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面不太汹涌的时候，我们常乘着橡皮艇出去照相。我们总不会忘记那第一次，海面很平静，有两个人兴致好，把这气球似的小东西放下水去划动。他们刚划离了木筏，就丢下小桨，坐在那里大笑。波浪把他们抛走了，在波浪起伏中时隐时现，但每次一看到我们，便纵声大笑，笑声在寂寞的太平洋上回荡。我们莫名其妙地看看自己，觉得除了我们毛发蓬松的脸之外，没有什么可笑的；至于我们这副尊容，这两个在橡皮艇里的人也该看惯了。我们暗暗猜疑，是否他们突然发疯了。说不定是热昏了。这两个家伙笑得几乎爬不回“康提基”上来，喘着气，眼睛里都是泪水，要求我们自己去看个明白。
我们两个人跳到颠簸的橡皮艇里，浪来了，一下把我们抛离了。我们立刻蓦地坐下来，放声大笑。我们赶快爬回木筏，安慰那两个还没有出去过的人，因为他们以为我们都完全疯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眺望这一摊子──我们自己和那骄傲的木筏──得到了一个可怜到极点的、可笑到疯狂程度的印象。在这大海上，我们从来没有站在一边看过自己。那几根木料，碰到最小的浪都会被淹没的。我们偶尔所能看见的，是那大门敞开的矮屋和蓬松的、树叶覆盖的屋顶，在波浪中浮沉。这木筏，看上去真像一个挪威的破烂的干草棚，可怜万状地在大海上漂荡。干草棚像黑店，里面都是给太阳晒黑了的长胡子凶徒。如果有人在海上划着一只澡盆跟我们走，我们一定会同样地抑止不住大笑起来。就是普通的一个浪，也会卷到竹屋半堵墙高，看去好像会一无遮拦地从敞开的大门里倒进去，里面长胡子家伙打呵欠躺着哩。可是这奇怪的木筏又升到上面来了，那几个毛发蓬松的流浪汉还是照常安然无恙，干干地躺在那里。如果有一个更大的浪冲过来，竹屋连帆带桅可能都在山一般的浪头后面消失了；可是，毫无问题地，隔一会儿那竹屋和屋里的流浪汉又在那里了。这情景看上去不妙。我们想不到在这样滑稽的木筏上，种种事情居然大致不差。
我们又划出去一次，再拿自己大笑一场，差一点闯了大祸。风浪比我们估计得要大些，而“康提基”破浪前进的速度，比我们猜想的要快得多。我们在橡皮艇里拼命在大海上划，要赶上这只不听摆布的木筏。木筏不能停下来等候，也无法掉头转回来。甚至在木筏上的人卸了帆，风紧吹着竹屋，木筏还是迅速向西漂去，我们在颠簸的橡皮艇中，用小小的、玩具似的桨用尽力气划，也难赶上。每个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们一定不分开。我们在大海上追的时候，心里真是恐惧。后来我们追上了这只脱逃的木筏爬上去，到另外几个人跟前，又回家了。
从这一天起，如果橡皮艇上没有拴上一根长绳，紧缚在筏头上，大家便绝不许乘了出去。有了长绳，必要的时候，筏上的人可以把小艇拉回来。这之后，除非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我们从不走得离开木筏远了。但在我们去玻利尼西亚的后一半航程中，常遇到这种好天气：一片大洋，覆盖在地球上，浩渺无际。这时候，我们便可以放心地离开“康提基”，向天空与大海之间的蓝色空间划去。
我们看见木筏的黑色轮廓远远地越来越小了，那片巨大的帆，到最后缩成一个黑色小方块，模糊地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候，常有一种寂寞之感爬上心头。大海在我们身子底下向远处弯去，海一片蓝色，海的上空也一片蓝色，弯到海天相接之处，蓝色汇集，成为一体。我们几乎像是悬在半空中。我们的世界一切都是虚无的、蓝色的。在这世界当中，除却毒晒我们的脖子的、金色而温热的热带太阳之外，并无其他固定之点。这时候，地平线上那远远的孤筏的帆影，磁石吸铁般地拉我们过去。我们划回去，爬上筏，感觉到又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里来了，这世界在筏上，却有稳固安全的根基。而在竹屋之内，我们有遮盖，有竹子和枯了的棕叶的香味。屋外阳光明媚，碧蓝、皎洁的景色，从敞开的门口传进来，使我们心旷神怡。我们对这自己的世界已经习惯了，住在里面很安心，要等到广阔的、皎洁的蓝色再来引诱，才会再出去。
这间单薄的竹屋，对我们的心理作用，是最异乎寻常的。竹屋宽八英尺，长十四英尺，又为了减少风浪的压力，盖得很低，我们在屋顶下面不能站直。墙和顶是结实的竹竿盖的，都扎在一起，支撑住了，上面铺一层用竹片编的、坚实的竹席。绿色和黄色的竹片，以及从屋顶上挂下来的枝叶，一眼望去很舒服，换了一堵白墙就绝不是那么回事。并且，虽然右舷边的竹墙有三分之一是敞开的，太阳、月亮能从屋顶和墙缝中透进来，这个原始的窝，比起在同一环境中的白漆舱板和紧闭的舱洞来，却能给我们更大的安全感。
