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在贸易中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但金、银却非常广泛地应用于非贸易性支付，前人讲金、银的货币职能时，所举的事例也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范围内的。
金银的货币职能，最重要的是它们在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我们若要讨论金银的法偿地位，却必须从分析金银在涉及官方的支付职能及交换媒介职能入手。宋代官方并没有直接对金、银的法偿地位作出规定，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官方对金、银的态度上间接地了解金、银的法偿地位，因为在一些经济活动中，金、银的地位是用法令的形式得到明确的。最能说明金、银地位的，是在百姓向官方纳税、购买专卖商品时官方的有关规定。
一 田赋中的金银
讲到田赋征金银，加藤繁先生引证了李焘《长编》卷四的如下记述：“［乾德元年四月辛亥］令诸州受民租藉，不得称分毫合勺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金银成钱。”《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的如下记载与上引记述有某些相似，“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这两段记载说明官方田赋收入中有一定数量的金银。又《通考·田赋考四》载，熙宁十年二税总收入为5201万贯石匹两等，其中有银6万余两，也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官方田赋收入中有一定数量的金、银，是否就表明金、银已成为一种硬通货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进一步追寻金银是怎样成为官方田赋收入的。
如果我们考察宋代田赋制度，就可得知，宋代田赋主要由夏秋钱绢、秋苗及各种附加税组成，就可以察考到的税项而论，没有一项是以金银（两、钱）为数额的。但是实际征收却有征收金银的情况，这就是以金银折计现钱或实物。其中折征黄金的情况较少，计征白银的情况相对较多。
北宋时期，个别黄金产区征税征黄金。《宋史》卷二八七《李昌龄传附从子纮》记，宋真宗时，李纮任知歙县，“地产黄金，民输以代赋。后金竭，责其赋如故。奏罢之。”在李纮上奏以前，歙县百姓是以黄金完纳赋税的。又《长编》卷一八记：太平兴国二年（977）六月己未，“江南西路转运司言：‘诸州蚕桑少而金价颇低，今折税，绢估小而伤民，金估高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从之”。这说明江西是有以黄金折缴赋税的情况的，范围不详。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五月，知袁州何蒙上奏说：“本州二税，请以金折纳。”他的建议被宋真宗驳斥，未被采纳。[10]袁州属江西，当时是金产区，情况与歙县接近，但当局却不许折征黄金。
《系年要录》卷九五载，南宋绍兴五年，宋廷财计困竭，曾预借折帛钱，当时专门下令要求地方“毋得抑纳金银”。可知地方有抑纳金银的，但遭禁止。此外，南宋田赋直接征收黄金的事例似未查见。
南宋时期，官方的敕令中规定，某些地方向朝廷输送财赋，有一部分输送金银。如《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九一载，绍兴五年，创设总制司，征调总制钱，规定：“今来合发钱物内钱，如系沿流州郡即起发见钱，不系沿流州郡，仰所委官依市价变转轻赍金、银起发，仍仔细看验，不得夹带铜锡伪滥之物及不得虚抬、小占价例，如亏官私。”这种因交通不便而折输金银的情况不知此前是否有过，但此后确是长期实行的。又如，同书六四之一〇五载：“［淳熙］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广西安抚詹仪之言：乞将本路诸州递年合解行在及湖广总领所经总制钱，以三分为率，许用一分会子、二分金银解发。从之。”广西当时是金银产区，又与境外以金银为币的地区毗邻，情况与其他地区是有别的。地方向朝廷输送金银，这些金银的来源无非二途：一是直接取之于民，从记载看，这种情况较少，特别是征收黄金的情况更少；二是用税钱、税物“变转”金银，这种情况较为多见，当然也多是“变转”白银。
