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自澳门建立以来，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就一直既取决于与邻近地区的关系，也取决于与广州当局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与帝国首都的关系。中国南方不仅在那场导致满清覆亡的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而且南方重镇广州，在辛亥革命之后也成了激进阴谋(既有来自国民党方面，也有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温床。而这些阴谋活动，常常蔓延到了葡萄牙和英国的殖民地。本章试图定位葡萄牙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尤其是在与北京调停澳门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以及与此同时在处理是否有权控制广州及周边地区的问题上，它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扮演这样的角色可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1.澳门与葡萄牙共和国
1910年，葡萄牙王室家族被逐出里斯本，君主政体随着末代国王曼努埃尔二世的被放逐而寿终正寝。在葡萄牙，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悲痛。尽管有顽固的君主主义者的支持，但在最后的时刻，军队撤回了至关重要的支持。结果，共和国乘着公众狂热的波浪，姗姗而来，即使在16年之后，当萨拉查领导下的“新国家”在军人的引领下出现的时候，它的政策随之而破产了。本质上，尽管共和国有反教权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还是与公众渴望改变的情绪一拍即合。
1889年的澳门地图
不消说，君主政体垮台的消息在澳门制造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正如一位英国分析者在解析这一系列事件时所说的那样，在澳门，人们的忠诚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一方面是亲君主制分子(通常是“富裕阶级”)，另一方面是共和主义者(支持者当中包括军人，尤其是那些有望获得更高薪水的海员)。但是，尽管澳门总督马葵士(1909-1910年在任)遵照来自里斯本的电报指示，匆忙宣布澳门支持共和政体，可葡萄牙驻香港领事馆以及海港里的一艘战舰上都继续飘扬着王国政府的国旗。此外，在接到来自里斯本的指示之后，总督不得不驱逐了耶稣会士和圣方济各会修士。除了主教之外(他获得了豁免)，大多数神职人员都离开了殖民地。1910年11月25日，不顾指挥官的反对，士兵和水手们联合起来，向总督的官邸进发。有人劝阻他们不要全体进入官邸，于是他们推举了一个代表团，要求总督严格执行里斯本的命令，驱逐主教，改变汇率。当难以驾驭的人群蜂拥着闯入总督府的时候，只是在马葵士夫人的规劝下，他们才悻然离去。总督明显是在强迫之下，才答应了代表团的要求，包括地方上要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保护的要求，尽管后来搞清楚了，里斯本不可能作出这样的保证。马葵士递交了辞呈，起程前往香港，他的职位由首席大法官韦杜博士暂代。尽管考虑到武装部队当中令人担忧的纪律崩溃，英国人有理由担心其侨民的安全，但首先浮现在他们心头的，多半还是这样一种威胁：中国会让澳门天翻地覆。部分华文媒体——无疑充斥了它们自己的共和主义以及地方沙文主义——对君主政体倾覆的消息表示欢迎，号召强行驱逐葡萄牙人。在他们这一方，清朝——正处在帝国的末日——在与澳门交界的边境地区动员了额外的军队，并从附近地区调来了几艘军舰。英国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无疑被澳门政府的行为给激怒了，因为它把赌博合法化，并允许利用澳门作为渠道输入武器到中国。[1]
无论如何，清朝的官文注定是短命的，一个中国自己的共和时代近在眼前。
2.澳门与辛亥革命
