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金银形制、购买力、金银禁及金银的地位第一节 金银的计量与形制
一 金银的计量单位与成色
宋代金、银的计量单位通常是“两”，偶有例外，并不多见。
宋代虽有收税“金、银成钱”之说，但那主要是防止胥吏借畸零勒索，并不是讲金、银全以钱为单位，且记载中以钱为单位的事例实较为少见。据《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等，在税收统计上，“金、银、丝、绵以两计”，却是很常见的。当然，在税收之外，我们偶尔可以看到金、银以钱计量的情况。如《宋史》卷三三〇《张瓌传》载，宋仁宗时，三司向地方索要“羡余”，淮南转运使张瓌“独上金九钱”。又前引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记：金朝使者沿途不参加官方宴席可折支金、银：“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中上节七钱六分，下节四钱五分半。御筵不坐，折金七钱。”
金、银也有用“镒”计量的，例如前文述及陈洪进之子贿赂胡旦“白金数镒”。又述及宋徽宗时派中使赏赐僧人道楷法衣、师号，依旧例寺院“应以白金五十镒遗中使”（另见下引广西买马事记载）。这些都是金、银以镒计量的例子，但也较罕见，不排斥有文人以此显示文采的因素。白银则有用斤计量的，请看下引：
《长编》卷一八载：“［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庚辰］赐殿前都指挥使杨信、马军都指挥使党进银各六百斤，殿前都虞候李重勋、马军都虞候刘遇、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杨美银各三百斤。”
《乖崖集》附钱易《宋故枢密直学士……张公［咏］墓志铭》载：“［淳化］五年八月，出知益州，中谢日，面赐白金一百四十斤。”按：《景文集》卷六二《张咏行状》所载略同。
《宋史》卷三二四《刘文质传》载：“［太宗尝谓内侍窦神兴曰：刘］‘文质，朕之近亲，又忠谨，其赐白金百斤。’”
另下引关于广西买马的文字中也有以斤计量白银的情况。必须说明，以斤计量，并不是因为涉及的白银数量大，就上引数量最多者而言，不过600斤，折9600两，不足万两，而宋朝一次赏赐万两白银的事并不罕见，仍以两计。宋朝财政上更是常出现银十万两、百万两的情况，也没有折计为斤。所以，以斤计量还是以两计量并不能说明银的数量的多少。不过，以斤计量实际仍属特殊情况。
宋代还有以“星”计量金、银的情况，加藤繁先生对此做了研究，他提出，宋代的一“星”就是一两。但关于一“星”究竟是一两还是一钱，长期以来就存在不同认识，仅凭现有记载，难定孰是，估存疑待考，此不赘述。[1]
关于银的计量，还应考虑到宋代的度量衡制度。《斐然集》卷一五《缴奏湖南勘刘式翻异》载，北宋末年，潭州湘潭知县刘式在征收免夫钱时，按亩摊征，三分之二征钱，三分之一征银。“其时银价踊贵，每两至三贯文。式用潭等取之于民，而以广等纳之于官。广等者，以十钱为两，见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钱两为两，湖南民间通用私秤也”。刘式由此贪污许多钱财。据此，当时有10钱为两的广等、法秤，又有13钱为两的潭等、私秤，不知是否另外还有什么“等”“秤”。潭州的衡制或许是特殊的，但这却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关于黄金的成色，加藤繁先生认为，宋人有上、中、下之分。其中、上金又称紫磨金、精金。加藤繁先生关于上金又称紫磨金、精金的说法是可信的。他引证了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卷一〇的记述：“华俗谓上金为紫磨金，夷俗谓上金为杨迈金。”又引证了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所载，苏轼称赞谢民师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金”，因而谢民师文集后称《上金集》等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
但加藤繁先生也承认，记载中没有“下金”的实例，而他征引的关于“中金”的例子也是有疑问的。关于“中金”，加藤繁先生引证三例，其中一例系宋以前的，余两例引录如下：
