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飞机过了赤道，便开始穿过乳白色的云层下降。下降之前，云层一直铺展在我们之下，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中，像是一片耀目的白雪。羊毛般的水蒸气依附在机窗上，渐渐地融化了，化成云，悬在我们上空，然后地面上出现了波浪起伏般的热带森林的碧绿的林梢：我们飞到南美的赤道共和国上空，降落在热带地区的瓜亚基尔港。
我们把昨天的上衣、背心和大衣抱在手里，爬出机舱，像是走进了温室，所碰见的谈个不休的南美人，都是热带装束，而我们的衬衫黏在背上像是一迭湿纸。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拥抱了我们，几乎是把我们抬上了出租汽车，送我们到全城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好旅馆。到了旅馆，我们立刻各自进入浴室，平平地躺在冷水龙头下面。我们已经到了出产筏木的国家，准备购买木料，建造木筏。
第一天的时间，我们花在弄清币制兑换问题，和学习几句西班牙话，使我们能用来问路回旅馆。第二天，我们敢于离开浴室，越走越远。赫曼满足了他儿童时代的想念，摸了摸真正的椰子树，我成了水果生菜的活动饭碗。这之后，我们便决定去找筏木。
不幸的是，说时容易做时难。不错，我们可以买到大批筏木，但是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整木。靠着海边砍伐筏木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次大战已使情况改观，因为筏木又松又轻，成千上万的筏木已被砍倒，运到飞机制造厂里去了。别人告诉我们，目前生长高大的筏木树的唯一地方，是在内地热带森林中。
“那么我们一定要到内地自己去砍。”我们说道。
“不可能的，”权威人士说道，“雨季刚开始，河水泛滥，道路泥泞，到森林里去的路都不通了。如果你想要筏木，那在六个月后，你再来赤道国一趟，那时候雨季过去了，山区的路也干了。”
我们走投无路，只得去找唐·格斯达伏·冯·布达华特，赤道国的筏木王。赫曼把木筏的草图带去给他看，图上有我们所需要的木料的长度。这位身材瘦小的筏木王很热心地拿起电话，吩咐他手下人去找。在每一家锯木厂里，他们都找到了木板、轻板和锯短了的木块，却找不到一根可用的长木料。在唐·格斯达伏自己的货站里，倒有两根大木料，干得像火绒，如果做成木筏，我们坐上去不能走远的。很显然，这次搜寻无效。
“但是我有一个兄弟，他有一片筏木种植园，”唐·格斯达伏鼓励我们道，“他的名字叫唐·费提里科，住在基维陀山区里热带森林中的一个小市镇。雨季一过，我们便能找到他，你们要多少他都能给。山上热带森林中现在正是雨季，没法办。”
如果唐·格斯达伏说一件事没法办，那赤道国所有的筏木专家都会说没法办。因此我们在瓜亚基尔这里，找不到建造木筏的木料，也没有可能到森林里去自己砍树，而要过几个月才行，那时候便太晚了。
“时间很紧迫。”赫曼说道。
“我们一定要有筏木，”我说道，“木筏必须完全按照古代的木筏那样建造，否则我们不能保证活着完成航程。”
我们在旅馆里找到一张学校用的小地图，图上画着绿色森林、棕黄色的山峦和用红圈来代表的居民区。我们看了这图，知道热带森林从太平洋沿岸，一直伸展到高入云霄的安地斯山麓，连绵不绝。我有了一个主意。情况很清楚，现在是无法从沿海地区通过热带森林到基维陀去找筏木树，但是如果我们从内地这边去，从安地斯山脉光秃秃的雪山上一直下来，到森林里，是否可能找到筏木树呢？这是一个可能性，我们看到的唯一可能性。
在机场上，我们找到一架小运货机，愿意带我们到基多去。基多是这国家的首都，在海拔九千三百英尺的安地斯高原上。在飞机没入云雾以前，我们从木箱和家具的空隙中，偶尔瞥见了翠绿的热带森林和发亮的河流。飞机又钻出来了，无边无际的滚动着的水雾把低洼的地面笼罩了。我们前面，却是干燥的山麓地带和从雾海中升起来的峻岭，直指晴朗的蓝天。
飞机从山麓一直向上爬，像是在乘用铁索升降的索道车。到最后，虽然赤道国国境依然在望，在我们的旁边却出现了闪耀的雪山。于是飞机在两山之间滑行，飞越了一片布满春色的富饶的高原，然后在这世界上最不平常的首都的近郊降落。
基多的十七万五千居民中，绝大多数是纯血种和混血种的山区印第安人。因为远在哥伦布和我们本族的人知道美洲以前，这里便是他们祖先的首都了。城市中到处都是古代的寺院，其中收藏了无可估价的文物宝藏；此外还有西班牙占领时期建造的伟大建筑，矗立在用晒干的土砖盖的矮小的印第安人房屋丛中。街道窄窄的，曲折蜿蜒在土墙之间，满街是披着红斑点大氅、戴着手工制造的大帽子的山区印第安人。有的赶着驮了东西的小驴上市去，其余的靠在土砖墙旁边，在大太阳里蹲坐着打盹。屈指可数的几辆汽车，坐着西班牙血统的贵族，在减低速度驶行，喇叭叫个不停，好不容易才在这窄路上孩子们、驴子和光腿的印第安人中间挤出一条路。这里高原上的空气明洁清新之极，我们四周的高山似乎已与街景浑成一体，增加了它的别有洞天的气氛。