最近一部关于澳门的葡萄牙语著作承认了这块殖民地利用其对中国的领土中立，从而扮演了知识分子和政治激进分子的避难所的角色[2]。葡萄牙的稳定，对公民自由的捍卫，包括对政治难民的尊重，乃至坚实的理性基础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使得这块葡萄牙殖民地成为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尽管对于何种行为能够在政治上得到宽容有着清楚的限制。在这个革命的时代，除了中华民国未来的总统孙中山及其共和主义支持者之外，澳门还收留过共产国际的秘密成员。大清王朝崩溃所导致的社会混乱，以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也产生了大批的难民，成千上万的人洪水般地涌进澳门。
1892年，孙中山揣着香港西医书院的博士学位证书，说服镜湖医院(由澳门华人在1871年建立)的董事们，允许他在这里执业行医。布拉加解释了这位年轻的医生如何在澳门的草堆街着手开设一家小诊所或称药房(中西药局)。尽管从医学的观点看并不怎么成功，但孙中山还是成功地在澳门年轻人当中聚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追随者，努力培养推翻满清统治的意识。他们的活动在组成一个被称作“兴中会”的团体的过程中具体化了。清朝当局风闻了孙中山的活动，便向葡萄牙人施压，要他们交出这位自封的改革家。尽管孙中山由于没有葡萄牙的执照而不得不离开镜湖医院的岗位，但他的政治工作却在继续展开。当清政府悬赏5万美元买他的项上人头的时候，孙中山的支持者们便为他们的领袖寻求——并且得到了警察的保护，虽说孙中山也不得不停止在这个从前的中立地区搞政治活动。[3]
澳门南湾
尽管我们在第3章中把澳门公民社会的崛起跟印刷资本主义(尤其是葡文媒体)的崛起联系在了一起，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华语媒体在这一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一个华人居民占绝对优势的殖民地。在澳门，我们还可以把华文媒体的崛起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发展，源自于孙中山与一位名叫飞南第(生于1863年)的欧亚混血贵族子弟之间的友谊。此人会说中国方言、英语和葡萄牙语。飞南第利用自己的家族与慈幼印书馆之间的关系，在1893年7月创办了一份周报：《镜海丛报》(EcoMacaense)。孙中山在这份报纸的华文版上发表了他最早为人所知的政治作品。这份报纸不仅恶毒地进行了排满宣传，而且还在海外华人当中、在葡萄牙和帝汶岛广为流传。[4]
19世纪末出现的另外几份报纸则为维新和立宪辩护。其中最重要的是《知新报》，是由保守派改革家康有为创办的，不过是由他的兄弟和其他合作者管理。这份报纸由水坑尾街的一家事务所出版，时间从1897年1月21日到1901年1月。正如一位研究澳门华文媒体的葡萄牙学者所写的那样，《知新报》成了南方维新派的一个重要宣传论坛。这份报纸的继任者是一位名叫何穗田的富商创办的《濠镜报》。除了跟当时的革命潮流同调合拍之外，何穗田还直接支持孙中山[5]。这份报纸——或者说是另一份由康有为的追随者梁启超出版的葡萄牙文版，称作O Reformador da China(中国改革家)——在澳门设立了“保皇会”的分支机构。[6]
孙中山与澳门的关系也是带有情感色彩的。孙中山的出生地是中山县翠亨村，距离澳门30公里，至今依然是一个深受旅游者欢迎的目的地。据格德斯说，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在板障堂街的一家鞋店工作。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无疑听说过太平军造反的故事，他的一位叔叔显然参与了这场造反。1878年5月，12岁的孙中山第一次探访国际化都市澳门。在这里，他无疑受到了那些试图反清复明的秘密社团的活动的影响，同样也受到了康有为的知识观念的影响。[7]
孙中山
在以后的岁月里，孙中山还在去中山的途中多次重游澳门。在一次这样的探访中，孙中山被牵扯进了所谓的反清“四大寇”，尤其是杨鹤龄，孙中山就住在他位于水坑尾巷的寓所中[8]。然而，孙中山在澳门的活动，其高潮是那场夺取广州政权的流产努力。这次行动被称作“1895年广州起义”，孙中山预期有2000名“同党”支持。英国的材料相信，这些人是乘坐驶往珠江的轮船“波丸”号去澳门跟孙中山会合。据英国人的档案：
所有跟这次流产的革命有关的人，都是那些成天跟欧洲人厮混并习染了奢谈变革和进步嗜好的人，而另外一些进步华人，他们要么是出于从前的经历，要么是由于跟上述人士的交往，都害怕自己受到牵连，纷纷逃到香港……或新加坡去了。[9]