我们研究这异乎寻常的事实的究竟，得到如下的结论：我们的良知完全不习惯于把棕叶盖顶的竹屋和海上旅行联系在一起。在浩渺汹涌的海洋和在波浪中浮漂的棕叶小屋之间，并没有自然的协调。因此，要么小屋在波涛之中似乎是完全不合拍的，要么波涛围绕着小屋似乎是完全不合拍的。只要我们在筏上，竹屋和它的热带森林的气味便是明显的现实，而滔天的浪涛似乎是一种幻觉。但是从橡皮艇里看去，波浪和小屋的关系正好相反。
木筏在波浪中漂浮得像一只海鸥，如果有浪打上来，水便一直从筏尾流下去。这情况，使我们对竹屋所在的木筏中央一片干燥之地，有着无可动摇的信念。航行越久，我们在这舒服的窝里越觉得安全。我们看着带着白色浪花的浪涛从我们大门外面飞跃而逝，好像那是一场使人印象深刻的电影，对我们毫无威胁之处。虽然这有隙缝的墙离开毫无保护的筏边只有五英尺，比吃水线只高出一英尺半，可是我们一旦爬进了门，便感觉到我们离开海已有很多海里，卜居在热带森林之中，远远脱离了海的危险。我们在那里仰天躺着，仰观这奇怪的屋顶，像是被风吹得弯来扭去的枝柯，舒舒服服地闻着新斫的树木和竹子，以及枯萎的棕叶的热带森林气味。
有时候，我们在晚上也乘橡皮艇出去看看自己。四周墨黑的波涛矗立如塔，无数发亮的热带星星，从海水的浮游生物中得到一点微弱的反光。世界简单之极──星星在黑暗之中。至于它是公元一九四七年还是公元前一九四七年，突然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我们活着，我们深深地、强烈地感到我们还活着。我们知道，在工业技术时代之前，人类的生活也是内容丰富的──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比现代的人更丰富、更多彩。时间和进化似乎已不复存在。今天一切实在的、关系重大的事物，在过去是如此，在将来也是如此。我们被历史的永恒不变的一方面──星群之下无尽无绝的黑暗所吞噬了。
黑夜中，在我们前面，“康提基”从波浪中浮上来，又沉到掀起在木筏和我们之间的黑水后面。月色朦胧中，木筏周围有一种飘渺奇特的气氛。坚实、发亮的木料边上挂着海藻，一片方帆的漆黑的轮廓，一间枝叶蓬松的小屋，筏尾一盏风灯的黄色光芒──这一切，像是神仙故事中的一幅画，而不是真的确有其事。不时间，木筏完全消失在黑浪之后了，然后又升起来，在星光中映出一个清楚的黑影，闪闪发光的水，便从木料中倒漏出来。
我们看到包围着孤筏的气氛的时候，便很能想像到：当第一次有人横渡这海时，一大队这样的木筏，排成扇形，远伸到天边，来增加找到陆地的机会。统治了秘鲁和赤道国的印加人士巴克·尤班魁，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曾率领一支几千人组成的木筏舰队，去寻找谣传的太平洋中的海岛。他找到两个岛，有人猜想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他出去了八个月，才带着他的许多划手竭力划回到赤道国。在这好几百年前，康提基和他的随从，一定也以这样的队形出航。但是他们发现了玻利尼西亚群岛，自无理由再挣扎回来。
我们跳回到木筏上的时候，常围着风灯，在竹甲板上坐一个圈，谈起一千五百年前从秘鲁出发的航海者，也有这一切类似的经验。灯光把长胡子人的大影子照在帆布上，使我们想起从秘鲁去的长胡子的白人。我们可以在神话和建筑方面追寻到这批人的踪迹，从墨西哥追到中美，追到南美的西北部，直到秘鲁。但在印加人到来之前，这神秘的文化，像摇身一变似的，在秘鲁突然不见了。然后在西方的若干孤岛上，这文化又突然出现了。我们现在正在向这些孤岛进发。这许多在大西洋彼岸的、开化很早的、有教养的流浪人，在很早以前，是否也像这样简单地，藉着西去的洋流和贸易风，从加那利群岛一带，漂到墨西哥湾呢？这一段路，比起我们现在正走的一段来，确是短得多。我们已不再相信海洋是使人完全隔离的因素了。
根据很有分量的原因，许多观察家认为，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到秘鲁的印加人，这样伟大的印第安文化，是因为断断续续地受到敌人从东方渡海来犯而振兴起来的；所有的美洲印第安人，大体上说来，是亚洲的渔猎民族。他们在两万年或者两万多年以前，从西伯利亚渐渐渗入美洲。非常特殊的情况是：一度遍布于从墨西哥到秘鲁的高度文化，却没有逐步发展的丝毫遗迹。考古学家挖掘越深，出土文物所代表的文化程度便越高，然后到了一定之点，可以看出这古老的文化，是清清楚楚地从原始的文化中毫无根基地长出来的。
这古老的文化生长的地方，正当大西洋水流进来之处，在中美和南美的沙漠和热带森林区域，而不是在温带区域。无论在古代或是现代，在温带区域的环境中，文化总是比较容易发展的。
在南海的岛上，也看到这样的文物分布。离开秘鲁最近的岛是复活节岛。这岛虽然微不足道，又干燥，又贫瘠，在太平洋各岛中离亚洲又最远，然而岛上有着最深邃的文化遗迹。
我们走完航程一半的时候，正好相当于走完了从秘鲁到复活节岛的航程，复活节岛在我们的正南方，我们是从秘鲁海岸中部随便选一地点出发的，为的是仿效当年木筏出海的一般情况。如果我们在大陆更南一些，靠近康提基的田华纳科城的废墟那里出发，我们所得的风是一样的，水流便比较弱些，这风和水流会吹送我们漂向复活节岛。