我们那位货机上的朋友乔奇，外号“疯狂的飞行家”，是基多的一个西班牙世家子弟。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家古色古香、很有雅趣的旅馆里，然后出去奔走，有时候带着我们，有时候不带，去为我们张罗到基维陀热带森林的交通工具。晚上，我们在一家西班牙老咖啡馆里见面。乔奇得到的都是坏消息，要我们绝对必须放弃去基维陀的念头。他找不到人，也找不到车来带我们翻过山，更绝无可能下山到森林里。森林里的雨季已经开始了，假如车陷在烂泥里，还有被袭击的危险。就在去年，有十个美国石油工程师，在赤道国东部被毒箭射死了。那里还有许多印第安人，全身赤裸，在森林里跑来跑去，用毒箭行猎。
“其中有几个是猎取人头的。”乔奇用恐惧的声音说道。他看到赫曼满不在乎，还在大吃牛肉、大喝红葡萄酒。
“你以为我在吹牛，”他用低低的声音继续说道，“但是，虽然这是被严格禁止的，在这个国家里，却还有人靠出卖缩小了的人头为生。这是无法管制的事。直到今天，森林中的印第安人，还是把他们在其他游牧民族中的仇人的脑袋砍下来，把头骨砸碎了挖掉，然后在掏空了的头皮里装上热沙，这样，整个的头便缩小到几乎猫头那么大，样子和面貌都不变。这些缩小了的仇人脑袋，一度曾是贵重的战利品，现在却成了黑市上的稀有货物。半开化的中间商人把人头带给沿海的买主，买主再以惊人的价格卖给顾客。”
乔奇得意地望着我们。他哪里知道，就在当天，赫曼和我被拉到一个行李搬运员的住所，有两个人头要卖给我们，每个一千苏克雷（赤道国币名，每一美元等于十五个多苏克雷）。近来这些人头常有假货，用猴子脑袋做的，但是这两个是真的，纯印第安人的，容貌纤毫毕现，和真人一样。两个人头一男一女，都是广柑般大小。那女人长得美丽，虽然只有眼睫毛和长长的黑头发保存了原样。我对乔奇的警告耸耸肩膀，并且表示怀疑，在山的西面是否有猎取人头的人。
“谁也很难说，”乔奇黯然说道，“如果你的朋友不见了，他的头变小了在市场出现，你会说什么呢？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就遭遇到这样一件事。”他继续说道，一直向我注视着。
“把这段经过讲给我们听！”赫曼说道。同时，他缓缓地嚼着牛肉，兴致也不很高。
我把叉子谨慎地放在一边，乔奇讲开了。有一个时期，他和他妻子住在森林里一个小地方，自己淘金，也收买别人淘得的金子。这时他们家有一个朋友是本地人，经常带金子来卖，换取货物。有一天，这个朋友在森林中被杀了。乔奇追踪找到了凶手，威胁着要开枪打他。这凶手是出卖缩小人头的嫌疑者之一。乔奇答应，如果他立刻把人头交出来，可以免他一死。凶手立刻把乔奇朋友的头拿出来了，已经像人的拳头那么大了。乔奇再见到这位朋友时，很不好受，因为他除了缩成很小之外，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乔奇很难过，把这颗小头带回家给他妻子看。她一见就晕倒了，乔奇不得不把朋友收藏在箱子里。森林里很潮湿，人头上长了绿霉，乔奇不得不常拿出来在太阳里晒。晒时用头发吊在晒衣绳上，乔奇的妻子每次见了都晕倒。但是有一天一只老鼠钻进了箱子，把他的朋友咬得稀烂。乔奇很伤心，在飞机场上挖了一个小洞，仪式隆重地把朋友下葬了。乔奇最后说，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人啊！
“这顿饭很好！”我说道，为的是转换话题。
我们在黑暗中走回旅馆去，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赫曼的帽子压得很低，低到耳根下面一大段。他把帽子拉下来，是为了抵挡山上吹来的冷风。
第二天，我们和本国总领事勃林和他的妻子，同坐在他们城外大别墅的桉树下。勃林并不以为我们打算通过森林到基维陀的旅行，会导致我们帽子尺寸的任何重大变化；但是，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现在有土匪活动。他拿出当地报纸的剪报来，报上说，等到旱季到了，就要派军队去清剿在基维陀附近地区扰民的土匪。现在到那里去真是发疯，我们一定找不到向导和车辆。当我们和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看见一辆美国武官办事处的吉普车，在路上疾驶而过。这触动了我们，一个主意产生了。我们由总领事陪伴着，到美国大使馆，见到了武官本人。他是一个穿着卡其制服和马靴、修饰整齐、心情愉快的年轻人，带开玩笑地问我们，当地报纸说我们要乘木筏漂海，何以我们倒迷失在安地斯山顶上。
我们解释道，筏木还笔直地立在基维陀的森林里，我们到了这美洲屋顶上，却拿不到木头。我们要求武官不是借给我们一架飞机和两顶降落伞，便是借给我们一辆吉普车，带一个认得路的司机。
