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伪造纸币问题严重
从最早的纸币——官交子诞生之日起，官方就颁布了禁止伪造的法令，但究竟什么时候起真正出现了伪造现象则不得而知，估计是官交子发行不久就出现了的。大约宝元、康定年前后（时距官交子创行仅不足二十年），孙甫任监交子务期间，就出现了“伪造［交子］犯法者多”的情况，以致本路转运使都主张废罢交子。[9]但此后至北宋末，虽中间官方曾重申禁止伪造的法令，但史籍却未见有关于伪造现象的记载，或许此种现象已得到控制。
北宋末、南宋初，天下大乱，伪造纸币现象有所抬头。《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载，建炎年间，川陕“宣［抚］司获伪引三十万、盗［印者］五十人，［宣抚使张］浚欲从有司议，当以死，［随军转运使赵］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司印其上即为真。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悉如开言”。50人伪造钱引30万，这个案子不可谓不大，但官方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是因为当时处于非常时期。这样大的伪造，应是由较小规模的伪造发展而来，故此前应已有伪造现象存在。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记：“胡子远（晋臣）之父，唐安人，家饶财，常委仆权钱，得钱引五千缗，皆伪也。家人欲讼之，胡曰：‘干仆已死，岂忍使其孤对狱邪？’或谓减其半价予人，尚可得二千余缗。胡不可……”所言既为现在人之父，则可能也是北、南宋之间时事。
绍兴六年，宋廷下令发行东南交子（详见会子一章），反对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讲到伪造难禁问题，说明当时人对此深有感触。《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三七载，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正月二十一日诏：武翼郎、门祗候、建康府屯驻官薛千虎特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连州编管”。原因是“［薛］千虎用锡板伪造官会行用，大理寺鞫实，当重杖虎死。以千虎尝立战功，特贷之”。身为中级武官的薛千虎竟也伪造纸币，说明伪造假币问题的严重。
淳熙九年（1182），任提举浙东常平的朱熹对知台州唐仲友提出弹劾，指责他与伪造楮币犯罪有牵连。朱熹说，开字匠婺州人蒋辉于“淳熙四年在广德军伪造会子四百五十道，在临安府事发，断配台州。至淳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同黄念五在婺州苏溪楼大郎家开伪印六颗，并写官押及开会子出相人物，造得成贯会子九百道，与黄念五等分受”。淳熙八年蒋辉返回台州。在台州他又与唐仲友的侄子、贺选、金婆婆、金大等合伙伪造会子，前后二十余次，共伪造会子二千六百余道。婺州伪造会子事发，婺州官府派人来捕蒋辉，蒋辉又预先得到消息，试图逃跑，终于被抓到。[10]不知是朱熹在查证犯罪事实上有失误，还是因为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有意包庇，此事最终作了如下处理：免去唐仲友现任江西提刑职务，提升朱熹担任此职，将蒋辉等人“尽行释放”[1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五之三八载，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知温州吕友直被罢官、降三级，原因是“纵容伪会”，说明伪造现象又在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五载，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有官员上奏说：“年来伪楮日甚，丁卯（按：指开禧三年）旧楮缀补以为新者有之，蜀道楮纲潜易于中流者有之，小夫窭人之家盗天子之权私铸印文者亦有之。如一界之楮为数若干，行之数年之间，耗于水火、耗于破损、耗于遐方、逾界而不易者又不知其几也，及其界满而收也，其数常溢，则伪楮之多可知。今伪造有禁，刊之印文，编之敕令，非不严具，而愚民无知，抵冒自若。意者朝廷过于仁厚，前后犯禁之人，未必尽论如法。故小人犹得以玩之欤？乞条具累朝伪造官会之禁，严立黄板，揭示都阙，仍下逐路镂版。其有犯者，断在必行，官司或失觉察，并置典宪，仍重捕获之赏。”他的建议被采纳。
