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市民一觉醒来，认识到自己已经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和国旗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绿色区旗之下。一夜之间，葡萄牙的所有象征物都被撤下了，包括那幢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标志性建筑议事厅上的象征物。然而，正如葡萄牙总统若热·桑帕约在这一场合庄严宣布的那样，这是个“变所当变”的问题，尽管也要保护澳门作为“中国人和葡萄牙人所共同创造的一段历史之继承人”的身份。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看来，澳门主权的移交是中华民族统一之路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他意味深长地宣布，澳门回归祖国，正如两年前的香港回归一样，将会“积极推动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在欢呼“澳门问题的平稳解决”的时候，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谨慎地赞扬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领导。
我们注意到，对即将离去的葡萄牙人来说，主权移交是满怀乡愁的“帝国终结”的最后行动；对中国来说，这一事件被当作爱国主义的最终检验而予以庆祝。在澳门，很少有人私下或公开反对这一主流意见。让有些人大吃一惊的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部队进入澳门的时候，居然受到了人们的欢呼喝彩。但在澳门(其大多数居民出生于中国)，这是在展示对祖国的忠诚，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很显然，面对人口统计学的事实，葡萄牙政府没能构建一个清晰的澳门身份，也没能构建一套单独的价值体系，以定义一个这样的澳门，使之足以抗衡占支配地位的中国大陆的存在。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土生葡人社群当然是个例外。然而，许多年来，土生葡人由于移民而日益减少，他们的声音在澳门也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澳门的中国化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不仅仅是葡萄牙统治的符号已被中国的符号所取代，而且，即使在大街上，普通话口音也已经跟广东话相混杂。澳门的商店信赖江泽民主席的话：“在明天的澳门，所有居民，不管他们的种族和肤色，都有机会平等竞争，每个人都将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与自由。”葡萄牙的天主教遗产，事实上还包括很多澳门特有的旧中国遗产，都已经“进了博物馆”。尽管保护和重建的趋势在给澳门政府争光，但平衡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格局。这对任何一个游客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他扫一眼那些尚未完工的、甚或是已经流产的开发项目，从南湾的填海拓地，到氹仔-路环湿地的被毁，这些工程经常以牺牲澳门的自然和历史特征为代价。在环境规划上，澳门并非中国的典范和样本。正和香港一样，它明显已经沦为那种有缺陷的发展主义逻辑的牺牲品。这种逻辑，在临近的广东再明显不过了。
正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生动地说明的那样，澳门不可能不受到地区和全球力量的影响，尤其是它的旅游经济在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外部冲击，给何厚铧移交时的誓言增加了更重的分量。当时，他保证要构建一个“更稳定、更进步、更繁荣”的澳门。但是，凭借其独特的位置和环境，要想吸引投资，要想加速资本化，澳门就必须致力于构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像香港(或另一个层面上的新加坡)已经实现的那样。不敢作出这样的努力，就等于宣判澳门的经济和政治身份几乎等同于珠海或者任何一座中国内地的城市。我们还注意到，对澳门有利的是，中国内部已经开始向后邓时代的秩序转型：更注重管理，更强调专家治国，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亚太经济体中。最后，可以说，对于澳门(还有香港)自治的未来，最好的保证是中国自身的民主化。