《邵氏闻见录》卷一载：“章献明肃太后，成都华阳人。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有长老者善相人，谓其父曰：‘君，贵人也。’及见后，则大惊曰：‘君之贵以此女也。’又曰：‘远方不足留，盍游京师乎？’父以贫为辞，长老者赠以中金百两。”
《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载：“初，［张］永德寓睢阳，有书生邻居卧疾，永德疗之，获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两，即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与永德游。”
在第一例中，玉泉寺长老赠中金百两，这“中金”是不是黄金？须知宋代皇帝赏赐大臣黄金百两的事都不多见，长老怎能以如此多的黄金赠人？且黄金百两价值千贯以上，似也偏多，如是银百两，似更合情理。由此使人想到关于皇帝赏赐“中金”的如下记载：
《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一晏殊《马忠肃公亮墓志铭》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溪蛮扰汉境］诏命［马亮］知荆南府兼荆北路兵马都钤辖，赐中金五百两。”
《道命录》卷三《尹和静以师程学之久辞经筵》载：“［宋高宗绍兴四年］有旨授［理学家尹焞］右宣教郎，充崇正殿说书，令宣抚司加礼敦遣赴行在。范侍讲［冲］又奏乞……给中金五百为行费……皆从之。”按：《宋史》卷四二八《道学传》作“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
如前所述，宋代君主赏赐臣下黄金数量一般都较少。我们可以举一些立有大功者得赏的实例：大将石普平王均之乱有功，外戚李昭亮平保州兵乱有功，洪皓于南宋初出使金国多年且出生入死饱受苦痛，各得赐黄金300两。安丙在平定吴曦之乱中立有大功，仅得赐金器120两。再看因受命担任重要职务者所得赏赐：雷有终“景德初，徙为并代副都部署，赐黄金四百两”，并代副都部署，相当于前线副元帅，其时又正逢战时，故所得较多，是宋代见于记载一次得赏黄金数量最多者。治平年间，李参受命知瀛州（按：瀛州也是军事重镇）得赐黄金100两。南宋绍兴十一年，胡世将受命出任川陕宣抚使，得赐黄金200两。宋光宗时，张浚之子枃受命任宋朝中部重镇襄阳的知府，先后两次得赐金300两。以上所引者都是得赐较多的事例，另有得赐较少的例子。如：高志宁建议立皇储，宋真宗欣然接受，高志宁因而得赐黄金50两。康定元年泾州驻泊都监王珪在与西夏作战中充当先锋而身负重伤，于是得赐黄金30两（出处各见前引），等等。以上所举各例论功劳、论担当的重任、论重要性，都超过前引马亮、尹焞的情况，但得赐金的数量却都不如马、尹。可见马亮、尹焞得赐的“中金”，很可能并不是黄金。相反，如果我们把“中金”理解为白银，就要合乎情理得多，因为赏赐几百两白银的事例在宋代是不胜枚举的。
当然，我们仅凭以上的推想就断定“中金”就是白银，仍显得有些武断，下面的例子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载：“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千匹、廉州盐二百斤，而得马千五百匹。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其尤驵骏者在其出处或博黄金二十两……但官价有定数，不能致此耳。”《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与此全同。
《系年要录》卷一六二载：“岁捐黄金五十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他以是为差。”按《宋史全文》卷二二所载与此略同，唯“黄金五十镒”作“黄金五镒”。
《中兴小历》卷三四载：“岁损金一百两、银五万两、锦二百匹、四千匹及于廉州石康仓拨墁二百万斤，皆资博马之直，岁额市一千五百匹，五尺为最高，价银一百两，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两，四尺二寸二十六两。”