田赋征收白银的现象要远远多于征收黄金。如上所述，一般田赋都不以银立额征收。但是个别地区有例外，如湖南桂阳监（后改军）百姓的各种税都是用银两缴纳的，原因是本地是白银产地。北宋人章侁在此地任职，写诗道：“官中逐月催租税，不征谷粟只征银。”[11]《止斋集》卷一九《桂阳军乞画一状》载，南宋陈傅良在此地任地方官时，也曾向朝廷上奏说：“本军自天禧（按北宋真宗年号）间行之，民以为便。但银价不等，折纳亦随时高下，官吏未免以意增损。绍兴奉行经界，本路漕臣见得银价太重，遂立条约，每两折钱二贯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数。”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二八载，淳熙七年辛弃疾弹劾知桂阳军赵善珏将“百姓租赋科折银两赢余入己”。这些记载都说明桂阳监百姓是以银为税的（当然也可能是以钱、帛、粮立额，而折征白银）。不过陈傅良的奏文也表明，南宋时期此地的税银多折征铜钱，这是因为当地产银数大减的缘故。《长编》卷一二〇载，桂阳监既以银为税，则北宋前期的身丁钱也征收银。有人根据此种记载就得出身丁钱有时征收白银的一般性结论，其实是不精确的。像桂林监这样的情况，照理还应有，但史籍似失载。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八之一〇乾道元年十月五日条又载：“权户部侍郎曾怀言：乞下诸路州军，将应起纲运自来年正月十分为率，一分会子，九分见钱，内不通水路去处依旧起发银两。从之。先是，诸州纲运并要九分见钱、银，一分会子，怀恐逐州银价不等，以致折阅，因有是奏。”这项规定说明，至少在南宋，有些不通水路的州军上供可以以银代钱，但不知这项制度起始于何时。又从引文可知，南宋前期一段时间内似乎其他州军也可以银代钱，因户部官员怕官方吃亏，才又明确只有不通水路州军才可以银代钱。洪适在《盘洲集》拾遗《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具体讲了徽州为什么不适合向朝廷输送现钱，而要输白银。除交通不便这一基本情况以外，他又分析了徽州铜钱有出无进、运送成本高等情况。另叶适《水心文集》卷一七《蔡知阁墓志铭》记，宋孝宗时，蔡必胜知邵州，“至郡，言州起总领所钱岁捌万，溪恶舟败，诏易以银”。即邵州也因交通不便将输送总领所的钱改输银。但三处记载都没有说明上供白银是否直接向百姓征收。
从记载看，南宋折帛钱折征银的情况是较多的。前引绍兴五年的诏书禁止预借和买绸绢抑纳金银，说明地方上存在抑纳金银的情况，另外也表明，如果不是抑纳，而是民户情愿，则朝廷并不禁止。《系年要录》卷一八二载，绍兴二十九年五月己未诏书规定：各地折帛钱“除徽处州、广德军旧折轻赍（主要是金银）外，余州当折银者并发见缗，愿起银者听”。这里讲的“余州”究竟指哪些州含义不详，但显然有些州折帛钱按规定是可以上缴银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一〇之二〇载乾道元年五月三日诏：“江浙州军每岁人户合纳二税物帛等内，温、台、处、徽州系不通水路去处，依指挥许人户依立定分数（按，指夏税绢等是按比率部分征本色、部分折钱的），并以银折纳。访闻州县却于数外妄有科折，显属违戾。可令逐路转运司行下逐州军，将人户今岁合纳折帛钱遵依指挥，自［照］立定分数及照应的实市价，即不得以加耗为名，大秤斤两，如有违戾，许民户越诉，将官吏按劾以闻。”事又见《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诏书表明，不通水路的温、台、处、徽诸州，折帛钱是直接向百姓征银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一〇载：“［乾道］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诏：‘今后受纳折帛银，照依左藏库价与民户折纳，不得辄有减降。令逐路转运司约束，不得违戾。’先是，递年民户输银于官者，每两折直三千二百，而输之左藏库，却折三千三百，每两暗赢人户百钱，臣僚言之，故有是命。”这一记载进一步证明了折帛银是直接向百姓征收的。绍熙元年，大臣郑兴裔上书讲：“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税绢］今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诏从之”[1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九九载，庆元五年（1199），臣僚上言论夏税折科，“自本色外，均其分数，折为钱会，或为银两”。所谓夏税，讲的也是折帛钱，其中讲有一部分是折征银的。