但是，在葡萄牙统治的最后5年，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澳门的话题当中，占支配地位的，莫过于暴力犯罪和组织化犯罪的问题了。尽管犯罪和腐败这对孪生兀鹫一直是澳门现代史上的核心问题，但它从来都不是爆炸性的，也从未给澳门的旅游业带来损害。从19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一系列跟三合会有关的轰动一时的枪击案，澳门的形象随之一落千丈，游客人数急剧下降，赌博业收入步履蹒跚。很显然，尽管即将离任的葡萄牙总督韦奇立一直为法律和秩序问题而伤透了脑筋，但终归于事无补，这给北京提供了一个被迫修改《基本法》的借口：我这里指的是北京要求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
正如本书所展现的那样，澳门特殊的基础环境，它的历史发展，它数百年来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它的经济现代化，以及它对外来制度的移植——包括港英总督彭定康所说的至关重要的对法治的接受——全都在设法制造出一种澳门例外论，把澳门当作中国外围的一块西化飞地。事实上，部分葡萄牙化的、甚或是土生葡人化的天主教葡萄牙-中国文化，已经在澳门自我繁殖了许多代人，这种文化也起到了把澳门与香港区别开来的作用。在达伽马革命500周年的时限内，上面的很多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你不能把历史事实当作假设。
但是，在历史形成的过程中，人的作用和制度的发展可以像全球因素一样重要。我们应该抱着这一精神来评述1996年9月在葡萄牙政府治下所举行的澳门立法会选举的结果。这是一次竞争激烈的选举，吸引了破纪录的选民参与。最终结果有利于商业利益集团和亲华团体，土生葡人和民主派则铩羽而归。这很重要，尤其是因为——跟香港的情况不同——澳门立法会尽管是在公民权高度受限制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但却继续留在它的位置上一直运转到了移交之后。然而，不像香港(那里出现了很多要求直接选举立法机关的呼声)，澳门本地人对民主化的推动依然有限。2001年9月，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主持的第一次选举中，两位民主派人士获得了令人吃惊的胜利，但这并没有改变上述事实。最后，只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才能保护公民自由，使之免遭侵蚀。只有真正“透明而负责任的”政府——像何厚铧所保证的那样——才能恢复由于经济衰退当中的犯罪涨潮而受到严重侵蚀的合法性，才能保护它作为一个跟娱乐产业的自由化联袂出现的新型食利经济体。
倘若我有幸能获得读者信任的话，那么，不妨把后面的文字当作献给澳门丰富历史的一篇纪念和颂词来阅读。同时，在献上这份纪念的时候，我也会尽力避免自以为是。作为一部通史，我希望，这次对《澳门史》的修订，能够让它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跻身于最近几年出现的大量论述澳门的文字和译文的行列。这些著述有葡萄牙文的、中文的和英文的，其中有很多作品令人钦敬，有些作品就主题和分期而言是高度专门化的。在几近忽视——尤其是被外人所忽视了漫长的数十年之后，这是一个健康的趋势。总而言之，此类作品的绝对数量，不断拓宽的可用档案和文献材料的网络，研究和出版的自由氛围就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依然是澳门传统得以幸存的最佳保证——即便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至少是保存在纸面上。
杰弗里·C.冈恩
导言
今天，当中国的沿海省份都专注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所经历的这场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变革的时候，澳门便站在了其古老历史中的一个双重结合点上。作为葡萄牙的一个前哨，它的历史已经走过了450年。这个结合点，一方面涉及这一地区的政治转型：1999年12月20日，它将从葡萄牙人的政府转变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另一方面涉及经济转型：它将融入一个大中国区的经济整体当中，与中国的广东省相连，与香港和世界相连。澳门以不到50万的人口(2005年官方估计的人口数是449198人)，享有令人羡慕的人均GDP：2003年达到了19460美元。然而，这一人口分布从来就不完全是均衡的，这涉及社会中出现了分离的葡萄牙人、土生葡人(欧亚混血人)和华人。这些社群相对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自古至今都在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居民当中，中国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45%)与澳门出生的人(45%)持平，另外10%的居民则来自其他地方。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95%的澳门居民是中国籍，2%的葡萄牙籍，1%的菲律宾籍。但是，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每年有大量的游客涌入澳门，2004年游客人数达到了2500万[1]。
