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的金禁
这里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五载，宋太宗时，颁定服饰等阶之制，规定“销金、泥金及珍珠装缀衣服，除命妇外，余人并禁”。当时还只是限制服用销金、泥金衣服者的范围，并不是普遍性地金禁，但后来的金禁实与此有关。
同书又载，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正月，下诏说：“服用之制，典册具存，傥奢僭以为不惩，则耗蠹之滋甚。先禁士庶之家不得服销金、泥金，如闻尚有逾越。宜令御史台、街司巡察断绝，犯者严断，违禁之物给与巡捉之人充赏。其铺户敢制造者，亦令捕捉科罪。诸道准此。”此诏虽仍坚持服饰等阶制度，所禁者为“逾越”等阶者，但措辞强硬，突出了“禁”字，而且涉及制造者。《长编》卷四四载，同年五月，宋真宗对宰相们讲：“近览上封事所述，颇言风俗侈靡，有伤淳俭。公卿士庶，服用逾制，至有熔金饰衣，或以珠翠者。询之，曰：费金数甚多。且金，至宝也，使之为泥，诚亦可惜。”宰相张齐贤于是提出，此事应当“先责大臣之家”的问题。事后，“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铺金之饰，违者坐其家长”。这里措辞含糊，使我们无法了解张齐贤的建议是否被接受，即所禁者是所有的人泥金、铺金呢？还是仍旧只禁“僭越”者。《长编》卷四八载，咸平四年二月，宋廷又下令“禁银鞍瓦及金钱（据《宋史》钱为线之讹），又禁盘蹙金线”。
《长编》卷六八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宋真宗对执政大臣们说：“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工人炼金为箔，其徒日繁，计所费岁不下十万两。既坏不可复，浸以成风，良可戒也。”他还下令说：“自今乘舆服御涂金、绣金之类，也不须用。”于是，据《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五载，三司按照他的意旨上奏说：“窃以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傥纵销熔，实为废虚。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两，比（俾？）上币弃于下民。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违者所由捉搦，许人纠告，并以违制论，告者给赏钱，仍以犯人家财充。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据申三司，听自赍金银、工价就文思院换给。”此奏被批准颁行。除金首饰命妇仍可服用外，其他禁令都是针对所有人的，具有普遍意义。《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六载，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宋真宗又下诏说：“自今除衮冕、仪仗、法服及宴会所设一依旧例外，其余外朝宫禁应乘舆服御供帐并皇亲、臣僚之家进奉之物，并不得用销金、金线、文绣”等。并下令“此诏亲王、公主及贵戚等宜各赐一本”。据《长编》卷七二、《九朝编年备要》卷七，此年秋，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后返京，他看到前来迎接的杜妃衣销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让杜妃出家入道观为女冠。
大中祥符八年（1015）重申金禁，且规定较前又有加密。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撚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29]
宋仁宗、英宗对金禁也都较为重视。《宋朝事实》卷一三《仪注》载，景祐二年（1035）五月，宋仁宗对近臣说：“访闻市肆以缕金为妇人首饰、冠子及梳子等，潜将货卖。况先朝已有制条，禁销金之作，今缕金之用，耗蠹奢侈，与销金无异，须议行断绝。”随之按照他的意思下诏严禁，这次较之以前，又增连坐法和告赏法：“罪当行处斩，如官司并邻人不觉察造作者，亦当勘罪重断。仍许人告，得实支赏钱一百贯文。”到庆历二年（1042）五月，又重申大中祥符八年的禁令，并且强调：“上从宫掖之严，下暨臣民之伍，均行屏绝，用一等伦。”宋英宗处理了数起牵扯皇亲贵戚的金禁案（详下）。
宋真宗时期颁行的金禁规定，在宋神宗以后也都得到沿行。
南宋高宗也是一个特别重视金禁的皇帝。他在立足未稳的绍兴二年（1132）就对大臣论及此事，并下诏重申金禁规定。绍兴五年，申明不许用金箔饰佛像等。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重申一次禁令。《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七载，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月，专门下令禁止宫内服用销金衣服，同时重申各项已有规定，并在禁止熔金品种内增加了“铺蒙金”、“描金”、“真金纸”等。