武官听了我们这样斩钉截铁的话，起初坐着一言不发，然后绝望地摇摇头，带笑说道，好吧！既然我们没有给他第三种选择，他情愿选第二个办法。
第二天早上五点一刻，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旅馆的门口，一位赤道国的工兵上尉跳出车外，向我们报到，听候指挥。他奉命驾车送我们到基维陀，管它有没有烂泥，车上装满了汽油箱，因为沿途不但没有加油站，连走汽车的路也没有。我们这位新朋友阿格托·阿里克赛斯·阿尔伐雷斯上尉带着刀枪，武装到了牙齿，都是由于有土匪的缘故。
我们是穿着普通服装和平地到这国家来，准备在沿海地区用现钱买木料的，我们在吉普车上的全部配备是一大袋罐头食品，我们急忙买来的一架旧照相机，以及每人一条不容易撕破的卡其短裤。此外，总领事硬把他的大号左轮枪塞给我们，附带许多子弹，准备消灭一切阻挡我们道路的东西。吉普车飞驶过没人的长街，月亮照在刷白了的土砖墙上，显出幽灵般的惨白色。车到郊外，沿着一条很好的沙土路，向南经过山区飞滚而去，快得令人头晕。
我们顺着山势直到拉塔肯格山村，一路行驶顺畅。山村里有许多没有窗子的印第安人住宅，散乱地围绕着一所刷白了的乡下教堂，教堂连着一片有棕树的广场。到那里，我们转弯了，沿着一条驴行道驶去。这条路起伏曲折，翻山过谷，西去进入安地斯山。我们到了一个我们没有梦想到的世界。这是山区印第安人自己的天下──在太阳之东，在月亮之西──与时间无涉，与空间无争。我们一路驶去，没有看见一辆车，一个轮盘。在路上行动的，是穿着花花绿绿外套的光腿的牧羊人，向前赶着乱糟糟的、行动生硬、模样庄重的驼马群。不时有印第安人全家在路上走。经常是丈夫骑一头骡子走在前面，而他小小的妻子徒步跟着，头上顶着许许多多帽子，背上用口袋背着她最小的孩子。她慢慢走去，一路上手里在纺羊毛线。骡群和驴群驮着柴木、灯心草和陶器，懒洋洋地跟在后面。
我们越走越远，会说西班牙话的印第安人便越少，不久，阿格托的语言能力和我们的一样无用了。一簇簇的小屋，在山上东一片西一片，用土砖盖的越来越少，用树枝干草搭的越来越多。那些小屋和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上起皱纹的人，似乎是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或是被山中照在安地斯山岩上的太阳烘烤出来的。他们像山上的草一样，很自然地依附着悬崖峭壁、高原牧场。山区的印第安人很穷，身材又小，身体结实得像野兽，吃苦耐劳，有着原始人儿童般的警觉性。而且，他们越不能说，便越能笑。我们碰到的人，个个都是向我们笑容满面，露出雪白的牙齿。在这一带，丝毫没有白人亏过或者赚过一角钱的遗迹。没有广告牌，没有路牌，如果有一只空罐头或者一张纸丢在路边，立刻被捡了去当作一件有用的家常用品。
我们爬上被阳光晒得无草无木的斜坡，下到荒漠中长着仙人掌的山谷里。最后，我们向上爬到了最高峰，山尖四周白雪皑皑，风冷得扎人，我们不得不减低速度，不然要冻坏了：我们原来怕热带森林中很热，坐在车里只穿一件衬衫。有很长一段路，我们在山峰之间行驶，驶经悬崖和长着草的山脊，一点一点地觅路前进。等到我们到了山的西边，安地斯山脉到此陡落，一直落到低低的地面上，那条驴行道没入乱石中了，我们四周都是绝壁深谷。我们把全部信任寄托在朋友阿格托身上，他弯身握着驾驶盘，每到悬崖之处，立刻调转车头。突然间，一股猛烈的山风迎面吹来，我们已经到了安地斯山脉最外层的山峰，山势至此逐步陡落，落到在我们之下一万二千英尺的无底深渊中的热带森林里。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片树海的炫目景色。因为我们刚到山边，四周便翻腾着厚厚的云层，像是女巫的大锅（这句话是形容木筏处境的危殆）里冒出来的蒸气。这时道路却已直向深谷伸展，没遮没拦。车子沿着山谷、断崖和山脊，陡绕着一直向下驶去，空气渐渐更潮湿、更暖和了，从底下森林世界中升起来的、沉重的、压抑的热空气越来越浓了。
接着开始下雨。起初微微的，后来倾盆瓢泼、擂鼓似地敲在吉普车上。不久，我们周围的山石间，巧克力色的雨水奔流而下。我们几乎也是流下去的，从我们身后干燥的高山平原流到另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一切都是软软的，土坡上柔和地覆盖着苔藓和草土。树叶长出来了，不久，树叶成了巨大的叶片，绿伞似的挂在山坡上，雨水从叶面上滴答下落。然后热带森林的边缘景象渐次出现了，苔藓丛生，攀附的枝藤从树上挂下来。到处呜咽的、飞溅的水声。坡度渐渐不陡了，热带森林像一支绿色的巨人大军，迅速地滚滚而来，吉普车沿着浸在水里的土路涉水前行，森林立刻把小吉普吞没了。空气既潮湿又温热，有着沉沉的草木发散的气息。
我们到达山脊上一族以棕叶作顶的小屋时，天色已黑。我们身上流淌着温暖的雨水，从车里爬出来，在干燥的屋顶下过了一夜。在小屋里袭击我们的一群跳蚤，在第二天的雨里淹死了。我们车里装满了香蕉和其他热带水果，穿越森林下山去，我们以为早就下到了底，谁知下了又下。路更泥泞了，但我们没有停止前进。
