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淮交的创始
淮南交子，又称淮南铁钱会子或淮南会子，简称淮交。关于淮交的起始，马端临《通考》卷九《钱币》记：
乾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妄费，印给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乞别给会子二十万，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越过他路。”二年六月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于两淮州县行使，其日前旧会听对换，应入纳买卖并以交子、见钱。如往来不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过淮者皆得对换，循环使用。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两淮会子》则记：“两淮会子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户部印给二百万缗，谓之交子，不得过江。”既不记林安宅建议事，又所记钱数也同马端临有异。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九、《宋史全文》卷二五均记：“［乾道二年］是夏，初令户部印给交子三百万缗，行于两淮，不得过江南。”又记同年八月，“降会子、交子各二千万，均发于镇江、建康两榷货务。如两淮人过江南，许将交子于务场换易会子，江南人过两淮，亦听用见钱或会子就务场对换交子行使”。大约《通考》文字有阙误，将八月的记事同六月记事混在一起了。又三书所记有“二十万”、“二千万”之异，或“二十万”近之。
淮南既用交子，淮南是南宋最重要的海盐（末盐）产地，则官方就允许以交子算请官盐。《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二三载：“乾道二年八月四日，户部言：‘客贩淮东袋盐，其盐仓合纳掯留盐本等钱，缘见钱不许渡江，依已降指挥令客人将合纳掯留钱就行在并建康府榷货务兑换淮南交子前去请盐。今询客人多有见在淮东州县营运收息，旧来将合纳掯留钱就便以所收息钱送纳。今来若止令客人就务场兑换交子，窃虑拘制妨阻入纳。今欲乞行下所属，晓谕客人，如有似此江北州县已有见钱者，听从便送纳掯留钱，余依已降指挥兑换交子前去请盐。’从之。”
《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纪》载：“［乾道二年十一月己酉］两淮总领所许自造会子。”这里的“会子”含义不清，如指淮交，则似应理解为宋廷始将印行淮交的权利下放给总领所。如指东南会子，则其义不详。同书又载：同年十二月“癸酉，诏三省、侍从、台谏、两淮漕臣、郡守，条具两淮铁钱、交子利害以闻”。这说明宋朝决策层对在两淮行用铁钱、交子有不同意见。据陆游记，时人张郯是反对发行交子的。陆游《渭南文集》卷三七《朝议大夫张公［郯］墓志铭》记：“［张郯孝宗时知真州］诏两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铁券利害。公力言券用于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转，然犹有弊。今两淮凋瘵如此，诸郡赖以给用度者不过酒、税，新为战场，无复土产可以贸易，独赖钱币而已，若用券，商贾且不行，何以为郡？”大约这种反对意见不占主流，所以没有被采纳。《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载：“［乾道］三年，诏造新交子一百三十万，付淮南漕司分给州军对换行使，不限以年，其运司见储交子，先付南库交收。”即是说，只是用新交子代替了旧交子，并没有停止发行。
《通考》卷九《钱币》又载：
自绍兴末年以前，铜钱禁用于准，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祐言：“莫若如旧，从民便，铁钱已散，铜钱已收，且令兼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交子可以尽罢无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为武锋一军在彼。”良祐又奏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各条其利害。乃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又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其民间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
