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岛上没有人烟。因为这岛全长不过二百码，最高处离礁湖水面不到六英尺。
在我们头顶的椰树梢上，吊着一大球一大球的绿色椰子，椰壳很厚，热带的太阳晒不到壳里清凉的椰汁，因此我们在开头几个星期不会受渴。同时也有成熟的椰子，许许多多寄居蟹，以及礁湖里各种各样的鱼。我们的日子会过得不错。
在岛的北边，我们找到一个破旧的、没有油漆过的、木头的、残存的十字架，有一半埋在珊瑚石和沙土堆里。我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沿着礁脉向北去的景色，一直望到上面东西已经搬空了的破筏那里。这番景色，当我们向我们搁浅的地方漂行的时候，曾在离得很近的地方看到过。更向北去，在蓝色的烟雾中，我们看到另一个小岛的椰林。在南边的那个小岛离我们近得多，岛上树木繁茂。我们也看不到那里有人迹。但是眼前我们要考虑一些别的事。
鲁滨逊·克鲁索·海赛堡（注：艾立克）戴着大草帽，双臂捧满了爬动的寄居蟹，跛着走来。纳德用干枝生火。不久我们就吃起蟹肉来，椰汁加咖啡当甜点。
“上岸来觉得不错吧？小伙子们？”纳德高兴地问道。
在这次航行中，他本人在安格图已经享受过一次这种感觉。他正说着这话的时候，一失手把半壶开水倒在了班德的光脚上。在木筏上一百零一天之后，到岸上的第一天，我们都有点摇摇晃晃的，会在椰林中突然跌撞起来：我们一脚踩出去，准备一个大浪来的时候站稳身子，大浪却没来。
当班德把每人的吃饭用具交还给我们的时候，艾立克笑得合不拢嘴。我记得，在筏上吃了最后一餐后，我照例弯身到筏边把用具洗干净。艾立克此时向礁脉望去，说道：“我想今天不用再费事洗刷了。”他后来在厨房箱子里找到他的东西，和我的一样干净。
吃过饭，在地上躺着好好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动身把浸湿了的无线电器材装配起来。我们一定要快快动手，使得拉洛东格的那个人在发出我们遇难的消息以前，能和他联系上。
大多数的无线电器材已经搬上岸。还在礁脉上漂动的东西中，有一只箱子。班德用手一碰，立刻触了电，身子跳得老高。毫无疑问，箱子里的东西是属于电台组的。在电台人员拆拆拼拼装配电台的时候，我们其余的人动手搭帐篷。
我们在破阀上找到那块沉重的浸透水的帆，拖上了岸，把它张开在两棵大椰树中间的空地上空，面向着礁湖；帆的另外两个角，用从破筏上漂上岸的竹竿撑起来。帆的三面围着一道密密的、开着野花的灌木。因此我们上有屋顶，三面有墙，还面对着闪闪发光的礁湖的美景，鼻孔中吸满了花朵的幽香。住在这里不把零星的从沙土中突出的珊瑚石拔掉，免得碍事。天还没有黑的时候，我们都已好好休息了一番。我们看见头顶上那位老朋友康提基巨大的长胡子的脸。他已不再挺起胸脯，让东风在后面吹着。他现在一动不动地仰天躺着，观看波利尼西亚上空闪耀着的星星。
在我们四周的灌木上，挂着湿漉漉的旗子和睡袋。浸了水的东西都放在沙上晒。在这日光之岛上再过一天，样样东西都会干透的。只是搞电台的小伙子们，在等第二天太阳把器材内部晒干以前，不得不停止工作。我们从树上把睡袋拿下来睡觉，得意洋洋地争辩着谁的袋子最干。班德赢了，因为在他翻身的时候，他的那一只没有压瘪。天哪，能睡觉多么美啊！
第二天早上日出时分，我们醒了。帆弯垂了下来，积贮了晶莹剔透的雨水。班德又跑到礁湖边，把几条奇奇怪怪的鱼诱入沙滩上的水沟，然后把鱼甩上岸，用来当早餐。
当天晚上，赫曼觉得脖子和背脊都痛，这是他在利马动身前受的伤。艾立克消失已久的腰神经痛也回来了。班德在桅杆倒下来的时候，额头上被打了一下，受到轻微的震荡。除此以外，我们这一次闯过礁脉的代价，真是想不到的小，大家只是擦伤碰伤了一些而已。我自己的模样最奇怪，双臂双腿，都被有压力的绳子打得一片青紫。
我们的情况都不算太糟，所以早餐之前，谁都被诱到粼粼清澈的礁湖里，轻快地游上一番。礁湖大水浩渺。向远处望去，只见水天一色，贸易风吹起涟漪微波。湖面宽阔，我们只能看到一连串水雾中的、蓝色的、椰林覆盖的小岛的尖梢。这一串小岛构成这环形珊瑚岛那一面的一个湾。但是这里是岛的下风处，贸易风轻盈地吹拂着四周的椰树梢，枝叶摇曳；椰林之下的礁湖，波光潋滟，像是一面镜子，倒映着这一片美景。这咸涩的水清澈见底，颜色鲜艳的珊瑚在九英尺深的水里，看去好像离水面很近，在我们游泳的时候，以为会碰伤我们的脚趾。水里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的鱼。这是一个适于消遣游乐的极其美妙的世界。湖水清凉适度，游来精神松爽；阳光明丽，空气温和干燥。但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赶快上岸。如果一天过了，拉洛东格还没有听见木筏上的音讯，那里就会广播我们遇难的消息。