这三处（实为五处）记载讲的都是一件事，即广西买马，所述事实也彼此接近，文字互有差异。将三处记载进行比照，“黄金五镒”应即“金一百两”，“五十镒”应为“五镒”之讹。每镒应为20两。“中金二百五十镒”应折为“中金”5000两，与300斤（4800两）接近，“银五万两”似为“银五千两”之讹。依《朝野杂记》，每匹高五尺的马价120两；《系年要录》为“中金五镒”，可折“中金一百两”；《中兴小历》则为“价银一百两”（前一书与后二书所记稍有差异，或许系计算有误所致）。既然“中金二百五十镒”可粗略地折为“白金三百斤”，“中金一百两”与“银一百两”相当，那么，“中金”就是“白金”，即银，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附带讲，加藤繁先生说“唐宋文献中，所见之镒，不是20两，也不是24两，唐宋文献中之一镒大概是一金的异名。唐宋时金一两称一金”。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上引宋代文献表明，至少在这里，一镒就是指20两，而绝不是指一两）。
所以，中金就是白银，不是中等黄金，讲黄金有上、中、下之分是靠不住的。实际上，大约宋代黄金只有上金（紫磨金）和普通金的区分，而没有分上、中、下三个等级。但这绝不等于说，宋人对黄金的成色毫无认识。相反，下例说明，宋人对黄金成色的认识是较为清楚的。秦九韶《数书九章·炼金计直》有如下内容：
“问：库有三色金，共五千两，内八分金一千二百五十两，两价四百贯文；七分五厘金一千六百两，两价三百七十五贯文；八分五厘金二千一百五十两，两价四百二十五贯文；并欲炼为足色。每两工食药炭钱三贯文，耗金九百七十二两五钱。欲知色分及两价各几何？”
“答曰：色一十分，两价五百三贯七百二十四文五百三十七分文之二百一十二。”
这说明宋人对黄金成色的区分已达到5%或更细微，而对不同成色黄金价格的定位也有相当的讲究，且对低成色到高成色的加工费用也有把握。可知宋人对黄金成色的认识远比分上、中、下等更精确。
关于银的成色，加藤繁先生引证了两条记载，很重要，有必要重加引录：
金漆花银（一百分足）、浓调花银（九十九分九厘）、茶色银（九十九分八厘）、大胡花银（九十九分七厘）、薄花银（九十九分六厘）、薄花细渗（九十九分五厘）、纸灰花银（九十九分四厘）、细渗银（九十九分三厘）、粗渗银（九十九分二厘）、断渗银（九十八分五厘）、无渗银（九十七分五厘）。[2]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3]
这二则记载表明，宋人对金、银成色的认识和鉴定能力都达到相当水平。如果确如上引记载特别是《宝货辨伪》所述，则宋人对白银成色的鉴定已很细致，这与当时白银应用的广泛是密切相关的。
二 金牌、金锭与金钗
加藤繁先生引录《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戊集《宝货辨伪》中的记载，讲宋代黄金计有马蹄金、沙金、橄榄金、瓜子金、麸子金、胯子金、叶子金七种。其实此七种中前六种大抵为黄金未精加工的形态，叶子金被称为“熟金”，是经过加工的半成品，大约是准备用于装饰的。这七种都不是代替钱币行用的黄金的主要形态，代替钱币行用的黄金，大约主要是金铤（锭）和金牌。
关于金银锭，南宋官修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上供》引“辇运令”中说：“诸上供金银，并以上色起发，内银鞘（销？）成铤（原注：大铤五十两，小铤二十二（二疑为五之残文）两，畸零凑数者听。如无上色去处，许用山泽），仍分明镌凿银数，排立字号、官吏职位姓名。”卷三七《给纳》引“仓库令”：“诸买纳金银铜铅锡皆铸为铤，各镌斤重、专典姓名、监官押字。”《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七引《宣和录》载，北宋末年为金人准备金银，“开封府等处熔金银共四千炉，金银每锭各五十两……”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七载：“［绍兴］九年六月十九日，无为军申：‘勘会本军管下昆山矾场合用折纳金银法物，系蒙朝廷铸造镌凿花样给降下场使用。缘本场昨建炎之后，贼马侵犯，毁坏不存。前任知军吕云叟逐急措置下作院用生杂铜制造逐等法物一副，虑恐久远未得均当。乞行下工部下文思院制造给降。’从之。五十两法物一个，二十三两法物一个，二十两法物一个，十五两法物一个，十两法物一个，五两法物一个，一两法物一个，半两法物一个，一钱法物一个。”这里的法物重量似与金银锭的重量有一定关系。上引记载说明宋代黄金往往以金锭（金铤）的形式出现，而且有每铤（锭）50两的金铤（锭）。然而，这种50两的金铤（锭）在出土的宋代文物中却未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安徽休宁、浙江杭州、安徽合肥三地先后出土金铤11枚，只有约39.5克和约19克二等，与上引记载中所述重量相差甚远。[4]
关于金牌，加藤繁先生引证了三处记载，现重引如下：
河间王夜饮，妓女讴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终，金牌盈座。[5]
