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子”原是一种官方文书
初接触宋代货币问题的人，往往对关子的名称感到很新奇，有人则认为关子只是一种纸币的名字，所以，有必要对关子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一简略的介绍。
关子原是一种官方文书，它可能是从唐代的“关”演化来的。唐人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新唐书·百官志》：“诸司相质，其制有三：一曰关，二曰刺，三曰移……凡符、移、关、牒，必遣于都省乃下。”宋代也有“关”这种文书，《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记载了这种文书的格式。《长编》卷三四四、《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六等载，宋代又有关牒，大约与关接近。关子大约就是从“关”“关牒”演化来的。
请看文献中两则系时较早的关于关子的记载：
景德三年（1006）五月九日，特奉诏：内东门买卖司应内降出卖匹段，自今明上簿历，令使臣当面差人印记，具关子送下杂买出卖……又内中自来有直卖诸般物色，并令抄上簿历拘管，依例具关子下杂买务取索供纳。[22]
［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一月］诏：“杂买务应下行买物人，价钱不得住滞邀乞，其外催受，得买物关子等，物价通下行户置历，于监官处书押。”[23]
此处的关子，系应用于禁中通过杂买务买卖物品，关子由禁中有关官司发给杂买务，是官司间的文书，兼有通知和凭证的作用。此后，关子陆续见于记载，应用相当广泛。例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八载，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规定，店宅务“每月课利帐只写所收管钱、退赁房屋关子、送纳官钱月日供申”。《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三六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规定：坊监养的马死了要送皮剥所，每次输送由坊监开具关子，关子上写明匹数等与死马一起交皮剥所。《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四之四载，熙宁七年（1074）规定：各县支移官物，仓库开具物品清单、收据和关子转交本县，本县核对无误后将关子发回仓库。同年，苏轼上奏建议：河北、京东二路官卖盐，“官给印本空头关子与灶户及长引大客，令上历破使，逐旋书填月日、姓名、斤两与小客”，让小客零售。[24]《长编》卷三〇四、《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九又六三之一八八载，元丰三年（1080），蔡州募客户请射官田，曾发给客户关子。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载，宋徽宗“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此种关子为被允准服用金带的官方凭证。《盘洲集》卷四九《荆门应诏奏宽恤四事状》载，南宋高宗末年，荆门军“酒务及公使库旧例遇正旦、寒食、冬至，各印关子付居民，令户户纳钱赴官沽酒”。此种关子为纳钱沽酒之凭证。《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四三载，南宋孝宗时，福建“逐州县运纲多就产借本，印给关子付税户，候［官盐］纲到拨盐准还”。此关子为民户领盐凭证。又《文忠集》卷一五〇《奉诏录·论户部借绢》载，大臣周必大曾建议户部置场回买诸军衣赐绢，给关子军兵“如愿卖赴买绢场请价钱”。《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二八、七九之二一载，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规定，“今后外官任满到阙，先须赴台参，出给关子付之，以凭参部。所有在京除授及转官合赴台谢、或赴外任亦合台辞，并照例给关子付本官照应”。此关子为御史台发给台参、台谢、台辞凭证。此外，见于记载还有用途不详的尚书省关子、枢密院关子等。[25]
关子又可称为关引，《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六载：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户部言：主管淮东盱眙榷场曹泳札子：客人于本场博买到北货，从本场出给关子，从便前去货卖，仍免半税。其经由税务既收税后，更不契勘有无本场关引及关引内同与不同，即便放行。措置欲将本场关引从提领司印给，排立字号，付本场置历消破。旬具支破数目、客人姓名、物货名件申提领司照会点检。傥或本场开具不同及于关引内影带数目，许经由税务经申提领司根究，将本场官吏重赐行遣。
显然，这里的“关引”就是“关子”。由此推想，大约关、关牒也可称为关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各例中，有些关子已不是官司之间的文书，而是官司发给个人的凭证，其中有些还是事先印制好的。在上述各例中，又有一些关子是持有者领取物品（或钱）的凭证，如领取酒、盐等。这使我们联想到当时赈灾时较多应用关子。如《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五载，宋神宗时，判相州韩琦上奏讲：“自来常平仓遇岁不稔、物价稍高、合减元价出粜之时，乡村则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户姓名，印给关子，令执赴仓，每户粜与三石或两石。”《长编》卷二五七载，熙宁七年，官员刘载因在京东“擅立关子式，牒诸州军付饥人，于畜积之家借贷，违法”，被处分。董煟《救荒活民书》中也记载了发给饥民关子，令其持以领（或买）救济粮的事。
另一种见于记载较多的关子是汉、蕃茶马贸易中发给蕃部卖马者用以领取马价的。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五四载，元丰四年（1081）官方规定：“蕃部牵马赴场，候捡中，据合请茶数限当日出给关子，就买马场亦限当日支给。”《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三二《赵待制开墓志铭》载，南宋初，提举四川茶马赵开上奏说：“嘉祐以银、绢博马，价皆有定，提举官既旁缘作奸，擅买珠犀交结权幸，马入无以偿，则空出资次关子，虚抬马价以给夷人，夷人不能留俟，即贱市关子以去。”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〇八，这种以关子请领马价的办法至少到绍兴末年仍在沿用。
在关子向纸币演化的进程中，关子演化为便钱券、汇票，是关键的一个环节，此一事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此从略。[26]
二 南宋末年的纸币关子
关子真正演化成纸币，是在南宋末年，其具体时间大约是在景定五年十月宋理宗病危时。但有些记载使人对此有些疑问，如《宋史全文》卷三六载：
