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纸币的管理体制
北宋徽宗即位以前，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四川地区行用纸币（河东、陕西虽曾行用交子，时间都较为短暂）。因此，纸币的发行相对不太受重视，除重大决策由朝廷作出外，日常事务似主要由成都府（益州）路转运司负责，具体操作则由交子务进行。宋徽宗为了将钱引推广于别路，曾设京西北路切管干通行交子所等机构，又从交子、钱引印文来看，可能曾设“提举交子官”和“提举钱引官”，又将汴京地区的交子、钱引发行等具体事务由榷货务买钞所操办。
南宋时期，纸币发行在财政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相应地纸币发行也越来越受朝廷重视。于是，会子经常设有“提领官”，见于记载者，前为户部侍郎钱端礼、曾怀，后为兵部侍郎陈某。讨论者往往是宰相、参政、侍从等。宰相叶衡、乔行简等都曾主持收兑，参政曾专门负责研究。南宋后期，往往令一位执政大臣专门负责会子事务，如薛极、余天锡、吴潜等都曾受此委任。记载中有“提领会子所”机构名。其他地区的纸币，一般由朝廷决策、总领所具体负责。
交子务、会子务等是具体印制、发行纸币的操作机构。《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北宋四川交子务“监官一员，元丰元年增一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六人，杂役一十二人，廪给有差”。这里很具体地介绍了成都交子务的人员构成。据此，成都交子务共有一百八十多人，规模可观。其中讲到元丰元年（1078）以前只有监官一员，与李攸所记不同，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记：“景祐三年（1036）置监官二员轮宿”。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大观二年（1108）宋廷重新在永兴军置交子务，“遣文臣二人监之”。除成都交子务外，北宋时期还曾在河东潞州、陕西永兴军、东京设交子务。
南宋绍兴六年发行铜钱交子时，曾在行都临安设交子务，随废。后发行会子，乃在临安设交子务，隶榷货务都茶场。地志载：“会子库在［榷货］本务，绍兴三十一年，诏临安府置会子务，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用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钱端礼之请也。中经省并，以榷务门官兼领。绍定三年复。五年，因毁重建，以都司官提领。工匠凡二百四人，日印则取纸于左帑，而以会归之。自咸淳以来，朝廷措置住造钱关，止于元年之五月十八日，止于三年之三月（按：此处文字似有阙误）。”[1]据载，行都的交子务有五六所。又史载，隆兴元年，曾在江州设会子务。《蒙斋集》卷七《论会子疏》载，宋理宗时，袁甫上奏言预造新会子事，其中讲道：“印造新会屋宇器具，虽已素备，其常时所放散造会工匠并宜尽行拘上，廪给加厚，勿惮小费，务在集事，此专在都司主张维持之力耳。”说明会子务此时已由都司官掌管。淮交的印制不见有专门机构，而两总领所分管淮东、淮西，都不便掌管淮交印行，大约淮交印行是由行都临安的会子务兼管的。湖会开始是由总领所负责发行，应有专门发行机构，但不见记载。
二 纸币的用印及图案
印制各种纸币的印、记，至少是最主要的印、记，都是铜铸的。又除用交子务印外，还要用有关官署的印。如《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当北宋仁宗初年将交子收归官营前，知益州薛田、益州路转运使张若谷上奏请求发行官交子，言及“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后宋廷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一同定夺此事后，在上奏时又谈道“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一八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始行钱引，榷货务买钞所上奏言及：“［新官局］合用榷货务买钞所朱记，所有旧交子务铜朱记一面，乞下少府监毁弃，所有‘在京提举交子官印’铸印一十面，今合改作‘提举钱引之印’六字为文，‘在京交子务交子记’八字铜朱记一十面，今改作‘榷货务买钞所钱引记’九字为文，乞下本监改铸降下。”此奏准行。《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载，建炎年间，川陕宣抚司捕获非法私印的钱引30万，随军转运使赵开对宣抚使张浚讲：“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说明四川钱引可能要加盖地方官府的官印方可正式行用。
《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载，绍兴六年（1136）宋廷下令发行东南交子，礼部尚书李光反对发行交子，讲到“其工部铸到交子务铜印，臣未敢给降”。《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制》载，绍兴年间“……更铸者，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马端临记：“孝宗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2]《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制》载：“乾道二年，铸成都钱引务朱记。”宋人将印、记加以区分，区别究竟怎样，已难考详。又《宋史》卷三八八《陈良祐传》载，乾道四年（1168），宋廷曾决定停止发行会子，宋孝宗“慨然发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通考》卷九《钱币考》载，随又决定发行新会，则又令“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同书又记，淳熙三年（1176）诏“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桩管”。