李园者种圃为业，初甚贫，一日挥锄，忽粪土中有声，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李得之，遂转而货易。[6]
［中兴后，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御前所列金器，如硬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几二百两，皆赐学士。］乾道以后，止设常笔砚而已，退则有旨，打造不及，例赐牌子金百两，立后升储倍之。[7]
笔者又查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所载如下一则：
［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遣通直郎李邺使金，告以将内禅，且求和……邺奉使，乞金三万两，而朝廷颇难之，遂出祖宗内帑金瓮二，各五千两，命书艺局销熔为牌子以授邺。
另明代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记，南宋福州王生来临安省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涌出，见空穴内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怀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土的宋代金牌有相当数量，据初步统计，共有58枚，分别出土于安徽霍邱、浙江杭州、江苏茅山、安徽合肥、安徽当涂、湖北蕲春等地。这些金牌的重量惊人地接近，一般均在4克上下。牌子金在市面流通的情况似全不见记载。
在出土的金铤和金牌上，绝大多数都铭刻有标明成色的文字，但却全是“十分”“十分赤金”，而没有标其他成色的。[8]
金钗本是一种首饰，但在宋代似乎有时作为一种小金条来代钱使用。《河南程氏文集》卷四《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宋史》卷三二〇《彭思永传》载，北宋名臣彭思永年轻时，“始就举，持数［金］钗为资”。又洪迈《夷坚丁志》卷七《荆山客邸》记，乾道七年琼州秀才黎某赶考途经信州弋阳县，将行囊遗落，好心的店主将原物归还，囊内“凡银四十四两、金五两，又金钗一双”。《夷坚甲志》卷一五《晁安宅妻》又记南宋初战乱中，晁安宅与妻失散，其妻改嫁将军邵某，见到行乞的晁安宅，以金钗资助晁安宅，最后重与晁安宅团圆。这些记载使人联想到元代戏曲《争报恩三虎下山》中的戏辞：“我与你这金钗作盘缠，你去那银铺里自回倒……”以金钗作路资可能是宋代的习俗。
三 银锭
关于银锭，前引《庆元条法事类》讲到上供银须制成银铤，有50两、22（5？）两二等。又两宋、元之间人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谈》中说：“今人冶银，大铤五十两，中铤半之，小铤又半之，世谓之铤银。”这二处记载虽有小异，但却勾勒出了宋代银锭重量等次的概貌，而且又得到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两方面的证明。加藤繁先生正确地指出，李焘《长编》卷五一和《宋史》卷二八二《王钦若传》两处记王钦若受贿事，一作银“七铤”，一作银“三百五十两”，这说明每铤银重50两。他还征引了张知甫《可书》中的如下记载：“米元章（芾）为吏部侍郎，徽宗召至便殿，令书屏风四扇，后数日遣中使押赐银十八笏，九百两也。”所述赐银一笏50两，他又证明了当时白银“铤”“笏”“锭”互用。关于银以50两为一锭，我们可以再补充三例：
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他日又炼，每五十两为一锭，三两作火耗。[9]
江陵人张拱之，世以富雄乡里。政和中……命仆掘［梦中二十位白衣人］没处，才深三尺，得大银二十枚，各重五十两。[10]
［小夫人派一妇女到张主管房中］又向衣袖里取出一锭五十两大银，撇了自去……况且五十两一锭未动，正好收买货物。[11]
又上引《三朝北盟会编》记北宋末准备给金军送的银也是制成规格50两的银锭。以上都是每锭银50两的例子，其中也有少数几例是讲金锭的。此外，加藤繁先生还引征清人李世态《钱神志》卷二《官俸神所司》中讲宋人赵雄的例子，其中银一锭重25两。《夷坚志支甲》卷三《姜彦荣》记，鄱阳医者姜彦荣于淳熙十二年从地下挖出一小银锭，“重十有二两”。这些记载都与《庆元条法事类》及胡三省所言相符或接近。
