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所述官方财政收支的各项金银收支，都属于非贸易性经济支付，而民间属于非贸易性支付范围的情况还有多种，金、银也被用来作储藏手段。以下一一试作分析。
一 金银用于贿赂
关于金、银用于贿赂，加藤繁先生共举12例，为节省篇幅，简述如下。
（1）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载，吴越王钱俶用瓜子金贿赂赵普事。
（2）《长编》卷八二载，眉州通判黄莹受贿黄金30两、夹江县令李干受贿黄金4两案。
（3）同上书卷一〇三载，吴植通过余谔用黄金20两贿赂王钦若案。
（4）同上书卷一二载，南唐主李煜以银5万两贿赂赵普事。
（5）同上书卷五一载，任懿以银七铤贿赂主考官王钦若案。
（6）同上书卷八六载，开封府户曹参军吕楷受贿银300两事。
（7）《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附桑怿》载，桑怿不用银贿赂枢密院吏事。按：加藤繁先生误解文义，谓“这是枢密院吏求银赠赂右班殿直桑怿之例”。请参见《欧阳文忠集·居士外集》卷一五《桑怿传》。
（8）《涑水纪闻》卷一〇载，余靖以银遗王仝事。按：此例余靖给王仝银不是贿赂，而是资助王仝令其逃走。加藤先生理解有误。
（9）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载，丁谓以银千贿赂使者使张詠不得重用。
（10）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载，陈洪进以银贿赂胡旦事。
（11）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载，僧道楷拒付“故事”银五十镒事。按：给使者“故事”严格讲不属贿赂，此例不甚合适。
（12）《夷坚丙志》卷一六《张常先》载，皇甫世通以银200两贿赂州指使吴成忠使宽待张常先事。按：加藤繁先生对原文误解，谓：“这是张常先友皇甫世通为保全信州差使吴成忠生命计……请张常先宽大办理之例。”将被救者张常先误为处理他人者，将看押犯人的吴成忠误为被救者。
金、银用于贿赂的事例是较多的，除加藤繁先生已列举的以外，我们还可再列举12例。
（1）《名臣碑传琬琰集》上编卷二三毕仲游《孙威敏公沔神道碑》载：“［宋仁宗时，知杭州孙沔］檄桐庐［县］捕［杨］日用属吏，其子私与钤辖吏宋升饮酒，酒酣，出黄金一斤以遗升。”
（2）《涑水纪闻》卷一六载：“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婿也，……盗卖官文书，得钱，费于娼家，畏其妻知之，伪立簿云：‘买金银若干遗杨内翰、若干遗窦待制。’”
（3）《宋史》卷三四〇《苏颂传》载：“［知金州张］仲宣所部金坑发，檄巡检体究，其利甚微，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属仲宣，［请求］不差官比较。”
（4）《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八载：“［隆兴二年八月五日臣僚上言］魏尚系左军统制……取到所管众军口食钱三千五百贯文，买金一百两……托黄自得寻讨关节求带阁职。”
（5）《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载：“［中书小吏］阎怀忠尝为［赵］廷美诣淮海王钱俶求犀玉带、金酒器，怀忠私受俶私遗白金百两。”
（6）同上书卷二七八《雷德骧传附子有邻》：“［王洞］令［雷］有邻市白金半铤，因曰：‘此令吾子知，要与胡将军。’盖谓［中书堂后吏胡］赞也。”
（7）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载：“知制诰王继恩平蜀有功，恃勋徼宠，潜溢怨，将加恩，以银数千两赂［胡］旦，托为褒诏。”
（8）《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七《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晔］墓志铭》载：“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数百人，转运使疑其积物多而僧为奸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两馈公，公笑曰：吾安用此。”
（9）《长编》卷二六八载：“［熙宁八年九月］辛巳，命司农寺主簿王古鞫前秀州通判张若济赃罪以闻……若济受民吴湘等银九百余两”。
（10）《系年要录》卷上三七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丙辰，诏内侍陈腆送大理寺治罪。腆劳刘锜于顺昌，锜以例书送银五百两，例外又以六百五十两遗之。”