不通水路各州折帛钱纳银的制度实行了较长时间，《宋史》卷四一三《赵必愿传》载，嘉定年间赵必愿任知处州，曾“陈折帛纳银之害”，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不详是指革除了纳银中的弊病呢，还是完全停止了纳银，据《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到绍定元年，官方仍规定“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左史谏草》的《六月二十六日奏》和《左史吕公家传》载，南宋后期，朝廷曾允许徽州“免纳本色，以会代输”，到嘉熙元年，户部又命令本州将折帛钱连同茶租钱都改为银会中半，引起本地人的不满。
南宋时期地方向朝廷输送的经总制钱也常常折缴银。《系年要录》卷六七载，绍兴三年，大臣吕颐浩曾讲枢密院计议官、监察御史薛徽言违反制度“移用经制银”的事，说明当时经制钱已有折收银的情况。从前引南宋绍兴五年五月宋廷的规定可知，经总制钱与折帛钱一样，允许不通水路州军以银折纳。但经总制钱不同于折帛钱，折帛钱是一种税，直接取之于百姓；经总制钱却不是直接取之于百姓，而是由地方将许多种杂税收入汇集起来，按定额输送给朝廷的。所以，朝廷以二者的态度也略有差异。《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六一、《系年要录》卷一七一载，绍兴二十六年，“宰执进呈权刑部尚书韩仲通看详到知雷州赵伯柽所奏，广西州军经总制等银，皆是括率百姓随税均敷，欲令今后只依市价收买，不得依前均敷。上曰：此岂可不禁。”前引《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一〇五载，淳熙十五年宋廷规定广西“诸州递年合解行在及湖广总领所经总制钱，以三分为率，许用一分会子、二分金银起发”。这比以前大约增加了纸币和黄金的比重，但却并没有改变应输送的银要由地方官府收买的规定。所以，从制度上讲，自绍兴二十六年以后，广西经总制银应是不直接取之于民，而由地方官府用收税所得钱购买。洪迈《夷坚乙志》卷一九《贾成之》记，横州通判贾成之被人指责“每纳经总制银，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我们无法确定其时间是在绍兴二十六年之前还是之后，也无法确定纳银者是属县还是普通百姓。又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三《刘克逊墓志铭》讲刘克逊任知潮州，“知铤头钱之害，始银价平，每丁赋钱五百，后银贵，加至四倍。无竞（刘克逊字）下教蠲之，曰：即因此乏绝，守得罪不敢恨。潮人德之”。讲的应也是广西经总制银的附加杂税。
宋代田税有折变，即官方可根据需要临时依等价原则改变税物的品类，如将米折变为钱、将麦折变为糯米等。《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七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权刑部尚书韩仲通上奏又讲到广西“雷、化等州民间纳苗多折银，扰民为甚”，“欲令并纳本色”。他的意见得到宋高宗的肯定。出土银锭中有标明“怀安军金堂县免夫钱折纳银”的，有可能是北宋后期免夫钱的折变物（但也有可能是南宋折变物，因为南宋四川地区也有免夫钱）。但折变征银的事例并不多见。另又有记载替福建僧人叫苦说，南宋中后期福建普通民户“自二税之外，无所与闻”，而“僧寺则上供有银，大礼有银，免丁又有银”等等，负担颇重。[13]官府向寺院征收白银税（可能是科率性质）这乃是福建地区的一种特殊现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代田赋征收银两的情况较少，征收银两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本地出产白银，二是南宋时期折帛钱不通水路的州军一般折征银（有时折征纸币），三是南宋前期广西地区曾将经总制钱折银摊征于民，但绍兴二十六年被禁止。四是南宋有时有些地区赋税折变折征银。显然，赋税征银的现象南宋明显多于北宋。