顺理成章的是，这样的政治人口统计学格局，对澳门的政治参与和行政管理来说，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这一地区不断改变的人口统计学基础和国籍基础对它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演变将会产生重要的后果一样。本书所要讲述的，正是澳门在整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其政治转型的各个阶段，同样还有它与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整合。
这座城邦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基督教世界的滩头堡，是西方观念的过滤器，是中国改革家们的避难所，是战时的中立基地，也是中国沿海的文化前卫(这一点更值得讲)。在其历史的这样一个结合点上，它的政治和文化遗产，还有它的政治未来，一切都悬而未决。重要的是，在澳门的倾向性——跟珠江口对面的英属殖民地活跃的政治气氛相比——即便不完全是投降和放弃而至少是尚不明朗的时候，把事实告知公众，让人们去争论。澳门作为赌徒天堂的永久形象并不完全是误解，但与此同时，这座城邦在1970年代初期成为一扇通向中国的大门，这明显改变了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广东地区而言。
1993年，中国颁布了《澳门基本法》，作为1999年以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这份文件反映了澳门的葡萄牙文化和遗产的特性。但与此同时，正如《香港基本法》一样，它也产生了关于澳门公民权利和自由等复杂的法律问题。而且，澳门的政治—法律情境跟香港并不类似。在香港，“改革派”的政府正试图加快民主化的步伐，而研究澳门的历史将会让我们看到：葡萄牙殖民地甚至早在英国殖民地建立之前就支持民主制度，这在东亚是绝无仅有的。
时代赋予澳门作为东西方媒介的关键性历史角色，以及与中国的藩属关系，这是它理应得到的；然而超出了它所应得的是：时代的兴衰变迁，给澳门的历史和建筑遗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既留在了颓败的现场，也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同样可悲的是，澳门历史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这座城市同样的命运。葡萄牙人1557年在这里定居，使之成为欧洲在东亚的第一座、也是最辉煌的一座(这一点尚可争论)前哨。书写澳门的历史，比起经历这段历史来，似乎排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当澳门在17世纪初叶为亚洲的平版印刷充当开路先锋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的情形。澳门在提供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上，也是领路者。另外，澳门还维持了传教士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最近几十年；这一传统关系到日本、中国和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地。
在葡萄牙人统治的任何时期，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都很少超过几千人，然而，澳门社会的卢西塔尼亚人标记依然是无法抹去的。在城墙之内，在那座把澳门地峡与辽阔广袤的中国内陆分隔开来的关闸的后面，一个中葡混血人和印欧混血人的社会在繁衍生息、兴旺发展。在一个庞大的海上贸易帝国的这个结点上，澳门凭着自身的资质脱颖而出，成为贸易中心，以及文化、教会和政治的中心(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帝汶岛一直是澳门的属地)。澳门不仅是葡萄牙的新技术和新思想(无论是世俗思想还是宗教思想)的传递者，也是新的政治信条——包括那些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信条的运送者。中国的改革家和激进分子们没有放过这样一些观念。尽管一直没有被复制到中国本土，但“忠诚议会”的双重制度，以及最重要的慈善组织“仁慈堂”，一起给澳门社会打上了它们的政治品格和社会品格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尽管是以经过改良的形式。
澳门地区