我们经过了西经110°进入玻利尼西亚洋面；现在玻利尼西亚的复活节岛离开秘鲁比较近，我们离开秘鲁比较远了。我们是和南海群岛最外围的几个岛在一条线上。这些外围的岛是海岛最古老的文化中心。傍晚，作为我们发亮的指路碑的太阳从天空爬下来，渐次消失在西边的海里，余晖照耀，明霞绚烂。轻盈的贸易风，便为复活节岛的神奇故事带来了生命。黑夜的天空把一切时间观念都模糊了，我们坐着闲谈，长胡子的大头影子又映在帆上。
但是，在南方远远的复活节岛上，竖立着更大的人头，是石刻的，下颔浓须绕颊，面部带有白人的特征，像是在深思着许多世纪来的秘密。
一七二二年第一批欧洲人发现该岛的时候，石人已经这样竖立在那里了。根据当地人的传说，当目前的玻利尼西亚族前二十二代的祖先乘大独木艇登陆，把岛上早期居留的人杀掉的时候，石人已经这样竖立在那里了。这批新来的原始民族，是从更西边的海岛上来的。但是复活节岛上的传说认为，最早的一批居民，亦即该岛的真正发现者，是从远远的、太阳升起的地方来的。在这方向，没有别的陆地，只有南美。由于这许多不知名的当地的建筑家早被消灭了，复活节岛上的巨大石人头，便成了无法解决的古代神秘的最突出例证之一。在这没有树木的岛的山坡上，到处都有巨大的人像高耸入云。那是雕刻得很精美的石人巨像，是一块整石刻的，有普通房子三四层楼高。古代的人民怎能雕成、搬运、竖立这样巨大的石像？似乎还怕这问题不够麻烦，他们更在一些离地三十六英尺的头顶上，放了一块非常大的、刻成假发形状的红石。这一切是什么意思？这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家，能够解决对现代第一流工程师说来都是够困难的问题，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机械知识？
如果我们把点点滴滴集中在一起，以秘鲁来的木筏上的人作为背景，便不难解决这复活节岛上的神秘。那古老的文化在这岛上留下了痕迹，时间的巨齿还不曾把它啃掉。
复活节岛是远古一个熄灭了的火山的山尖。由古代有文化的居民铺成的大路，伸展到保管得很好的海边登陆地带，从路基可以看出，围绕着岛的水位，在当年和现在是一样的。这里不是一个缩小了的大洲的残余，而是一个极小的孤岛。无论是在成为灿烂的文化中心的当年，或是在今天，它都是一个这样小小的、孤立的岛。
在这锯齿形的海岛的东角上，有一个复活节岛火山熄灭了的喷火口。在这喷火口里，是一片令人惊异的、雕刻家的采石地和作坊。根据民间传说，当时他们匆匆逃到岛的东端，那里正在展开激烈战斗，战斗结果是现代的玻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得胜，成为岛的统治者，把原来居民中的成人都杀了，丢在坑里烧毁。现在这里的情况，和几百年前这群古代艺术家和建筑家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艺术家们工作的突然中断，使得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复活节岛喷火口中平日工作的一般情况。雕刻家的坚如燧石的石斧，散放在他们工作地点附近。这表明这支先进的民族，对于铁，和康提基的雕刻家一样，都是无知的。康提基他们从秘鲁被逐逃亡，在安第斯的高原上，留下了同样的巨大石像。在这两个地方，都能找到采石地。传说长胡子的白人在那里，用更坚硬的石斧，直接从山边凿下三十多英尺长的石块。在这两个地方，重达数吨的大石块，在崎岖的路上搬运了好多哩地，然后矗立在那里。那都是一尊尊巨大的人像，或者是把一块块大石迭起来，成为不知是做什么用的高台和城垣。
在复活节岛喷火口里的壁龛上，许多没有雕成的巨像还躺在当初动工雕刻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进行这工作的不同阶段。那里最大的人像有六十六英尺长，在造这人像的人不得不逃跑的时候，快要完工了。如果这尊石像完了工，矗立起来，将和一所八层楼的房子一般高。每一尊石像都是从一块整石中雕凿出来的。从围绕着石像的雕刻家工作场所看来，对每一尊石像同时工作的人并不多。复活节岛上的石像和南美洲的大石像一样，都是仰卧着，双臂弯曲，两手放在肚子上。在从作坊里运出去，运到岛上安置的地方以前，这些石像的细节，都已全部完工。采石场上的最后阶段，是大石像和石壁相连之处，只剩背后下面一凸起狭条；到后来这一狭条也要凿去的，凿完了用石头把大石像支着。