线圈和无线电的零件摆在珊瑚石片上，在热带的阳光里晒，陶斯坦和纳德在装配。一整天过去了，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们其余的人把手头工作都放弃了，围着电台，希望能帮些忙。我们一定要在晚上十点以前播发出去。三十六小时的时限到那时就满了，拉洛东格岛的无线电爱好者就会发出呼吁，要求派飞机和人员来搭救。
中午到了。下午到了。太阳下山了。真希望拉洛东格岛上的人能按捺住自己！七点钟，八点，九点。紧张到快要爆裂了。发报机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但是那NC─１７３的收报机的表格底下有一点动了，我们听见微弱的音乐声。但是并不在和那人约好的波长上。可是它渐渐地活起来了，说不定是一个潮湿的线圈，在慢慢地从一头起向里干燥。发报机一点声息也没有──到处是短路和火花。
剩下不到一个钟头了。这样绝不行。原来的发报机放弃了，改用一架小小的、大战时期用的秘密发报机。我们在白天也曾拿它试用过几次，都不能用。现在它可能干了一些。电池全部糟蹋了，我们摇动一架小小的手摇发电机来发电。摇起来很费力，我们四个对无线电的事无能为力的普通人，不断轮流坐着，摇这倒霉的机器。
三十六小时快要满了。我听见有人在轻轻说“还有七分钟”，“还有五分钟”，然后再没有人看手表了。发报机还是一个哑巴，收报机却活动起来，到了约定的波长上。突然间，它在拉洛东格那人的周波率上响了起来，我们猜想他和塔希提岛的电报台正保持全面的连系。不久，我们收听到从拉洛东格发出的电讯中有这么一段：
“……萨摩亚（群岛名，在库克群岛以西）这一边没有飞机。我很肯定……”
接着又听不见了。大家紧张得受不了。那里在酝酿什么事？他们已经派出飞机和营救队了吗？毫无疑问，关于我们的消息现在正在空气中到处传播。
两个电台人员拼命工作。他们和我们坐在那里摇把柄的人一样，汗水在脸上直淌。电力渐渐渗入了发报机的天线。陶斯坦欢喜得发狂，一手指着表上的一根针，针在缓缓地向上摆动，一手按住了发报的键子。现在行了！
我们发疯似地摇着把，陶斯坦向拉洛东格呼唤。没有人听到我们。又叫一次。这时收报机也好了，但是拉洛东格没有听到我们。我们向洛杉矶的海尔和福兰克、向利马的海军学校呼叫，也没有人听见。
于是陶斯坦发出一个CQ电讯，这电讯的意思是：他是在向全世界所有的电台呼叫，凡是在我们和无线电爱好者特定的波长上能收听到我们的电讯的，都请收听。
这一来，有一点用处。空中这时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缓缓地呼叫我们了。我们又叫一次，告诉他，我们听到了他的呼叫。于是这个声音慢慢地说道：
“我的名字叫保罗──我住在科罗拉多，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
这是一位无线电爱好者。我们摇着机器，陶斯坦拿起键子发报：
“这是‘康提基’。我们流落在太平洋中一个荒岛上。”
保罗不相信这个电讯。他以为是附近一条街上另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在跟他捣乱。他不再发报了。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都在这里，在一个荒岛上，夜空星光满天，坐在椰林之下，但是没有人相信我们说的话。
陶斯坦并不罢休。他又发报出去，不断地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阻止那许多营救的机构横渡太平洋来搭救我们。
接着我们在收报机中听到一个相当微弱的声音：
“如果一切都好，着急什么？”
又是一片寂静。完了。
要不是拉洛东格和老朋友海尔同时突然听到了我们，那我们真会急得乱蹦乱跳，把所有的椰子都摇下树来，天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海尔说他又收听到LI2B呼号的时候，高兴得流了泪。紧张立刻都消除了，我们又是单独地在我们的南海岛上，无忧无虑。我们累极了，转身过去，躺在椰叶铺成的床上。
第二天，我们自由自在，尽情消遣。有的游泳，有的钓鱼，有的出去在礁脉上搜寻奇怪的海洋动物。精力最充沛的打扫宿营地，整顿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在对着“康提基”的地方，在树林边上挖一个洞，四周围上树叶，把从秘鲁带来的、萌了芽的椰子种下去。旁边垒起一堆石堆，正对着“康提基”冲上岸的地方。
前一天夜里，“康提基”又被向里冲了，在礁脉上漂了一长段路，挤在庞大的珊瑚石丛中，搁在几处小水塘上，筏身几乎离了水面。
在温暖的沙上晒够了之后，艾立克和赫曼又兴致勃勃，一心想沿礁脉向南走去，希望能走到那边的大岛上。我警告他们，要小心鲨鱼，更要小心海鳗。他们每人便在腰带上插了一把大刀。我知道礁脉中窝藏着一种可怕的海鳗，牙齿尖长有毒，能够很容易地咬掉人的腿。他们蹿过来攻击，捷如闪电。岛民并不在乎和鲨鱼同游，却很怕海鳗。