一条人口稠密的地峡，通过大桥与相邻的两个小岛——氹仔和路环——相连，今天的澳门很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填海拓地的面积几乎三倍于澳门最初的大小(19世纪约为10.3平方公里)。不过，传统的遗存，依旧可以在人文景观和建筑物中看到。对游客来说，以及对澳门旅游业的繁荣来说，最明显的特征是那些要塞(大炮台)，以及曾经守卫这块殖民地的军事据点(这倒未必是为了抵挡来自中国的侵袭，而是为了抵御商业竞争对手，即荷兰人)，还有就是商业资产阶级(最初的买办)的大本营——南湾区。就像明信片上的图画那样，圣保禄教堂及学院的前壁(大三巴牌坊)是澳门教会遗产的标志性建筑；从1583年起，澳门就被称作“圣名港”。自1915年以降，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更为人知的是广东人给它取的名字“新马路”)就一直是中国沿海建筑的象征，海外华人把它复制到了东南亚各地。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庄严的中央酒店，澳门的现代繁荣长期以来所依赖的最初的娱乐场。但是，如果说197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形象是围绕亚马留总督那尊骑着骏马、手握马鞭、躲避中国刺客的雕像而设计的新葡京酒店娱乐场的话，那么1990年代后期的象征性形象，就是那幢傲视群雄的中国银行大楼了。它耸立在那里，像雕像一般，俯瞰着氹仔和路环。
然而，文化和建筑的传统遗产已经变得脆弱易碎。到处都在弃旧图新。只有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可能是例外，那里没有太多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亚洲变种，经济实用主义实际上起到了保护这两座城市的作用。澳门的传统遗产所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对财神爷的崇拜——在过去几十年里，无论是对游客还是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一点都实在再明显不过了。政府遏制这种退化的努力，尽管值得称赞，但如今看来，似乎也只是维持现状而已。
氹仔和路环地图
澳门史的书写
说来也怪，澳门历史的书写(不包括政府和教会官员留下的历史文献)，其筚路蓝缕的草创者，竟然是一个名叫龙思泰的瑞典人，他的著作《葡萄牙在华殖民地史略》[2]1836年出版于波士顿。龙思泰是瑞典驻澳门荣誉领事，从前是广州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很好地利用了现存的澳门文献档案。龙思泰对澳门史的贡献，就是揭示了葡萄牙人自称是澳门至高无上的主人与葡国政府按年向中国支付地租的义务之间的矛盾。正如龙思泰所揭示的那样，英国1842年为获得对香港的条约权利而采取的行动，导致了葡萄牙官员用了40年的时间来寻求与中国缔结一份必不可少的条约，以承认葡萄牙的主权。这就是1887年批准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龙思泰的这一开拓性的探索，部分程度上加速了葡萄牙人研究其在澳门的殖民地的历史。其中值得注意的有曼纽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研究澳门华人的历史社会学的开拓性著作(1867)[3]，以及本托·达弗兰卡的《澳门史》。后者是一部源于已出版的材料和本地文献材料的历史著作[4]。而在这两部著作之前，则有《大西洋国》杂志，这是一份关于澳门历史的本地学术刊物，自1865年开始出版。
第二部用英语写成的关于澳门的著作，是在很多年之后才出现的。这就是徐萨斯的《历史上的澳门：新旧中国的国际特征》，1902年在上海出版。此书在澳门颇受欢迎。然而，当徐萨斯于1926年在澳门出版此书第二版的时候，所有印好的书全都被政府查封，并付之一炬。新增的章节指控葡萄牙当局管理无能，并建议国际联盟接管，从而让地方官员忍无可忍。这一版本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正如198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重印这部著作的导言中所言，《历史上的澳门：新旧中国的国际特征》依然是用英语写成的唯一一部关于这块葡萄牙殖民地从16世纪草创直至20世纪初的历史[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萨斯这部著作的葡萄牙译本，后来在澳门的教育系统中充当了学校的教科书。[6]
正如现代时期的澳门由于缺少一所大学而阻碍了历史研究一样，从跨学科的观点看，私立东亚大学在1981年的建立，给了澳门社会研究一个额外的促进因素。很多关于澳门的历史、文化、经济和制度的现代学术成果，都被收录在R. D.克里默所编辑的《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一书中，书中所收论文的作者都是东亚大学的教师(从1991年起，这所大学改组为公立澳门大学)。就方法而言，这部著作是折中主义的和百科全书式的，是一部最有用的澳门历史知识概览。该书于1991年出版了修订版，补充的章节强调了经济转型，修正了第一版中“向后看”的偏见[7]。关于澳门的文献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就是R. L.埃德蒙兹1989年出版的研究澳门的英语著作的选注[8]。
