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与荷的文化史
古典诗歌中的植物名研究
［日］市川桃子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蒋寅
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编集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让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我们的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饾饤，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断的二十年间，他们孜孜不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重要成果。即便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许多论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复苏、起步的阶段，而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却已相当深入，可以说领先于中国学者许多年。我在《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的前言里，曾提到过自己当时感觉到的国内中唐诗研究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从日本学者的论文中得到的启发，相信这套丛书仍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中唐相对来说不太为人重视。直到80年代以后，历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学取向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而日本则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平安朝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学者发起的“中唐文学会”成立，不仅团结了研究中唐文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了日本学术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的成果绝不只限于中唐文学研究，而且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的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也有深泽一幸、松原朗教授那种富有创意的新颖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议论，也有下定雅弘、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还有户崎哲彦教授那样的现地考察。这些论著，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论说。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的有些研究相当地生活化，与自己的生活情趣紧密结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就是中国学者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学者明显对自然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孔子论学《诗》的意义，不就有一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对唐诗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会感觉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可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但我们经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荣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学的中坚教授、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专家。多年来，阅读他们的论文成为我很好的学习机会，由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了日本的学术。我很高兴有此机会，促成他们的论著在国内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向中华书局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孙文颖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们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
2011年1月10日
序
本书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植物描写的分析，来阐述诗歌中所使用的词语——“诗语”与诗人精神之间的关系。词语伴随着人们精神的成长而不断丰富，同时人的精神又因词语得以开发，这一点是本文第一部中特别想要提及的；人的精神超越时间与文化，顽强地生存在词语中，这一点是本文第二部中特别想要提及的；追寻着植物词语，我们感觉到词语本身似乎拥有它们自己的命运，这是缘由于那个时代人们所拥有的精神状态，这一点是本文第三部中特别想要提及的。
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词语进行研究，首先是把从《诗经》到唐末，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所有开花的草木收集起来，按时代顺序进行分析。这个研究虽只体现一个概貌，但可凭此掌握一千多年之间开花草木的整体样貌(1)。完成那个研究的时候，我们产生了对个别植物进行研究的想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的植物因定性咏法的出现而逐渐消失，有的植物只在某一个时代为人们所喜爱，有的植物因为遇到了特别的诗人而被赋予特有的含义。开花的草木尽皆拥有个性。从那以后我们对各种植物进行了调查，其中本文着重提到的莲花拥有复杂的词语和性质，展现出多样的侧面，是一种特别有魅力的植物。
第一部将主题确定为“审美意识的变迁”，从历时角度考察植物词语，追寻诗人那种看着枯萎衰微的美而引发的内心情感。公元前，美丽的莲花被描写为具有魔力的吉祥物。后来随着贵族文化的盛行，出现了喜爱枯萎荷花形态的“衰荷风潮”。另一方面，在诗歌中莲花也时常被用来形容美人。中唐张籍“江清露白芙蓉死”的诗句产生了新的审美意识。美丽的姑娘在美丽中死去。这句诗以六朝灭亡时期发生的事件为素材，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并因此产生了许多佳句。在此之前也有将芙蓉比喻成美人，吟咏其衰微姿态的诗歌，但是张籍的这一诗句，把以往那些在作品中扩散着的审美意识进行聚焦，形成一个明确的审美观提了出来。如果没有“芙蓉死”这一句诗，人们可能还不会注意到那种审美观的存在。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一位诗人的诗语而获得了新的审美意识。除了这一句以外，中唐时期还诞生了许多新词新语，开辟了崭新的意境。
第二部，乐府诗题《采莲曲》被各个时代所吟咏，我们对这一诗歌题材的诞生，发展和飞跃情况进行了探索。
第一章，考察了这一题材的诞生情况。最早的《采莲曲》是六朝梁武帝所创，不过，在梁武帝作品诞生之前该题材已经作为素材在很多作品中被使用，并且那些作品对梁武帝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可以说梁武帝的《采莲曲》是漫长历史中的产物。