这两个人沿着长长的礁脉，蹚水南去。偶尔也有水流挡路，水较深，他们需要跳下水游泳。他们安全地到了大岛，蹚水上岸。这岛长而狭，到处是椰林，在礁脉掩护之下，向南延伸，两边是阳光明媚的沙滩。两人在岛上继续前进，一直走到南端。从这地方起，礁脉上白沫飞舞，伸向南去，一直连到远处的许多岛上。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艘大破船，船上有四根桅杆，船身裂成两截，躺在岸上。它是一艘西班牙的老帆船，船上装运着铁轨。发锈的铁轨沿着礁脉到处都是。他们沿着岛的另一面，在沙土中觅路回来，很难走。
他们翻过礁脉返回，一路上不断碰到一些怪鱼。他们正在设法捉几条，突然，足足有八条大海鳗向他们袭来。他们看见它们在清水中蹿来，便跳上一大块珊瑚圆石，海鳗在石下扭来扭去。这些黏滑的家伙有人的小腿那么粗，长着绿色和黑色的斑点，像毒蛇，头小，长着凶毒的蛇眼，牙齿有一英寸长，锋利如锥子。两人挥动大刀，向对他们扭来的、摆动着的小头砍去，砍掉了一条海鳗的头，又砍伤了另一条。海水里的血吸引了一大群蓝色的小鲨鱼。鲨鱼向死伤的海鳗进攻，艾立克和赫曼便跳到另一块珊瑚石上，跑了。
同一天，我正蹚水向岛上走去，有一样什么东西闪电般地抓住我脚踝的两边，抓得很紧。是一条乌贼，并不大，但是它那冷森森的腿围着你的脚，它那算是身子的张着嘴的蓝红色囊包上，凶恶的小眼睛和你对望着，你便有一种厌恶之感。我急忙把脚抽起来，那不过三英尺长的乌贼紧跟着不让走。一定是我脚上扎的纱布吸引了它。我一甩一甩地向沙滩跑去，脚上挂着这讨厌的东西。一直等我到了干燥的沙滩边上，它才放松了，慢慢地在浅水里退去，腿伸着，眼睛望着岸上，好像是在说：如果我不服气，它准备再干。我捡起几块珊瑚石向它掷去，它跑了。
我们在礁脉上的各种经历，只是为我们在岛上过的天堂般的生活加上一些香料。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过一辈子，我们一定要设法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去。一星期之后，“康提基”已经撞到礁脉的中央，紧紧地陷在旱地上。我们无论怎样推拉都无用。奴果我们能把破筏弄到礁湖里，我们总可以把桅杆镶接起来，装上绳索，挂上帆，乘风漂过这和蔼的礁湖，看看湖那边是什么情况。如果有的岛上有人烟，那这几个岛一定是远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环形珊瑚岛在那里转过身来，对着下风头的一面。
过了好几天。
一天早上，我们之中有几个人飞奔前来，说他们看见礁湖上有一点白帆。我们爬上椰树望去，可以看到在带有蛋白色的蔚蓝的礁湖上，有一小点，白得出奇，显然是靠近对岸的一片帆。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抢风驶行。不久又出现了一个白点。
早上的时间在消逝，这两片帆渐渐大了，离得近了，它们径直向我们驶来。我们在一棵椰树上升起法国国旗，用竹竿扎上我们的挪威国旗，拿在手里挥舞。这时有一片帆已离得很近，我们能看到这是一条玻利尼西亚式的、有支架的独木艇。帆索是比较新式的。两个棕色的人站在艇上，一直望着我们。我们挥手示意。他们也挥手，一直驶到浅水里。
“雅──奥拉──纳！”我们用玻利尼西亚语欢迎他们。
“雅──奥拉──纳！”他们也同声大叫着。有一个人跳出来，后面拖着他那独木艇，在沙上的浅水里蹚着，一直向我们走来。
这两个棕种人穿的是白种人的衣服。他们体格很好，光腿，戴着自己编的草帽遮太阳。他们上岸向我们走来，有点犹豫不决。但是，当我们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的时候，他们便对我们笑容满面，露出编贝般的牙齿，这比说话还更能表达友谊之情。
我们的玻利尼西亚语欢迎词，把这两位坐独木艇的人吓了一跳，也鼓励了他们。当他们同族的人在安格图海外用英语叫“晚安”的时候，我们也曾同样被骗过。他们接着用玻利尼西亚语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讲完了才知道他们这一番热情的流露在我们是一窍不通。他们便不多说了，只是和和气气地笑着，手指着另一条快要靠岸的独木艇。
那条艇里有三个人，蹚水上岸来招呼我们，其中有一个能说一点法语。我们了解到：在礁湖的那一边，有一个岛上有村落，村里的玻利尼西亚人在几晚以前，看见我们的火光。可是在拉洛亚的礁脉上，只有一条水路，可以通到围绕着礁湖内的一圈小岛上。这条水路直接从村前经过，没有人能够向礁脉内的小岛走去，而不被村里的人看见的。村里的老人因此得出结论：他们看到的、在东边礁脉上的火光，不是凡人的，一定是什么神鬼的东西。这样一说，把他们想过来查看一下的念头都打消了。可是不久有一块箱板漂过了礁湖，板上漆着符号。有两个岛民曾到过塔希提，认识字母，认出了板上的大黑字：提基。这一来，毫无疑问，礁脉上出了鬼，因为提基是他们本族早已死去的始祖──他们都知道这件事。但是接着罐头、面包、香烟、可可和一口木箱，箱子里有一只旧鞋，都漂过了礁湖。他们才都知道在礁脉的东边有船遇难了，首领便派出两条独木艇，来寻找逃得性命的人。他们曾望见这些人在岛上生的火光。