尽管他的有些同事被抓起来了，并且被处死，但孙中山又一次在澳门找到了避难所。葡萄牙人再一次拒绝把孙中山交给清朝当局，而这位造反领袖则打算逃之夭夭。在这次行动中，孙中山得到了他的朋友、出版家飞南第的帮助，他把孙中山藏在自己位于下环正街的寓所里。1895年9月22日，孙中山溜出了澳门，在几位英国朋友的协助下，乘坐日本轮船溜之乎也。然而，孙中山与澳门的联系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这位未来的中国革命领袖都曾在回中国老家联络革命运动的途中经过澳门。[10]
国父纪念馆
孙中山旅居澳门所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19世纪末“洪门会”的创立。该会打着体育协会的幌子，因而被澳门当局认为是无害的。连同孙中山在海外华人当中建立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一起，澳门洪门会也大力支持推翻满清政府的运动。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讨论的那样，直到1946年12月，由于担心广州地方当局会操纵该组织，才下令将洪门会解散，其成员也被赶出了澳门。[11]
此外，1895年的起义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广东巡抚遵照北京的指示，堵住了改革之路。这引发了像康有为这样的亲君主制维新派和孙中山的排满民族主义共和派之间的大分裂。在澳门，维新派在1901年10月坚持出版了最后一期葡文版《知新报》，便宣告它的终结。[12]
孙中山
随着维新派的衰微，激进的路线便占了上风，虽说是处在地下状态。在华政厅——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有点类似于特务机关，负责审查书刊、剧院和颠覆活动的眼皮底下，亲孙中山的阵营通过秘密社团、商会、工会和俱乐部(全都是合法注册的组织)搞地下活动。到1905年，革命潮流的影响力特别强大，同时出现了针对美国商品的联合抵制。这年9月，同盟会在南湾街41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13]。很清楚，尽管葡萄牙人从未正式宽恕把澳门用作反清颠覆基地的行为，但他们也没有走极端——像港英当局那样揭发反清革命者。
孙中山多方面努力颠覆满清政府的故事——范围从他在日本、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的海外华人当中的活动，到他支持从越南发起武装行动——不应该让我们在这里止步不前。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葡萄牙当局被置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即：一方面，他们需要跟清朝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广州的现状，如何把这两者协调起来便成了难题。由于广东的临近地区因地方当权者的家人纷纷逃到广州城所制造的混乱而骤起波澜，澳门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一系列事件当中。1911年5月，不同的清朝当局都警告澳门不要支持革命党人，甚至要停掉从澳门到广州的日夜班轮。在1911年5月24日的一封信中，两广总督警告澳门总督，如果澳门为叛乱分子提供通道或庇护的话，将会危及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友好关系。葡萄牙的官方通信记录显示，澳门总督基本上答应了这一要求，并指示警察总长监视革命党嫌疑分子。很明显，葡萄牙人并不希望损害当时依然在进行中的与北京之间的勘界谈判。这不是什么秘密协定，而是香港的报纸公开报道的。同样是这些报纸，还报道了两广总督派密探渗透到香港和澳门，以确保这些监视措施能够继续下去。11月中旬，葡萄牙派出了炮艇“澳门”号，驶往广州的国际殖民地沙面岛，以维持秩序。[14]
尽管澳门民众，像他们的香港和海外同胞一样，也庆祝清朝的垮台，但澳门并没有出现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像1911年晚些时候在香港所发生的那样[15]。葡萄牙人也没有被难以控制的民众所激怒，以至于像香港那样，采取严厉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来维持秩序。