第二章，围绕后世对李白所作《采莲曲》的三种解释，考察了从六朝到盛唐的这一期间内所创作的《采莲曲》。我们通过这些断定了对李白《采莲曲》的解释，进而指出了那是作者凭借《采莲曲》来表现自身的憧憬与绝望。第三章，19世纪法国人Hervey-Saint-Denys（埃尔维·圣·德尼）最早把李白的《采莲曲》介绍到欧洲，之后，德国的Gustav Mahler（古斯塔夫·马勒）将李白的《采莲曲》编入了交响曲《大地之歌》。我们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考察，阐述马勒对李白的诗歌产生了真正的共鸣。
回顾这三章，我们看到《采莲曲》这个乐府诗题描写了夏日阳光，清彻的湖水，婀娜的少女等理想化的美的世界。虽然理想化的美的世界的表现方法随着时代而改变，但是让生命充满喜悦的情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变。马勒把李白的诗编入《大地之歌》的时候，将题目改成了《关于美》，因为他从那首诗中看到了美的世界。
我们想通过本文的研究向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传递以下的观点。人们的日常生活，采莲、逗笑、恋爱等等，人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并不会因这个人的死而从这个世界上全部消失。在《采莲曲》这个乐府诗题中有耀眼的夏日阳光，有丰收，有年轻少女，有令人感到宗族繁荣的恋爱之心。受到感动的人们又继续编创这个乐府诗题，《采莲曲》所包含的这些内涵因此被代代相传下来了。那种感动超越了文化界限，传到了现代的欧洲。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乐府诗题《采莲曲》才有，其实决不是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中，糅进了我们自己以及过去无数人的生活情景。在平常说话时，虽是无意识的，但我们却时常都在与话中所包含的过去人们的行为和精神进行接触。
第三部“表示莲花的五种诗语”中，我们从｛莲花｝(2)为何拥有五种诗语这个问题出发，感慨于词语也拥有自己的命运，进而探索词语所拥有的意义。
表示｛莲花｝的诗语有“芙蓉”“莲花”“荷花”“菡萏”“藕花”等五种，它们有时出现在同一个作品中表示相同的意思，有时却宛如表示不同植物似的，显现出各自的特性。
譬如，“莲花”一词从汉代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个词在汉代使用得很普通，并显示出日后作为诗语被广泛使用的可能性。然而，在南北朝初期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印度佛教中受到尊崇的｛莲花｝被翻译成“莲花”，重要的佛典被译为《妙法莲花经》。受此影响，进入唐代以后“莲花”一词就再也无法摆脱佛教的涵义了。因为佛教涵义的干扰作用，“莲花”一词已难以用来比喻女性或描写普通的莲池风景了。总之，因为佛教的出现，“莲花”一词的意义发生了巨大改变。
日语中把｛莲花｝叫做“莲之花”。｛莲花｝被使用在佛教中，佛坐的是莲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问年轻人对｛莲花｝的印象，多数人会回答是佛教的花。也有人联想到葬礼，会回答是不吉利的花。倘若日本也有与佛教无关的词来称呼｛莲花｝，例如“芙蓉”“荷花”等，那么｛莲花｝给人的印象就可能会完全不同，会更被人们所喜爱。
又譬如，“荷花”这个词一般只用于描写风景。这个词仅在《诗经》里出现一次，后来就销声匿迹了，而“芙蓉”、“莲花”在这之后被广泛使用。假想倘若没有“芙蓉”、“莲花”这些词的话，当时可能会产生“荷花簪”、“荷花池”这样的诗语。然而，在当时那样的用法已经没有出现的余地，“荷花”一词也就承当了专门描写实景的功能。
转变一下思维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这五种诗语并非各自拥有命运、个性。赋予它们命运和个性的是这些诗语被使用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总体。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或有虔心信佛的，或有思念远方恋人却因无法倾诉而消沉郁闷的女性等等。这些人思想感情的总体赋予了上述词语以个性。
在第一部追寻诗语的发展变化轨迹时，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意识变革。语言吸收了那种意识变革并加以变化，传承后世。在第二部中，我们看到了乐府诗题一方面将美丽的世界隐藏其中，一方面又超越时代和文化将美继承了下去。在第三部的诗语研究中，我们看到了诗语的个性、命运，是由当时人们所拥有的精神聚合而成的。本研究虽然只是根据个别植物词语对诗歌中植物描写进行考察，但是我们认为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也许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诗语、其他的语言中去。
人们的精神会超越他们的意识被包含在语言中，留传后世。
在补说一“中唐诗歌在唐诗中的位置——对樱桃描写手法变迁的分析”中，我们特地将焦点放在从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通过对樱桃描写手法的考察，阐述了诗人与朝廷的关系是这个时期文学转换的一个主要原因。将吟咏樱桃的诗歌按时代顺序排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况：盛唐时期，朝廷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支柱，作品中可以看到对朝廷尊敬崇拜的强烈表现。但是，可能是以安史之乱为起因，在中唐元和年间以后，那种尊崇朝廷的感情从作品中消失了。
朝廷失去了向心力，咏法的传统格式被解除，诗人的精神像是变得自由了，又像是失去了方向。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时期，描写手法转为着眼现实、细致的东西，出现了大量的新诗语。不只是樱桃，在莲花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到盛唐为止，所述说的莲花绝大部分是红色的。但是，中唐以后出现了喜欢描写白色莲花的诗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藕花”成了诗语。从1992年本论文口头发表以来，许多研究者开始用同样的方法对许多词语进行研究，得出了方向一致的结论。这更加确切地证明了从盛唐到中唐期间描写手法的转变情况。
在补说二“《诗经》新解之尝试——以《周南·桃夭篇》《桧风·隰有苌楚篇》为例”中，我们尝试着用新的方法来解释《诗经》这一作品。即将《诗经》中结构相似的作品按要素区分，考察它们之间的关联情况。还有，不依照毛传以后的语注，而是直接从《诗经》的词语中探索其原意。我们使用这两种研究方法，对《诗经》《周南·桃夭篇》和《桧风·隰有苌楚篇》进行了重新考察。这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性研究。
在补说三“《诗经》评价在十九世纪的法译唐诗集中的体现”中，我们对埃尔维·圣·德尼在他著作《唐代的诗》序文中所述的关于《诗经》的看法，简要地归纳为三点，并作了阐述。作为一位文化背景完全相异的19世纪的法国人，在深入了解《诗经》的时候，他从中看出了诗经时代老百姓和平生活的生动形象。身处异文化圈的学者，不受儒教的影响，思想完全是自由的。在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思想影响之下阅读《诗经》，从而产生的那种新鲜感受，对于长期以来从事《诗经》研究的东洋学者来说颇为新鲜，并具有启发意义。
注：
(1) 当时的研究论文《中国古典诗歌中所吟咏的开花草木之变迁——从魔力到美》，刊登在《伊藤漱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学论集》，汲古书院，1986年。
(2) 本文第三部里，加大括号的｛莲花｝是“芙蓉”“莲花”“荷花”“菡萏”“藕花”等五种诗语的总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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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前言
序
第一部 荷衰芙蓉死——审美意识的变迁 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