能说法语的那个棕种人，经其他的人怂恿，问起为什么漂过礁湖的那块木板上写着“提基”的字样。我们解释道，“康提基”字样，是我们的东西上都有，这是我们坐着来的船只的名称。
当我们的新朋友一听，船上的东西都救出来了，船搁浅着，礁脉上那个扁扁的破东西就是我们坐来的船，便惊奇地大叫起来。他们希望把我们都装进独木艇，带我们过湖到村子里。我们道了谢，但是不去，我们要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住到能把“康提基”从礁脉上弄下来为止。他们惊愕地望着礁脉上扁扁的新奇玩意儿，认为我们简直是在做梦，想把这压瘪了的船身再浮起来！最后，那位发言人恳切地说，我们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去，因为首领曾对他们下了严格的命令，不带上我们便不许回去。
于是我们决定，我们中间要有一个人和岛民同去，作为我们派到首领那里的使者，这人不久要回来，向我们报告那边岛上的情况。我们绝不让木筏留在礁脉上，也不能放弃在我们小岛的所有的东西。班德和岛民去了。这两条独木艇从沙上被推到水里，碰上顺风，向西驶去，一会儿就不见了。
第二天，地平线上白帆成群。看起来岛民把所有的船都开来了，要接我们去。
整个船队抢风向我们驶来。驶近了，我们看见我们的好朋友班德在第一条独木艇里，挥舞着帽子，周围都是棕种人。他向我们叫道，首领和他一起来了，我们五个人应该排成队，很有礼貌地站在沙滩上，等候他们蹚水登陆。
班德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把我们介绍给首领。班德说首领的名字叫做台比莱亚里·台里法陶。可是如果我们叫他台卡，他也知道我们在称呼谁。我们叫他台卡。
台卡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玻利尼西亚人，有着不同寻常的、聪明的眼睛。他是一位重要人物，是塔希提岛的古老贵族之家的直系后裔，又是拉洛亚和大贡两岛的首领。他曾在塔希提岛上过学，能说法语，能读能写。他告诉我挪威的首都是克里斯西安亚（挪威首都是奥斯陆），又问我是否知道平·克劳斯贝（美国著名歌手兼电影演员）。他又告诉我们，在最近十年内，只有三条外国船到过拉洛亚，但是每年有一条岛民的机帆船，从塔希提岛开到村子那里几次，装来各种商品，运走作为交换的椰干。现在他们正在等候这条机帆船，已经等了好几个星期，船随时可到。
班德的报告，简单说来是：拉洛亚岛上没有学校和电台，也没有白人；但是全村一百二十七个波利尼西亚人已竭尽全力，要让我们在那里可以生活得舒服。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准备好了，将热烈地欢迎一番。
首领的第一个要求，是想看看把我们活着送上礁脉的船。我们向“康提基”走去，后面跟着一串岛民。我们走近木筏的时候，岛民们突然止步，大叫起来，顿时议论纷纷。我们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康提基”的木料了，有一个岛民脱口叫道：
“这不是船，是排排！”
“排排！”他们一致同声叫道。
他们在礁脉上飞奔前进，水花四溅，后来爬上了“康提基”。他们像兴奋的儿童一样，到处乱跑，摸摸木料、竹席和绳索。首领也和大家同样高兴。他走回来，带着询问的表情重复说道：
“‘提基’不是一条船，是一个排排。”
“排排”在玻利尼西亚词汇中是指“木筏”和“平台”；在复活节岛上，也指岛民用的独木艇。首领告诉我们，这样的“排排”现在没有了，但是村子里年纪最大的人还能叙述这方面的古老传说。岛民都在大说大叫，夸奖那粗大的筏木，对绳索却嗤之以鼻。这样的绳索在咸水和太阳里用不到几个月的。他们骄傲地指给我们看他们支架上的捆扎，绳索是他们用椰子纤维自己编的，这样的绳索能在海上用五年毫无问题。
在我们蹚水回到小岛上的时候，小岛被命名为费纽亚康吉岛，也就是康提基岛。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念，但是我们的棕色朋友，念起我们短短的北欧教名来，却舌头绕不过来。我便说，他们可以叫我台来·马第达，他们就高兴了。这个名字，是我第一次到这一带来的时候，塔希提岛的大首领给我取的，他认我为他的“儿子”。