加藤繁先生引征宋代出土文物资料较少，近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出土的宋代银锭有相当数量。近有黄成先生统计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出土的南宋银锭情况，共含11次，347件。他得出的结论是：“南宋银锭大都呈两头圆弧、中间束腰的线板状，重量大小不一，据出土实物测重分析，似可分为五等：第一等：五十两，实测1850～2030克。第二等：二十五两，实测914.2～988.9克。第三等：十二两半或十二两，实测418～507克。第四等：六两，实测225～245克。第五等：三两，实测114.5克。”[12]在黄成先生此文之后，1990年赣州市博物馆收集到、而实际于1969年发现于信丰玉带桥下水中的一宋代银锭，重443.4克，铭文为“壹拾贰两半”“真花铤银”等，外形也是两头圆弧、中间束腰的线板形。[13]1994年3月，湖北黄石陈伯臻出土南宋银锭12件，据鉴定，其中3件为“宋制二十五两的中铤”，9件为“宋制十二两半的小铤银”。外形也是两头圆弧、中间束腰的线板状。[14]1994年10月，江苏赣榆博物馆收集到一件银锭，形状同前，重2000克，铭文为“密州侯家”“真花铤银”“伍十两”等，它被认为是南宋文物，但密州是北宋地名，北宋灭亡后入金朝境。[15]1964年内蒙巴林左旗出土银锭3件，重均约2000克，形状同上，其中2件铭文标明重“五十两”，又铭文说明是北宋徽宗时期文物。这些出土资料进一步证明，《庆元条法事类》和胡三省的记述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事情不可能是如记述的那样整齐划一的，肯定也存在一些不规则银锭。如出土文物中也有少数例外，四川、湖南发现的“赏赐银”，形状就类似镇纸，重量也仅一两上下。[16]但《庆元条法事类》的胡三省所记述的情况应是当时的主流情况。
四 关于金银铺
关于金银铺，加藤繁先生用专章作了论述。他把金银铺与交引铺放在一起，且多向引申，涉及了例如行会等的讨论。这与本书的结构不符，我们在此专门叙述金银铺，由于内容减少，所以无须再立专章。
记述宋代金、银铺最集中的，是描述宋代都城景象的两部著作，即《东京梦华录》和《都城纪胜》。《东京梦华录》卷二记：
“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录店，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采帛交易之所，屋子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里虽没有提到“金银铺”三个字，但讲的显然是不止一所金银铺。其中讲每一交易动辄千万，述及了经营的规模。书中又讲到两所金银铺，即景灵东宫南门大街附近的“唐家金银铺”和建隆观附近的“枣王家金银铺”。《都城纪胜·铺席》载：“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纷纭无数。”《梦粱录》卷一三《铺席》有一段与此大同小异的文字，另又记和剂惠民药局前有“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李博士桥头有“邓家金银铺”。临安既有金银钞引铺百余家，数量似较北宋时多，说明南宋时金银铺可能多于北宋。
关于金银铺，还见于以下三种记载：
《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引蔡絛《国史补》记，大观三年（1109）“初议改［当十钱为］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讪笑”。
又宋人丁特起记：“［靖康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宋朝为金人搜集金银献纳，］朝廷又命开封府及使臣等（按：《三朝北盟会编》作‘开封府曹官、使臣’，差强），于交质库金银匹帛诸铺（按：《三朝北盟会编》作‘交引质库金银采帛诸铺’），家至户到，摊认拘籍，一铺动以千万两。”[17]
另《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七载：“［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提领榷货务都茶场言：‘客人赍银赴诸务场算请茶盐钞引，在法许经所属陈状，召保给据照般，免纳沿路税钱。近来入纳稀少，询访得有客人赍到银两，谓见入纳官司许令在外变转会子，是致将银变卖与金银铺户，将客算请银两及会子就用公据客名入纳销籍，不惟场务入纳稀少，兼是脱漏沿路商税不便。乞下诸路提盐司行下所属州县，才遇出给公据，即便飞申行在、建康、镇江务场照会，以凭籍记稽考。’从之。”