二 上供银中相当部分源于购买和科买
古人往往财、税混淆，即将百姓向官府纳的税与地方官府向中央朝廷输送的财混为一谈。这种糊涂认识也影响到现今，于是有人看到地方上供中的银两便认为一定是税收的银两；看到宋仁宗景祐二年规定福建、两广应上供钱共28万贯改征银，就认为是田赋开始征银；看到出土的带“经总制”字样的银锭便认为一定是百姓纳税缴的银铸成的，其实是不对的。事实上，宋代地方向朝廷输送的银两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买来的。我们对宋代官府如何买银的情况做些分析，或许有助于对宋代白银在经济生活中地位认识的加深。
宋朝财政收入中的白银，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坑冶课利，二是榷货务收入，三是收买。地方官府收买白银上缴，以福建、广东、夔州三路最突出。前面言及，《长编》卷一一七载，宋仁宗景祐二年诏令“福建、广东各十万［贯钱］……并市银上供”。后来，福建上供银的数额又有增加，对于增加的数量，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北宋政和六年廖刚上奏札讲：“福建路往时银价每两不过千钱，故有司以每岁上供之钱买银入贡……逐年二十七万两数并系于五等税户配买取足。”[14]
南宋孝宗时韩元吉在信札中则说：“某尝仕于闽……所谓上供银者，祖宗以来，福建有岁额钱二十万贯，熙宁二年，始令买银，时价低小，一贯止得一两，故为银二十万两。其后银价虽增，而银额不减。蔡京修崇宁上供格，遂定为福建路上供银。”[15]大约廖刚所言较为可靠，一是因为他是福建人，对本地情况可能较为熟悉；二是韩氏讲“熙宁二年始令买银”，显然有误，说明他对有关情况不很清楚；三是南宋初曾将福建上供银数削减三分之一，韩氏所言可能是削减以后的数额。
据淳祐末年担任本路运使的吴泳讲，广东每年要上缴白银约11万余两，其中输送京师4.2万余两，输送湖广总领所7万余两。[16]夔州路每年上缴的白银数额不详，宗室赵不在担任本路转运判官时，曾代各州输上供银1.5万余两。[17]考虑到夔路还要负担一部分买马用银，则本路每年上缴的银应多于此数。
各路、州郡上缴（包括直接上缴朝廷即输送京师的和输送总领所的）的白银的来源如何呢？大略有几种情况：一是官方置场购买的，这种办法扰民较轻；二是直接科敛于民，这种办法扰民较甚，但一般官方也要支付银价，只是所支价钱远远低于市价；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各种办法，如官方向百姓收取一部分钱而由官方统一代购或朝廷特许以钱、会代银等。
廖刚讲：福建上供银“法虽不得科配抑勒、并须差官置场和买”云云。又《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讲“今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这说明按最初的规定，上供银是应置场购买而不能科敛于民的。廖刚又讲，虽有规定不许科敛于民，但因为官方规定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且相差较大，所以北宋政和年间福建上供银已是“于五等税户配买取足”。“每岁科买，自占产分文已上皆不免。故少不下一二两，至有合买数百两者。其所居城邑，或有三五程至十数程者。以十数程之远，卖三二两银入官”，于是便有银铺户通过代民输银而牟取大利。这里所讲的，是较为典型的科敛，即官方支给较低的价钱，要求民户输送价值较高的物品。福建上供银南宋时仍然科敛于民，韩元吉讲：“下四州之银取于僧寺，上四州之银取于民户。其取于僧寺者，不过削其徒之食，犹未为害；取于民户者，则以盐折之，而仅偿取半价，拘催督迫，铢两毕输，器物钗珥，杂然并陈，受纳之际，恻然可哀。”此时不支钱而折支盐，大约又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此后可能有些州连盐也不再支给民户了，淳熙八年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岁为台、信等州代纳上供银二万四千两，系常赋外白科，苦民特甚。”[18]陈耆卿代泉州地方官写的奏札中，讲到本州科买银负担不合理的情况：“祖例产钱一缗以上合输银钱，无官民之分也。其后祝圣道场（按指某些寺院）及逃绝户得免，免者犹未重也。其后一命以上咸得免，而免者始众矣。又其后士凡荐于天府而籍于太学者咸得免，而免者愈众矣。免者愈众，则科者愈寡。故以官户士户合科之数并于贫弱之家，赀不满百，例行科配。厥价微踊，每两科至二千八百，正钱之外，有头钱，代钞发纳钱，有纲脚、暗脚等钱。”[19]陈氏讲此为“上供银钱”，又讲有“正钱”、“头钱”、“脚钱”等，所言既均为钱，可能泉州上供银是向百姓征收钱而官府自己置办银两的。