南宋中后期，不但有境内私人伪造的情况，而且有境外伪造越境到宋朝统治区内使用的情况。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制置用武臣》记，嘉定、宝庆年间，李全在山东搞割据，“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样式造楮券，全从之，所造不胜计，持过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上下共以全为忧”。其数量究竟有多少，不见记载，大约当时也很难搞清楚。
南宋后期，会子发行数量巨大，又拖延兑界时间，因而伪造的楮币就更难识别。端平二年（1235），时人王迈在馆职考试的答卷中说：“去岁取还旧楮，所入反多于所出。继颂新楮，伪者与真而搀行，昔楮局黠吏能为之，今大室或效尤矣；昔都郡奸徒能为之，今遐氓亦抵禁矣。昔取纸于蜀，独可辨认，今新局造楮，真赝莫辨矣。”[12]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淳祐］三年（1243），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元额既溢，来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更印，已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乎？”他们都讲，改变用纸制度，对防止伪造产生了不利影响。另外，伪造会子已成为很具普遍性的现象。又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一《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记，洪天骥淳祐七年（1247）担任福建建宁县尉，时“伪造成风，为楮币蠹。公密设方略，动中肯綮，李若聂凡三大党与，无不各就缚”。再《宋史》卷四五《理宗纪》载：“［景定二年（1261）二月］癸卯，诏诸路监司申严伪会赏罚之令。”宋廷颁此令说明伪会现象仍很严重。
伪会泛滥连皇帝也深感忧虑。《梅野集》卷一《四月十二日进讲》载，淳祐年间，宋理宗说：“伪造之禁不严，真伪莫辨”。《宋史全文》卷三六载，景定四年（1263），宋理宗又“谕辅臣曰：‘陈尧道言，销、伪造，当严加禁戢。’［宰相贾］似道奏：‘不禁销，则见钱愈少；不禁伪造，则楮币愈多，臣等仰遵圣训。’”
《宋史》卷四二一《常楙传》载，宋度宗咸淳年间，常楙“以刑部侍郎召”“辨伪关狱”“全活甚众”。说明发行见钱关子后也存在伪造现象。
二 官方的防伪立法
前文已述，《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宋仁宗在位初年官交子发行之始，官方就拟定了禁止伪造的法令，知益州薛田、转运使张若谷拟定的律条为：“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所拟似是被采纳了的。又《通考》卷九《钱币考》载，到宋神宗“熙宁元年，始令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所谓“官印文书法”究竟如何，则难以考详。所以，从上引记载中，我们无法知道伪造交子具体怎样定罪，比薛田等所拟相比，有何变化。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宋徽宗时，官方拟将交子推广于他路。“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仿川路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据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一记，崇宁五年始发小钞时，曾规定“条禁”“依川钱法”，小钞上书“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这条法律应是沿用钱引的立法，而此条法律不知始立于何年。此条法律已有斩刑，显然较以前严厉。
《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记：“［绍兴三十一年二月甲子］诏伪造会子及扇摇之人，并依见钱关子法。”按同书卷四八绍兴元年冬十月壬午诏：“有伪造［关子］者，依川钱引抵罪。”则依见钱关子法应即是依川钱引法，或与上述伪造小钞法是一样的。《通考》卷九《钱币考》载，次年，宋廷进一步明确了关于伪造会子的刑法：“［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诏定伪造会子之罚（原注：犯人处斩，赏钱一千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件名目者听）。”《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略同。进义校尉，是北宋改官制后无品级的下级武官，原称三班院借差，在进武校尉之下，仅比三班祗应高。告发者不领赏钱可担任此种官职。依马端临此一记载，此次官方明文规定，伪造会子者处斩，但李心传所记有异。《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记：“［乾道四年］秋，曾钦道奏：伪造会子人籍其赀充赏，再犯，依川钱引法。从之（原注：八月癸卯）。”又《皇宋中兴圣政》卷四九载：“［乾道六年］十二月丙辰，监左藏西库周权进对，奏增减伪会罪赏，上曰：期于必行。又奏行赏罚。上曰：当先赏而后罚。”据此，当时对伪造者的刑、对告发者的赏有所变更，详情失载。李心传又记：“淳熙十三年（1186）秋，诏今后再犯伪造会子虽印文不全成，但已经行用，论如律（原注：九月乙巳）。”[13]这里讲“再犯”，与前引他记述的乾道四年的规定彼此吻合，都讲犯二次方处斩。到底是初犯即斩还是再犯方斩，两种记载有异，不详哪一种更可靠些。