从知性的角度看，1911年的中国革命也回报了澳门。达席尔瓦曾写道，中国的新秩序刺激了澳门新闻出版业的繁荣。政治观念，还有当时的混乱事件，都在报纸上得到广泛的讨论，像《澳门通报》(1913年创刊)、《澳门时报》(1916)、《澳门日报》(1917)、《濠江晚报》(1920)、《平民报》以及《民生报》(1924)。在1930年代，《朝阳日报》、《大众报》(至今依然在出版)和《新声报》，“充当了在澳门及邻近地区的华人中间鼓动爱国情绪的工具”[16]。
袁世凯
3.澳门与中华民国
众所周知，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在澳门逗留过一段时间。这次探访，孙中山住在当地望族卢家的祖宅里。有一张摄于1912年5月的老照片，显示的是孙中山在卢家娱园的春草堂，站在他旁边的有卢廉若、胡汉民以及他的女儿、秘书等人[17]。葡萄牙人在接待中国领导人时的这种宽容，与英国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一方面对广州新的政治情势——尤其是在它煽动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激进主义方面感到神经紧张，另一方面对革命党人或许会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满怀忧惧。[18]
1913年，广东宣布独立，不承认英国人支持的袁世凯，孙中山于1912年2月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让给了袁世凯。据英国的文献材料，这是孙中山6月份访问澳门和香港的结果，也是与前广东都督、孙的私人秘书胡汉民密谋的结果。孙中山在澳门的联系人据说是一个名叫陈席儒的富商和广东人的领袖[19]。孙中山还在澳门找到了一位强有力的盟友，这就是他的哥哥孙眉。[20]
有一伙革命党人逃到澳门，他们极力向广东和广西施加压力，要这两个省支持反对中央政府的革命。最后，在来自葡萄牙人和香港英国人的压力下，这伙人试图撤到马来亚的槟榔屿去。[21]
随着独立的宣布，局面就完全变了。如今，是广州寻求来自澳门的合作，要求引渡那些被认为到处播撒骚动和混乱的种子、密谋反对中华民国的逃亡者及其他心怀不满者。正如澳门总督在答复广东都督1913年12月20日的特别引渡请求时所说的那样：
关于您所提到的这些华人，我敢保证，在澳门，他们没有密谋反对中华民国，也没有发动鼓吹任何反中华民国理想的宣传。
总督重申，他会把任何反对中国的革命者从澳门赶走。这也是英国人在香港的政策。
1914年7月，当广州试图让澳门把一个被称作“白狼会”的政治小集团驱逐出境的时候，问题再一次出现了。这里提到的是一个由从前的东京中国留学生所组成的团体，他们与一些反民国的军队结成了联盟，威胁要针对袁世凯政府搞第二次革命。据说，这些造反者已经在香港得以重组，密谋在澳门搞一次再联合，在中国南方港口制造“骚乱”。无论如何，澳门当局的答复是，南方的麻烦，更多地源自于海盗在西江一带的活动，而不是阴谋者的行动。[22]
当袁世凯于1915年12月3日登基称帝的时候，共和主义者们担心受到迫害，纷纷逃到澳门寻求庇护，尽管北京坚持要葡萄牙承认这些人是“强盗”。米那总督(1914-1918年在任)是葡萄牙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他以自卫的姿态回应道，这些人都是“政治难民”，而不是所谓的“强盗”。总督的支持得到了孙中山本人的承认，1916年6月23日，他从上海写信给米那总督。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用法语草书写道：
澳门土生葡人家庭(约1900年)
亲爱的总督：
我很高兴能向您表达我诚挚的感谢，因为您能够在很多场合把极度的善意给予我政治上的朋友，特别是在最近发生在离澳门不远的一系列事件中……我敢肯定，这些感激之情会被中国所有共和主义者所共有。
因为您对我们如此富有同情之心，我对您最深的谢意真是无以言表。
我敢肯定，当我在这封信中为表达这样的感情而斟词酌句的时候，我所要表达的一定是中国所有共和主义者的真实想法。
我亲爱的总督，我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尽快恢复秩序与和平，好让我们能够与葡萄牙共和国合作，以葡萄牙共和国为榜样，在我们国家践履一个愿意实现民族抱负的政府所应当奉行的那些原则，奠定其赖以立足的根基。