（11）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天子狱》载：“［罗点］笑曰：‘……陈同父（按即陈亮）狱事急，吾未尝识之，怜其才，援之吏手，箧内皆白金也。’”
（12）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林乔》载：“［理宗时］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乔］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
贿赂使用金、银的事例比一般礼赠要多，这不是偶然的，贿赂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体积小价值高是重要的，而这恰恰是金、银的特点。
二 金、银用于礼赠
日本加藤繁先生于“在私经济方面金银货币的用途”题下有“为请托的赠遗”、“为表示好意的赠遗”、“布施”、“谢礼”等项，似过于细碎，我们将其合称“礼赠”。礼赠的形式和动机虽多种多样，但其性质都是财富所有权的转移或转让，从货币学的角度看，都属一种支付行为。
加藤繁先生在上述三项下列举了13个事例，其中有一例述宋亡以后事，失当。余下的12例是（简述）：
（1）《宋史》卷三七一《汤思退传》载，秦桧病重，赠参知政事董德元、汤思退黄金千两。
（2）《邵氏见闻录》卷八载，孙抃以德报怨，赠镇将黄金一两。
（3）《齐东野语》卷二〇载，吴潜赠下官刘震孙精金百星。
（4）《孙公谈圃》卷上载，赵光义被迫遣送陈学究，以白银送行。
（5）《涑水纪闻》卷一六载，郑侠遭贬，王师约赠银百两送行。
（6）《挥麈余话》卷二载，向伯恭救助寇准裔孙婿陈序，饷其银。
（7）《梁溪漫志》卷一〇载，范寥逃亡作园丁，园主赠银半笏。
（8）《长编》卷八五载，李行简为陈子美申冤，陈赠李黄金500两。
（9）《鸡肋编》卷中载，周邦彦拒受润笔银10斤。
（10）《癸辛杂识》续集卷下载，张孝祥拒受润笔银200两而索红罗百匹。
（11）《夷坚续志》卷二《登第气色》载，太学生陈道金酬林上舍代笔银二定。
（12）《鹤林玉露》卷一二《晏先》载，晏先因罪远流，其友强迫押送者释放，而赠银一笏给押送者。
除加藤繁先生已列举者外，我们还可再补充一些事例。《咸淳临安志》卷八八《恤民》载，苏轼《与某宣德书》中言：“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赆……辄已移杭州，作公意舍之病坊。”这说明有人送苏轼金、银作礼物。晁补之《嵩山集》卷一九《寿昌县君刘氏墓志铭》记，某人“罢官青龙，邑民献果，衷籍黄金……诘其故，乃更数政不得直之冤讼来谢耳”。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记：“赵君贶为吉水宰……其母卒于官，贫无以殓……郡守遗金十两以为归资。”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九《中散大夫广西转运判官赠直秘阁彭公行状》记，南宋前期，“有武臣翟其姓者，秩满以事苛留”，彭汉老设法为其解脱。“翟德之，饷新茗二小缶，公发之，黄金也。公笑而归之”。以上为以黄金为赠礼的例子。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记，名士胡旦到明州赴任途中经杭州遇同年薛映，向薛借钱2000缗以建别墅。“薛公不得已，赠白金三百星，聊为钓溪一醉”。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三记，名士柳开遇一士人要借资20万钱葬父母，柳开“罄其资，得白金百两、钱数万遗之”。另参《宋史》卷四四〇《文苑传》。又《宋史》卷二五七《李崇矩传附子继昌》载，郑申到李家行乞遭辱，惟李继昌善待之，“与白金百两”。又同书卷四四二《文苑传》载，“张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庙成，知白使人召［穆］修作记，记成，不书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遗修为寿，且求载名于记，修投金庭下”。又《醴泉笔录》卷上载：“令狐揆著书，数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献李夷庾，夷庾问，何人作序，讯知其人，使送银二笏。”《宋史》卷四五六《孝义传》载，宋仁宗时，侯可“方天寒单衣而居，有馈白金者，顾［友人田］颜之妹处室，举以佐其具”。《彭城集》卷三九《孙氏母庄夫人墓碣并铭》载，孙洙家贫困时，“诸母之爱夫人（孙洙母）者，私以白金数百两予之，夫人曰：舅姑推财而己受之，是欺也，固辞不取”。