不但交子、钱引、会子的印板是铜制的。湖会的用印也是铜制的。马端临记，隆兴元年创行时，曾“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3]，此句语不通，疑是“铸勘会会子、覆印会子印”即所铸者为两种印文的印。马端临又记后来朝廷“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4]，说明湖会用印也是铜质的。
除各种官署印、记以外，还有多种图案印和饰有花纹的文字印，另各种印记分别用不同颜色。《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大观元年（1107）五月，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兰；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又南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一讲，北宋徽宗时期发行的小钞，“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法”，“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敕？］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倅姓押子（字）”。他的记述使我们了解了两种纸币的概貌。说明会子同钱引一样，也要用多种印，其中包括图案印。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六状》载，淳熙九年（1182）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指使、包庇亲属、部下伪造会子，其中谈到伪造了“印六颗”，其图案为“会子出相人物”“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样”，又有“篆写‘一贯文省’并专典官押三字”，所用颜料有“土朱、靛青、墨等”。另又言及“朱印三颗”“青花上写‘字号’二字”。这与谢采伯的记述是基本一致的。又《左史谏草》附《监簿家传》载，南宋后期人吕午讲：“当时十七界曰瓶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绘物名”。说明第十七界、第十八界会子各有特征性图案。费著将若干界钱引的图案、文字列表记录，我们把它略加整理，以今人习惯的形式表示如后（见本章后附录）。
楼钥《攻媿集》卷八五《先兄严州行状》，记他的哥哥楼锡任主管都茶场会子库时，朝廷一度决定废罢会子，楼锡向宰相提出，国家财政依仗会子，罢后必复，必须防止印制会子人员外流，因为“作伪者他皆可为，惟贯百例不能乱真，故多败。此曹（按指印制官会人员）无聊，若冒为之，智者不察也”。这说明，标示面额的文字很有讲究，一般人难以模仿，可见其精致。
关于南宋晚期的关子的形制，史籍有如下两种记载：
关子之制：上黑印，宛如西字，三红印相连如目字，其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如两脚，宛然一贾字也。[5]
关子之制：上黑印，如品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银关之上，列为宝盖幢幡之状，目之曰金幡胜，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大［元］兵下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人以为谶，信然。[6]
两种记载无矛盾处，后一记载内容稍多。通过这两种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关子的概貌，即由八方印组成，上饰宝盖幢幡状花边。
通过上引记载和分析可知，宋代纸币印制技术达到较高水平。图案文字及结构都较为复杂和精细，有花草人物等图，有装饰性图纹或花边，且有两种以上颜色。
三 关于纸币的面额
宋代纸币面额有多种，其具体制度各种纸币不一，就一种纸币而言又前后不一，情况较为复杂。
《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北宋仁宗时，官交子初发行前，王继明、薛田、张若谷奉命定夺交子事，议定：“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这就是说，最初的交子有十种面额，但所言“书出”不知是指临时书填还是仅指“标明”。此后有二次重大变更，《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交子“每道初为钱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1039），以十分为率，其八分每道为钱十贯，其二分每道五贯，若一贯至四贯、六贯至九贯，更不书放。熙宁元年（1068），始以六分书造一贯，四分书造五百，重轻相权，易于流转”。据此，宝元二年后改为10贯、5贯两种，熙宁元年后改为1贯、500文两种。
