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绢帛作为价值尺度的情况不多，但也并非绝对没有。在下述二种场合，绢帛是明显地充当了价值尺度的角色。
一 绢匹作为刑法计赃的基准单位
在刑法中，宋朝仍沿唐制（以绢计赃始行于晋朝），在不少刑法条文中以绢匹为赃罪计罪基准。《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一载：“国朝之制，凡犯赃者，据犯处当时物准上估绢平赃。如所犯赃去见禁处千里外及赃已费用者，皆于事发处依犯时中估物价约赃，亦依上估绢平赃……”可知以绢计赃量刑是普遍应用的。实际上，与唐代相比，相关立法还是发生了重要改变。宋初以后，强盗、窃盗都改为以钱计赃，而监守自盗及官吏枉法、不枉法赃罪，则仍沿用以绢计赃旧制。唐宋以绢量刑，客观上有其合理性。观察唐宋钱、绢变化，绢匹比铜钱价值更为稳定，这是因为铜钱有大小钱、用料标准时常变化，导致自身价值（每贯）含量随之变化，加之铜钱购买力因数量增易减难而持续下落，使得铜钱自身的变化相当大，有时且很迅猛。如以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的铜钱购买力比较，就会发现后者仅相当前者的二分之一以下。而二时期的绢与银、粮等的比价却变化不大（即是说如果我们将绢视为货币，则它的购买力是变化不大的）。具体讲，无论北宋还是南宋，一匹绢、一两白银、一石米三者的价值始终是比较接近的，而它们以铜钱计价，其数额却同样有了成倍的变化。所以，以绢计赃比以铜钱计赃要更具可行性、合理性，换言之，在价值尺度方面，绢帛有时胜过铜钱。
在宋代，我们可以看到办案时以绢计赃的实例。《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一二载：“天圣八年十一月六日，监翰林司、閤门副使郭承佑特贷命，免决刺，除名，配岳州衙前编管。坐盗金银什物，除罪轻及该赦外，计赃一百四十一匹零，监主自盗，合置极典，诏从宽宥……”《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一四载：“［天圣十年］四月十八日，虞部郎中、知囗（原阙）州王涉特免黥面，配广南本城，永不录用。坐冒请官职田，估赃绢百七十匹，法应死，用赦原罪外，有不容佃户诉灾，输物估赃五十匹，法应加役流、除名，特矜之。”“［天圣十年］六月四日，秘书丞、知永兴军兴平县王衮特免除名，授广南文学。坐受银估赃绢三十匹，法应加役流，特矜之。”《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一五载：“［景祐四年］闰四月二十七日，武宁军节度使、真定府路总管夏守恩特贷命，除名，配连州编管。坐受军民钱物，枉法赃六十二匹，合处死，职事官三品，请议。”宋吕南公《灌园集》巻二〇《故袁州李君墓志铭》载：“［李冕］为舒州司礼参军怀宁令……是时临川王介甫为州通判……司理院月平物价，君持绢直高于市平，同寮患之。会庆朔，介甫对众诘君，君曰：‘有之。今岁凶，饥民为盗无数，诚知市卖一绢钱七百，然必高之为千二百者，以计赃难满匹，可以缓穷人之死故也。不然，三绢杀一人矣。吾寮有禄俸欲得绢，则准市平取之，谁敢厚求于官。今何用患吾平乎。’介甫曰：‘吾虑不及此。’”此述李冕以变通绢价来减轻刑罚，其中“计赃难满匹”，说明当地是实行以绢计赃量刑的。李焘《长编》卷三四六载：元丰七年六月己巳朔，“太中大夫、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陈绎免除名勒停，追太中大夫，落龙图阁待制，知建昌军……绎坐前知广州作木观音易公使库檀像，私用市舶乳香三十斤，买羊亏价，为绢二十八匹……”此处即将几种赃物折计为绢匹。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二《炎兴下帙》记载南宋初处理北宋末年一些犯罪官员，内言：“降授朝散郎、前太仆寺少卿陈冲差懿亲宅抄札，将王府果子吃用，摘花归家，与内人同坐吃酒，令内人唱曲子，将牙简等隐匿，公然受犒赏拜钱，将出剰金银等隐匿入己，令人将掌未曾收，计绢六百一十五匹，除轻罪外，准条系监守自盗，合较刑赃罪处死，除名……朝散大夫、前大理寺卿周懿文抄札缺字王府密煎等，将摩侯罗士女孩儿等归家，受犒设酒及吃宫人酒果，受赃计绢六匹六尺，除轻罪外，准条行下，合杖六十，公罪减外，笞五十。……朝议大夫、前刑部郎中张卿材差起发懿亲宅金银，吃内人酒果，闻与内人边氏离三四步坐吃酒，将抄札扇儿摩儿等归家受，估赃计绢八匹七尺……朝散郎、开封府少尹夏承根括到郑仲宅坤仪酒，擅支作犒收受，不觉察王及之擅易银受酒估，计绢二十六匹……合徒一年半……朝请郎、前吏部员外郎王及之抄札金银见官属将宁……纳了除轻罪外，据案不曾估到所盗麝香钱，如满十贯，系监主自盗合加役流，赃罪，追三官除名勒停，如满三十五匹合绞刑……”也都是以绢计赃量刑。南宋撰人不详《明公书判清明集》卷二载蔡久轩《虚卖钞》：“程全、王选以县吏同谋擅创方印，印卖虚钞，作弊入己……程全计赃六十一匹，决脊杖十五，配一千里；王选计赃三十二匹，决脊杖十二，编管一千里，仍监赃。”同卷宋自牧《巡检因究实取乞》：“在法：诸领寨官为监临受财十五匹者绞。其命官将校奏裁。今扶如雷所受赃数过五十匹，死有余罪……”同书卷一一蔡久轩《籍配》：“王晋，猾吏也……据州县申，再根勘到王晋供招前后交通受赂事，并阿庄供招情犯，其王晋名下，计赃十七界官会共七万六千六百六十六贯，纽赃绢一千六百八十六匹有零，遂送法司，具条呈检法官书拟因依。……计其赃罪，自当绞刑，姑与从轻贷死，决脊杖二十，配二千里，免拘锁押遣。”又同书卷一二蔡久轩《豪横》：“方震霆供认骗乞之数，计二千二百八十贯，见钱十五贯足，而欺诈田业与诈价钱不与，纽计绢五十余匹，合决脊杖二十，配本城。”上引三例中既有关于以绢匹计赃的律文，又有以绢匹数定刑的实例，说明以绢计赃定刑在当时司法活动中应用得相当广泛，这是绢帛仍有价值尺度功能的突出体现。
附：唐宋官定计赃铜钱折绢折价简表
二 作为马价的绢帛
绢起货币作用的又一场合是用绢向蕃族买马。西北、西南卖马的蕃族大约不惯用铜钱，同时宋朝也禁止铜钱外流，用于支付马价的主要是茶、绢、银。马价的计量，多数以铜钱，其次以银，但有时也以绢。如据载：“景祐三年四月，再定诸州买马额……大马自绢二十九匹端至十九匹端六等，每差以两；牝马自绢十六匹端至十一匹端每差以一。”[73]又咸平三年十二月，官方规定，河北、河东沿边州军城寨军民，“获马堪带甲者纳官，每匹支绢二十匹”[74]，这虽与普通购买不同，但也含支给马价的意义。又嘉祐五年郡牧使宋祁奏札中言：“……勘会麟、府州马最宜孳生，准先降条贯，其马作五等收买，第一等十八匹端，至第五等，各减一匹。后来宣命于逐等上例各减绢二匹，见今只有十六匹端。蕃汉兴贩人户别无利润，致骒马转少……欲乞权于旧条未经减绢牧马五等价内，将第三等以上特添绢二匹，第四、第五等各添一匹……”[75]南宋时期，蕃族有贱茶贵银绢的情况，马价支给银绢的情况增多，特别是“上驷则非银绢不可得”[76]。淳熙九年五月二日都大茶马王渥奏中言：“黎州买马旧额二千一百二十四匹，一年计用绢二万三千匹，乾道九年赵彦博以青羌作过，优支马直，始用绢三万四千匹。至淳熙八年龚总到任，欲买马三千三百八十一匹，将数内不及格马一千九百八十八匹升作良细马，共支绢七万六千余匹，与乾道八年买马相类而支绢加一倍以上。”[77]由此可见买马用绢的增加。另民间买马也有以绢计价的情况。如，元丰七年，有人指控知枢密院韩缜买马亏价，“诏缜分析。于是缜言：‘知石州燕复尝为臣买马，令其子孝嗣言，元买券直绢四十匹。臣先以银十两偿孝嗣道里费，许偿以山东绢八十匹……”[78]这里立券及韩缜许偿之马价全以绢匹计。
当然，上述二种情况都有些特殊。前者为非商品交换场合。后者则有出境贸易的色彩，出境贸易与国际贸易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性质接近的。