在南宋高宗以后，金禁也继续沿行。在宋宁宗时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中，有较详细的关于金禁的条法。
二 有关金禁的刑法及实施效果
宋朝自实行金禁后，大约就有相应的刑法，但最初的刑法具体规定已失载。《宋朝事实》卷一三《仪注》载，大中祥符四年（1011）七月，“后苑匠为民造销金，开封府奏罪当笞，帝以不足惩诫，刺面配中靖”。《长编》卷七八载，次年六月，“诏‘诸州转卖金箔人并减元犯人一等，决讫令众半月’。时杭州民周承裕私炼金为箔，有郑仁泽者，尝市得千枚转鬻于人。事败，全家徒配。及是，本路转运使陈尧佐上言：‘情异罚同，咸徙远郡，恐伤钦恤之意’。故有是诏”。这二则记载说明，犯销金罪的制作者是要处本人或全家发配远方的刑的。又《韩魏公集》卷一〇《家传》、《长编》卷一二二载，大中祥符八年曾规定，“犯销金者斩”，可能这时一度加重了处罚。《长编》卷九一载，天禧二年（1018）二月，开封府奏：“准诏，禁熔金衣物，违者奏裁，并徒三年决遣。伏缘令行之初，严于约束，今犯者殊甚少，乞止用本条科断。”这表明当时放宽了处罚，大约也就取消了死刑。《韩魏公集》卷一〇《家传》载，宝元元年（1038）“开封府有犯销金禁者，以刑名未明申请，审刑院议正徒三年”。大臣韩琦提出：“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销金者斩。今偶有败获，正宜行法以警众，岂可创意定刑，坏先朝之法，启奢僭之渐！请复用祥符旧敕。”宋仁宗命令御史台、刑部、审刑院合议此事，结果不详，从此后记载看，徒三年的刑罚似被长期沿用。《宋朝事实》卷一三《仪注》载，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殿中侍御史张泽行再次请求对违犯金禁的“工匠人仍乞处斩”，宋仁宗“令举行前后诏书严行禁止”，不知是否恢复了死刑。
宋神宗时，可能对金禁有所放松，《长编》卷二六二载，熙宁八年（1075）四月，都提举市易司贾昌衡等上奏说：“金宝非衣食所资，但当禁其侈僭。若有糜坏，旧法致之以死，则论罪太重；募以重赏，则为禁太密。今新敕止坐以销为饰者，则旧法已删改，其金银盖已无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造金箔出卖。”宋神宗批示，不准市易务造卖金箔。这说明宋神宗时曾放宽了金禁，以致让贾昌衡等有了“金银盖已无禁”的想法，究竟放宽到何种程度，则无法考知。
《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七载，宋徽宗时人征引《元符杂敕》：“诸服用……销金为饰……者徒二年，工匠加二等。许人告捕。虽非自用，与人造作同。”说明宋哲宗时仍实行销金工匠徒流、服用者徒的规定。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六载，南宋绍兴五年（1135）十二月，宋高宗下诏规定：“今后销金为服增赏钱三百贯。其以金打箔并以金箔装饰神佛像、图画、供具之类及工匠并徒三年，赏钱二百贯。邻里不觉察杖一百，赏钱一百千，许人告。”这些规定后来都被收入《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私造金箔销金》，说明得到长久沿行。《庆元条法事类》卷五一《释道》还另有专门针对信教者的如下条法：“诸钟应铸而辄以金投弃，或以金错末制作道释像塔器用者，并徒三年，工匠与同罪，许人告。若以银者徒一年（原注：工匠准此）。寺观主首各减一等。以上止坐为首之人……诸色人告获钟应铸而辄以金投弃或以金错末制造像塔、器用者，［赏］钱二百贯。”大抵以金投弃熔铸佛像等与制造金箔的刑罚是一样的。此处及前引记载中讲到的赏钱对于犯罪者而言，就是罚款，因为宋朝明确规定这些赏钱是由犯罪者负担的，如犯罪者本人负责不起，则由受牵连者均摊。
以往有的学术著作称宋朝关于金禁的立法都是官样文章，并没有什么实效。他们征引宋人如钱彦远、包拯、袁说友等人的议论，试图证明宋朝的金禁没有什么实效，这种认识其实是片面的。
客观地讲，宋代的金禁是时松时紧、前后不一的，但却不能讲是没有实效的。在有些时期，官方实施金禁是相当认真的。例如，宋真宗在位的大部分时期里，金禁都是得到贯彻的。前文已述，宋真宗曾将违犯金禁的杜妃强令出家，而杜妃乃是皇太后杜氏的侄女（或侄孙女）。前引又言及，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贩郑仁泽等发配远方，这说明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据《长编》卷八四，宋真宗时期甚至还规定“契丹国信物旧用金为饰者并易以锦绣”。“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饰者以他物代之”。还让榷场通知辽朝人，不要贩卖销金物品给宋朝人。这些都说明当时实施金禁的态度是认真的。《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是范仲淹在宋仁宗初年的上书，其中讲：“曩者，国家禁泥金之饰，久未能绝，一旦使命妇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无敢衣者。”说明金禁在一段时期里确实发挥了效力。