《长编》卷二一六引范镇谓，宋英宗时，苏洵病死京师，韩琦赠苏轼银300两、欧阳修赠200两，“皆辞不受”。《折狱龟鉴》卷五引吕大防所撰墓志载，薛向兼任监京兆府商税，“有贾人过税务，出银二箧，书其上曰：枢密使遗泾原都监。向曰：此必伪也，岂有大臣饷人物乃使贾人致之耶！执诣府治之，果服诈。”《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四《与友人一首》载，苏轼简帖中有一简：“知君贫甚，仆亦久客乍到，未有以相济，只有五两银（短二钱），且助旦夕薪水之费。不罪不罪。”《独醒杂志》卷三载，秦观子秦湛护丧北归，与黄庭坚遇，黄“遂以银二十两为赙”（按：此条为已故学者孙毓棠先生提供）。又洪迈《夷坚甲志》卷一八《李舒长仆》记如下一则传说：福州宁德人李舒长，政和初年与人共雇陈四为仆，待陈四很好。数年后又与陈四相遇，陈邀李吃饭，饭后李谈到家境困难，“陈遗以银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数日又遇……复出银一笏与之”。
与银常用作路费关联，人们往往也赠出行者银以助行。加藤繁先生所列例子中，有好几例都有送行的意义，我们还可补充数例：《西台集》卷一六《丞相文简公行状》载，王禹偁谪黄州，毕士安以“白金三百两赆禹偁，禹偁乃能为黄州之行”。又《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载：“绍圣中，［程颐］削籍窜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别祖母亦不许，明日赆以银百两，颐不受。”周《清波杂志》卷三记：“括苍管铨平仲监秦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银一笏以助其归，恃此方敢留一二日。”又熊克《中兴小历》卷三四记：秦桧原与胡安国、胡寅有交，胡寅于绍兴十九年（1149）赴建州省母，再回湖南，“桧以白金助其行，寅书谢之”。因送行而赠银，与以银为路资的道理是一样的。
前列加藤繁先生各例中，例（9）至（11）是讲润笔银的。关于润笔金银，也可补充几例：《涑水纪闻》卷八载，宋英宗在被宋仁宗封为太子以前，先被宋仁宗任命为知宗正事，“英宗令教授周孟阳作《让知宗正表》，每一表饷之金十两。孟阳辞，皇子（英宗）曰：此不足为谢，俟得请，方当厚酬耳”。这是润笔得黄金的例子，当然情况有些特殊。刘攽《彭城集》卷三五《刘敞行状》记其兄刘敞事迹说，梅尧臣曾想为程丞相撰神道碑文，未撰即病重去世，刘敞代他写好了碑文，程家“饷白金五百两，公（刘敞）不发封，尽以赙梅氏。”《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七载，另宋朝还有这样的规定：“［淳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诏定降麻事例：宰臣、枢密使、使相、节度使特恩加官除授，学士事例银百两……覃恩加食邑起复例起复（疑有误），银五十两。”这里的润笔银是由朝廷颁降还是由受命者支付，似未交代清楚，如是前者，则此记载说明起草这类诏书，学士可得例赐银；如是后者，则表明学士所得润笔银数是由官方规定的。
加藤繁先生还举例说明金、银被用来向寺院宫观施舍，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讲这些金、银是作为货币施舍的。事实上，作为货币还是不作为货币施舍，恐怕是很难区分的。
三 借贷和其他支付
前面讲的有些见于记载较多的如赏赐、礼赠等，其实并不是典型的支付，相比之下，金、银用于借贷和偿欠，倒更具有典型性。加藤繁先生于“贷借”项下共举六例，它们是（经删减）：
（1）前文已引，宋孝宗微服出访，对许志仁讲曾参政欠阆州太守黄金20两事。
（2）《泊宅编》载，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僧有负主僧金而不偿”事。
（3）《长编》卷五三载：“翰林学士宋白就向敏中假白金十铤，向敏中靳不与。”
（4）同上书卷八六载：“知［开封］府慎从吉请对，言其子锐先假［知泰康县高］清白金七十两。”
（5）同上书卷九六载，知开封府王随“尝假周怀政白金五十两”。
（6）《东园友闻》载，太学生唐珏“货家具，得白金百两许，执券行贷，又得百两许”，用以葬被毁宋陵尸骨。
这六例中例（2）“金”是否确为金、银存疑，例（3）至（6）都是借贷白银的实例。这里再补充二例：《苏轼文集》卷六〇《尺牍》载，苏轼在《与子由弟十首之九》中写道“程德孺兄弟出银二百星相借，兄度手下尚未须如此，已辞之矣”。又《长编》卷二四〇记，熙宁五年十一月判渭州郭逵审王韶案，言及王韶部吏元仲通（即原商人元瓘）“称韶借智缘银二百两”。