综上所述，绢帛在宋代货币功能较唐代大为减弱，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宋代官方始终没有颁行类似唐代的关于允许以绢代钱行使的正式法令。此外，在宋代，绢帛不适合作货币的一些特性也显现得比较充分，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对绢帛自身价值的不均衡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上。首先，在宋代，与绢的区别受到重视，二者的价格也有明显差异。其次，绢的质量（稀密、重量等）也不均衡，因产地不同绢的价格也有差异，此外新陈之间、生熟之间等都有价格差异。人们对此有了认识，说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给绢帛发挥货币职能却造成巨大不便。这无疑是促使绢帛退出流通领域的重要原因。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南宋征折帛钱，原本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当时官方一是通过折帛想变相增加税收，二是征收折帛利于战争环境中的财政调拨。征折帛钱就是将一部分税绢和一部分和预买绢（含绵）折征现钱，这使税绢连同和预买绢征收本色绢的数量大大减少，从而使官方财政收入中绢帛的数量大幅度减少，相应地，官方支出的绢帛数量也随之减少。这使得绢帛在流通领域内的数量减少，作用减弱，从而对宋以后绢帛退出流通作了历史铺垫。
但是，如果认为绢帛在宋代已完全不具备货币功能，那也是不正确的。宋代货币流通领域是一个多元化的领域，充当流通手段的，既有铜钱，也有铁钱，金银，还有当时世界领先的纸币纸币。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绢帛作为一种实物货币，也时时在流通领域代替铜钱行用，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相当广泛地起一种准货币的作用。当然，对于这种作用绝不能夸大，确切地讲，绢帛在宋代已不具有完全的货币职能，它只在一些特定场合具有某些货币功能。
* * *
[1]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3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版，第三章中的第三节《宋代金银使用的发达》，第207页。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版，第218～219页。
[2] 《长编》卷一一六。
[3] 《长编》卷一一九。
[4] 《长编》卷一六九。
[5] 《长编》卷一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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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二。
[17] 《长编》卷四〇。
[18]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二四，事又见《长编》卷五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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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苏轼文集》卷六八《书黄泥坂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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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〇至一一、《长编》卷一五八。
[27] 《长编》九七。
[28] 《长编》卷一三七。
[29] 《长编》卷二三二。
[30] 《长编》卷一四二。
[31] 《长编》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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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长编》卷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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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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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长编》卷二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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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四。
[54] 熊克《中兴小纪》卷九。
[55] 《朝野杂记》甲集卷三《奉使出疆赏赉》。
[56] 《宋会要辑稿》帝系七之二一。
[57] 《长编》卷二八〇。
[58] 《长编》卷二九八。
[59]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八。
[60] 《宋会要辑稿》一八之九，事又见《长编》三二一同年十二月庚戌条。
[61]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一二。
[62]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一四。
[63] 《长编》卷五〇三。
[64]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二三。
[65]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二七。
[66]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〇《诛曦犒赐银帛数》。
[67] 《宋会要辑稿》兵二〇之二二。
[68] 《宋史》卷四四《理宗纪》。
[69] 《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盐》《长编》卷一六八。
[70] 《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盐》。
[71] 《苏轼文集》卷六一《与辨才禅师六首之三》。
[72] 《齐东野语》卷一一《曹泳》。
[73]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二。
[74] 《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六。
[75]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