关于广东上供白银，《定斋集》卷一《乞代纳上供银奏状》载，南宋淳熙五年担任广东运判的蔡戡讲：“本路诸州每年所发上供银，除减放外总计钱下十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九贯文省，自来均下一十三州府，于岁入系省等钱内置场买银起发。后缘诸州县累经盗贼，人户逃移，赋入无几，诸州县将所买上供银科敷人户买纳，每年转运司虽蒙朝廷于广州卖钞钱内支拨五万贯省贴助充本，往往实惠初不及民，并依旧例尽行科买。甚者藉此为名过数抑敛，以供州县他用。”显然，此时期广东各州上供银同福建情况类似，也是科敛于民的。但淳祐末年吴泳却讲当时广东运司的上供银是置场收买的：“广州非产银去处，本司逐时买银起纲，铢积寸累，极是艰辛。置场非一所，无缘逐处差官，只得责之吏辈，未免并缘为奸。近日本司觉察，已将场吏张祥刺配静江府……然银场则不可罢，盖无此场则银两无所从买。”据他所讲，运司每年为此要贴许多钱。他又讲，本路每年支银本钱4.6万余贯给各州，各州要用此钱置办银4.2万余两上供。“以银本而纽在市之银价，多寡自是不侔”。“今诸郡凋瘵，在在筑底。诸郡既无所从出，则只得责之属县，县道又无所从出，只得敛之于民，为民巨蠹，莫大于此”。看来各州上供银与路不同，大约仍是科敛于民的。《宋史全文》卷三一载，宋理宗绍定三年，有臣僚奏：“乞明诏户刑部严行约束二广监司郡守……买银须依时直，不得低价敷买……从之。”尽管官方有此命令，是否行得通是很可怀疑的。
关于夔州路所属上供白银，《宋史》卷四二六《循吏传》载，北宋仁宗时，赵尚宽任知忠州，“转运使持盐数十万斤，课民易白金，期会促，尚宽发官帑所储副其须，徐与民为市，不扰而集”。这说明当时忠州（不知是否还有夔路其他州）是采取以盐易银的方式征银于民的。这是宋代科敛的一种形式。《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五六载，南宋乾道四年“四川总领所、夔州路转运司言：夔路岁发上供等钱物、支降盐茶下逐州拘收，自行变卖充本，收买金银绢帛起发，偃折人户输纳数目。其州军如有侵移挪兑欺隐、不行尽实偃折，乞比附擅赋敛法科罪。诏如有违戾，即将官吏依非法擅赋敛条，以违制论，依律徒二年科罪”。官方这样严刑禁止官吏利用置办上供金银绢帛扰民，大约本路上供银此后是不会科敛于民的。此后地方官用大宁监盐息结余到湖北买银代输上供银（见前引关于赵不事迹的记载）。淳熙六年，更决定此后“将［大宁监］盐课趱剩之钱买金银发纳总领所及茶马司，尽蠲免九州民间岁买之弊”。[20]但《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二二载，到了绍熙年间，据权发遣大宁监郭公益奏，本监大昌县每年负担博马银4000余两，“本路州县为额独多，尝契勘官破本钱支俵民间每两不过支引半，而在市银价却当五引半，民间每一两而遂有四引亏折，其名下科敷少者亦自难办，而数多者其困可知……逐司照会……今欲将大宁监日后合拨银数再与裁减钱引半道，止理四道五分，每两除发监本钱一道半外，止理民间三道……从之”。这一记载表明，夔路的上供银并没有全部蠲免，大宁监的博马银仍然科敛于民。不过，从引文看，百姓缴纳的不是银而是钱引，大约也是由官方另行置办博马银的。阳枋《字溪集》卷二《与绍庆太守论时政书》中谈到，宋理宗时，绍庆府（黔州）“日来上供银色官价固已酌平，支予未必尽实，况后数月出入不无夤缘。乞自今官买民物悉宜公平，令民自操量度权衡并及时对面支直”。这说明当时绍庆府仍有上供银，也是买来的。
别路情况见于记载者，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一载，北宋仁宗天圣五年十一月六日，三司奏中提到“广南西路每年上供钱八万贯近令收买银货上京”，不知这是一时之制还是长久沿行的制度。《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四五载，南宋孝宗时“均州岁进贡银七百两，缘边本非产地，往往运米麦于金州回易起发，每麦一斛得银一两”。则似是官方统一办理的。南宋中期陈造于其所撰《江湖长翁集》卷二五《与杨总领书》讲，京西房州上供银每岁科买，“若吏若民无免者”，“科之吏民，每两犹四千八百［铜会］，遇其亟窘或五千，余不暇计也。而有司未察，概以下品而裁其价”。似是科敛于民的。湖南武冈军南宋后期“每遇大礼，例进奉银二千二百十一两一钱四分，随纲别进奉银三百八十四两五钱二分五厘，所有价钱系照指挥截拨及划刷杂色窠名应副外，尚且不敷，旧来弊例，或敷之质库、墟户，或敷之军县吏胥……质库墟户往往停闭以避科买，市井萧然日甚一日”[21]。这里讲敷之质库墟户，是向商户科敛，与向普通百姓科敛有差别，大约与数量不多有关。