岛民从独木艇里拿出鸡、鸡蛋和面包果来。有的拿了有三根尖刺的鱼叉，到礁湖里刺了些大鱼来。我们便围着一团营火，举行宴会。我们把坐着“排排”在海上漂行的经历都讲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听关于鲸鲨的那一段。每次我们讲到艾立克把鱼叉猛插在鲸鲨头上的时候，他们总是惊叫起来。我们给他们看鱼的形状图，他们条条都认识，并且马上告诉我们玻利尼西亚语叫什么。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鲸鲨，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到了傍晚，我们开了无线电收音机，大家都高兴极了。起初他们最喜欢教堂的音乐。后来，出乎我们意料地，我们收到了美国真正的草裙舞曲。于是其中最活跃的分子高举双臂，在头顶上舞动。不久，所有的人都跳起来，拱着腰，随着音乐大跳草裙舞。夜来临，大家围着一堆火，在沙滩上宿营。这对岛民和对我们一样，都是一件新鲜有趣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起来了，正在煎刚捉到的鱼，又有六个椰子，刚开了盖，放在那里准备给我们早上解渴。
这一天，礁脉上巨潮澎湃，比往常更厉害。风大起来了，破筏后面，惊涛拍空。
“‘提基’会在今天漂进来，”首领说道，说时手指着破筏，“今天会有大潮。”
十一点左右，海水开始经过我们，流向礁湖。礁湖像是一个大盆，渐渐灌满了。岛四周的水在上涨。到了下午，真正从海里来的水流到了。大水滚滚而来，洪峰一个接一个，许许多多珊瑚石淹没在水里了。岛的两边都有大水流过。大水冲倒大块的珊瑚石，像风吹面粉一样把沙岸冲溃了，又在别处冲积起来。破筏上的散竹从我们眼前漂过，“康提基”开始移动了。放在沙滩上的东西都要搬到岛中央，不然会被潮水冲去。过了不久，只有礁脉上最高的石块还看得见，我们小岛四周的沙滩都没有了。水在涨，快要淹到这薄饼似的小岛的草丛了。这真有点儿可怕。好像是整个的海在侵袭我们。“康提基”身子一转，漂起来了，一直漂到被几块珊瑚石挡住为止。
岛民们跳到水里，在漩水中既游且蹚，从这岸到彼岸，最后爬上了木筏。纳德和艾立克跟了上去。木筏上准备好了绳索。当它翻过了最后几块珊瑚石，从礁脉上松动下来的时候，岛民们跳下水去，想把它拉住。他们不熟悉“康提基”，也不知道它那一直要向西推进的羁勒不住的脾气。他们无法可施，被它拖着走。不久，它动得很快，横过礁脉，向礁湖漂去。它到了比较静止的水里，稍稍有一点手足无措，似乎在向四周张望，像是要看看情况再作计较。在它又要移动，并且发现了漂过礁湖的出口以前，岛民们已经用绳子把它拴在岸上一棵椰树上。“康提基”就这样挂在那里，被紧紧地拴住在礁湖上。这只经过万里重洋的木筏，终于翻越了礁脉的险阻，到达了拉洛亚岛内的礁湖上。
我们喊着鼓舞士气的号子，一再兴奋地唱着“克克德胡鲁胡鲁”，同声协力，把“康提基”拖到以它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小岛的岸上。潮水涨得比平常的满潮高出四英尺。我们以为整个岛会在我们眼前消失了。
风吹浪涌，礁湖上波涛翻滚，我们没法把我们的许多东西装进狭窄、潮湿的独木艇。岛民们必须赶快回到村子里，班德和赫曼跟他们去看一个小孩，那孩子躺在村子里一所小屋里快死了。孩子头上长了一个脓疮，而我们有青霉素。
第二天，我们四个人单独在康提基岛上。这时东风太大，岛民们不能过湖来，湖里散布着尖笋般的珊瑚石，又有浅滩。原来已经稍稍平息的潮水，又以长长的冲击队形，凶猛地涌进来。
过一天，海又平静了。我们已经能够潜水钻到“康提基”底下，看到九根木料虽然被礁脉把底层刮去了一二英吋，还都完整无恙。绳索嵌进去太深了，许许多多绳索中，只有四根被珊瑚石割断。我们动手清除筏面。把乱糟糟的东西从甲板上扫除后，我们这只骄傲的木筏看上去好多了。小屋子像手风琴似的，拉起来撑住了，桅杆也镶接好，重新装上。
这一天，地平线上又是白帆点点，岛上的人来接我们，搬运我们的东西了。赫曼和班德和他们一起来，告诉我们：岛民们在村子里已经准备了盛大的庆祝宴会。我们到达那边岛上的时候，一定不能先离开独木艇，要等到首领本人认可，我们才可以走。
我们乘一股清风，横渡宽达七英哩的礁湖。我们不胜怅惘地看着康提基岛上熟识的椰林向我们挥舞道别。渐渐地椰林变成一丛，缩成一个小小的、模糊的岛，像其他沿着礁脉东部的小岛一样。但是在我们前面，比较大的岛越来越大了。我们看见其中一个岛上有一处码头，椰林间的小屋上空炊烟袅袅。
这村子看上去死沉沉的，一个人也看不见。现在正酝酿着什么？在珊瑚石垒成的码头后面的沙滩上，孤零零地站着两个人，一个又高又瘦，一个胖大得像一只酒桶。我们走上去的时候，向两个人都敬礼。他们一个是首领台卡，另一个是副首领杜波厚。我们都喜欢杜波厚的满面欢笑。台卡头脑清晰，是一个外交家。杜波厚像孩子般天真烂漫，表里如一，有幽默感，有淳朴的力量。这样的人是难得碰到的。他身躯庞大，有君王之相，使人一看就觉得，玻利尼西亚的首领就该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杜波厚是岛上真正的首领，但是台卡逐步取得了最高地位，因为他能讲法语，会算会写，这样，在塔希提岛的机帆船来装运椰干的时候，村民不会受骗。