道路被一条森林中翻滚而下的、混浊的大河挡住了，吉普车不能再开了。我们呆呆地木立着，既不能沿岸上行，也不能下走。空地上有一间小屋，几个半开化的印第安人在撑开一张美洲虎皮，挂在墙上晒太阳。几只狗和家禽，正在太阳地里晒着的可可豆上自得其乐。吉普车跌跌撞撞地开到的时候，这地方便活跃起来。会说西班牙语的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便是巴伦克河，基维陀就在河对岸。这里没有桥，河水又深又急，但是他们愿意用木筏把我们人和车都渡过去。这个稀奇玩意儿就停在河岸边。像我们胳膊般粗细的木料，用植物纤维和竹子捆扎起来，成为一只脆弱的木筏，筏身比吉普车长一倍、宽一倍。我们在每只车轮下填一块木板，提心吊胆地把车开上去，虽然木料大部分沉在浊水里，却载得住我们人和车。四个半裸体的巧克力色皮肤的人，用篙子把我们撑离了岸。
“筏木？”赫曼和我异口同声地问道。
“筏木。”其中一个人点点头答道，毫无敬意地踢了踢木料。
急流卷住了我们，推送我们顺流而下。撑篙的人落篙的地点正确，使木筏斜着横渡急流，进入靠近对岸比较平静的水中。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筏木，也是第一次乘筏木木筏。我们乘木筏安全地在对岸登陆，成功地驾车驶入基维陀。两行漆着黑油的木屋，棕叶盖的屋顶上栖息着一动也不动的兀鹰，这便成为一条街，全部基维陀镇尽在此矣。居民把手里拿的东西都丢下，黑色的、棕黄色的、少的、老的都从窗门里拥出来了。他们拥出来看吉普车，争先恐后，又叫又闹。他们攀到车上，钻到车底下，在车的四周乱爬。我们紧紧看管着我们的东西，阿格托拼命地操纵着驾驶盘。车胎漏了气，走不动了。我们已经到了基维陀，一定要经得住这样热闹的欢迎。
唐·费提里科的种植园是在沿河下去不远的地方。吉普车载了阿格托、赫曼和我沿着一条芒果树间的小径，开进种植园的院子的时候，那位年老瘦削的热带森林住客，带了他的侄子安吉洛快步出来迎接我们。安吉洛是一个小男孩，在这野外和老人同住。我们递上唐·格斯达伏的信。不久，只有吉普车还停在院子里，又一阵热带大雨倒泻在森林中。唐·费提里科的凉屋中安排了盛餐，乳猪和鸡在火堆上烤着，桌上放着一满盘热带水果。我们围坐着，说明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热带森林中的大雨倾盆似地落在室外地上，带起一种花香和泥土气息的温暖香风，从纱窗里吹进来。
唐·费提里科高兴得像个孩子。什么？当然！他从小就知道筏木木筏。五十年前，当他住在海边的时候，秘鲁的印第安人还乘着大筏木木筏，沿海边驶来，到瓜亚基尔卖鱼。木筏中间的竹屋里，能装上一两吨鱼干。有时候他们带上妻子、儿女、狗和家禽。像他们那种用来造木筏的巨大筏木，现在雨季中很难找到，因为雨水泛滥，道路泥泞，无法走到森林中的筏木种植园，就是骑马也不能去。但是，唐·费提里科表示一定会竭力帮助。在凉屋附近的森林里，说不定有几棵单株的筏木生长着，好在我们需要的并不多。
傍晚，雨停了一会儿，我们到凉屋四周的芒果树下转转。唐·费提里科在这里收集了各种野兰花，都拿半个椰子壳当花盆，从树枝上吊下来。这些稀有的花种不像人工培养的兰花，它发出一种极妙的香气。赫曼正弯下身，用鼻子去嗅花的时候，一条细长发亮的鳝鱼似的东西从他上面的树叶里钻出来了。安吉洛的鞭子闪电似地一击，一条蠕动的蛇掉在地上了。转眼之间，蛇颈被叉子叉在地上，蛇头被砸碎了。
“咬一口就送命！”安吉洛说道。说时把蛇的两根弯弯的毒牙露出来给我们看，使我们懂得他的意思。
这之后，我们觉得树叶中到处潜伏着毒蛇，便溜进了屋子。安吉洛用树枝挑着死蛇跟了进来，赫曼坐下来剥蛇皮，唐·费提里科谈着关于毒蛇和蟒蛇的离奇古怪的故事，蟒蛇像菜盘那么粗。这时我们突然看见墙上两只大蝎子的影子，大得像龙虾。它们彼此猛攻，用螯子打得你死我活，后身翘了起来，准备用尾巴上弯弯的毒刺给对方致命一击。这情景很可怕。后来我们移动了油灯，才发现这是两只普通蝎子，像人的手指般大小，在衣柜的边上打架，灯光一照，才照成庞大无比的影子。
“随它们去，”唐·费提里科大笑道，“总有一只要被打死的。我们要把打胜的一只留在屋子里，赶走蟑螂。只要把床四周的帐子塞紧了，穿衣服以前把衣服抖一抖，你便万事大吉。我常被蝎子螫的，可是我还没有死。”老人一边笑着，一边继续说道。
我睡得很好，不过每次蜥蜴、蝙蝠之类在我枕头旁边尖叫、搔爬得太凶的时候，我会担心是什么毒东西，便醒了过来。
第二天，我们很早起来去找筏木树。
“还是把我们的衣服抖一抖的好！”阿格托说道。他正说着，一只蝎子从他的衬衫袖子里掉出来，一下钻进了地板缝。