很多这样的石像刚被拖下来，拖到喷火口底，放在斜坡上。但是有几尊最大的石像已经搬上去，运出了喷火口，在崎岖的路上运了好几哩，然后矗立在一座石坛上，头上放着一块特别大的、红色的凝灰岩石。这运输本身，就像是一个完全不可解的谜。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确是搬运了的；我们也不能否认从秘鲁失踪的建筑家，在安第斯山中留下了同等大小的巨石像，这证明他们是这方面杰出的专家。就数复活节岛上的石像体积最大，数目最多，该岛的雕刻家又自成流派。这已经绝灭了的、有文化的民族，在太平洋其他许多岛上，也竖立了类似的、巨大的石人像。但是这些岛都较靠近美洲，而且处处都是把石像从远远的采石场搬到安置立像的地点的。我在马克萨斯群岛上，曾听到这些大石像如何搬运的传说。这些传说，与搬运石柱到唐加达布的巨门那里的民间故事完全相似。这便可以假设，这同一种族的人，在复活节岛上，会用相同的方法来搬运的。
雕刻家在石窟中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只需要几个专家动手。每次一尊石像完工了，搬运工作很快就办好了，但是需要很多人去做。小小的复活节岛，当时渔产丰富，全岛都已开垦，种了大批秘鲁甘薯。专家们相信，在这岛的繁荣的日子里，能供养七八千人口。把大石像拉上去，拉出陡峭的喷火口，约有一千人就够了；继续在岛上拉行，五百人就够了。
石像装上木框，拴上经得住磨擦的、用韧皮和植物纤维编成的粗绳，在用芋头涂滑了的木料的圆石上，由大家拖着走去。古代有文化的人善于编织绳索，在南海群岛上的是很有名的，在秘鲁的更有名。第一批到秘鲁的欧洲人，曾看见急流和峡谷上架的吊桥，有一百码长，是用男人的腰那么粗的绳索造成的。
大石像运到了选定的地点，准备把它竖立起来的时候，第二个问题来了。大家用石子沙土，砌成一个临时性的斜坡，把石像的脚朝上、头朝下，一步步拖上坡去。拖到坡顶，石像从上面陡落下来，双脚直接落到预先挖好的坑里。斜坡都还在那里，紧挨着大石像的后脑，大家便顺着斜坡，滚一块极大的石头上去，放在石像的头上。这临时性的斜坡然后再拆除。像这样已经堆砌好的斜坡，在复活节岛上有几处，等待着永不来临的巨像。如果我们不低估古代人的智慧，以及他们所能支配的时间和人力，便可以看出，这样的技术是很可钦佩的，但是毫不神秘。
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些人像？又为什么必需从喷火口的作坊，再走四英哩路，到另一采石场，去找一种特殊的红色石块，放在石像的头上呢？在南美洲和马克萨斯岛上，整个石像通常都是用这种红石雕的，当地人常不辞长途跋涉去取这种石头。在玻利尼西亚和秘鲁，红色的头饰都是重要人物的一种显著标志。
让我们先看看石像代表什么人。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这岛上的时候，他们看见岸上有神秘的“白人”，长得和岛上一般的人不同，男人有大长胡子。他们是第一批到这岛上的种族的子孙。后来的侵略者曾饶了这种族的若干妇孺的命。当地人宣称，他们的祖先有几个是白人，其余都是棕色人。他们计算得很正确：棕色的祖先是在二十二代以前，从什么地方迁移到玻利尼西亚来的；而第一个祖先则是远在五十七代以前（即公元四百年至五百年）从东方乘木筏来的。从东方来的种族被称为“长耳人”，因为他们在耳垂上挂了重的东西，人工地把耳朵拉长了，挂到肩膀上。当“短耳人”到这岛上的时候，这些神秘的“长耳人”就被杀了。而所有在复活节岛上的石像，都和雕刻家本人一样，一律是长耳垂肩。
根据秘鲁的印加人传说，太阳之王康提基统治着一族长胡子的白人，印加人叫他们为“大耳人”，因为他们的耳朵都用人工拉长了，一直垂到肩膀。印加人着重说到，就是康提基统率的“大耳人”，在的的喀喀湖中一岛的战斗中被印加人消灭和逐出以前，竖立了在安地斯山中风吹雨打的大石像。
总之，康提基统率的白皮肤的“大耳人”从秘鲁西去，一去无踪，这批人对雕刻大石像是富有经验的。而提基统率的白色“长耳人”，从东方到复活节岛上来，正好也精通此道，他们动手雕刻，立刻雕得很完美。因此，在复活节岛上找不到丝毫痕迹，足以证明岛上这样的杰作是逐步发展而来的。
南美洲的大石像，和若干南海岛上的石像相比，彼此相似的程度，往往超过南海各岛之间的石像。在马克萨斯群岛和塔希提岛上，这些石像统称为“提基”，代表岛的历史上受到尊重的祖先。祖先们逝世后即被尊为神。由此便能解答复活节岛上石像为什么戴着奇异的红帽子。在欧洲人发现这些岛的时候，玻利尼西亚各岛上，散居着若干红头发白皮肤的人，有的全家如此。岛上的人自己说，这些人是第一批到岛上的白人的后裔。有时岛上过宗教性的节日，参加的人都把皮肤涂白了，头发染红了，为的是要和他们最早的祖先相似。复活节岛上举行每年一度的大典时，主持典礼的人要把头发剃掉，为的是要把头抹成红色。复活节岛上大石像的红色大石帽，雕刻的样子和当地人的头发式样一般。帽子上有一个圆结，就像男人在头顶中央把头发打成一个传统式的顶髻。