概言之，宋代地方向朝廷输送的白银，有些是置场买来的，有些是科敛于民的，南宋时尤以后者更为多见。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白银都不能简单地视为货币税。南宋时期科买银成为受到广泛批评的弊政，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银价上涨，二是买银困难，这二者尤其是后者与银的流行不广、尚未成为十足货币有关。
三 官方其他收入中的金银
宋朝除了田赋、算请榷货收纳金银以代钱外，其他方面也有作为钱的替代物而收取金、银的情况，这里首先要言及四川盐、酒、商税等征收金、银的情况。
四川盐、酒、商税征收金、银由来已久。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六月，“诏：比者三司奏请东西两川掌关征、榷酤、咸鹾之利者，半输银、帛外，其半以二分准市价入金。近闻州郡非产金处颇为不便。其入二分金宜停罢，如愿入听”[22]。说明此前不久，宋廷规定：四川盐、酒、商税十分之五输银、帛，十分之二折收黄金，其余十分之三收现钱（应是铁钱）。此后，折收黄金的部分由强制改为自愿，即这十分之二仍允许以金代钱。《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〇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四月，知益州薛奎上奏说：四川盐、酒、商税等都是衙前役人承包，“其年额钱内有分数（按即依固定比例）折变送纳绢，每匹六千五百；铤银，每两五贯五首”。由于本地没有出银坑冶，所须银都是到内地购买。近来益州市场上银价上涨到每两20贯足，与官定折算价6500相比已是超过三倍。原因是入川重要关口处对白银强制低价收买。薛奎请求下令各关卡停止买银。这说明当时盐、酒、商税按比例征收银、帛等的制度仍在沿行。《长编》卷一五八载：“初，［四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绢一匹，折钱九百至一千二百（按：折价与前比差异较大，应主要是铁钱自身变化所致）。后尝诏以课利折金、帛者从时估，于是（庆历六年，1046）梓州路转运司请增银、绢之直……后邛州亦以为言，三司亦以此折之。于是，邛州听减银、绢一分，论者为（谓）岁损县官钱二万余缗。”这说明此时银、帛折价有调整，另邛州减少了征收银、绢的比例。又《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盐》载，宋仁宗时，四川卖盐“计所入盐直，岁输缗钱五分，银、绢五分”。这一制度大约南宋时仍在沿用。《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一界钱引本末》记：“今（南宋中叶）四川诸郡岁输黄金千五百两，银十六万余两，而总所大率有收无支。”这些州郡上缴的金、银，大约主要是盐、酒、商税收入。
四川盐、酒、商税按比例折征金、银、帛的情况是其他地区所未见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四川行铁钱，朝廷不愿四川向朝廷上缴铁钱，上缴铁钱运费多，可用地区少，不宜储藏，于是就让四川盐、酒、商税征金、银、帛，以便朝廷调用。这反映了四川与内地因币制不同造成的经济交流上的困难，即如《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所言：“吴蜀钱币不能相通，舍银、帛无以致远”。
在宋朝财政收入中，田赋收入以外，最多的是榷盐、榷酒、商税三项。上述榷货务算请中包含了部分榷盐收入，但除了榷货务算请外，榷盐还包括官卖盐收入，然而记载中却完全找不到官卖盐收入中有关银的内容。关于榷酒、商税收入中的金银，有关记载也极稀少。下引《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九文字是仅有记载中最有价值者：