朝日初升，唐·费提里科派他的手下人骑马四下出击，沿路去找砍倒了可以运出来的筏木树。我们这一组包括唐·费提里科、赫曼和我，不久便觅路到了一片开阔地上，唐·费提里科知道那里有一棵异常高大的老树。这树比周围的树高出很多，树干有三英尺粗。我们遵照玻利尼西亚人的习俗，在砍伐之前，替树取了一个名字，我们叫它“库”，一个发源于美洲的玻利尼西亚的神名。然后我们挥斧猛砍树身，森林里发出我们斧声的回响。砍一棵树浆很多的筏木树，就像用一把钝斧伐木，斧头砍去，简直就弹了回来。我挥动了没有几下，赫曼就得来顶替我。斧头不断从这双手转到那双手，热带森林的热空气中，木片飞溅，我们汗流浃背。
到了下半天，“库”像一只独脚峙立的公鸡，随着我们的砍劈而颤动；不久它便晃晃荡荡倒了下来，重重地压在旁边的森林上，把许多大树枝和小树都压垮了。我们把树干上的枝叶都砍掉，按照印第安人的式样，在树皮上刻了一纵一横的深道。这时赫曼突然把斧子扔掉，像跳玻利尼西亚战争舞似地跳在半空中，手护着腿。从他裤腿里掉出一只发亮的蚂蚁来，蝎子那样大，尾巴上有一根长刺。蚂蚁的脑袋一定硬得像龙虾的爪子，否则用脚在地上踩它不会这样难以踩破。
“这是巨蚁，”唐·费提里科抱歉地解释道，“这小流氓比蝎子还厉害，但是对于一个健康的人并不危险。”
赫曼痛了好几天，但是他还照样和我们骑着马，在森林中的小道上奔驰，寻找森林中更大的筏木树。不时间，我们听见原始森林中什么地方，传来咯啦、轰隆和砰然坠地的声音。唐·费提里科便满意地点点头。这意味着他手下半开化的印第安人又为木筏砍倒了一棵大筏木树。在一星期内，“库”之后来了“凯恩”、“凯玛”、“依洛”、“毛里”、“拉”、“兰吉”、“帕帕”、“塔兰格”、“库拉”、“库卡拉”和“里提”──十二棵又高又大的筏木树，都是以玻利尼西亚神话中人物的名字命名的。这些人都是曾和提基一起，从巴西航海远行的。这些树浆横溢的大木料，先是用马从森林里拖出来，最后用唐·费提里科的拖拉机拖到凉屋前的河畔。
充满树浆的大木料，绝不是像软木那样轻。每一根总有一吨重，我们急切地等待着看它们到水里浮得怎样。我们把它们一根一根地滚到河边，用坚韧的藤子系住一头，捆牢了，以免下水后就被冲到下游不见了。然后我们把木料一根根滚下河岸，滚落水，下水的时候水花飞溅得很远。木料在水里转着、浮着，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面上，我们跑了上去，还是浮得很稳。我们用从热带森林的树顶上挂下来的坚藤把木料编成临时性的两只木筏，一只拖着另一只。木筏上装足了我们将来要用的竹子和藤子。赫曼和我带了两个混血种人上了木筏，我们和他们彼此语言不通。
我们割缆启碇，被卷入一股急流，很快地冲向下游去了。这时下着细雨，我们正绕过第一道山岬，最后回头一望，还看见我们的至好朋友站在凉屋前河滩的尽头挥手哩。我们钻进了用绿色的香蕉树叶所搭的小篷，把掌舵的问题留给那两个棕色皮肤的专家。他们一个站在筏头，一个站在筏尾，每人手里拿一把极大的桨，很悠闲地驾着木筏在最急的水流中航行。我们一起一伏地，在两边是淹没的树木、沙滩，转转弯弯的河道中向下游驶去。
两边河岸上的热带森林，像两堵墙似的立着。我们经过的时候，鹦鹉和各种羽毛鲜艳的鸟，从繁密的树叶中振翼向外飞。偶尔有一两条鳄鱼蹿下河，在混浊的水里不见了。不久，我们看到一只可怕得多的东西。那是一只巨蜥，像大鳄鱼那样大，大脖子，背上有条纹。它正躺在泥岸上打鼾，好像是从史前时代睡起睡到现在，我们经过的时候，它没有动。划桨的人打手势，叫我们不要开枪。这之后不久，我们看见一只小一点的，约三英尺长，正从一根伸在木筏上面的粗枝上逃走。它跑得自以为安全了，便坐下来，周身蓝色和绿色，发亮。我们经过的时候，它用蛇一样的冷眼注视着我们。后来我们经过一个满是羊齿植物的小山丘，丘顶上站着一只庞大无比的巨蜥。它丝毫不动地站在那里，背景是天，胸部和头昂起，黑影的轮廓正像一条石刻的中国的龙。我们在山丘下绕过去，它头都好像不曾转，就没入森林中了。
更往下游去，我们闻到烟熏味，原来是经过一处，沿河的空地上有几所草顶的小屋。我们在木筏上的人，成了岸上人的注视目标。他们是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种。他们的船是巨大的、中间挖空了的独木艇，正搁置在岸上。
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们接替了把舵划桨的朋友，他们便用小泥灶煎鱼和面包果。木筏上的选单中还包括烤鸡、鸡蛋和热带水果，我们一边吃，木筏一边迅速地穿过森林，奔向大海。河水在我们周围冲溅，又有什么关系？雨下得越多，水流得更快。
当夜幕降到河上的时候，岸上响起了一片刺耳的交响乐。蟾蜍和青蛙，蟋蟀和蚊子，咯咯咯，唧唧唧，哼哼哼，许多声音交织成一片拖长了的合唱。不时，黑暗中传来老虎的啸声，不久又传来另外一种声音，那是森林中夜间觅食的野兽惊起了一群鸟雀。有一两次，当我们在黑暗中滑淌过去的时候，看见当地人的小屋里闪耀的火光，听见叫喊声和犬吠声。但是绝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星光下独坐着，静听森林的交响乐，一直听到疲倦了，雨来了，才把我们赶进香蕉树叶搭的小篷，带着手枪睡觉。