葡萄牙的政治变革，尤其是1974年导致清算葡萄牙帝国的一系列事件，结合文化上的自豪感，刺激了葡萄牙人和澳门本地作者对澳门历史的研究。在这方面，葡萄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根本性的。尽管澳门的文献档案的编纂及出版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但只是到了1980年代，宗主国国内的政治气候使得获取文献资料变得更加容易。在新的前提下，并按照现代路径所进行的文献的重建和重组，为澳门史的研究提供了主要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基金会、澳门基金会和澳门文化局所扮演的角色。葡英双语杂志《文化杂志》(Revista de Cultura)为本地高水平的历史研究(与精密复杂的图形复制相匹配)，提供了一个重要论坛。杰出的本土历史学家文德泉，连同研究葡萄牙海上帝国的重要学者查尔斯·博克瑟教授，因为各自的澳门史研究，而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国际声誉。年轻一代的汉语和葡语学者，也给本地的学术研究打上了他们自己的印记[9]。本地文人学士对澳门过去的这种重新审视，对未来当政府资助很可能更加困难而且更少同情的时候，将是很有用的。
澳门大学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澳门的任何政治史(相对于严格的经济史而言)都必须解释葡萄牙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兴衰变迁。就葡萄牙史而言，这涉及王国政府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就中国史而言，则涉及明代、清代、民国和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的是，在澳门，就像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一样，葡萄牙人对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广东的地方当局都十分敏感，而对官员的权力，对遍布珠江三角洲的亲属网络，则充满感激。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在澳门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澳门的民众抗议，近乎破坏了葡萄牙的主权。诸如此类的行动，无论是带有阶级的特征并被经济境况和经济动机所驱使，还是澳门说广东话的多数派对爱国诉求的回应(那些葡萄牙人理解不了“血浓于水”的公理)，这样做都是非常危险的。
看待问题的另一种方式(非常流行)是把澳门看作是一个最小的实体——与香港、台湾地区和大中华区的海外华人社会相比[10]。这种聚焦唤起了不同的回声，无论是在新加坡、台湾地区，还是在澳门，都毫无疑问，与邻近的广东类似，澳门华人当中长期存在的、跨境的语言、文化和家庭纽带，以及澳门和香港同胞的海外华人投资(尤其是在广东的珠海及邻县)的动态化影响，当它遇到资本流动的时候，都不得不让位于一种近似于实际上的“无边界国家”的经济地方主义的新感觉。
有人觉得，澳门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史学传统，但这种感觉在澳门尚没有被普遍接受，无论如何，至少在古典研究的领域之外是这样。倒不是中文著述忽略了澳门；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在中国的改革家和激进分子手中，中文媒体就已经深深根植于澳门，并具有了一种政治品格，但是，其关注的目标是中国本身的政治变革[11]。葡萄牙的秘密警察负责维持澳门的现状不出问题，至少是不公开找麻烦。然而，现如今，占优势的汉人世界观对本土解释所发起的挑战属于不同的口径[12]。除了政治需要之外，纯粹的人口统计学数据也使人想到，事情就是如此，尤其是当移民在土生葡人的身上打下其标记的时候——他们是葡萄牙—天主教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只不过与宗主国葡萄牙人比起来数量相对较少。
澳门远景
在澳门历史的书写中，你还会意识到，作为一个商贸、艺术、宗教和文化之地，这个城邦自身的内在动力，还有它对地方史的特殊贡献。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澳门人民——葡萄牙人、土生葡人和华人——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而且在政治制度领域，都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贡献和馈赠，忠诚议会就是其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例证。[13]