台卡向我们解释，要大家一起排队，到村子里的聚会所去。等小伙子们都上了岸，我们排成整齐的行列，向那里出发。赫曼走在前头，手握鱼叉杆子，杆子上飘着旗。我自己是走在两位首领之间。
村子里有着和塔希提做椰干生意的鲜明标志，机帆船运来了许多木板和铅皮。有的小屋古色古香，用树枝和编织的椰叶盖的；有的却用木板钉起来，像是热带的小凉屋。椰林中单独有一所用木板新盖的大屋，便是村子的聚会所，我们六个白人就住在那里。我们打着旗子，列队从后面小门进去，然后从屋前出来，走到宽阔的台阶上。全村能走动的人，男女老少，全都站在我们面前的广场上。大家都异常严肃，就是和我们一起从康提基岛回来的兴高采烈的朋友们，也和别人站在一起，丝毫不和我们打招呼。
我们都出来到了台阶上，全场的人同时开口高唱《马赛曲》（注：法国国歌）。台卡知道歌词，在领唱。歌唱得很好，只有几个老妇人碰到高音的地方唱不上去。为唱这歌，他们曾苦练过。台阶前升起了法国和挪威国旗。由首领台卡主持的正式欢迎仪式到此结束了。台卡悄悄地退到后面，大胖子杜波厚跳到前面，成为典礼的主持人。杜波厚很快做了一个手势，全场的人立刻唱起一首新歌。这次唱得更好些，因为曲子是他们自己作的，歌词也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都能尽情歌唱。南海在咆哮着向我们奔来，歌声诚朴动人，震荡心魄，我们觉得背上有一阵震撼。有几个人在领唱，全体有秩序地合唱，歌声时起变化，但歌词是一样的：
“你好，台来·马第达（注：作者）和你的同伴们！你们坐了一只排排横渡大海，到我们拉洛亚来。是的，你好！请你和我们多住些日子，和我们有着共同的回忆，这样，就在你远赴他乡的时候，我们也能常在一起。你好！”
我们一再要求他们把这首歌唱了又唱，全场的人越来越不拘谨了，渐渐活跃起来了。于是杜波厚请我向大家讲几句话，谈谈为什么我们坐着一只“排排”，渡海而来。他们都早盼望着知道其中原因。我用法语讲，台卡一句一句翻译。
这群等着听我讲话的棕种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智力却很高。我告诉他们：我以前曾到过这里，在南海岛上和他们同族的人共同生活过。我曾听人说到过他们的始祖提基。提基曾率领他们的祖先从一神秘之国出走，到了海岛上。这神秘之国在哪里，现在已没有人知道。但是有远远一处地方叫秘鲁，有一位名叫提基的伟大首领曾在那里统治过。人们叫他康提基，或者叫他太阳提基，因为他说他是从太阳传下来的。提基和他的许多随从，后来乘着大“排排”，从他们的国家出海，不见了。我们六个人因此便认为，到这里海岛上的提基，就是那个提基。可是没有人相信一只“排排”能横渡大海。我们就从秘鲁乘一只“排排”出发，现在我们到了这里，证明这是办得到的。
这个短短的讲话经台卡翻译后，杜波厚兴奋之极，像一团火似的，跳到群众面前。他的玻利尼西亚语滔滔不绝，双臂挥动，指着天，指着我们，讲话中一再提到提基这个名字。他讲得快极了，我们无法懂得他在说什么，但是群众把每一个字都听下去了，显然是激动了。台卡的情况却相反，他翻译的时候，样子很难为情。
杜波厚是说，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他以前的祖先，都曾说起过提基，并且说提基是他们的始祖，现在在天上。可是后来白人来了，硬说关于他们祖先的传说是假的，从无提基其人。说提基根本不在天堂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还说提基是一个邪神，他们绝不该再信仰他了。可是现在我们六个人乘一只“排排”，横渡大海到了他们那里。我们承认他们的祖先说的话是对的。我们是第一批白人说这样的话：提基是有的，确有其人的，但是现在他死了，在天堂里。
我深恐这一来会搅乱了传教牧师的工作，赶快走上前去解释道：提基确有其人，这是毫无问题的，现在他死了。至于今天他是在天堂上还是在地狱里，只有耶和华知道。因为当提基还是一个凡人，像台卡和杜波厚那样是一个伟大的首领（说不定更要伟大些）的时候，耶和华是在天堂里。
这番话，使棕种人既高兴，又满意。他们点着头，咕噜咕噜说话，很显然，我这解释是恰当的。提基确有其人──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他现在是在地狱里，那只有他自己，没有别人遭殃。杜波厚说，这一来反而好，说不定增加了再见他的机会。