我们越往下漂，小屋和当地人种植的庄稼便越多，不久两岸上就有像样的村庄了。这里的交通工具包括中部挖空的独木艇，用长竿撑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只小筏木木筏，载着一堆堆的绿色香蕉到市上去。巴伦克河注入瓜亚河的地方，水位很高，从维赛斯到沿海岸的瓜亚基尔之间，有小汽轮忙碌地往返。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赫曼和我各自在汽轮上弄了一张吊床，向沿海人烟稠密的平原驶去。我们的棕色皮肤的朋友，还在木筏上漂流，随后而来。
赫曼和我在瓜亚基尔分手。他是留下来等在瓜亚河口，看见筏木漂来就叫住。然后他带着筏木，装在沿海的汽轮上，带到秘鲁。他在秘鲁负责建造木筏，要造得和早期印第安人的木筏完全一样。我自己是坐班机向南飞往利马──秘鲁的首都，去找一处建造木筏的合适地点。
飞机上升很高，沿着太平洋海岸飞去，飞机下面，一边是秘鲁的荒山，一边是闪烁的海洋。我们乘木筏漂海的出发地点就在这里。从高空中的飞机上望去，海像是没有边的。在西方远远的、模糊的地平线上，天和海融为一体了。我没法不使自己想到：就在这地平线之外，再有几百个类似的海面，与天相接，海面的总面积要达到全球面积五分之一，然后才再有陆地──在玻利尼西亚。我又设想再过几个星期以后的事，那时候我们就要在底下这一片蔚蓝色的茫茫大海上，乘着一丁点大的木筏漂航。我立刻就不去想了，因为这种念头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坐在机舱里准备跳伞时那样不舒服。
到了利马，我坐车到卡亚俄港，找一处我们可以建造木筏的地方。我立刻就看到，整个港口都布满了船只、起重机和货栈，以及海关人员办公的小屋，港口办事处等等。如果走得远一点有什么空旷的海滩的话，也挤满了游泳的人。如果我们在这里建造木筏，那只要一转身，好奇的人会把木筏以及各种装置拆得七零八落。卡亚俄是这七百万白种人和棕色人的国家最重要的港口。对于建造木筏的人来说，秘鲁的时代变化，甚至于比赤道国的还重大。我看只有一个可能性──到混凝土建筑的高墙里的海军军港里去建造，那里的铁门后面有武装人员守卫，我和几个闲人在墙边逛过去的时候，他们狠狠地、带着怀疑的眼神看了我们几眼。假如能到这里面去，一定安全。
我曾会见过华盛顿的秘鲁海军武官，有他一封帮助我的介绍信。第二天我带了信到海军部，要求会见海军部长马纽尔·尼托。他准备早上在部里镶着镜面、镀了金的华丽的会客室里见我。隔一会儿，他穿着全身制服进来了，是一位身短肩阔的军官，严肃得像拿破仑，说话直截了当。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就告诉他什么事。我要求准许我们在海军的船坞里造一只木筏。
“年轻人，”部长说道，他的手指不安地敲打着，“你走错路了，应该从门里进来却从窗里进来。我很高兴帮你忙，但是这样的命令一定要由外交部长传给我。我不能够随随便便地让外国人进入海军军事地区，并且让他们使用船坞。你用书面向外交部申请，祝你好运。”
我惴惴不安地想着公文在兜圈子，然后在半空中不见了。康提基的粗犷时代多快活呀，那时根本不知道申请是个什么东西！要见到外交部长本人困难得多。挪威在秘鲁没有公使馆。我们那位很愿意帮忙的总领事巴尔，只能带我见到外交部的参事们，再上去不行了。我害怕事情不会向前推进。现在柯恩博士给秘鲁国总统的介绍信或者有用了。因此我通过总统副官，要求拜见秘鲁总统李维洛阁下。过了一两天，我得到通知：十二点到皇宫里等候。
利马是一个拥有五十万居民的现代化城市，铺展在高山之麓的一片绿色平原上。从建筑学上说，这里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之一：老底子的西班牙建筑，加上一点现代的加利福尼亚或者里维拉（法国南部的滨海名胜区），斑驳多彩。庭园和种植园的作用也不小。总统的宫殿是在市中心，由穿着颜色耀目的制服的武装警卫守护着。晋见总统，在秘鲁是一件大事，除却在银幕上，很少人曾见过总统。挂着闪闪发光的子弹带的士兵引导我上楼，到一长廊的尽头，有三个穿便服的人在那里要我登记姓名，然后带我经过一道壮伟的橡木门，到一间摆着长桌和一排排椅子的小厅里。一个穿白色服装的人迎接我，请我坐下，然后自己走了。隔一会儿，一扇大门打开了，我被引进一间更漂亮的小厅，那里有一个穿着十分整齐的制服、模样很堂皇的人向我走来。
我以为他就是总统，赶紧毕恭毕敬的。可是不是。这位穿着金边制服的人让我在一把直背的古董椅子上坐下，自己走了。我挨着椅边坐了不到一分钟，又有一扇门开了，一位侍役躬身请我走进一间宽大涂金的厅堂，家具都是涂金的，全厅装设得十分华丽。那侍役顷刻不见了，我单独坐在一张古董沙发上，望过去有一连串空着的房间，房间都开着。四周很静，我能听到隔开几个房间有人轻轻咳嗽。跟着传来脚步声。我跳起身来，迟疑不决地迎接一位穿制服的、模样堂皇的人。可是不对，这人也不是他。但是我勉强听懂了他的话，总统先此问候，和部长们的会议很快结束，就可以接见了。