复活节岛上的石像是长耳的，因为雕刻家本人有着拉长了的耳朵。他们特别选择红石雕成假发，因为雕刻家本人长着红头发。石像的下颔尖尖地向前弯出，因为雕刻家本人长着胡子。石像有白人的面貌特征：窄而长的鼻子，薄而尖的嘴唇，因为雕刻家本人不是属于玻利尼西亚族的。至于石像头大腿细，双手放在肚子上，那是因为南美洲的人雕大石像，习惯上雕成这模样。复活节岛的石像上，唯一的装饰品是围在腰部的一根带子。的的喀喀湖畔康提基的古代废墟中，每一尊石像上都有这样一条象征性的带子。这是神话中太阳之神的标志：虹带。曼格里伐岛上有一段神话：太阳之神解下他的神带──虹，从天上顺着虹下凡，到曼格里伐岛上，把他白皮肤的子女留下，从此岛上有了人烟。在所有这许多岛上，太阳一度被认为是最早最先的祖先。在秘鲁也如此。
虽然我们的木筏载着我们向玻利尼西亚的心脏径直漂去，使我们对这遥远的海岛，只能看见它在地图上的名字，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却仍然常常坐在甲板上，在闪烁的星光下，重述复活节岛上的奇异的历史。复活节岛上东方来的痕迹真是太丰富了，就是它的名字，也可作为一个例证。
地图上出现“复活节岛”，是因为偶然有一个荷兰人，在一个复活节的星期日，“发现”了这岛。我们却忘了，早已住在那里的人，对他们的家乡已经取了更有意义、更重要的名字。这个岛，至少有三个玻利尼西亚名字。
第一个名字是“台─比托─台─汉纳”，意思是“群岛之脐”。这个含有诗意的名称，清楚地指出，复活节岛在其他更西去的许多海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根据玻利尼西亚人自己的说法，这是复活节岛最早的名称。在这岛的东边，靠近传说中的第一批“长耳人”登陆的地方，有一块精心雕刻的石头叫做“金脐”。这“金脐”被认为是复活节岛本身的脐。有诗意的玻利尼西亚人祖先们在东海岸上雕刻了岛之脐，并且选择了这离开秘鲁最近的岛，作为更西去的、无数的海岛之脐，这是有象征意味的。我们知道，玻利尼西亚的传说，把他们这许多岛的发现称之为岛的“诞生”，这便更说明了，在所有各岛中，复活节岛被认为是“脐”，是各岛胎记的象征，是和他们的故乡的联络环结。
复活节岛的第二个名字是“拉伯·纽”，意思是“伟大的拉伯”。复活节岛以西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同等大小的岛叫“拉伯·伊提”，意思是“小拉伯”。当地人，习惯上都把他们的第一个家称为“伟大的……”，第二个家称为“新……”或者是“小……”，就是新旧地方一般大，也这样称呼。在小拉伯岛上，当地人的传说中，很正确地认为岛上的第一批人，是从伟大的拉伯、亦即是复活节岛上来的，那岛在东方，离美洲最近。这直接表明了当初移民是从东方来的。
岛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名称是“玛塔─卡特─雷尼”，意思是“望天之眼”。乍一看，这名称不知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地势比较低矮的复活节岛和其他地势比较高的岛一样，例如塔希提岛、马克萨斯群岛、夏威夷岛，都不是望着天的。但是玻利尼西亚人这个“雷尼”──“天”字有双重意义，“雷尼”也指他们祖先的故乡，太阳神的圣地，提基背离了的山国。大洋中的海岛成千上万，而他们却是把最东面的岛，称之为“望天之眼”，这是有很大意义的。最重要的是，这同一类型的名称“玛塔─雷尼”，在玻利尼西亚的意思是“天之眼”，是一种秘鲁的古老的地名，这地方是在秘鲁的太平洋海岸上，正对着复活节岛，并且就在安地斯山中康提基的古城废址的脚下。
复活节岛的扑朔迷离，使我们有了充分的谈话资料。我们在星光闪烁的天空下，坐在甲板上谈着，觉得自己参与了史前的全部探险经过。我们几乎有这样的感觉：从提基的时代以来，我们从没有做过别的事，只是在太阳和星星之下，扬帆大海，寻找陆地。
我们对波浪和海，不像从前那样尊敬了。我们熟悉了它们以及它们和我们在木筏上的关系。鲨鱼也成了日常熟客，我们熟悉了它以及它的一般反应。鲨鱼到了旁边，我们不再想用鱼叉，甚至坐在木筏边上动也不动。相反地，在它悠然自得地沿着木料滑游的时候，我们倒想去抓它的背鳍。这到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很新颖的运动──不用钓索，和鲨鱼拔河。
我们开始时很平常。我们捉起海豚来太容易，捉得太多吃不完。为了既不糟蹋粮食，又使大家都有消遣，我们想到一个滑稽的钓鱼方法，不用鱼钩，只为了海豚和我们之间的相互娱乐。我们把没有用过的飞鱼拴在一条绳上，甩到水面上去。海豚窜上水面咬住了鱼，我们就拔，拔到我们这边来，如果这条海豚不拔了，另一条会来补缺，结果等于看了一场精采的马戏。我们高高兴兴玩了一番，海豚到最后也吃着了鱼。