北宋后期发行的小钞，面额有数种。但记载有关文字有错讹，有几种说法：《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通考》卷九《钱币考》谓“自一百至十贯止”；《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谓“自二百十一贯止”；《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谓“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贯”。记载中都有100文、1贯两种，所以至少有这两种面额，是否还有10贯或其他面额难以确定，因为1贯、10贯是常常互有勘误的。
关于东南会子的面额，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记，绍兴三十一年（1161）初置会子务时，所发行的会子“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即最初的会子有三种面额。《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载，绍兴年间铸会子印，有“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会子库五百文合同印”“会子库二百文合同印”三种，即是讲会子此时有一贯、五百、二百三种面额。此记载大约系时有误，会子面额有二百、三百等种类，似不在绍兴末年，而是在宋孝宗时。《通考》卷九《钱币考》记：隆兴元年“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又《景定建康志》卷一四《年表》载：“［乾道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诏印造建康府二百、三百例零会二十万贯，令榷货务差号簿官逐旋管押前去交纳。从淮西总领所请也。”当然，上引马氏及地志所记又比史文多了三百文一种。《通考》卷九《钱币考》又说：“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会子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马氏在这里也讲到会子有面额为三百文的一种。另外，他把发行小面额会子，看作是会子真正成为纸币的主要标志。大约讲会子在宋孝宗以后分为一贯、五百、三百、二百四种是较为可信的，因为《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总领所小会子》讲：“东南会子有四品，自一贯至二百，盖便于转用也。”同书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又说：“［会子］其法自一贯、五百、三百、二百凡四等，民甚便之。”
关于南宋时期的四川钱引，《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记：“其法自一千至二百凡二等。”“二百”应为“五百”之讹。同书乙集卷一六《四川总领所小会子》又说：“东南会子有四品……川钱引则分一贯及五百而已。丁卯岁（开禧三年）陈咸以用不足，始创小会子。”但他未言小会子的面额。
关于淮交的面额，《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乾道二年（1166），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交子三百万，止行于两淮，其旧会听其对易。”但这只是最初的淮交，此后情况如何则失载。关于湖会的面额，马端临均记，隆兴元年初创时有一贯、五百文两种面额。同书又载：“［淳熙十一年，湖北］帅、漕、总领言：乞印给一贯、五百例湖北会子……从之。”又《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四载，淳熙十三年八月八日诏书中也言及“准指挥印降一贯、五百例湖北直使会子”事，这表明见于记载的湖会只有一贯、五百文两种面额。
南宋前期和中期发行的关外银会则以银计量，有一钱、半钱二种面额。南宋后期发行的四川银会则按一比一百的比例直接与钱引挂钩，是以钱贯为面额的，但具体有几种面额则失载。关外铁钱会子的面额都很小，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三种。
四 纸币的用纸
注意纸币的用纸是防止伪造的重要方面，所以官方较为重视。四川是宋代造纸业较为发达、造纸技术较为先进的地区，北宋交子是用四川本地纸印造的。《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熙宁五年（1072）交子务监官戴蒙请求设置抄纸院，“官自抄纸，皆自蒙始”。费著又记：交子、钱引“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1163），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于城西净众寺。绍熙五年（1194），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迄，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据此，南宋中期钱引造纸场有服役者近百人。
抄纸场既受重视，其监官的任命就较为慎重。《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二又一四六二五引《吏部条法》载：“嘉定元年（1208）十月三日敕：户部勘当，成都运判钱文子状：本司所管成都府钱引务抄纸场监官，职事繁剧，弊幸实费关防。乞将监官窠阙注奏举关升经任有举主人，仍不注初官及恩科并年六十以上人破格注授，如见任人去替半年无人注授，从本司照格法选辟。奉圣旨依。”这说明当时选择抄纸场监官须符合若干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有管理经验、年纪不老两条。