对于犯伪造纸币罪者如何处理，在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即存在从宽还是从严的争论。主张严办的官员有相当数量，如南宋中期官员汪义和即主张从严。袁燮《絜斋集》卷一八《侍御史赠通议大夫汪公墓志铭》记：汪义和“［庆元五年（1199），以左司兼检讨玉牒］中都会子之狱，抵罪者数人，集议欲轻之，公又曰：‘伪造者斩，法也。犯而轻之，是不信于民也，何惮而不犯？请论如律。’公平时居官，虽鞭扑未尝轻用，而于是独严奸宄、护善良”。与他大致同时的李浃，也主张要“戮伪造”，可见持此意见者颇多。
上述蒋辉不止一次参与伪造会子，却未被严处，这或许不是个别现象。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讲：“伪造［会子］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会子］行用愈轻。”《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五载，嘉定十六年有官员言及：“今伪造有禁，刊之印文，编之敕令，非不严具，而愚民无知，抵冒自若。意者朝廷过于仁厚，前后犯禁之人，未必尽论如法。”王迈《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也讲：伪造会子“一有败露，纳贿求免，不曰字画之不尽摹，则曰贯不尽类，法当重戮，仅从末减，似此姑息，何以戢奸”。朝廷尽管一再声称要依法严办，但一旦案发，却又手软，究其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伪造会子者多与社会上层有各种联系，因为伪造会子是需要有一定财力、一定文化技术做保障的，贫困百姓往往不具备这些条件。二是每次案子都涉及很多人，对这样多的人都处以极刑或重刑，宋廷不能不有所顾虑。
三 官方为防伪采取的其他措施
除了颁行严惩造伪的法令外，官方还多方采取措施防伪。宋代纸币定期换界，换界时检验真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宋袁甫《蒙斋集》卷七《论会子札子》说：“其法始于蜀中，当换界之时，差内外两场官吏辨验真伪，互相考核，方与交收，外场辨验到一贯伪会，追赏至七十贯，内场辨验到一贯伪会，所追赏钱视外场又倍之。凡赏钱皆置历拘催，专以激犒官吏，断断不敢侵移他用。民间知将来换会之时，伪会必不逃两场辨验，自然伪会不至通行。今白札子乃欲新会不立界限，是盖未知立法防奸之深意，彼伪会何其幸耶！”他讲这项制度始行于蜀中，但不详始于何时，是否当初交子换界时已是如此。
《通考》卷九《钱币考》载，会子创行不久，于乾道四年兑收旧会时就规定：兑收会子，“内有假伪，将辨验人吏送所司，其监官取朝廷指挥。每验出一贯伪会，追究元收兑会子人钱三贯与辨验人，如官吏用心，讫事无假伪，具姓名推赏”。这大约就是借鉴了四川钱引的换界检验制度。
要落实防伪的立法，就必须使奖惩条例得到贯彻，宋廷在这方面作了一定努力。《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三八载：“［乾道八年］十月十六日，诏保义郎孙文亮……韶州编管……坐任临安府缉捕使臣部下捕获伪造官会人，文亮将特犒设钱收受入己。”这是惩治贪污奖励款者的事例。又《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铜铁金银出界》载：“淳熙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敕：告获伪造会子赏钱依指挥于所在有管经总制钱内先次支给，官吏非理阻抑者，许经朝省越诉，取旨责罚。”此项规定旨在防止有关官吏刁难因告获伪会而立功应受赏的人，防止他们克扣奖金。
造伪者往往是知情者，或者即是原先官方印制纸币之人。据《攻愧集》卷八五《先兄严州行状》，当宋孝宗一度要废罢会子时，任主管都茶场会子库的楼锡就提出应对造会者妥善处理，“此曹无聊，若冒为之，智者不察”。这项建议立即被当政者采纳。叶适又记：李浃“在军器监，言：［会子库］造会子者二百人，放作则散处于外，稍久则兑卖名役，恣其自便，诲其为奸，宜置营区聚，老而后代，死而后收”[14]。也是着眼于防止原在会子库服役者或熟悉内情况者造伪。防止犯伪造纸币罪者重新犯罪也是官方考虑到了的。《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六一载：“庆元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诏令刑部镂版启遍下诸路州军，将犯配伪造会子人须管责令本营每日酉点，严切关防，常令存在，不得差出借事，致令走逸。如有违犯，即将兵官合干人等重行降责。”此即针对防止伪造者再次犯罪或传授技术于他人的。