三位老人挤向前来，要和我们握手。毫无疑问，使族人之间保存着对提基的纪念的，正是他们。首领告诉我们，老人中有一位知道许许多多从祖先传下来的传说和历史歌谣。我问这位老人，在传说中有没有提到过提基是从哪一个方向来的。没有，老人之中谁都不记得曾听说过。但是，经过一番仔细的回忆以后，三人中最老的一个说道，提基身边有一位近亲，名字叫牟，在叙述牟的歌谣里，说他是从布拉到海岛上来的，布拉这个名词是指太阳升起的那一部分天空。老人说，如果牟是从布拉来的，提基毫无疑问也是从那里来的，而我们六人坐“排排”的人，也一定是从布拉来的，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我告诉大家，在复活节岛附近有一个孤岛，叫做曼格里伐岛，岛上的人从没有学会使用独木艇，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大“排排”行驶海上。老人们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也是用大“排排”的，可是后来渐渐不用了，至今只留下一个名称、一些传说。最老的那一位说道，在最古的时候，“排排”是叫做“隆阁隆阁”，但是这个名称，在语言里已经消失了。只有在最古老的神话中才提到“隆阁隆阁”。
这个名称很有趣，因为“隆阁”──有的岛上念做“洛诺”──是玻利尼西亚传说中最有名的祖先之一的名字。传说中清清楚楚地说他是白皮肤、黄头发。库克船长第一次到夏威夷的时候，曾受到岛民的竭诚欢迎，因为他们以为他是他们的白皮肤的同族人“隆阁”，离开他们已经好几代了，这次是从他们祖先的家乡，乘着大帆船回来。在复活节岛上，“隆阁隆阁”是神秘的象形文字的名称。“长耳人”能写这种文字，最后一个“长耳人”死了，谁也不认识这些字了。
在老人们要讨论提基和“隆阁隆阁”的时候，年轻人要听鲸鲨和渡海的经过。但是饭菜在等着，台卡也翻译得累了。
这里全村的人都上来和我们每人握手。他们说着“雅——奥——拉——纳”，几乎把我们的手握脱了节。姑娘们扭捏着走上来，俏媚含羞地向我们问候。老妇人们唠唠叨叨，指指点点我们的胡子和皮肤的颜色。每一张脸上都洋溢着友谊，因此语言上的纷乱嘈杂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讲波利尼西亚话我们不懂，我们便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报之以挪威话。大家在一起高兴极了。我们学会的第一个当地词语是“喜欢”，你要喜欢什么的时候，就指着它说这个词语，准可以马上拿到。这都很简单。要是你在说“喜欢”的时候皱着鼻子，那就表示“不喜欢”。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很能应付一番。
我们和一百二十七个村民认识以后，他们为两位首领和我们六个人摆了一张长桌子，村女们来来往往，搬上最好吃的菜食。当几个人在安排桌子的时候，其余的人上来，把编织好的花环套在我们脖子上，把比较小的花环戴上我们头上。花环发出一缕幽香，在热浪中使人精神清爽。于是欢宴开始了。这场宴会，直到我们在几个星期后离开这个岛才结束。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嘴里口水直流，因为桌上摆满了烤乳猪、鸡、烤鸭、新鲜龙虾、玻利尼西亚式的鱼、面包果、番瓜以及椰汁。我们在狼吞虎咽的时候，村民在唱草裙舞歌招待我们，姑娘们在绕桌跳舞。
我们坐着猛吃，像是一群饿死鬼。每人都是大胡子，头上戴着花环，这副模样，谁都比谁够呛。小伙子们笑着，尽情欢娱。两位首领和我们一样，也兴高采烈。
吃完饭，举行大规模的草裙舞。村民们要向我们表演他们的民间舞蹈。奏乐场上放了凳子，我们六个人以及台卡和杜波厚，每人一个。两个弹六弦琴的走上来，坐在地下，开始弹奏真正的南海曲调。两排参加舞蹈的男女，屁股上围着沙沙作响的椰叶编制的裙子，从围坐在地下唱着歌的观众中间，滑行着、扭动着上场。他们有一位活力十足、精神饱满的领唱人，他的一只胳膊被鲨鱼咬掉了。起初，舞蹈的人有一点拘谨局促。但是后来他们看到，从“排排”上来的白人对他们祖先传下来的民间舞蹈并没有瞧不起的样子，舞蹈便越来越热烈了。有几位老年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有极好的韵律，能表演的舞蹈，现在显然已经不多见了。当太阳没入太平洋的时候，椰林下的舞蹈越来越热闹，观众的喝彩越来越多。他们忘记了坐着观看他们的人是六个生客，我们六个现在是他们的自家人，和他们在一起欢乐。
节目是无穷无尽的，出色的表演一个接着一个。到最近一群青年在我们面前围坐成一个圈，杜波厚打了一个手势，他们便开始有节奏地用手掌拍地。起初慢慢地，然后快一些，接着一位鼓手突然参加进来，节奏便越来越明快了。鼓手和他们一起，用两根短棍，在一段干燥的空心木头上敲打得飞快，发出一种紧张刺耳的声音。当节奏到了相当激越的程度，歌唱开始了。一位跳草裙舞的姑娘，脖子上套着一个花环，一只耳朵后面插着花，突然跳入圈内。她光着脚，弯着膝盖，随着音乐舞蹈，以真正的波利尼西亚姿态，有节奏地摆动着臀部，双臂在头上挥舞。她跳得好极了。不久，全场在随着她的节奏鼓掌。又一位姑娘跳进圈内，跟着又一位。她们动作柔和至极，十分协调，彼此围绕着滑步而舞，轻盈得像是影子。沉浊的手掌拍地声、歌声以及激动的木鼓声速度越来越快，舞蹈越来越狂热，观众们紧跟着节拍，欢呼鼓掌。