南宋时期会子大部分时间也用四川纸印造。《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记：“［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置行在会子务……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通考》卷九《钱币考》记：“当时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府，又造于临安府。”《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所载略同。它们都讲了成都造会子纸的情况。又楼钥《攻媿集》卷九一《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记，绍熙四年（1193），杨王休受命担任成都府路转运使，时“造吴、蜀会子纸，每界至六千万，漕计始十七万缗，偶会多事，费倍平时，或虑乏兴，公处之裕如”。这说明当时成都造纸的任务是很重的。抄造会子纸的事务由成都转运司负责，我们可以查见关于一些成都转运司官员因造纸、运纸有功而得奖赏的记载。如，《东涧集》卷六有许应龙起草的《李刘昨任成都运判日起发会纸及五纲转一官制》，制文称：“造券以佐用度，必资蜀楮，设官以司其局，凡宣劳者悉该赏典。矧尔曩任计台，实董其事，既及五纲之数，盍升一秩之荣，虽率旧章，式昭新渥。”文中既谓“旧章”，说明已沿行多时。同书又有《厉模昨任成都运判起发会纸及五纲转一官制》，说明受此奖赏者颇有人在。厉模又曾因会纸质量优良而受奖，《平斋集》卷二〇载洪咨夔所拟《厉模楮纲赏转朝请大夫制》称：“币行于东南，而取楮于蜀。精实致密，伪难以乱真也。尔抱才敏锐，将漕井络，岁发楮纲，适应赏。今其升一级，庸劝奉公。”
前文已述，会子用纸起初在徽州、池州抄造，随后在四川抄造，在四川抄造的时间较长，后来又曾在行都抄造。《咸淳临安志》卷九《行在所》载：“［临安］造会纸局，在赤山之湖滨。先造于徽州，既又于成都，乾道四年（1168）三月，以蜀远纸弗给，诏即临安府置局，从提领官权兵部侍郎陈弥作之请也。始局在九曲池，后徙今处。又有安溪局。咸淳二年（1266）九月并归焉，亦领以都司官，工徒无定额，今在一千二百人。咸淳五年之二月，有旨住役。”宋末元初人吴自牧于《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所记与此略同，而明谓纸局系“都司官属提领”，又谓“工役经定额，见役者日以一千二百人耳”，与上引小异。《咸淳临安志》的记述有缺陷，容易使人误解为会子纸乾道四年以后就都在临安抄造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大约造纸地点曾有几次变化。《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七引《吏部条法》载：“嘉定十六年（1223）四月十五日，圣旨：监行在会子库造纸局官，每岁许用户部长贰及左右司提领官通行荐举。”大约此前后至少部分会子用纸是临安造的。但《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淳祐二年（1242），宗正丞韩祥奏：‘……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迨十七界之更印，已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可知淳祐年以前印第十五、十六两界会子曾全用四川纸，第十七界会改杂用川、杜（“杜”代表何处不详），第十八界全不用川纸。《蒙斋集》卷七《论会子疏》载宋理宗时袁甫上奏说：“臣又窃思撩纸一事，须使朝廷、州郡通为一体。所有给降本钱应期发下，勿复稽迟。庶几收买楮皮不至阙乏。又其间有以楮皮不足来告者，须当体恤此意，使有余、不足彼此通济。如印造旧会之纸，曩时责办于徽、严等处者，尤当从长区处，使新会时无相妨，不致受害偏重，如此则朝廷得以责成州郡，无以藉口。”据此，似乎除会子始行阶段外，后来又一次用徽州纸（同时又用严州纸）。《左史谏草》附《监簿吕公［沆］家传》亦载：会子起初“用四川纸印造”，“自四川破，十八界会子及关子用徽州纸，易破烂”。可知南宋晚期确曾用徽州纸印会子、关子，但随即又有变化。《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又谓：“［咸淳］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司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可知抄造会子用纸的地方是经常变化的。
印制纸币除用大量的纸以外，还要用墨，关于这方面记载少有，仅见下引。知黎州李石上奏说：“石比准檄下本州和买印造七十四界钱引墨三千二百八十五斤。石自到官后已节次买发过一千八百斤外，寻检照旧案牍，见得日前每界所买墨不过二千七百斤，往往买发不足，而今次所买过于每界五百余斤。缘本州墨工止有五户，又所烧松烟率近生界，比年以来，烧烟人户多是藉口采斫禁山松木……委是于边防不便。”另他又吟诗言此事，谓：“一朝污浊流，钱券满吾蜀。童山要进取，万石压车轴。”[7]我们只能从这有限的记载中了解有限的情况，体会到筹集印制这样多的纸币所需的墨也是很不易的。
五 界的功能利弊
学术界有人认为元代发行纸币不分界是比宋代的一种进步，这种认识令人不敢苟同。因为换界有利有弊，不能仅因为今天的纸币不换界，就断定古代的纸币也一定是不换界比换界进步。
宋代纸币换界有什么弊病呢？首先，纸币的换界可能造成一些浪费。换界时，可能有些纸币并未损坏，回收后废弃不用自然是一种浪费。其次，换界要花费不少人力物力。再次，官方在换界时要向百姓征收一部分手续费，这势必给百姓增加负担。