十分钟之后，又一片脚步声打破了沉寂，这一次是一个穿金边衣服、挂肩章的人进来了。我赶紧从沙发上跳起来深深鞠躬。这个人躬鞠得更深，领我穿过几间房，上了一道铺着厚地毯的楼梯。然后他让我进了一间极小的房间，里面只有一把皮椅和一张沙发。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身材小小的人进来了，我正等着听凭吩咐，等他带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他不带我到什么地方，只是和蔼地问候我，人还站在那里。他便是李维洛总统。
总统的英语比我的西班牙语好一些，因此在我们彼此致候，他用手势请我坐下后，我们的共同语言便完了。手势、姿态是很能表达意思的，但是要用来获得批准，准予在秘鲁海军军港中造木筏，便不够用了。我唯一注意到的是，总统不懂我说的是什么。他自己对这一点掌握得更清楚，因为过了一会他就走了，把空军部长带了来。空军部长里维莱陀将军体魄健强，穿一身空军制服。他说一口带美国口音的极好的英语。
我为这点误会道歉，我说我要求得到批准的不是使用飞机场而是使用海军军港。这位将军大笑，解释说他被找来，只是当翻译。我的理论被一点一点地译给总统听，他听得很仔细，并不时通过里维莱陀将军提出尖锐问题。到最后他说道：
“如果有可能证明太平洋群岛最初是被从秘鲁去的人发现的，那秘鲁对这次远航有兴趣。如果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告诉我们。”
我要求：在海军军港区的围墙内有一处给我们造木筏的地方，能取得海军工厂的帮助，将来运到秘鲁的配备和各种东西能有地方存贮；使用旱船坞，请海军人员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启程时有一只船把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求什么？”总统急切地问道，问得连我都听懂了。
“没有什么。”里维莱陀答道，一边答一边看着我，眼睛一闪。总统满意，点头表示许可。
在散会前，里维莱陀答应：外交部长将接到总统亲自下的命令，海军部长将得令，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都尽力帮助。
“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将军说道，说时一边笑着，一边摇头。副官进来了，带我出去交给一个在那里等候的通讯员。
这一天的利马报纸上登了一段消息，说有挪威人将从秘鲁启程，坐木筏远航。同时报上登载：有一支瑞典人和芬兰人组织的科学考察队，已经完成了对亚马逊河流域热带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亚马逊河考察队的两名队员，乘独木艇溯江而上到了秘鲁，刚抵利马。其中一人是班德·但尼逊，是阿伯赛拉大学的。他现在打算去研究秘鲁山区的印第安人。
我把这段新闻剪下来，正坐在旅馆里，写信给赫曼，告诉他造木筏的地方，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进门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被太阳晒黑了的人，一身热带装束；他把白色遮阳帽拿下来，看去好像是他那一把火焰似的赤色胡须把他的脸烧红了，把他的头发烤得没剩几根。这人是从野外来的，但是他的位置显然是在讲堂里。
“班德·但尼逊。”我想道。
“班德·但尼逊。”这人自我介绍道。
“他听到木筏的消息了。”我想着，请他坐下。
“我刚听到那木筏计划。”这位瑞典人说道。
“现在他要驳斥我的理论了，因为他是一个人种学专家。”我想道。
“现在我是来请问，我能否和你们一起上木筏，”这位瑞典人温和地说道，“我对移居的理论有兴趣。”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刚从热带森林深处钻出来，其他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一个孤零零的瑞典人，有胆量和五个挪威人乘木筏航行，那他不可能是一个经不起风浪的人。就是他那把大胡子，也不能掩藏他的温和性情和愉快幽默。
班德成为木筏上的第六人，因为这位置一直空着。他是我们之中唯一能说西班牙话的人。