关于偿欠，似仅可查见一例，加藤繁先生将其入“赔偿”项：佚名《东南纪闻》《宋史》卷四一二《杨掞传》载，南宋理宗时杨谈（按：《宋史》作杨掞）在荆湖帅孟珙幕下掌茶局，结交豪杰，将所掌钱耗尽。此钱管辖权在总领所，总领贾似道限令杨谈偿欠，孟珙“以白金六百两与之，［令］急还元逋……”总的来讲，以金、银借贷和偿欠的记载都不多见，说明这种情况并不普遍。
记载中还有一例系以银作学费支付的：南宋人刘愚，是林光朝、叶适友，《宋史》卷四五九《隐逸传》“尝怀白金归，［妻］徐［氏］怒曰：‘我以子为贤而若是，亟具归。’愚出书以示，束脩得也，乃已。”这倒是较为典型的以银支付的实例，可惜仅此一例。
加藤繁先生在“布施”项下引了四个例子，实际都不是很恰当的。其中两例引自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成寻本人是僧人，他给中国寺院中的人金、银，有酬劳性谢礼的意义，与一般俗人的布施是差异很大的。其中又一例引何薳《春渚纪闻》卷三中僧人要求沈生“量出数金为衬施”，这里“数金”是否一定指数两金、银是很有疑问的。另一例引苏轼《与范元良书》中苏轼以银五两托人给僧求为秦观超度，似应视为作法事的费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布施。当然，以金、银布施的事或则有之，也较罕见，且难以说明一定是把金、银作为货币来布施，因为布施的东西种类很多，未必都是货币。
加藤繁先生还举了一个以金、银赎罪的例子，见李元纲《厚德录》卷一，原文如下：“窦禹钧，范阳人……尝因元夕往延庆寺，于后殿阶得遗银二百两、金三十两，持归。明日侵晨，诣寺候失物者。须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钧问之，对曰：‘父罪犯至大辟，遍恳亲知，贷得金、银，将赎父罪。昨暮以一亲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复赎矣。公验其实，遂同归以旧物还之。”然而，这当中存着一个疑问，即官方是否以铜钱定赎罪标准，而将金、银折计成钱来收纳？而这对说明金、银是否作为货币在使用恰恰是很重要的。当然，应当指出，此例用以说明金、银用于借贷是很合适的。
至于加藤繁先生讲的金、银用于赌博、用于悬赏、用于聘礼、用于赎身等，就更难讲其中金、银是否是在发挥货币的作用了，因为在这些场合用货币固然可以，用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都可以。所以，用这些来说明金、银在发挥货币职能似是缺乏说服力的。
四 金银作储藏手段
宋代人以金银为储藏手段的情况是存在的，这是因为，金银不易锈蚀、价值稳定、体积小，比铜、铁钱及纸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宋末元初人袁采《袁氏世范》卷一《同居不必私藏金宝》载：“人有兄弟子侄同居，而私财独厚，虑有分析之患，则买金银之属而深藏之。”宋末元初人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倪氏窖藏》记述，他的家乡名流倪文节生前富有，死后“子孙有分析窖藏不平之讼”，原来是因为“一日骤雨，屋舍漏水，壅不泄，遂呼圬者整之。得大箧于檐溜中舆下，视之皆黄白也。或窖于墙壁间，凡数处。以此兴讼，数年不已……”这些都是宋人有储藏金银习惯的例证。
关于黄金作为储藏手段，我们还可以查见以下三例：
《夷坚丁志》卷六《叶德孚》：“建安人叶德孚……建炎三年……时叶二十一岁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尽以所蓄金五十两、银三十铤付之。”
《夷坚支庚》卷一〇《姚时可》载：“张邦昌族弟某［入狱］自料必死，乃嘱推吏姚时可曰：‘吾自分必死，敢有请于君……吾藏金百两在某室箧中，君往取之，烦为密营毒药十数服，俟诛命下，即与子弟辈共引决，以后事累君。”
《夷坚丁志》卷九《龙泽陈永年》载：“乾道三年秋，临安大雷震……有严州人陈永年同其兄开银铺于临安市，狂游不检，母私储金十数两，规以送终。”
在这三例中，叶祖母、张邦昌族弟、陈母都是积蓄了一定数量的黄金，以此作为储藏财富的手段的。
当然，从记载中看，储藏白银的事例要比储藏黄金的事例多得多，这是因为白银比黄金容易得到。
宋人著述中，有不少处都讲到挖到地下窖藏白银的事，有人把这些统统视为白银作为储藏手段的例证，其实是不甚恰当的。因为只有证明这些窖藏都是宋人藏的，才能说明白银在宋代是作为贮藏手段的。
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述的传说故事中，有一些是讲到了宋人窖藏白银的。例如：
《甲志》卷一八《余待制》载：“福州余丞相贵盛时，家藏金多，率以银百铤为一窖，以土坚覆之，砖蒙其上。其子待制日章将买田，发其一窖。”
《丁志》卷七《夏二娘》载：“京师妇人夏二娘死，经年见梦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时，欠某坊王家钱十二贯……坐谪为王氏驴……日与之负麦……吾昔日瘗银百余两于堂内户限下，可发取以赎我。’”