我们也应当看到，宋代纸币换界的益处。首先，纸币定期换界，可以阶段性地以新换旧，使流通的大部分纸币不破旧。在宋代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纸币用纸质量不可能太高，因此纸币在民间使用的时间不应太长，定期以新换旧是必要的。其次，纸币定期换界，有利于纸币发行的管理，官方可以通过换界，掌握纸币的实际流行数量。事实上，纸币的实际流行数量同发行数量之间总是有些差距的，如果长期不换界，这一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使发行者心中无数。宋代官方往往利用纸币换界，提高纸币价值，减少纸币发行数量，这对纸币发行是有利的。再次，纸币换界有利于防伪，每次换界，都要重新制版，图文的不断变化给造伪者带来一定困难。现代纸币发行过若干年也更换新版，也主要是出于防伪的需要。宋代每次换界都严格检察真伪，为此订立了详密的制度，这等于说每次换界都是一次清除伪币的活动。
再从宋代具体情况看，宋代纸币大抵在能正常换界时期运行较好，而一旦不能正常换界，纸币的发行也就出现严重问题。东南会子、淮交等最初都是没有界期的，结果都出现了危机。东南会子第十七、十八界后来一度宣布无限期使用，也是纸币发行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宋廷作出的决定，取消立界也未给会子带来任何好处。再从元代情况看，元代纸币是不立界的，但元代纸币发行状况并不比宋代好，其贬值速度比宋代更快、伪币泛滥的程度比宋代更厉害。为此，元朝官方不得不几次更换纸币名称、发行新纸币，这同纸币换界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应当说，纸币换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当时的情况下，换界比不换界利多弊少。
六 被认为是宋代纸币文物的印板等
宋代发行的纸币品种虽多，数量虽大，今天却没有一张存世。不过，有几件被认为是宋代纸币印板的物品，这里不能不加以讨论。这里所说的“纸币印板”，计包括：所谓北宋交子、钱引或小钞的印板；所谓南宋东南会子的印板；所谓南宋晚期关子的印板。
所谓北宋交子、钱引或小钞的印板，都是指一块印板。此印板今已不可见，或说其流往日本，或言其失踪。印板虽不可见，却有一张拓片存留。此印板并没有标明“交子”“钱引”或“小钞”等字样，所以，人们对它作了多种猜测。此印板肯定不是交子印板，因为拓片文字标明它不在四川行使。同理，它也不是四川地区的钱引。所以，如果假定它是宋代纸币印板，它只能是四川以外的钱引或小钞的印板。它有如下疑点：（1）来历不明，它不是出土文物，究竟怎样流传也不见记载。（2）它的图形文字过于粗糙，其文字歪歪扭扭，特别是将它与同时期的印刷品比较，更感觉它不像官方纸币印板。（3）拓片上文字也有可疑处，如“公私从便主管”“流转行使”这样的话，似不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4）无法见到原物，无法考察其质地、外观等。所以，尽管比较而言，讲它是小钞印板更近于合理，但要证明这一点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所谓南宋会子印板，今存国家历史博物馆。它的主要疑点是：（1）与上述“小钞印板”一样，来历不明、流传历史不明。（2）与南宋谢采伯所述会子形制比较，有较大差异，如面额钱数横写占一横栏，此印板却是竖写，位置不够突出，不符合一般突出标明钱数的习惯。相反，大字标出“行在会子库”似无必要。（3）据前引记载，会子印板标明钱数的几个字写得非常讲究，一般难以模仿，此印板上标明钱数的几个字却似不具备这一特点。（4）这一印板比起所谓“小钞印板”来，图文都要讲究得多，但同本书钱引一章所记钱引形制及今存宋版印刷品比较，它仍显得粗糙、简陋。当然，这里应提及，现今还存有一块照这块印板伪造的另一块印板，伪造得十分拙劣，错字有多个，连“进义校尉”也误作“进义校听”，前人已多有析论，此不赘言。
所谓“关子印板”共有八块，是近年在安徽东至县发现的。这组文物的主要疑点是：（1）流传历史不明。此组印板是1983年7月在本县废品中转仓库中发现的，它是怎样到的此仓库中的呢？不清楚。至于它在七百多年中（如果它非伪造）的经历更难考察。（2）关于关子的形制，前引史籍有所记载，虽然记载中是用印八方，现在正好有八方印板，但却不能如记载中所言，拼成“贾”字形。（3）记载中讲印文中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现印板中找不到其痕迹。尤其可疑的是，此印板中也像所谓小钞印板一样，有“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这样令人费解的词语。（4）记载中的印板都是铜质的，此印板却不是铜质的。
总之，被人们认为是反映宋代纸币发行的那些物品，在笔者看来，大抵都是可疑的，不敢贸然断定其真伪，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考察。
这里还应讲到传世的“壹贯背合同印”，此印王国维先生据《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关于“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的记载，考定为宋代会子印。[8]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宋代文献中从未讲过纸币有背印事。其次，此印是否为宋代文物缺乏有力证据。再次，即使是宋代文物，便钱券（如北宋和南宋前期的关子）也可能使用此种合同印，故它不一定是用于印会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