于是我们和鲨鱼也玩这把戏。我们用一条绳，一头拴上一点鱼，或者（这办法用得多些）包上一些剩饭，拴在一根钓索上。鲨鱼见了，不再在水里游来游去，而是头伸出水面，张着大嘴，直游过来，想一口吞下。我们等到鲨鱼正要闭嘴的时候，便把绳子一把拉开。鲨鱼受了骗，还是带着无法形容的愚蠢的表情，耐着性子，又张开嘴来吃。而每次它要吞的时候，饵食一下又跳开了。到最后是鲨鱼一直游到木筏边，像索食的狗一样，不断跳起来，要吃就在上面晃动的小包。这正像在动物园里喂张着大嘴的河马。我们在木筏上已有三个月了，七月底有一天，日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们和今天跟随我们的鲨鱼交了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喂它，把剩饭残羹直接倒进它张着的大嘴里。喂的结果是，他跟着我们游去，像是一只一半凶猛、一半好性情、对人友好的狗。只要我们自己不被咬进嘴，我们不能否认鲨鱼有时候是惹人喜欢的。至少我们觉得它们留在身边很有趣，我们下水洗澡时是例外。
有一天，一根竹竿，拴上了一条绳子和一包鲨鱼饵，放在筏边上等我们去钓，忽然一个浪打来，把它冲下水去，竹竿已在筏后一二百码的水面上浮着。突然之间，竹竿从水里直升上来，自然向木筏冲来，好像它想自己乖乖地回放到原处似的。它来近了，我们看见它下面有一条十英尺长的鲨鱼游着，竹竿伸出水面，像是潜水艇的潜望镜。这条鲨鱼是吞了饵包，却没有咬断绳子。竹竿顷刻向前去了，悄悄地经过我们身边，渐渐在前面不见了。
但是，即使我们渐渐对鲨鱼看法不同了，我们对它那隐藏在巨嘴里的五六排刀片似的利牙，从来没有轻视过。
有一天，纳德不是自愿地和鲨鱼做伴游泳。由于木筏漂流，也由于鲨鱼的原因，谁都不许游离木筏。但是有一天，海面特别平静，我们又把跟随我们的鲨鱼拉上了木筏，因此准许大家到水里洗一个快澡。纳德一跃入水，潜游了很长一段，才钻出水面游回来。这时候，我们从桅顶上望见，有一个比他大的影子，从他身后更深的地方游上来。我们喊他，尽可能平静地警告他，免得他惊慌。纳德便游到筏边上了。但是后面那影子更会游泳，从深处直蹿上来，追上了纳德。他们同时到达筏边。纳德正向筏上爬的时候，一条六英尺长的鲨鱼直接从他肚子底下滑过去，停留在木筏边。我们给了它一个滋味鲜美的海豚头，感谢它没有咬人。
大体上说来，鲨鱼贪食之性大发，多半由于闻到了气味，而不是由于看见了什么东西。我们曾坐着，腿放在水里做试验。鲨鱼向我们游来，游到离开约两三英尺之处，便悄悄地掉尾而去。但是，如果水里有了一点点血，例如我们在剖洗鱼的时候，鲨鱼便大肆活动，像苍蝇一般，突然从远处都赶来了。如果我们把鲨鱼的脏腑丢下水，它们简直疯狂了，拼命窜来窜去抢吃，野性大发地吞食同类的肝。这时候，如果我们把一只脚放到海里，它们立刻火箭般冲来，牙齿一直咬进原来放脚的木头上。鲨鱼的性情是变化多端的，一股子意气用事。
我们和鲨鱼打交道的最后阶段，是我们拉它们的尾巴。拉什么动物的尾巴，在运动中是被认为低级趣味的。所以被认为低级，是因为没有人拉过鲨鱼的尾巴。其实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运动。
要抓到鲨鱼的尾巴，我们先要真给它吃到一点东西。它把头高高抬出水面，要吃的。我们常把东西包成一包，在水面上摇晃，诱它来吃。如果你直接用手喂过它一次，便知道没有什么趣味。如果你用手喂狗，喂驯良的熊，它们常是用牙齿咬住肉，拉撕着，等到撕下一小块了，或者整块肉都拉去了，它们才吃。但是，如果你拿着一条大海豚，在鲨鱼咬不到你的距离内，在它头顶上摇晃，它上来立刻利齿一合，你根本什么动静都不觉得，大半条海豚突然不见了，你坐在那里，手里只剩一根尾巴。我们用刀把海豚切成两块，很费劲，而鲨鱼，把它那三尖锯齿两边一磨，像切香肠的机器一样，刹那间就把海豚的脊骨和所有的东西一口咬断。
鲨鱼咬了一口，轻轻地转过身来，准备再钻下水去。这时候，它的尾巴闪出水面，容易被抓住。鲨鱼皮就像沙纸一样，容易拿得牢。鲨鱼尾部上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这地方可能是专为人能好好抓住而设的。如果我们能用力一把抓住这地方，那就绝不会抓不牢。然后在鲨鱼不明就里的时候，赶紧一拉，把尾巴紧拉着到筏上来，尽可能多拉出水面。在一两秒钟之间鲨鱼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它才无精打采地，用上半身扭动着，挣扎着。因为鲨鱼没有尾巴帮助，便无法游快了的。其他的鳍都只是平衡和转动的工具。经过几次绝望的跳动后（这时候我们要紧紧抓住尾巴），这突然遭到袭击的鲨鱼变得垂头丧气了，它那松动的胃，向头部垂沉下来，到最后，这条鲨鱼整个麻木了。
鲨鱼不跳动了，僵硬地吊在筏边，我们便乘机用全力把它拖上筏。我们还没有把这条沉重的大鱼拖出水面一大半，它便醒了，自己来办未了之事。它猛然把头转动几下，转上了木筏。然后我们用全力一拔上筏。人赶快往旁边一跳，免得腿遭殃。这时候，鲨鱼脾气暴躁，猛力大跳，用尾巴当重锤，拍打竹墙，它不再节省力气了。张着大嘴，利齿横列，在空中开合，碰到什么便咬什么。有时候，它跳了许久，不自觉地跳下水去，便永远不见踪迹。但经常的情况是：它在木筏后半部乱跳，跳到后来，我们用绳子把它尾巴捆住，或者跳到它那魔鬼般的牙齿再也不会咬了为止。