这就是从前的南海风光。星星闪耀着，椰林摇曳着，漫长的黑夜并无寒意，夜空中充满了花香虫鸣。杜波厚笑着拍拍我的肩膀。
“美睇[1]？”他问道。
“是的，美睇。”我答道。
“美睇？”他问所有其余的人。
“美睇。”他们都强调地答道，因为他们都这样感觉。
“美睇。”杜波厚点头说道，手指着自己。他自己这时也正兴高采烈着。
甚至台卡也觉得这次晚会好极了。他说，在拉洛亚岛上，这是第一次白人看他们舞蹈。鼓声、掌声、歌声和舞蹈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了。这时，有一位跳舞的姑娘不再绕圈跳舞，站着不走，飞快地扭动着，双臂伸向赫曼。赫曼藏在他自己的胡子后面，轻轻笑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不要泄气，”我低声说道，“你是个跳舞能手。”
赫曼跳到圈子里，弯着半个身子，草裙舞所有不好学的扭动动作，他都照办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欢欣之情，洋溢全场。班德和陶斯坦随着也跳了进去，随着节拍跳得汗流满面。节拍越来越急促，到最后只剩下一片急糟糟的鼓声，那三位真正的草裙舞舞蹈家颤动得像柳枝，到最后她们向地上一坐，鼓声倏然而止。
我们彻夜欢娱，大家的热情如火如荼。
节目第二项是鸟舞，这是拉洛亚岛上最古老的舞蹈之一。男男女女，排成两行，有节拍地向前跳，跟着领头的人，模仿鸟群的动作。领头的人有一个称号，叫鸟王。他做了许多奇怪动作，实际上并不和大家一起跳。这场舞跳完了，杜波厚解释道，这是专为木筏跳的，现在要再跳一次，但是这次要我去当领头的。在我看来，领头的主要任务包括大叫大喊，弯着身子四处蹦跳，后半身来回扭动。双手在头上挥舞。我便把头上的花环往头顶好好按一按，大踏步走进舞场。当我正在弯来弯去跳舞的时候，我看见杜波厚笑得几乎从凳子上摔下来。音乐的声音也弱了，因为唱歌的、奏乐的都和杜波厚一样，笑得前仰后合。
这时，谁都得跳舞了，不分老少。不久，打鼓的和拍地的又登场，领导大家狂跳草裙舞。草裙舞姑娘首先跳到圈子里来舞，越舞越狂热。然后我们轮流被邀参加跳舞。男男女女，越跟越多，顿着脚，扭着身子，越来越快。
但是艾立克总不肯动。木筏上的风湿，使他的腰神经痛老病复发。他坐在那里，像是一个游艇的老船长，身子笔直，胡子拉碴，抽着烟斗。草裙姑娘来请他下舞场，他木然不动。他穿着一条羊皮大裤子，本来是木筏在亨伯特水流中碰到最冷的天气时他在晚上穿的。他坐在椰树底下，挂着大胡子，赤膊，下身穿着羊皮裤，真像一个鲁宾逊。漂亮姑娘一个接一个来讨好他，没有用。他还是严肃地坐着抽烟斗，头上毛发蓬松，顶着一个花环。
于是一个身体很发达、肌肉强壮的妇女进了舞场，跳了几步大致不差的草裙舞，然后勇往直前，向艾立克大踏步走去。他面露惊惶之色，但是这位女勇士一面笑着讨好他，一面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凳子上拖下来。艾立克那条滑稽裤，毛朝里，皮向外，后面有一条裂口，冒出一丛白毛，像个兔子尾巴。艾立克万分勉强地跟着，跛着脚走到圈里，一手拿着烟斗，一手护着腰部神经发痛的地方。当他要蹦跳的时候，他只好不管裤子，去救花环，因为花环快要掉下来了；然后，花环歪在一边，他又得去抓住裤子，裤子很重，不抓住就会自动滑下来。那位大胖夫人在他前面大跳其草裙舞，和他正好是一对宝贝。我们笑得泪水从胡子上流下来。圈子里其余的人不久也不跳了，只见草裙舞男艾立克和那位重量级女拳击家优雅地旋转着。一阵阵的大笑声响彻椰林。到最后，他们也得打住，因为歌手们和音乐家们对着这副滑稽相，笑得实在撑不住了。
晚会一直进行到大白天，他们才准许我们在和一百二十七个人个个握了手之后，休息一下。在我们停留在岛上的整个期间，每天早上和每天晚上，我们都得和每一个人握手。从村子的小屋里搜罗来的六张床，靠墙并排摆在聚会所里。我们就在这些床上睡成一排，像童话故事里的七个小矮人，头顶上挂着香喷喷的花环。
第二天，头上长脓疮的六岁孩子情况似乎不好。体温高到一百零六度（华氏），那脓疮大得像一个大人的拳头，孩子痛苦地颤动着。
台卡说已经有好几个孩子这样死去，如果我们之间没有人能医，这孩子没有几天可活了。我们有几瓶青霉素片，但是我们不知道一个小孩可以服用多少。如果这孩子在我们医治下死去了，那可能对我们全体都有严重的后果。
纳德和陶斯坦又把电台搬出来，在最高的椰树上架上天线。到了晚上，他们联络上我们看不见的朋友，正坐在洛杉矶家里的海尔和福兰克。福兰克打电话找一位医生，我们用摩斯电码，把孩子的病状以及我们药箱里所有的东西都报告给他们。福兰克把医生的答覆发来。当天晚上，我们走到小豪马达的小屋里。孩子在发高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半个村子的人在哭，在他身边吵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