《丁志》卷一九《张客奇遇》载：“余干乡民张客，因行贩入邑寓旅舍，梦妇人鲜衣华饰……曰我故倡女……我当以始终托子，忆埋白金五十两于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费。”
《支丁》卷六《证果寺习业》载：“［明州士人王某当科举之岁到证果寺习业，夜半梦见已故旧友对他说：］吾生时，积馆舍所赢白金二百两，埋于屋下某处，愿为语吾儿，发以治生这些事例说明宋代确有以窖藏白银作储藏手段的现象。《三朝北盟会编》、丁特起《靖康纪闻》等载，北宋末年，官方为了筹集金银奉献给金人，屡次下令禁止百姓埋藏金银，这说明当时人为了渡过战乱而埋藏金银的情况较为普遍，这也是在特殊情况下将金银用为储藏手段的实例。
窖藏是储藏的一种方式，但储藏也不一定非窖藏不可，以下三则便是非窖藏而储藏白银的例子：
《宋史》卷三四七《郑穆传》载：“元祐初，召拜国子祭酒……故人张景晟者死，遗白金五百两，托其孤。”
《宋史》卷四五九《卓行传·巢谷》载：“［熙宁中，友人韩］存宝得罪，将就逮，自度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囊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可使遗之者。”
佚名《木笔杂钞》载：“［止斋］死之日，囊橐枵然，仅余白金数十两，以殓。”
在以上三例中，张景晟、韩存宝在临死前将自己平时积攒的银交给好友，嘱其照顾家人，止斋身死之日仅存银数十两，可见这些白银都是他们往日作为一种储存手段应用的。
顺带言之，官方也储存部分金银以备急需。北宋时，内藏储存的银时时用于边籴。《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载，南宋淳熙十三年时，左藏封桩库有“金至八十万两、银一百八十六万余两”。《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川收兑九十一界钱引本末》讲，四川各州“岁输黄金千五百两，银十六万余两……掌计者谨视而善藏之”，可以作为发行钱引的保证金。官方库存的金银也发挥着储存手段的职能。
五 关于岁币银
宋朝是个屈辱的王朝，北宋时向辽、夏纳“贡”纳“币”，南宋时又向金朝纳“贡”纳“币”，这里统称为“岁币”。岁币是一笔财赋，但却不是铜钱，不是楮币，也不是黄金珠宝，它的构成主要是两种，即银和绢。银用为岁币，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支付手段，即充当宋朝与境外特殊经济往来的手段。在这种场合，楮币的不适用是不言而喻的。铜钱也不适用，这不仅是因为宋朝不愿使铜钱外流，同时从对立一方讲，也不会同意接受，因为钱币上的文字具有政治意义，使用宋朝的钱币就等于承认宋朝的正统地位，这自然是不可以的。使用银、绢没有这些障碍，于是银、绢就充当了这一特殊角色。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与辽（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据《鸡肋编》卷中载“两朝誓书”，盟约规定每年宋朝向辽朝输送绢20万匹、银10万两。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九月，辽朝乘夏朝与宋朝战事未了之机，以索要旧土为名对宋朝进行威胁，宋朝屈服，增加向辽朝输送岁币的数量，银、绢各增10万。[32]
庆历四年九月，宋、夏议和，西夏效法辽朝向宋索要岁币（岁赐），盟约规定：“朝廷岁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臣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合计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25.5万两、匹、斤）。[33]同宋朝给辽朝的岁币相比，除数量外，突出的是增加了茶叶。
从北宋时期给辽朝、夏朝的岁币看，其中绢的数量明显地多于银（二者合计，绢帛共45.3万匹，而银只有27.2万两）这或多或少表明了银在当时的应用还不是十分广泛。
《宋史》卷二九《高宗本纪》载，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宋朝“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到了绍兴末年，宋、金重又开战，隆兴二年（1164），宋、金再次议和，因金朝内部不稳，和约对宋朝较为有利，规定岁币银、绢各减5万。[34]同北宋相比，银所占比重有所增加，表明银的应用比北宋稍广。