在澳门的审查制度以及政治与教会干涉的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学术自由，从未有过这样的研究兴趣，而且——多亏了澳门历史档案馆——从未有过这样的便利，能够轻易获取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因为所有这些理由，所以尚留有空间和机会，使得我们能够作出相应的努力，用英语记述澳门法律、政治和经济的历史。
澳门史主要的成文原始资料如何呢？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些材料也经历了时间的兴衰变迁。据当地人说——没有理由怀疑——涉及澳门早期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都在1835年那场摧毁圣保禄教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龙思泰——多亏了萨拉依瓦主教的帮助，他接触过这些文献——通过出版保护了一些文献，另外的都散佚了[14]。说到现代时期，驻澳门的外国使团的记录。特别是1842年以后，当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不止一次地要求最古老的政治同盟(英葡之间)在动乱时期提供帮助的时候，那些被收进港英当局记录中的文件和报告，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材料。在民国时期，澳门葡萄牙政府的社会和政治文献，都被完好地保存在历史档案馆里，尽管红卫兵在1967年袭击了议会图书馆，以及只保留40年的法律，但它们还是为这一时期的文献材料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这些文献的陪衬，一方面有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遗稿，另一方面还有分散在各处的关于澳门的中文记录，尚待透彻的学术研究。
历史分期
那么，我们如何给澳门的历史分期呢？显然，中国的历史学家看待这个问题，完全不同于葡萄牙的官方版本。传统上，后者总是试图把澳门史看作是葡萄牙国家荣誉的一个方面[15]。事实上，关于确定由澳门相对于中国方面实现的自治的程度，龙思泰的方法非常恰当，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它给出了在起草澳门1999年后的50年过渡期内的基本法上中国所扮演的支配性角色。这样一种方法，让我们看到了三个主要的时期。[16]
就政治法律而言，澳门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横跨了大约300年，即从1577年葡萄牙人开始每年先后向中国明、清两朝统治者支付地租、着手殖民的时候起，到1849年近代时期开始。当时，葡萄牙人摧毁了中国人的海关，从而拒绝遵守上述安排。这一漫长的时期(在此期间，葡萄牙人逐步建立了其亚洲藩属国的网络)，还见证了澳门作为一个连接横跨辽阔时空的葡萄牙海上帝国的主要贸易中心的崛起与衰落。它还见证了一个早期公民社会和一种有特色的地方政府形式在澳门的确立。这种政府形式在东方是独一无二的，它建立在准民主的原则之上。就葡萄牙天主教社会的形成而言，这要归功于一个混血族群：土生葡人。
随着18世纪末中英贸易的开展而带来的西方商业主义的挑战，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清朝在西方列强手里所遭受的各种掠夺，为葡萄牙人重新界定这片领土的关系和身份提供了新的契机。就这样，争取对澳门作为一块葡萄牙殖民地的主权的行动，在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达到了顶峰。根据这一条约，中国正式承认了葡萄牙对澳门的主权，这段时间可以看作是第二时期。关于葡萄牙放弃藩属身份的激烈争论，证实了中国人眼里的“不平等条约”的反常地位。然而，从澳门(或者至少是从葡萄牙人)的观点看，自1887至1967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这些年(此时，葡萄牙的权威事实上已经被亲共的资本家利益集团所取代)，可以称之为捍卫主权免遭中国掠夺(既有感觉到的，也有真实存在的)的时期。在这一现代时期，葡萄牙和中国都在1911年改朝换代，政体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一点儿也不奇怪，澳门发现自己正处在由此引发的重大政治变革的旋涡里。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使是在日本入侵中国和香港从而造成浩劫的时候，日本人也对澳门的中立予以尊重，非但没有破坏，反而确认了政治现状。