我们把鲨鱼弄到甲板上，鹦鹉很兴奋。它匆匆忙忙跑到竹屋，飞快地爬上墙，在棕叶屋顶上找到一个安全舒适的瞭望站，蹲在那里摇摇脑袋，在屋脊上扑着翅膀来去，兴奋地尖叫着。它很早就成了一个出色的海员，常是叽叽咕咕地连说带笑。我们木筏上一共七个成员──我们六个和这只绿鹦鹉。小蟹约翰，归根结柢，究竟该被认为是冷血的附属品。到晚上，鹦鹉便钻进竹屋檐下的鸟笼；但在白天，它在甲板上昂首阔步，或者挂在绳子上、帆索上，作种种精采生动的杂技表演。
在航行开始时，我们在帆索上装了旋紧子，但是这东西磨坏绳子，我们就用普通的滑结来替代。日子久了，帆索日晒风吹，撑长了，变得松了，大家都得动手，把帆索捆紧在桅杆上，使那坚硬如铁的海柳木，不至与帆索相撞擦，撞到帆索断了掉下来。当我们正在又拖又拉最吃紧的时候，鹦鹉就开始用它那破嗓子叫道：“拉！拉！呵，呵，呵，哈，哈，哈！”如果它把我们逗笑了，它也笑，一直笑到对自己卖弄的聪明摇头，然后在帆索上翻筋斗，翻了又翻。
起初，这鹦鹉是我们电台人员的克星。他们可能正高高兴兴坐在放无线电的那个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带上耳机，说不定在和奥克拉荷马一个电台连系。接着，他的耳机突然坏了，一点不响了，无论他们怎样整理线路，转动开关，都没有用处。鹦鹉正忙着啄掉天线上的线哩。在开始那几天，那线是用小气球放上去的，特别有诱惑力。后来有一天，鹦鹉病得很重，蹲在笼子里，痴痴呆呆的，两天不吃东西，拉的粪里有闪闪发光的天线渣子。于是电台人员自悔出言不逊，鹦鹉也自悔行为失检，从此陶斯坦和纳德成了它的好朋友，鹦鹉哪里也不去睡了，只睡在放无线电的角落里。鹦鹉刚到木筏上，讲的是西班牙土音。班德宣称：在它开始学习陶斯坦的道地挪威音的口头禅之前，说西班牙语的时候早就带着挪威腔。
我们享受鹦鹉的幽默和它鲜艳的羽毛有两个月，后来，正当它从桅顶上顺着帆索下来的时候，一个巨浪从筏尾打下来。等到我们发现鹦鹉被冲下水了，已经太迟了。我们没有看见它。“康提基”也不能转过身来或是停住。如果有什么东西从筏上掉下水去，我们无法转回身去捞──有许多经验证明这情况。
在失去鹦鹉的那天晚上，我们情绪上有些低沉。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晚上单独值班掉下水去，会得到同样的结局。我们加紧执行一切安全规则，夜班使用新的救命绳子，互相警告，不要因为头两个月万事大吉就相信我们是安全的了。不小心走错一步路，一个不经思考的动作，能把我们送上鹦鹉所走的路，就是在大白天也是如此。
我们曾几次看到浮在绿波上的乌贼卵，又大又白，像是鸵鸟蛋，也像是白色的头颅。有一次，我们看见一条乌贼在下面蠕动。我们一看，那雪白的卵和我们在一条线上浮着，起初以为很容易，乘橡皮艇出去，就可以捞它们回来。这一次，浮游生物捞网的绳子断了，网子丢了，在筏尾激起的波浪中浮着，我们也是这样想法。我们放橡皮艇下水，每次都用一条绳子拴在筏上，去把那浮着的东西捞了划回来。但是橡皮艇下了水，风浪总在把它冲开去，拴在“康提基”上的绳子在水里有强烈的煞车作用，因此我们绝无法一直划回到出发的那一点。这使我们很吃惊。我们可能划到离那要捞的东西不过几码之处，但是这时整条绳子都拉直了，“康提基”在拖我们向西去。“一旦落水，无法施救”的教训，渐渐深入了我们在筏上的人的头脑。如果我们想和大家在一起，那我们一定要置身在“康提基”上，直到它的筏头碰到对面的陆地为止。
鹦鹉一死，在放无线电的角落中出了一个空位。但当第二天热带的太阳晒在太平洋上，我们不久就把它的损失看开了。在后来几天中，我们拉上了许多鲨鱼。在鲨鱼肚里，我们常发现，在鲔鱼头和其他古怪东西之中，有许多我们以为是鹦鹉的黑色弯喙。但是再仔细一看，这些黑喙原来是属于被消化了的乌贼的。
两个电台人员从上木筏的第一天起，就工作艰鉅。在亨伯特水流中的第一天，海水甚至从电池的箱子里淌出来，他们不得不用帆布把这感应灵敏的电台角落盖起来，尽可能不让大浪冲着。接着他们发生问题：怎样在这小小木筏上架一根够长的天线。他们试过放风筝把天线带上去，但是一阵风来，风筝直撞入海，不见了。他们又试放气球带天线上去，但是热带的太阳，把气球晒出洞来，气球瘪了，掉到海里。接着又有鹦鹉的捣乱。这一切之外，我们在亨伯特水流中漂了两星期，才漂出安地斯山的死区。在这死区内，短波又聋又哑，毫无生命。
但是到后来，有一天晚上，短波突然接通了。陶斯坦的呼号，被洛杉矶的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收听到了。他当时正在拨弄发报机，和一个在瑞典的无线电爱好者建立连系。那人问我们用的是什么机器，他得到了满意的答覆。他问陶斯坦是谁，住在哪里。当他一听到陶斯坦的住所是太平洋中木筏上的一间竹屋里，无线电就发出几个奇怪的响声，响声过去，陶斯坦才继续报告情况。那人惊魂已定，便从空中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海尔，他妻子名叫安娜，她原籍瑞典，他会通知我们的家庭，我们都还活着，过得很好。