[76]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五。
[77]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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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锡东：《宋代榷货务的金融职能和性质》，《中国钱币》1993年第1期。
许永璋：《北宋钱币在非洲的发现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
王菱菱：《论宋代各级地方机构的矿冶业管辖权》，《河北学刊》1993年第3～4期。
林文勋：《略论宋朝钱币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流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姚思陟：《近年来宋代货币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袁一堂：《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程民生、张瑞生：《论宋代钱陌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程民生：《宋钱计量单位及名称小考》，《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程民生：《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
林文勋：《大理国的货币流动分析》，《云南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
北辰：《辽代货币经济综述》，《辽宁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牛达生：《西夏钱币考略》，《宁夏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谢元鲁：《对〈楮币谱〉〈钱币谱〉作者及写作年代的再认识》，刊《中国钱币论文集》第3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作者相关著作和文章
著作
《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
《中国钱币史话》（中华文史知识丛书），中华书局，1998。
论文
《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省陌辨误》，载《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
《宋代货币地租分析》，《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中国宋史研究会1984年会论文，2万字，未正式刊出。
《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载《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1985。
《南宋粮价细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宋代的关子》，载《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5。
《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
《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
《南宋铜钱岁铸额浅论》，《北京钱币研究》1987年第10期。
《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南宋江北铁线若干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第2期。
《漫话宋代的伪钞》，《文史知识》1992年第9期。
《南宋对会子的两次大规模“称提”》，《中国钱币》1993年第1期。
《北宋后期章私铸钱案小考》，载《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
《关于东至关子的几个疑点》，《中国钱币》1994年第3期。
《宋代的有价证券》，《文史知识》1995年第3期。
《湖北会子和关外银会子》，载《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交子”释义》，《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
《关于宋代田赋征收白银的探讨》，《安徽钱币》1996年第2期。
《宋代的金银钱》，《文史知识》1996年7期。
《关于胆铜生产的起始》，《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宋神宗时期铸行铜钱析论》，《北京金融》1996年第8期。
《论宋代黄金上中下三等之说》，《钱币博览》1997年第1期。
《读〈通考·钱币考〉》，载《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陕西铸钱监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1期。
《关于宋代纸币管理与形制的几个问题》，载《北京钱币十年》，北京市钱币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
《〈大冶赋〉注释商榷》，《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
《发运司与提点坑治铸钱事》，载《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南宋楮币诗十首释读》，《炎黄文化研究增刊》第7辑，2000。
《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载《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
附
《宋代指代尚书省、三司的“省”》，《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
《宋代文献中的“川陕”与“川峡”》，《文史》第43辑。
征引文献（古籍）
史书类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内简称《长编》，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1995。
佚名：《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
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内简称《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重印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本，1987。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适园丛书本。