据《宋史》本传，陈良祐任右司谏是在乾道三年或稍后，九年被贬，前此继任右司谏之后又陆续担任谏大夫、给事中、吏部侍郎、吏部尚书等职，这表明上引陈良祐上言的时间应接近乾道三年。陈良祐反对行用交子，宋孝宗的答话也令人费解，武锋军驻淮南，为什么就要行用交子呢？这使我们联想到《通考》卷九《钱币》记载，有人主张淮南禁用铜钱时讲：“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或许宋孝宗讲的是用交子有利于钱禁实行罢。引文讲由于陈良祐的坚持，诏令许铜钱和会子过江行使，又规定“民间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这样在民、在官的交子都回收了，使人觉得官方似有停用交子的意向。又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两淮会子》记：“［乾道］八年秋，以交子易坏，始出行在会子收兑。”而时人杨万里于绍熙年中回顾说：“臣传闻乾道初间尝降铁钱会子于两淮，军民都不行使，一二月间朝廷尽行收上。今来窃恐复蹈前辙，乞下有司检照。”[1]上引记载尽管所记时间不同，但都记宋廷似曾有拟将淮交全部收回的举动。所以，宋孝宗在是否发行淮交一事上可能确实有过动摇。
二 宋光宗时淮交发行制度的变动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宋廷在淮交发行上有一个较大的举动，这大约与当时的淮南铁钱危机有关。李心传记：“绍兴（熙）三年夏，议者以淮上铁钱多，欲革其弊，会［赵］子直（按：即赵汝愚）为吏部尚书，与从官陈进叔（按：即陈骙）、罗春伯（按：即罗点）、谢子肃（按：即谢深甫）等合奏，乞印造两淮会子三百万贯，付两路，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淮东二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兑，更不申展。事下两省，台谏议者尤延之（按：即尤袤）等以为可，遂施行之。其会子仍分一贯、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许流转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镇江府，兴国、江阴军内行用。应两淮上供及户部钱物，并权发见钱三年，令淮南漕司桩管。而沿江八州军合发上供一半会子则许用交子通融起发，于淮东西总领所桩管焉。”[2]据此，有四个重要规定：（1）正式规定每贯淮交折计铁钱770文足；（2）规定淮交每三年一兑（应即为一界）；（3）淮交面额有三种，即1贯、500文、200文；（4）规定淮交可以在江南沿江八州行使。
大约为了提高淮交的信用，宋廷决定商人算请盐货时可以部分地使用淮交，而此前买盐似完全不收淮交。[3]《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三七载，到了绍熙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中书门下省言：前淮西总领刘颖乞将盐钞许商贾每袋用交子一贯，计四十八万贯，除应副屯戍军兵支遣外，余数合行措置。诏依刘颖所申，其交子依已降指挥，每贯作七百七十足出入，所收交子有出剩之数，仰本所桩管，听候朝廷指挥”。同书三七至三八又载，同年“十月十七日，诏淮东提举司，客旅入纳贴钞钱，自今每袋许用会子、铁钱各三分，交子四分。先是，淮东提举卫泾有请于朝，为（谓）本路盐仓客人贴钞钱，依近降指挥，以官会四分、铁钱六分入纳。今来既行交子，所有立定六分合听商旅之便，或令以分数入纳，得旨客人合纳贴钞钱内，许内三分交子入纳。至是，中书门下省言，立定交子数少，未甚流通。故有是诏”。说明宋廷决定允许商人买盐用淮交，起初每10贯用3贯淮交，后增为4贯。
宋廷允许商人部分用淮交买官盐，大约也有人反对。时人卫泾是赞成朝廷决定的，但他在书信中谈到了反对者的意见。他说：“某所陈交子之弊，前牍粗见一二……既见公私不以为便，日夕讲求，亦参考乾道间已行始末，乃知议者始谋，殊不审今日之弊盖所必至，朝廷创法便民，民苟不便，必不惮于改法……某昨所申审，窃念入纳分数于岁课增亏诚有关系，然目下不过盐商少优、官司少损，其兴贩折阅及行使阻碍等弊未能尽见。至若因交子不可通行，遂致官会艰得，客旅不至，物货稀少，市井萧条，淮民无以为生，行者居者均受其弊，利害尤切。盖官会流转，必资客旅，客旅既少，官会亦无，官会既无，价值必贵，价值既贵，客旅益不来，势实相为消长，断无可疑。某非不知窃禄偷安可以苟延岁月，向来辨析私钱已触憎怨，今交子为患虽不一，度其势逮，某侥幸终更犹未至于极败而不可支。”[4]据他所言，反对者主要是不满这样做使官方实际收入减少。而卫泾批评这种看法说，如果不用淮交，就会使商人不来，商人不来，淮南地区缺少京会的问题会更突出，造成恶性循环，后果严重。此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时任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的杨万里上奏反对在沿江八州行用淮交，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1）榷货务收入淮会后无处支出。他说：“臣伏睹朝廷近降指挥措置行使铁钱会子，令淮上屯戍官兵月给食钱除旧用行在会子者并听依旧，量度每岁支屯戍诸军铁钱以为榷货务入纳分数。臣照得屯戍官兵每旬支遣已有立定钱、银、会子分数，难以更改，所有淮上戍守官兵支遣钱会从已降指挥并听依旧，其合支见钱一岁止用一十二万余贯。淮西州军递年朝廷科降应副马司支遣钱二十七万余贯，系铁钱并行在铜钱会子中半起发，内铁钱一十三万余贯就拨支使已是足用，若将新降铁钱会子于榷货务算请，委实别无项目可以支遣。”