岁币用银，固然可以理解为是将银作为钱的代用品应用，但是，岁币中又有绢、茶叶，这说明不能简单地以银用为岁币证明银已经完全的货币化了，或许恰好相反，倒是表明银与绢、茶一样只是具有若干货币职能的商品罢了。
* * *
[1] 《净德集》卷一《奏为役钱乞桩二准备支用状》。
[2] 《长编》卷一九，事又见《宋史》卷四八三《漳泉陈氏世家》。
[3]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乞减配卖银五万两状》。
[4] 《河东奉使奏草》卷上《论矾务利害状》。
[5]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〇五《上仁宗论募耕河东缘边之地》。
[6] 文又见《系年要录》卷五五、一六二，《宋史全文》卷二二。
[7] 《中兴小历》卷三四，原文注：此据陈家《贡马须知》修入。
[8]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引录。
[9] 《晁氏客语》。按：此条史料为已故孙毓棠先生提供。
[10] 《长编》卷七七，参《宋史》卷二七七《何蒙传》。
[11] 《方舆胜览》卷二六《桂阳军》。同书又引《类要》：“户只贡银，无忧秋税。”
[12] 《郑忠肃公奏议遗集》卷上《请罢取折平籴疏》、《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
[13] 《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〇《重建敛石寺记》。
[14] 《高峰集》卷一《投省论和买银札子》，按下文凡引廖刚语均出此，不另注。
[15] 《南涧甲乙稿》卷一〇《上周侍御札子》，下文引韩元吉语均出此，不另注。
[16] 《鹤林集》卷二二《奏宽民五事状》，下文引吴泳语均出此，不另注。
[17] 《水心集》卷二六《赵不行状》、《宋史》卷二四七《宗室传》。
[18] 《通考》卷五《田赋》。据周必大《文忠集》卷六二《程公大昌神道碑》记为：“自南渡后，泉为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输银二万二千两，诸县并缘苛敛预借。”
[19] 《筼窗集》卷四《代上请乞输钱札子》。
[20]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七、《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
[21] 《陵阳集》卷八《创大礼例库申省状》。
[2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四又一七之一四，另参《长编》卷六三。
[23] 《系年要录》卷一八八。按：《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三四作“如愿以金、银依市价折算者听”。
[24] 《长编》卷二八九、《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四一
[25] 《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
[26] 《杜清献集》卷一四《三月初四日未时奏》《四月十六日申时奏》。
[27] 《吹剑三录》。按：此条史料为已故孙毓棠先生提供。
[28] 参见《蔡忠惠文集》卷二六《乞封桩钱帛准备南郊支赐札子》。
[29] 《系年要录》卷五、一四七，《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九二。
[30] 《宋史》卷四〇二《安丙传》。按：此实为赐金器，因以两计，故录于此。
[31] 按《邵氏闻见录》后录卷二四、《五朝名臣言行录》后录卷六《王安石》记为50两。
[32] 参见《长编》卷一三七。按：方勺《泊宅编》卷一〇载“岁赐大辽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银30两当为20两之误。《宋史》卷二九二《田况传》卷三五一《郑居中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等均载宋给辽的岁币为50万可证。
[33] 《长编》卷一五二。按：《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赐西夏诏》略同。《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作“岁赐银、绢、茶、采凡二十五万五千”。
[34] 《宋史》卷三三《孝宗纪》、卷三八五《钱端礼传》、《魏杞传》，《齐东野语》卷一二《淳绍岁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