前文已述，宋仁宗时期有因犯销金罪而被判三年徒刑的例子。宋英宗时，外戚李珣（一说李璋）犯销金罪，宋英宗本拟严办，已将犯人入狱，后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虑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这虽然是个没有执行金禁的例子，却同时也表明宋英宗对金禁的态度还是认真的。[30]《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一七载，不久，皇亲、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赵宗旦因此被判罚款，并被推迟晋级时间。宋神宗时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时又转严。大约宋徽宗时又较松弛。
南宋高宗时期重申金禁不下十次，态度也较为认真。特别是《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七、《系年要录》卷一七六载，绍兴二十七年（1157）下诏：“自今后宫中如有违犯之人，令会通门捉获，先于犯人名下追取赏钱一千贯充赏。如不及数，令内东门官钱内贴支，将犯人取旨。其元经手转入院子、仪鸾等，从徒三年罪。”据《系年要录》卷一七七，随又下令，“永祐、昭慈等攒宫帝后生辰酌献所用铺翠缕金花，乞以药玉叶漆金纸代充”。这些都有“法从贵近始”的味道。《宋会要辑稿》职官七〇之四七载，同年，又有“从义郎、阁门祗候王彦升特降两官，以彦升不毁销金服饰，为女使所告也”。
宋孝宗对金禁也颇重视，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九，他曾讲：“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记事板，每京尹初上辄示之”，把销金铺翠与宰耕牛等并列，足见其重视程度。《宋史全文》卷二四载，乾道元年七月，临安府结断铺翠销金王三八案，宋孝宗称“治得一件足以警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九载，淳熙四年（1177）太学、武学拟用金装饰圣像，请示宋孝宗，宋孝宗不同意，只令用漆金。
大约宋宁宗以后金禁逐渐松弛，《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三载，嘉泰三年（1203）有人上奏讲：“窃见近日以来，街坊贾人公然货鬻，倡优下妾恣为服饰。”袁说友《东塘集》卷一〇《禁戢销金札子》也讲：“今都人以销金为业者不下数十家，货卖充塞，相望于道。”大约这时宋朝国势日趋衰下，已难有效地实施金禁了。
前述金禁时引文也偶尔涉及白银，如禁以银制瓦、禁铸钟时投弃银等，表明对熔银制造物品也是有些限制的，但有关白银的这种限制，相对黄金就少得难以相比。
三 禁止金银外流及金、银税
宋代关于金、银的立法，除了禁止用它们制造某些物品外，有时也禁止其外流。
《长编》卷六八、《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二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时金、银价贵，上以问权三司使丁谓，谓言为西戎、回鹘所市入蕃”。于是“下诏约束之”。如何“约束”，是否立有专法不得而知。此外，未见北宋时期有其他举措。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七月，有官员提出：“祖宗马政，茶马司并用茶、锦、绢博易，蕃、汉皆便。近茶马司专用银币，甚非立法之意。况茶为外界必用之物，银宝多出外界，甚非中国之利。”于是“诏四川宣抚司参旧法措置”[31]。这时可能并未提出禁止用银买马的立法，但却可说明当时人已有不愿银外流的想法。但《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四二载，同年十一月，“中书门下言：‘已降指挥令淮南京西安抚司钤束榷场客人不得以银过淮博易，闻沿边州军全不约束。’诏行下沿边守臣督责巡尉并榷场主管使臣严行禁止”。这表明此时已有了禁止银外流的法令。同书三八之四三载，次年：“三月二日，知扬州王之奇言：‘准朝旨，令措置禁止北界博易银、绢，闻泗州榷场广将北绢低价易银，客人以厚利，多于江浙州军贩银，从建康府界东阳过渡，至真州取小径至盱眙军过河博易，致镇江府街市铺户、茶盐客人阙银请纳盐钞、茶引等。除已行下淮南沿江州军将应干私渡取会依条禁止外，有江东西、浙西、湖北州军将应干私渡亦乞严赐禁止……所有官渡乞更不令民间承买。仍选有心力使臣监渡，重立赏罚。’诏：‘逐路沿江州军将应干私渡见官监、买扑去处，逐一开具申尚书省。’”这一记载表明，当时金朝人多用北绢在榷场换易宋人的银，因价格有厚利可图，致使银大量外流，甚至造成商人算请茶盐的银都难以筹办。王之奇建议采取的对策是取缔私渡、官渡不行买扑法，官监渡口加强防范。