（2）江南有淮交而无铁钱，无法兑换铸币；淮交有大额而无小币，不便交易。他说：“臣窃详朝廷支降新印交子，只为两淮铁钱艰于行用，今来一例令江南八州军衮同流转，非唯先有折阅之患，设或通用不行，其间屯驻大军四处军民之情使见扰扰，比之两淮事体尤重。伏自此令一下军民之情已皆惶惑。盖见钱之与会子，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母也。其子有二：行在会子，铜钱之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会子之法曰：会子并同见钱行使。今新会子之法曰：每贯并准铁钱七百七十足行使，又曰：其新会子止许两淮及沿江八郡界内公私流转行使。且会子所以流通者，与钱相为兑换也。今新会子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足，则明然为铁钱之会子而非铜钱之会子矣。淮上用铁钱、用新会子，则有会子斯有见钱可兑矣，是母子不相离也。江南禁铁钱而行新会子，不知军民持此会子而兑于市，欲兑铜钱乎？则非铜钱会子，人必不与。欲兑铁钱乎？则无一铁钱可兑也。有会子而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也，是交子独行而无见钱以并行也。一钱两钱之物，十钱五钱之器，交易何自而行，商旅何自而通乎？”
（3）如果官方不收受淮交，将使淮交无法流通，且易引出混乱。他说：“又两淮免起发会子三年，而江南无免发之命，江南官司以新会子发纳左帑、内帑，左帑、内帑肯受乎？左帑、内帑万一不受，则百姓之输官物州县亦不受矣。州县不受则是新会子公私无用、上下不受，而使镇江、建康两税入纳百万而行使不通，不知将何用也。若止欲用之于军人之支遣，百姓之交易其肯受乎？万一有受有不受之间，此喧争之所从起而纷纭之所从生也。”[5]
《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传》载：“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忤宰相意”，被迫奉祠赋闲。杨万里虽受到排斥，但宋廷似乎最终还是放弃了在沿江八州行用淮交的打算。
三 宋宁宗时期的淮交
淮交于绍熙三年（1192）立界，规定三年一兑，则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兑界，发行第二界。又到庆元四年，第二界已到兑期，但《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庆元四年，诏两淮第二界会子限满，明年六月，更展一界。”这样，淮交像其他楮币一样，出现了拖延兑界的情况。
绍熙三年规定的商人算请淮盐纳资办法，似乎没有维持很久，因为当时规定商人缴纳购买盐货的钱款中4/10可用交子，这个比例是较大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四九载：“［嘉泰］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诏：淮东提盐司贴纳盐钱与免纳二分交子，止用钱会中半（原注：旧例用钱、会各四分，交子二分，至是，客人诉其不便故也）。”这说明，在嘉泰二年（1202）以前，贴纳盐钱已将交子所占比例降为十分之二，到此时，又规定不用交子。当然，贴纳盐钱只是买官盐所需支付的钱款的一部分，大约其他项目的钱款还是有一部分可以用交子偿纳的。因为同书二八之五四又记：“［嘉定五年二月］十四日，诏行在、建康、镇江三务场，真州卖钞司，自三月一日为始，并照自来定例入纳官钱，内行在务场用金银、钱、会，建康务场用交、会、见钱，镇江务场用钱、会，真州卖钞司用交、会，所有亭户盐本钱，亦各照逐路久例入纳。”可知建康榷货务、真州卖钞司还是部分允许使用淮交的。
据《漫塘集》卷二八《故知和州陆秘书［埈］墓志铭》，嘉定初年，东南会子因三界并行而发生危机，官方曾用淮交与铁钱兑收淮南地区的会子，估计淮交可能因此而超额发行。又史载：“嘉定十一年，造两淮交子二百万，增印三百万。十三年，印二百万，增印一百五十万。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万。自是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术，但屡与展界而已。”[6]时人程珌在给皇帝讲课稿中写道：“诸军调发或回栅拆洗，所支发遣钱，总所支降未到即借兑于军中备急库，比总所钱至自合正还。今乃暗收总所之钱用作欠眼，按旬克除，又于支给之际或二分或三分折支铁钱交子，军人安得不困邪！此其一也。诸军每旬券钱元降指挥会子七分、铁交三分，今会子一贯市换铁钱三贯四百，乃止以铁交三贯一二百准会子一贯支与，减克于锱铢，军中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二也。”[7]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淮南驻军士兵的俸禄是按比例支给会子、铁钱和淮交的，军将为了从士兵身上揩油，该给会子时用淮交折支，折算的比价低于市价。同时我们也可了解到，当时一贯会子市价能换铁钱三贯四百，换淮交的数量肯定更多些，淮交的购买力显然是很低下的。