［景定四年十月］癸酉，都省言：令会子库造三色零百钱关二千万，便民旅交易。从之。
又《梦粱录》卷一三《都市钱会》载：
官司又印造会关子，自十五界［会子］至十八界行使。
上引文献中讲到的“钱关”“会关子”都是行用于景定四年以前的，而且名称都与关子接近。它们究竟是不是关子，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东西，我们都无从考察，但从下面所引记载看，它们同景定五年十月以后行用的关子不是同一事物，则是可以肯定的。宋元间人记：
理庙微时行第十七，福王与芮第十八，上意不欲废此二楮者，此也。［贾］似道故作铜钱关子以准十八界之三，理庙难之。似道于升遐之日，伪作遗诏，废十七界行关子。旧此许以旧楮易官新楮，假如十七界直五十文，官当收旧界新，十七界十五贯换与关子一贯可也，而似道直废十七界更不换与新关。[27]
这说明贾似道“矫诏”发行的关子，是在宋理宗去世时开始发行的，它的发行与十七界会子被废罢是同时的，所以它实际相当于第十九界会子。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景定彗星》也记：
［景定五年］十月乙丑，忽闻圣躬不豫，降诏求医。丁卯，遗诏升遐。而金银关子之令乘时颁行，换易十七界楮券。物价自此腾涌，民生自此憔悴矣。
以上两条记载都记关子是宋理宗去世稍后发行的，但《宋史》卷四五《理宗纪》则系此事于本年本月乙丑日，即在宋理宗去世前数天病危时，或许撰史者是有官方档案为根据的，故更准确。又《宋史》卷六六《五行志》载：“宋初，陈抟有纸钱使不行之说，时天下惟用铜钱，莫喻此旨。其后用交子、会子，其后会价愈低，故有‘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之谣。似道恶十九界之名，乃名关子，然终为十九界矣。而关子价益低，是纸钱使不行也。”这一记载固属无稽之谈，但也能说明此次发行关子是代替了十九界会子的，故与此前出现的“钱关”“会关子”显然不是一回事。大约如吕沆所批评的，关子的立法中有不合理处。除他以外，见于文献的反对者还有区仕衡。区仕衡上奏讲：“关子不便于民，匪但川蜀荆襄为然，吴越闽广俱不便也。”[28]
前引记载讲到发行关子后就将十七界会子宣布作废，有记载说，贾似道曾有意将十八界与十七界一同废止。《宋史》卷四一四《叶梦鼎传》载：“丞相贾似道欲造关子，罢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梦鼎以为厉民，乃止罢十七界。”欲兼罢十八界的消息可能曾透漏于外，故引起骚乱。《阆风集》附《舒阆风先生行状》载：“遇度庙登极，例有犒军钱。时朝廷方废十七界会子，而以关子与十八界会子并行，民间讹言十八界亦废，军人必欲得关子而后谢，突入府廷噪喧。府军时未有见关，倚公（按：指舒岳祥）办集。”
《宋史全文》卷三六记载了发行关子的诏书内容及关子形制：
［景定五年十月］乙丑，诏：“物贵原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今以见钱关子复中兴旧法，每百七十七足陌，以一准十八楮三千，革钱楮亏折之弊。其官吏诸军券请，并以见钱关子全给。”似道请称提楮币，□□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十七界废不用。关子之制：上黑印，宛如西字；三红印相连，如目字；其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如两脚；宛然一贾字也。关子行，物价顿涌。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略同。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五《银关先谶》也记述了关子的形制，除上引已述及者外，还讲：“银关之上，列为宝盖幢幡之状，目之曰金幡胜，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大［元］兵下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人以为谶，信然。”
这里还存在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即关子名称的准确表述是怎样的？上引记载中关于关子已有“关子”“铜钱关子”“金银关子”“金银见钱关子”“银关”五种，其他处文献记载也不统一。此外，据《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尚有“见钱关子”一种称呼。为什么记载如此不统一，已难考清。就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称呼可分为两类：一类与铜钱挂钩，一类同金银挂钩。同铜钱挂钩较易理解，因为官方有关子兑换铜钱数目的规定，但官方是否规定关子与金银的兑换办法，则不见记载。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这两次颁布法令，都是针对关子贬值的。前面引文已言及，关子发行不久，就出现了贬值现象，此次颁布如此严厉的法令，其效果如何，未见明载。同书又载：“［咸淳］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司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这显然是意在改善关子用纸，与前述吕沆对关子用纸不精的批评吻合。但吕沆讲最初关子纸是徽州所造，此则言为行在纸局造，似乎前此已更换过造纸地点。
《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宋理宗末年，丞相贾似道主持回买官田，提出：“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回买官田后，似宋廷确曾有过减少纸币发行数量的想法。《咸淳临安志》卷九《行在所》记：“自咸淳以来，朝廷措置住造钱关。”又谓“咸淳五年之二月，有旨［造会纸局］住役”。另吏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冯梦得为咸淳仓作记，其中讲：“异时岁下郡国籴官办于楮，与吏并缘为奸，日载其怨……由是买浙水西六州公田，蠲和籴，停造楮，时人始而愕，中而疑，久而厌然以服。呜呼！……今岁不籴，楮不造，民不加赋。”都表明朝廷曾有过这种想法。但后来发现回买官田远远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纸币发行量重又增加。时任给事中的徐经孙曾批评说：“住造之期未卜，目下增造有数，恐有楮价日杀之疑。”[29]上述大造关子用纸的记载也表明关子的发行量未能得到很好控制。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载，元兵攻入南宋时，元宰相伯颜曾对某些宋朝地方官员许诺，如果投降，则“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旧，市肆不易，秋毫无犯，关会铜钱依例行用”，说明南宋灭亡前关子一直在行用。南宋灭亡后，元朝曾颁令规定：“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30]这里的“宋会”，不详是指关子，还是指十八界会子，大约这一比价是元朝用于兑收宋朝纸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