宋代除伪造纸币以外，还存在以旧改新或楷改面额等情况。《宋史全文》卷三三载：“［淳祐元年（1241）七月乙酉］诏敕令所修伪造新会、楷改旧会、盗卖会纸之令。”这当中就有“楷改旧会”的内容。
为了防止伪造纸币兼防止铜钱外流等，官方加强了保甲制。《宋史全文》卷三四载：“［淳祐十年（1250）二月］乙巳，都省言：‘铜钱泄漏，伪会充斥，奸民无所忌惮，诏令沿海州县山隩海岛，结为保甲，互相纠察，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许告推赏，不告连坐。”在不少地方官员的官衔内，也加入了有关防止伪造纸币的文字。如《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二引《吏部条法》载，宝祐年间，枢密院文书中言及“武冈军永和寨巡检以搜捉铜钱下海出界私铸铜器、伪造会子、销钱宝系衔”，“太平寨监押作武冈军太平寨兵马监押兼巡捉私茶盐矾、私铸铜器、伪造会子、销钱宝系衔”，“建昌军新建县两处巡检仍于衔内系带兼……私铸铜钱、伪造会子、销钱宝”等。
尽管官方为防止伪造纸币从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由于南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坏，各方面的问题堆积如山，可谓病入膏肓，外有强敌，内部危机四伏，国家的统治已难以为继，纸币的管理也就不可能搞好，防伪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很好解决。
附录 第七十至七十九界钱引用印图案等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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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咸淳临安志》卷九《行在所》，参见《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
[2] 《通考》卷九《钱币考》。按：《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所记同。
[3] 《通考》卷九《钱币考》。《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制》则记隆兴二年铸“湖广总领所覆印会子记二钮”。
[4] 《通考》卷九《钱币考》。按：《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五四也言及湖会铜版。
[5] 《宋史全文》卷三六，《宋季三朝政要》卷三所载略同。
[6] 《钱塘遗事》卷五《银关先谶》。
[7] 《方舟集》卷七《乞减科买墨烟札子》、卷一《黎墨》。
[8] 《观堂集林》卷一八《宋一贯背合同铜印跋》。
[9]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长编》卷一三七、《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
[10]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四状、第六状。
[11] 《朱文公文集》卷二二《辞免进职奏状》，参见《勉斋集》卷八《朱熹行状》。
[12] 《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
[13]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参见《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
[14] 《水心集》卷一九《太府少卿福建运判直宝谟阁李公墓志铭》。
第五编 金银与绢帛
金银在宋代一定时间内和一定范围内具有货币功能。但是，与铜钱、铁钱、楮币不同，金银在宋代尽管有一定的法偿能力，却不是官方的法定货币。由此，造成了金银在流通时的许多特性。绢帛在我国古代的某些时段及某些范围内，曾发挥过货币功能。特别是唐代，绢帛发挥的货币功能尤为显著，以致有学者认为唐代是“钱帛兼行”的时期。到了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比唐代大为减弱，但仍有残存，在不少场合，绢帛仍是铜钱的替代者。而以绢匹计赃，更表明绢帛作为价值尺度，有时其可靠性甚至超过铜钱。绢帛在宋代流通领域发挥的作用，与一般货币相比，更为独特。故而也使本书在本编的论述上有不少有异于他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