令人遗憾的是，上引记载所提供给我们的金银铺具体经营情况很有限，我们只知道：（1）它们经营金、银的“买”、“卖”（或用今天的话讲经营金、银与铜钱等的兑换）；（2）它们资金较为雄厚；（3）它们有销熔金、银的设施；（4）它们有的同时经营钞引业务；（5）不但都城内有，外地也有。至于如何“买”“卖”（兑换）则均未涉及。
记载中还可见到银铺和金肆。如洪迈《夷坚丁志》卷一〇《秦楚材》记一则传说：“秦楚材，政和间自建康入京师……逢黥面道人……探篮中白金一块授之……诣肆将货之以供酒食费。肆中视金，反复咨玩不释手，问需几何，曰：随市价见偿可也。人曰：我家累世作银铺，未尝见此品。转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异不肯鬻。”
这则记述说明银铺有鉴定银的成色的能力。洪迈《夷坚丁志》卷九《龙泽陈永年》述传说故事又言及，宋孝宗乾道初年，有“严州人陈永年同其兄开银铺于临安市”。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为政九要》中第八讲“司县到任”后，要使“茶房、酒肆、妓馆、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云云。这则记载又表明银铺有相当数量，以致连县城都有银铺开设。
记载中又有北宋时“天下第一”的栾家金肆。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〇《点铜成庚》述：“［四人同学道，崇宁三年（1104）相会于某地，其中一人学得点铜为金之术，当场试验得金。］更相惊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众复相与谋曰：‘常闻京师栾家金肆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无疑，则真仙秘术也。’袱被而行。至都，以十两就市，栾氏取其家金较之，则体柔而加紫焰，即得高直以归。”这表明栾家金肆知名度很高，有很强的鉴定黄金成色的能力。又赵与时《宾退录》卷九引《夷坚戊志·裴老智数》记传说故事中讲到，绍兴十七年（1147）临安火灾，裴老不顾设在通衢的“质库及金珠肆”，却急命手下人着手贩运建筑材料。加藤繁先生认为“金珠肆”是金肆与珠肆的合称，固可作为一说，然而如果理解为经营黄金和珠宝的店铺似亦无不可。
记载中又有所谓“货金银”者。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六《金宝化为烟》中讲到北宋王小波、李顺农民暴动时，有益州“城中货金银魏氏子妇被虏在于贼所”，则所谓“货金银”者似就是开金银铺的人，不过因地区不同有不同的称呼罢了。
记载中又有“银行”，大约是银作坊一类的铺户。《淳熙三山志》卷三九《土贡》载，蔡襄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在福州“教民十六事”，其六为“银行辄造次银出卖，许人捉”。又《朝野遗记》记：“李太宰（邦彦）家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家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可知银行是银工劳动的处所，应就是造银器的地方。
记载中还有“金银市”，《西湖老人繁盛录》中就讲到“金银市”，当是金银铺户的行业组织或同行业集中的街区。[18]
五 金银钱
金银质圆形方孔钱不始于宋代，近年出土的有金质汉五铢钱和金银质唐开元通宝钱，文献中记载有南北朝时期的金钱和银钱，也有隋唐时期的金钱。宋代金钱和银钱比过去更多地见于记载，近年也有出土发现。
宋代金银钱主要见于以下场合：（1）节庆助兴；（2）婚嫁生子；（3）释道功德；（4）取信凭证。
关于金银钱用于节庆助兴，《宋史》卷五《太宗本纪》载，雍熙四年四月丁未，宋太宗“习射琼林苑，登楼掷金钱、缯采于楼下，纵民取之”。南宋张知甫《张氏可书》记：“宣和预赏，每掷金钱于楼，上以为戏笑。”《大宋宣和遗事》前集（一作亨集）中描写宣和六年正月十四夜撒金银钱的具体情景道：“这四个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词，名《撒金钱》。”除撒于万姓之外，也分赐身边大臣等。《武林旧事》卷三《岁除》记，南宋时过年，“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赐亲王、贵邸、宰臣、巨珰”。