宋廷的诏令措辞含混，难知是否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铜钱金银出界》载，同年五月，宋廷规定：“将带金、银过淮及过北界，其犯人及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并透漏不觉察地分合干官吏，并以所藏带金、银估计价直依铜钱出中国界条格断罪、推赏。所在榷场官吏不觉察者，比附市船（舶）司官吏不觉察铜钱出中国界、或以铜钱与蕃商博易断罪施行。”这一规定加入了禁止黄金外流的内容，且较为具体、严厉，有可操作性，说明禁止金、银外流已进入实施阶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八之四三载，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十七日，“宰执进呈：‘盱眙守臣霍篪捕获赵兴等透漏银两甚多，不可不略与旗（旌）赏。’上曰：‘与转一秩，以为沿边官吏举职者之劝’”。知军因查获走私白银而受奖晋级，表明当局对此事的重视。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市舶》载，“嘉定十二年（1219），臣僚言以金、银博买［市舶品］，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这说明宋朝也注意了防止金、银从海上外流。此后关于禁止金、银外流的事不见于记载，当是军事形势紧张，宋廷已无暇顾及这一类事务。
除禁止金、银外流外，宋朝还有禁止伪造金、银的法令。《长编》卷一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二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九月，宋廷下令“禁伪造黄、白金，募告者，赏钱十万”。十月，“开封府捕得伪造黄、白金王玄义等十二人，案问具伏”。随将王玄义等“并决杖，流海岛。因诏自今民敢复造伪金者弃市”。然而此后不见宋廷重申此令，当是此类现象并不多见。《宋史》卷四八〇《吴越钱氏世家·惟济》载，宋仁宗时，成德军有人伪造白银质取缗钱，被举报捕获后，被判“杖配”。此人犯有三重罪，一是造伪银，二是以伪银质当，三是质铺主声称伪银被盗后此人又来“责余直”，其中造伪银如何判罪不很清楚。
宋代铜钱转移要征税，金、银转移也要征税。《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九载，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在京商税院言：‘旧例诸色人将银并银器出京城门，每两税钱四十文足，金即不税。请自今［金］每两税钱二百文省。’从之”。同书一八之一一载，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三月右正言葛邲上奏，讲各地在取缔私置税场后，却又私自增加商税税率。“如湖北监司按鄂州税银每两收旧钱八文（按：此句似有误），今增作四十八文”。《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载，同年大臣赵雄对宋孝宗称赞会子时讲：“缘金、银有税钱、费担擎，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二二载，“［庆元六年］五月七日，中书门下省言：临安府城内诸行铺户买卖金、银、匹帛之类，如系将带出门首，自合于都税务回纳税钱。访闻栏头、书手等人与铺户有仇，辄将不合收税物件妄作漏税告首……”这四则记载都可证明金、银转移是要征税的，这种税属于商税范畴。但《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六《商税》却载：“诸以钱或金、银入京畿及京城门者，并免税。”引文中言及“京畿”、“京城”，宋人文献中多以之代指汴京周围地区和汴京，所以此项规定应是从北宋沿袭下来的。这项规定可以作如下理解：一是为了使京城及其周围地区有足够多的铜钱、金、银而立此法，二是此项规定只是讲入京不税，并不是讲出京也不税，大约是入京不税而出京必税的。
四 金银禁的评价
宋朝禁止熔化黄金制作服饰、装饰神像等，有时对熔化白银制造器物也有限制，其直接后果是限制了金、银（主要是金）的消费，特别是减少了黄金被制成末状、箔状、线状后散失不能回收的耗费。从保护资源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有益的。另外，在中国封建时代，抑奢主要是针对社会上层的，当时社会上层的消费来源主要是百姓的赋税，抑奢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从这一角度看，金、银禁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消极影响，即实施金、银禁，主要是金禁，也有阻碍黄金制品流行的意义，从而也就阻碍了黄金的进一步商品化和黄金制品的相对普及化。黄金的货币化与其商品化、一定程度地普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金禁的实施对黄金的货币化进程是有不良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