几天以后，当客机载着我沿海岸北飞时，我带着虔敬的心意，低头再看底下茫无涯岸的蓝海。这海，好像是在苍天之下吊挂着、自由浮动着。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在底下，像微生物那样聚在一小点上，小点漂在这样大的水面上，水面之大，像是把整条西方地平线都淹没了。我们都成了孤寂世界的一部分，各人之间相去不过几步路。无论如何，暂时间我们转身余地总是有的。赫曼在赤道国等木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乘飞机刚到纽约。艾立克·海赛堡正由奥斯陆坐船到巴拿马去。我自己是坐飞机去华盛顿。班德在利马的旅馆准备动身，等候和其他的人见面。
这几个人中，以前彼此都没有见过面，大家性格都不相同。这样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在木筏上，至少要过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把各人的话听腻。无论什么低气压的风云和暴风雨的天气，对于我们好几个月关在一只漂流的木筏上的六个人来说，都不如我们之间心理上的风云变幻来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笑话常和一条救生带一样可贵。
我到达的时候，华盛顿还是严冬天气──冰冻飘雪的二月天。包恩已经处理了无线电问题，他已经使美国无线电爱好者协会答应收听木筏上发出的报告。纳德和陶斯坦在忙着准备收发报设备，一部分是用专为我们装置的短波发报机，一部分是用大战时期使用的秘密电台。如果我们打算实现在航行中的种种计划，那需要准备的大事小事，真有上千。
作为档案的书面东西也在增长。军事性的和非军事性的文件──白纸、黄纸和蓝纸──英文的、西班牙文的、法文的和挪威文的。在我们这实事求是的时代，一次木筏航行还要消耗造纸工业半棵枞树。法律和规则到处在束缚我们的手，一个连一个的结必须逐一解开。
“我敢发誓，这堆往来文件有二十磅重。”有一天纳德弯身在打字机前，绝望地说道。
“二十六磅，”陶斯坦干巴巴地说道，“我称过。”
我的母亲写信来：“我仅仅希望知道你们六个人在木筏上都平安。”她写信的时候，对我们这几天的积极准备情况，一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然后有一天，利马来了一封紧急电报。赫曼被潮水倒冲甩上岸，受伤不轻，脖子脱节。他正在利马医院里治疗。
我们立刻派陶斯坦·瑞贝和格特·伏特飞去。伏特是大战时期挪威伞兵别动队在伦敦的出名的女秘书，现在在华盛顿帮我们忙。他们到那里时，赫曼好了一些。他的头曾用带子吊起来半小时，由医生实施手术，把他颈部的第一个脊骨扭回原处。X光照片显示出，他颈部最上的一根骨头断了，并且扭了个正相反。亏得赫曼身体极好，救了性命。不久他就回来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关节发硬又是风湿痛。回到海军船坞里，筏木已经运来了，他来开始建造。医生还要他诊治几个星期，他能否和我们去航行还成疑问。他本人虽然初次在太平洋怀抱中便遭到粗暴的对待，却从来丝毫不怀疑能和我们同行。
接着艾立克从巴拿马飞来，纳德和我从华盛顿飞来，我们全部集中到出发点利马了。
在海军船坞里，躺着由基维陀森林中运来的大筏木。景象真是可怜。刚砍来的大圆木料，黄色的竹子、藤子和一堆绿色的香蕉树叶──我们的建筑材料，处在一行一行的、威武的灰色潜水艇和驱逐舰之间。六个白皮肤的北欧人和二十个棕色的、血管中有印加血液的秘鲁海员，挥舞着斧头和长柄大刀，用力拉着绳索，打着结。穿着蓝色镶金边制服的、修饰整齐的海军军官走过来，惊奇地望着这几个淡色皮肤的外乡人，以及突然在他们那骄傲的海军军港中出现的、粗糙的草木材料。
在卡亚俄海湾中建造筏木木筏，几百年来这是第一次。在这沿海一带的水边，印加的古代传说曾证实，他们的祖先，从已经绝灭了的康提基的族人那里，初次学会了怎样驾驶这种木筏。和我们同一种族的人，现在却禁止印第安人建筑这种木筏。在光秃秃的木筏上航行会使人丧命的。印加的后代跟着时代前进了；他们像我们一样，裤子上有了折痕，海军舰只上的大炮保护他们的安全。竹子和筏木是属于过去的原始时代的；在这里，生活也在迈进──向着装甲和钢铁迈进。
这个十分现代化的船坞给了我们极好的帮助。我们由班德当翻译，赫曼当主任建筑师。使用了木工和帆工车间，半个仓库来堆藏我们的配备，以及一个浮动的小码头。建筑开始时，木料就放在这码头旁边的水里。
单单造那木筏，选用九根最粗的木料就够了。木料上刻了深槽，这样，把木料捆扎成木筏的绳索便不会滑走。整个构造中，不用一只钉子，一根铅丝。那九根大木料先是并排放在水里，使它们自由自在地、顺乎自然状态地浮着，然后再牢牢地捆扎起来。最长的一根木料有四十五英尺长，放在中间，两头都突出一大段。两边对称地放着短之又短的木料。这样扎成的木筏，两边是三十英尺长，筏头像犁头般突出。筏尾上，中间的三根木料伸出一点，其余的锯齐。伸出的部分上横放着一短段很粗的筏木，是长橹的座子。九根筏木都用一英吋多粗的麻绳捆紧后，上面再横拴了较短的筏木，每隔三英尺拴一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