凡赋入之数……银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口课成都府路一千三百四十两，梓州路一万九千六百一十四两，夔州路四千三百十（？）十三两，榷场四万一千七百四十九两，诸路茶税二千七百三十三两，杂税二千四十六两，买扑三千三百五十九两，酒曲买扑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九两，房州二百九十两，市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入中博买卖一百一十二万二百五十八两。
这则记载没有系年，估计讲的是北宋中期的情况。上引记载中四川各路数似是上述盐酒商税收入数。此外，此处又记有榷场收入数、茶税收入数、酒曲买扑收入数及市舶收入数，但都少得令人惊叹。上引又有“入中博买卖”一项，数目是最多的，似就是榷货务入中所得之数。如果以上判断无误，则除榷货务入中以外，官方其他方面的收入数均很少。
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范西堂《漕司送下互争田产》载，“绍兴十一年正月敕：人户典卖田宅，每百收勘合钱十文，如愿以金银绢帛准折者听从便，依在市实直定价”。勘合钱从性质上讲与商税接近，但宋代属杂税，且多向务农者征收，南宋时期更归入经总制钱名下，所以，此记载反映的情况其实与前文所述经总制银相联系。
除上述各项外，官方有时还有收取金银的特例，如出卖度牒等。
据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重新出卖度牒，规定每道收纳钱五百贯，另收绫纸钱十贯，“愿以金、银计直者听”[23]。又《系年要录》卷一八五载，绍兴三十年五月，“令榷货务给降诸州军见钱关子三百万缗，为楮币张本”，“听商人以钱、银中半请买”。这一记载说明可以用半数的银代钱兑换有价证券关子。
四 金银的法偿地位
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金银在北宋时期的法偿能力是较差的。大抵赋税是不允许以金银代钱的。在官方榷卖中，官方允许百姓按比例以金银（主要是银）代钱入中，但不允许全部以金银代钱。这大抵是同官方在铜钱与金银二者之间更乐于接受铜钱相联系。当然四川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四川行用铁钱和纸币交子（钱引），朝廷如果要将收来的铁钱、纸币用于四川以外的地区，存在较大困难。所以，金银特别是银，在四川的法偿能力要高于其他地区。
南宋时期与北宋时期不同，在宋孝宗即位以后，纸币在全宋逐渐推广，在金银与纸币二者之间，无论是官方还是百姓，通常都会选择前者，这一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七一则记载表述得很清楚：“［乾道六年］二月五日，臣僚言：‘比年以来，冶铸不登，泉货稀少，权以楮币，而富家豪室收藏见镪，公私窘匮……臣窃谓楮币可行于无事之时，而不可行于有事之际，或边方有风尘之警，则楮币难行，银价增贵，见镪必出，以银代钱，无往不可。当今国家闲暇之时，银价低平，宜广行收买，或以度牒折纳，除岁币及经常大军券食支用、圣节支赐外，其余非泛并以楮币行使。令诸路监司随处收买，别立库眼安顿，以备边为名，积之五年，数必大赢，缓急支用，以代楮币，实佐国用之要务也。”其建议得到采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官方特别是地方官是乐于向百姓收取金银而不乐收取楮币的。因此，为了防止官吏骚扰坑害百姓，朝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下令禁止强迫百姓缴税以银代楮币。这时，赋税、榷卖收入中金银所占比重没有明显增加，其原因主要已不是官方的限制，而是百姓不愿意缴纳金银，换言之，此时赋税、榷卖收入中金银比重没有明显增加，已同金银的法偿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官方限制赋税征收银，同时适当扩大征收楮币的比重，这是因为官方必须努力维持楮币的法偿地位，这在客观上限制了赋税中银的比重的增加。这就形成了官方在银和楮币二者之间的矛盾态度：官方愿意多收银却不能多收，愿意少收楮币却不能少收。换言之，官方既强制推行楮币，就不能使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法定货币。所以，前人指明楮币的发行阻碍了银的货币化进程，这一点是很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