关于金银钱用于生子，洪迈《容斋四笔》卷六《洗儿金钱》载，刘敞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上奏说：“……又闻［因皇女出生，］多作金银、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及铸金银为花果，赐予臣下，自宰相、台谏皆受此赐。”《长编》卷一八九也引录了刘敞的话，并于注文中引《江休复杂记》云：“公主诞庆三日，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银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钱。”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也记：“祖宗故事，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则有浴儿包子并赉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上述习俗到南宋时仍然延续。洪迈又记：“车驾都钱塘以来，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则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饷献，随即致答，自金币外，洗儿钱果，动以十数合，极其珍巧。”
此处虽未明言金银钱，但下文引刘敞奏及韩偓《金銮密记》，都讲到洗儿金银钱，则此处所言“洗儿钱果”内当也包括金银钱。周密《武林旧事》卷八《宫中诞育仪》又记，南宋时期后妃凡怀孕七个月，“照先朝旧例三分减一，于内藏库取赐银绢等物”，其中包括“银钱三贯足”。这些记载都表明皇宫内生子要使用金银钱。
又《长编》卷七三记，大中祥符三年，知开封府周起到宫内向宋真宗奏事，恰好赶上后宫李氏为宋真宗生了儿子，宋真宗“即入禁中，怀金钱出，探以赐起”。这大约是来不及作“包子”，就直接赏赐金钱了。
不知是否受皇宫影响，民间生子也使用金银钱。孟元老记北宋民间东京风俗，孩子“至满月，则生色及绷绣钱，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并果子，大展洗儿会”。“生色及绷绣钱”令人费解，疑有错讹，比照刘氏、蔡氏所言，以“金银犀玉为之”的“绷绣钱”，应即是洗儿钱。又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育子》记，南宋行都临安民间风俗：“［孩子］满月，则外家以采画钱、金银钱、杂果以及采段……送往其家……亲朋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这一习俗似乎与前述得子家以金银钱予人相反，竟是他人以金银钱作礼物给得子家了。孟元老记北宋东京民间育子风俗时也讲到，小孩满月时，宾客“各撒钱于［香汤盆］水中，谓之添盆”，但没有讲用金钱添盆。
生育子女时以金银钱为礼物，婚嫁时也以金银钱作礼物。《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五载，宋朝制度规定：公主出聘订婚后，被选中的驸马入谢，皇帝要赐给他许多物品，其中有银钱二十千，重2000两。公主出嫁时，“又赐宰臣、亲王、枢密、参知政事、两制、侍从、内职阁门祗候以上、诸军副指挥使以上金银钱胜包子（胜疑是盛之假借）各有差”。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公主下降》记，宋理宗时周汉国公主出嫁，“依熙宁式”，“赐宰执、亲王、侍从、内职、管军副都指挥使已上金银钱盛包子有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记北宋京城民间风俗：“［新婚夫妇］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及采果散抛，谓之撒帐。”据《梦粱录》卷二〇《嫁娶》，南宋时这时习俗仍然存在。
1989年，五台山发现了“淳化元宝”金钱，被认为是供养钱。笔者以为大约也是皇家所赐。金人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一《神霄丹宝》记：“宣和方士，烧水银为黄金，铸为钱，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宝’，五福者曰‘五福丹宝’，太一者亦如之。汴梁下，钱归内府，海陵［王］以赐幸臣，得者以为帽环。”则道教徒可能也造了一些金钱（当然说是用水银造的是骗人的）。这使人联想到《长编》卷九四所载，宋真宗于天禧三年召集道释1.3万余人大会于天安殿，“亲临视，以药银铸大钱面赐之”。这药银铸的大钱大约也是一种银质钱。上述几种金银钱都是与宗教有关的。