1764年的澳门地图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时期，始于1967年将主权实际上交给中国，延伸至1999年葡萄牙将澳门的管理责任完全移交给中国。尽管按照基本法的定义，它在此后的50年里有着高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自治。在澳门，甚至在香港之前，政治利益集团就已经在改革派总督们的支持下，把政治权利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在土生葡人当中，而且还在以往不大关心政治的华人当中。在很大程度上，澳门的这次政治复苏，要归功于1974年葡萄牙人的革命把萨拉查卡—埃塔诺政权将近50年的独裁统治推向了终结。然而，相对于在一位改革派总督统治下的香港，澳门政治言说的边界则划得更加封闭，民主的空间更狭窄地限定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在这里，中国的政治存在比在那块前英属殖民地更切实。
然而，这样一个法律—外交框架，却遮蔽了更为根本的澳门经济基础的改变，这些改变与人们广泛注意到的殖民地未来的摇摆不定相一致。更严重的是，它还遮蔽了中国沿海商业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在经过各种错误的起点之后)所带来的根本的、革命性的后果。
同样，我们可以标示出澳门发展中的四个不连续的经济阶段，部分程度上，这一发展必然引导着本书的组织。
最后，我们首先应该承认澳门在东半球远程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荷兰人确立其在亚太地区的商业霸权之前，这样的贸易一直被伊比利亚列强所垄断。葡萄牙人通过迁就地方上的中国官僚当局，把自己纳入中国的藩属体系当中，从而成功地赢得了利润丰厚的中国—日本—马尼拉贵重商品贸易的专营权，而它主要的欧洲竞争对手在这方面却失败了。更有甚者，它还赢得了印度经由马六甲和果阿的贵重商品贸易的欧洲轴心的地位。
第二个时期，始于17世纪初叶对日贸易的崩溃，直至18世纪初叶，冉冉上升的欧洲重商主义强国——英国——的闪亮登场，与澳门的衰落正好同时。另外，这也是一个调整时期，为了生存而选择从事地区性的(或者说是亚洲内的)贸易。尽管丧失了它对中国进出口的垄断，但那些以澳门为基地的商人们(葡萄牙人、土生葡人，还有华人)却遍布于通往帝汶岛、婆罗洲、越南，甚至是印度的海上航线，经营范围涵盖了适销对路的各种商品，并建立在一个复杂的地方政治联盟和藩属网络的基础上。
第三个时期，始于19世纪末，与分别建立于鸦片和赌博业基础上的食利经济的发展正好同时。在澳门的赌博业依然繁荣兴旺的同时，澳门经济史的第四个时期实际上在描述着这样一个过程：今天它依然在被打造为一个有其独特地位的城邦，不仅是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产业中心(像战后时期发展出来的那种)，而且是连接中国内陆、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一个关键性的信息、交通和金融的中心。
综上所述，我们还试着在这项研究中提出如下问题：在澳门的政治自由、法治和民主的古老传统中，有哪些会在澳门得以继续保持？就算这一传统被削弱了，那么，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暴发户的崛起，以及公民社会的扩大——澳门自身在1974年之后作为一个民主政治实体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又如何能给移交预备阶段新的政治要求提供促进因素呢？更重要的是，展望1999年后的澳门，这些要求将如何表达出来，并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呢？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澳门独特的政治-法律传统和文化遗产，在1999年后的澳门会留下什么呢？
那么，作为一部历史社会学著作，本书所采用的方法，既是年代学的方法，也是分析的方法。在描绘澳门的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历史的主要轮廓的同时，本书还试图鉴别这一地区迄今所经历的经济和政治变迁中的主要变动，既考虑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考虑国际体系的改变。
关于本书
第1章试图解释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澳门在一个正在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内，以及作为藩属，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秩序之内的远程贸易中所扮演的横跨整个东半球的双重角色。
在第2章，焦点将转到澳门作为中华帝国外围一个纳贡城邦的创建和确立，连同它作为一个在远东独一无二的准自治、准民主的政治实体的崛起。
第3章试图描述那出错综复杂的政治和法律的大戏。在这出戏中，葡萄牙人试图从大清帝国的手里取得对澳门的完整主权。
第4章描绘澳门独一无二的、分别建立在鸦片种植体系和赌博业的基础之上的食利经济，它为这块殖民地的早期工业化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