当晚，我们都觉得这事稀奇：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叫海尔的人，他远在人口稠密的洛杉矶，当电影放映员，却成为我们自己之外，世界上唯一知道我们在哪里、知道我们都好的一个人。从这晚上起，海尔（或称为海罗德·凯贝尔）和他的朋友弗兰克·丘凡斯每晚轮流坐着，收听木筏发出的信号。赫曼收到美国气象局局长的电报，感谢他每天两次，用密码报告我们所在地区内的气象。这一地区内的报告一向很少很少，从来没有过统计数字。后来，几乎每天晚上，纳德和陶斯坦都和其他的无线电爱好者们建立连系。这些人把我们问候的话，通过一个在诺托顿（挪威南部一城镇）的无线电爱好者伊吉尔·勃克，发到挪威。
我们在大洋中部刚几天，安置无线电的角落里的咸水太多了，电台工作全部停顿。电台人员拿着旋子和焊条，日日夜夜忙得头昏眼花。那些遥远的无线电迷都以为木筏已经完蛋了。到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的呼号冲入空中了，刹那之间，无线电那里嗡嗡之声乱成一片，像一个黄蜂窝；好几百个美国的电台人员都同时收到这个呼号，并且发电答覆。
如果你误入电台人员的领域，你真觉得你是一屁股坐在一个黄蜂窝上。那里发潮，海水顺着木料钻上来，到处湿漉漉的。电台人员坐的地方，虽然是木筏上铺的一块橡皮，但是如果你一碰发报机，你的屁股和指尖都同时触电，受到一震。如果我们外行之中，有人想到这设备齐全的角落里偷一枝铅笔，不是头发直竖起来，便是手和铅笔头一碰，发出火花。只有陶斯坦和纳德以及鹦鹉能在这角落里逛出逛进，安然无事。为了我们其余几个的安全，我们用一块硬纸板，标出这是危险区域。
有一次深夜，纳德坐在角落里，正在灯光下修理无线电，突然抓住我的腿把我摇醒，告诉我：他正和一个人谈话，那人就住在奥斯陆郊外，名字叫做克里斯丁·艾门生。这可以算得是一个业余无线电联络的新记录。因为木筏上的小小短波发电机是每秒１３９９０千周，发电不能超过六瓦特，相当于一个手电筒的电力。那天是八月二日，我们已绕地球行驶了六十多度，因此奥斯陆是在地球的另一头。第二天是哈康国王七十五岁诞辰，我们直接从木筏上发电向他致贺。隔天又听到克里斯丁了，他发给我们一封国王的回电，祝我们继续好运，航行成功。
我们还记得另一段插曲，不同于木筏上的日常生活。我们木筏上有两架照相机，艾立克带了一包冲洗照片的药物，准备路上用的；这样，如果冲出来一看照得不好，那我们还可以重照。在鲸鲨来过之后，他实在忍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完全按照说明书上的指示，调和药水，冲了两卷胶卷。结果底片像是远距离的照片──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楚。胶卷糟蹋了。我们打电报给有连系的人，向他们请教，却被一个住在好莱坞附近的无线电爱好者收听到了。他给实验室挂了电话，不久他发电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冲洗的温度太高了，我们用的水的温度不能在华氏六十度以上，否则底片就会模糊。
我们感谢了他的帮助，调查了我们周围的环境，只有洋流本身温度最低，将近华氏八十度。赫曼是一个冷藏方面的工程师，我和他开玩笑，要他把水的温度降到六十度。他要求使用属于已经灌足了气的橡皮艇的一小瓶碳酸，然后用一把壶，上盖着一只睡袋和一件羊毛背心，戏法一变，赫曼的刚须上突然出现了雪花，他走了进来，壶里一大块雪白的冰。
艾立克又冲洗胶卷了，结果十分良好。
虽然早在康提基当年，还没有短波电台从空中传递消息，但是在我们下面的海浪，却和早年一样，不住地漂送木筏向西去，和一千五百年前的情况相同。
我们进入接近南海群岛的洋面之后，天气有点变幻莫测，时有暴雨。贸易风也转换了方向。它原来总是从东南方不断吹来的，但是等到我们进入赤道水流，走了一大段路之后，便渐渐地转成东风了。六月十日，我们到达了航行中最北之点：南纬６°１９＇。那时候我们太靠近赤道了，看去好像是朝着比马克萨斯群岛中最北的岛更北的方向驶去，将来会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找不到陆地。这时候贸易风又转向了，从东风转成东北风，吹着我们向下弯去，弯到群岛密布的纬度上。
经常接连有几天风浪情况不变，我们便把值班掌舵的事忘个干净，只有晚班还记得，那时只一人值班。因为在风浪稳定的时候，我们把橹栓牢了，木筏满帆行驶，不必再加照顾。值夜班的可以静静地坐在小屋门内，看着星星。如果星座在天空中位置变了，他就该出去看看，是橹还是风变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