《系年要录》卷四一、《宋史》卷三六九《刘光世传》载，南宋初，宋朝大将刘光世与金朝大将完颜昌两军对峙，完颜昌部有很多宋朝降兵，刘光世为了瓦解对方军心，铸造金、银、铜质钱。钱文为“招纳信宝”，凡俘虏对方军兵不杀，给予这种“招纳信宝”令其携归散发，相约凡持有这种“信宝”的，边界宋军一律放行，给予优待。这样，不少完颜昌手下的原宋朝官兵都持“信宝”前来投降。
宋朝还有一些从域外（宋朝统治区外其他政权统治区或中国以外地区）流入的金银钱，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南夷服诸葛》根据亲历者辛怡显所撰《云南录》记，北宋淳化年间，四川发生李顺起义，宋朝派雷有终率军入川镇压，由于某种需要，雷有终派辛怡显出使南诏。辛怡显到达南诏的姚州，南诏节度使赵公美派人迎接，并带来礼物和信，信上说到所派人携有“金龙二条、金钱三十文”。这30文金钱似是南诏铸造的。又《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载，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蕃客截沙蒲黎以金钱、银钱各千文来贡，且求朝拜天颜。诏入内侍省引对崇政殿，优给其直遣之”。这些贡来的金银钱应是海外造的，但不知是否是方孔钱。
从记载看，宋朝金银钱宫廷里用得最多，数量也大。前引记载中，述宫廷者居多。又《系年要录》卷二注引《宣和录》载，北宋灭亡，金人从宋皇宫中查获物品中有“上皇（宋徽宗）阁分金钱四十贯、银钱八十贯，皇帝（宋钦宗）阁分金钱二十贯、银钱四十贯，皇后阁分金钱一十贯、银钱二十二贯”。民间的金银钱，可能多数也来自宫廷。如苏轼《东坡后集》卷五《两桥诗·西新桥》有“探囊赖故侯，宝钱出金闺”句，自注云：“子由之妇史顷入内，得赐黄金钱数十助施。”也是金银钱来自宫中一例。又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记，淳熙六年，宋高宗（时已为太上皇）与宋孝宗同游西湖，“时有卖鱼羹宋五嫂，对御自称，东京人氏，随驾至此，太上……赐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同书卷八《皇后归家谒庙》载，咸淳年间全皇后归家谒庙，赐本府亲属宅眷干办使臣等金钱（500两）、银钱（数不详）颇多。《四朝闻见录》戊集《冑师旦周筠等始末》载，南宋韩侂胄一党的苏师旦家被抄，抄出的物品中有“金钱六十辩”，其金钱当也来自皇家赏赐。
在上述事例中，金银钱都不是作为货币使用的。那么，金银钱在宋代是否曾作为货币使用呢？言及此，人们不会忘记《张氏可书》的一则记载：宋徽宗退位以后，离开皇宫，“见卖蒸饼者，于筐夹中取金钱十文，市一枚以食”。这不是用金钱买物吗？类似的事例还有《都城纪事·市井》所载宋高宗元霄节买市：“帘前排立内侍官，帙行堆垛见钱，宣押市食歌叫，支赐钱物或有得金银钱者。”这里金银钱也用于买物。又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记，淳熙六年宋高宗、宋孝宗同游西湖，朱静佳有六言诗咏云：“柳下白头钓叟，不知生长何年。前度君王游幸，卖鱼收得金钱。”他记元夕召卖食者进宫，引姜白石诗：“贵客钩廉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也都讲宫中有时用金银钱买物。但这些买物者都是皇家中人，没有一例是普通百姓。而且有时金银钱是当作铜钱被使用的，用这些事例来证明金银钱曾作为货币使用，是缺乏说服力的。
《宋人话本七种·志诚张主管》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开线铺的张员外，娶了一位小夫人。张员外开的店铺里有两位“主管”，即30岁的张主管、50岁的李主管，小夫人对张主管情有独钟。有一次小夫人赏了二位主管各十文钱，后来得知：“原来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银钱，张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钱”。这里金银钱确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的，而且它们分别体现的都是它们自身的价值，但是仅此孤证，恐仍不能说明金银币在当时曾作为货币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