关于淮交在宋理宗即位以后至南宋灭亡前的情况，史籍全然失载。
四 对于发行淮交的不同认识及评价
关于发行淮交，有着两种对立的看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前文已述，张郯、陈良祐都是反对者的代表，林安宅既是建议者，自然应是赞成者的代表。此外，宋光宗时虞俦也上奏讲发行淮交是对的。他说：“利未兴而害先见矣，此今日两淮铁钱交子之说也。伏自两淮行使铁钱之后，以其不便于商旅之赍行也，于是始有请行交子之议。自交子之既行也，然后两淮之人始以为便。臣自前年叼帅淮西，继移东漕，足迹所历，耳目所见，未尝有以交子为不便者。日中为市，百货贸易，铜、铁、交、会，各有定直，纵其间小有低昂，皆出于斯民之情愿，初非官司强为之也。比来两淮年谷屡丰，物价又平，商贾皆愿出于市，行旅皆愿出于途……胡可大体既定，又从而复有纷更……且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8]显然，他是个行用淮交的坚决支持者。
在反对者当中，有一类人是主张只发行一种纸币即东南会子的。除东南会子外，他们主张将其他纸币一律停止发行，如袁甫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湖、淮交子，尽合易以铜楮，通彼所以宽此。”[9]他认为停止行用湖会、淮交将有利于行在会子，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是令人怀疑的。《攻媿集》卷九一《文萃阁待制杨公［王休］行状》载，时人杨王休也持相近看法：“庆元元年七月，除户部郎官、湖广总领，仍令奏事，对便朝……又论钱弊甚悉。谓赀泉取其流通，今裂而三之，东南则用行在会子，两淮则用铁钱会子，湖北会子则又异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闻。不若罢两淮、湖北会子，其在民间用行在官会收之。俟收两处会子尽绝，则官会通行，实为利便。”他提出的理由是多种楮币并行不利贸易，似更有说服力。又同书卷一一六《朝请大夫曹君［盅］墓铭》载，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曹盅，他上奏朝廷“论五事……四，乞止用官会，不必再印两淮铁钱交子”。
马端临《通考》卷九《钱币》也赞同这种看法。他说：“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而会子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行？）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马端临主要从楮币与钞引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发行多种楮币没有必要性，但他在这里忽略了造成多种楮币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几个铁钱区与铜钱区的同时并存，而当时的军队供应制度也是导致多种楮币并存的重要原因。他在征引范成大《揽辔录》后又议论说：“其时中国亦以币权钱，然东南之地有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而鼓铸之所亦复不一，所以常困钱币多而贱，秤提无策，而彼则惟以交钞行之河南，以中国旧钱行之河北，似反简易也。”这里，他又提出了发行货币应统一管理、易简不易繁的主张，落脚点也是反对多种货币并行。
淮交（湖会在许多时间里也是如此）与四川钱引的发行环境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四川不行使东南会子，而淮南却行使东南会子。淮交与东南会子并行，这对淮交的发行很不利，因为人们持东南会子可以走遍大半南宋统治区，而持淮交只能在淮南地区使用，所以人们乐于接受东南会子而不乐接受淮交。不只是百姓如此，如前所述，官方在税收、榷卖等方面，也限制淮交使用，使得淮交的发行遇到诸多困难。就此，时人有在淮南地区停止使用东南会子的主张。例如，大儒朱熹就讲：“两淮铁钱交子试就今不行处作个措置，不若禁行在会子不许过江，只专用交子。如淮人要过江买卖，江南须自有人停塌交子，便能换钱。又不若朝廷捐数万贯钱在江南收买交子，却发过淮南，自可流通。”但当他的学生吴必大说：“不许行在会子过淮，此恐难禁。”朱熹却也表示同意，[10]说明禁止淮南行用东南会子确有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