。窃谓十六、十七两界［会价］断无复昂之理。”[34]至嘉熙末，大臣袁甫得知第十八界将出时，曾做如下估计：“臣则约其大数，或者五旧自足以易一新，何者？如湖南、江西等处，旧会价极低；如京城及京口等处，旧会价稍高，稍高处一新虽不可得五旧，然极低处一新又不止得五旧。合诸郡而论，价稍高仅一二处，价极低乃遍天下。”[35]他的估计是假定第十八界会价与面额相等而做出的，可知当时旧会会价已跌至每贯兑铜钱150文上下了。
嘉熙末，官方将推出第十八界会子的消息一传出，旧会会价猛跌，由于官方推出第十八界时规定了新、旧会的比价，结果第十八界新会会价被猛跌的旧会会价“牵倒”。据时人吴泳讲，第十八界初行时，第十七界各地旧会会价已跌至每贯兑80～130文铜钱不等。法定第十八界一折第十七界五，则第十八界刚面世每贯就跌价至400～650文。随后新、旧会会价又继续下跌。成书于淳祐初的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时“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而徐元杰《梅野集》卷一《十一日进讲》也讲此时“外方楮价率是六十左右价”。则第十八界已跌至每贯兑铜钱300余文。此后又有减落。杜范淳祐七年上奏讲，宁国府“初夏领郡时，楮券犹每道兑得二百六十一，从折阅（帛）开场，几减三之一”[36]。宁国府交通不便，或许较他处略低。又李曾伯于宝祐年间上奏中言及：“十八界五百文，仅是铜钱一百文足。”又言及：“以上二项共钱四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二百八十七文省，缩计钱三十三万二百五十一文足，纽准十八界官会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九贯三百八十文。”[37]依前奏，第十八界会子每贯可兑铜钱200文足，依后奏，可兑240文足。《左史谏草·监簿吕公家传》概括由第十八界会子始行到金银铜钱关子始行这一段会价情况说：“［史］嵩之废十六界行十八界，以准十七界之伍，而十七界仅直铜钱五十文，十八界二百五十文。庚子（嘉熙四年，1240）至甲子（景定五年，1264），阅岁二十五，民颇安之。”其所言会价，从上引各书记载看，乃为折中之数。所谓“民颇安之”，一则是相对发行关子以后的情况而言，二则说明此时期会价下落较为缓慢。《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淳祐十一年（1251）宋廷“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又《宋史全文》卷三六载，景定二年（1261）正月，宋理宗曾对宰相贾似道说：“近闻江西、湖南楮币价亏，台疏及此，可斟酌行之。”贾似道答：“此事关系颇重，容熟议奏闻。”说明官方对会价相当重视。
《宋史》卷四五《理宗纪》载：景定五年冬十月“乙丑，诏行关子铜钱法，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咸淳四年（1268），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这表示官方想努力将关子、第十八界会子与铜钱的比价稳定住。然而据《宋史》卷四七四《奸臣·贾似道传》，事实上却是“银关行，物价益踊，楮益贱”。又《桐江集》卷六《乙亥前上书本末》引时人方回上疏讲：“自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足见最后一界会子在南宋濒临灭亡时贬值的严重程度。
四 南宋后期会价跌落造成的恶劣后果
南宋后期，战事增多，国力不支，社会生产遭受破坏，财政匮竭，宋廷无计可施，只好不断增加纸币的发行数量。正如时人吴潜所言：“今日国用殚屈，和籴以楮，饷师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万一有水旱、盗贼、师旅征行之费，又未免以楮，则楮者，诚国家之命脉也。”[38]这样，楮币的发行量就必然失控，相应地，会价也就失控和不断下跌，会价的下跌则造成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混乱。
受会价下跌影响最为直接的是靠定额薪饷收入生活而薪饷中楮币所占比例较大的下级官吏和军兵。《通考》卷九《钱币考》议论说：“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时人许应龙《东涧集》卷八《汰冗官札子》也讲：“今之楮币折阅已甚，［中下级官员所得］以镪计之，不及元俸三分之一，何以养廉？”《宋史全文》卷三三载：“［端平二年］兵部郎官丘岳言军士贫悴。上曰：‘军人所请不多，适值物贵，不足赡给，军心不安，实原于此。’”有的兵乱起因也同会价有关。如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山集》卷一七《按奏武冈知军司马遵状》讲，武冈军兵变就是因“回籴军粮亏损时值，冬衣例支钱、会中半，复欲以全券给之，遂致此曹觖望”。杜范《杜清献集》卷八《殿院奏事第二札》也言及：“楮价暗折，物价显增，军人无聊，变生不测。”朝廷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屡次下令调高军兵待遇。但是，这样做又增加了会子的发行量，从而导致会价的进一步下跌。而且，军俸的增加总是赶不上会价的下跌，结果军兵贫困一直威胁着军队的战斗力。南宋末年，有人上书讲此事更较详细，其言：“楮币贱，物价穷，军中数口之家，寒无衾炭，日炊不给，腹枵衣弊，累累可怜。目见市井鱼肉盐酱而不识味，困苦极矣。此为熟券既不足恃，而生券废十七界遂缩一贯为十八贯二伯，癸酉之夏，增为三伯。以此买人死命，决是百战百溃。”[39]
当然，会价下跌的最终受害者还是众多的百姓。时人高斯得写了数首诗反映当时物价（实际就是会价）上涨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其《物贵》咏道：“一从泉法乱，都野咸荒荒。片楮毋偏重，无子相低昂。奸人窃其权，百物因大翔。握薪重寻桂，尺鱼贵河鲂。我闻辇毂下，鞅法半毛详。物物揭成价，大字悬康庄。”在《桑贵有感》中咏道：“客寓无田园，专仰买桑供。岂谓桑陡贵，半路哀涂穷。三百变三千，十倍价何穹。家赀已典尽，厥费犹未充。乃知楮法坏，流毒刀兵同。”在《官田行》中咏道：“咸淳三年大有年，近自浙河东西江与淮，远及七闽二广连四川，黄云一望一百里，莫辨东西南北阡……奈何米价百倍逾贞观，此病岂得无其源……自从买公田，丰年亦凶年。”[40]诗文生动地描述了南宋晚期因会价（包括关子价）跌落造成的种种混乱，以及百姓生活的痛苦不堪，使我们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更加切近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