陈均：《九（皇）朝编年备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偁：《东都事略》，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熊克：《中兴小历》，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留正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四库珍本初集本。
李：《皇宋十朝纲要》，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书内简称《续长编纪事本末》，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佚名：《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书内简称《宋史全文》，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佚名：《宋季三朝政要》，丛书集成本。
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司马光：《稽古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陈智超编《宋会要辑稿补编》，微缩中心影印本，1988。
钱若水等：《太宗皇帝实录》，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李攸：《宋朝事实》，丛书集成本。
政书、类书、奏议总集、杂史、刑法书类
马端临：《文献通考》，书内简作《通考》，中华书局影印商务万有文库十通本，1986。
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书内简作《群书考索》，文献出版社影印明正德本，1992。
曾巩：《隆平集》，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林：《古今源流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高承：《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
解缙等：《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92。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王应麟：《玉海》，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988。
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影印椿庄书院本；中华书局影印积成堂、日本翻刻本，1999。
祝穆、富大用、祝渊：《古今事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92。
孙逢吉：《职官分纪》，中华书局影印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8。
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中华书局，1987。
佚名：《锦绣万花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
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备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
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书内简作《朝野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李心传：《旧闻证误》，中华书局，1981。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赵如愚：《国朝诸臣奏议》，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
窦仪等：《宋刑统》，中华书局，1984。
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影印中国书店木版刷印本，1990。
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
郑克：《折狱龟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佚名：《东南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黄震：《古今纪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佚名：《咸淳遗事》，“墨海金壶”本。
方回：《古今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许月卿：《百官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佚名：《京口耆旧志》，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董煟：《救荒活民书》，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方志、地志、金石
乐史：《太平寰宇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胜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影印道光二十九年刻本，1992。
祝穆：《方舆胜览》，文海出版社，1981。
欧阳忞：《舆地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1984。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陈耆卿等：《（嘉定）赤城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沈作宾等：《（嘉泰）会稽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罗愿等：《（淳熙）新安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陈公亮等：《（淳熙）严州图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钱可则等：《（景定）严州续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胡榘等：《（宝庆）四明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曹学佺：《蜀中广记》引费著《钱币考》《楮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昶：《金石萃编》《续编》，中国书店影印扫叶山房本，1985。
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