我亲爱的总督，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23]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对葡萄牙政府来说，中国革命既创造了机会，也带来了难题——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在政治方面，澳门所面临的难题是，在坚持地区中立的同时，而又无须危及它的老传统：为造反者(包括这位中国革命之父)提供庇护。例如，在1920年，当广东政府请求澳门允许它任命一位外交代表常驻澳门的时候，澳门把这个问题推给了里斯本。然而就在同一年，澳门与广东达成了协议，条款中就包括为中国军舰进入澳门港提供便利。[24]
然而，官方对孙中山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尤其是在他1921年选举广州国会并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职位的时候。正如澳门总督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各国派驻北京的外交使团都不承认这次选举，但无论如何，澳门却不得不与广州当局周旋。然而，他警告：
孙中山是广州沙文主义的典型；许多年前，当局在来自欧洲医生们的压力下，决定禁止他在澳门执业行医。有人相信，由于这一经历，他不想站在我们这边；此外，众所周知，他所结交的那些人都是对我们抱有深刻反感的人；很有可能，BNU所接洽的贷款谈判会很危险——这样一次失败肯定会让席尔瓦总督深感失望。[25]
然而，正如英国媒体所监视到的那样，双方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周旋余地。1922年7月26日的《士蔑西报》和《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都记述了孙中山和他的儿子孙科在澳门的活动。有人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孙科实际上从葡萄牙当局那里得到了许可，允许他流亡期间在澳门居住。这个消息被刊登在澳门的《自由主义者》(O Liberal)上(1922年7月30日)。
4.海盗(1910-1914)
革命(或者说至少是清朝的垮台)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海盗行为和贼匪行径在边境地区和珠江三角洲诸岛的爆发，部分是被遣散的清军和民兵干的。荒谬的是，这使得中华民国、英国和葡萄牙不得不展开军事合作，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逃到三不管的无主土地，这些盗匪有效地摆脱了三个相关国家的控制，完全操纵了一个国中之国。
从1910年7月初开始，为回应来自相关中国父母的抱怨，葡萄牙人成立了一支大约60人的军队，去营救被绑架并被扣押在路环岛上的华人少年。但是，在进攻阵地的时候，葡萄牙人反倒遭到了一伙大约2000人的武装匪徒的袭击。双方都有伤亡。接下来，在中国人协助下，葡萄牙人试图封锁这座小岛，想用饥饿逼迫这伙海盗投降[26]。7月20日，在炮轰那些处于中国炮艇严密监视之下的村庄之后，44名海盗束手就擒。7名被绑架的中国男孩被救出[27]。11月对这伙匪徒进行了审判，其中大多数人被判处在帝汶岛监禁劳役20年。
1912年，英国殖民地香港也饱受长洲和大屿山周围的绑架勒索和海盗行为的折磨，不得不请求葡、中、英三方联合行动，以对付这些海盗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被证实为大横琴岛。用英国总督的话说：
毫无疑问，澳门本身就是一个海盗出没之地——长洲事件中所使用的舢板就是在那里找到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此言不虚——而且，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尚在争议的三座小岛，即湾仔、大横琴和小横琴，眼下处在两国政府都不管的状态，没有警察和军队把那些不受欢迎的家伙拒之门外，成了亡命之徒的一个便利而安全的庇护所。
说到一次涉及中国军队的征讨，葡萄牙人担心的是，它会不会损害自己对这几座岛屿的主权主张，这一权利先前就被追击海盗的中国军队破坏过。然而，要是没有葡萄牙人的合作，没有最高级别的保密措施，这项使命无疑会泡汤。官方通信显示，三个相关国家并没有达成一致。葡萄牙人甚至不愿意承认海盗的大本营是大横琴岛。恼怒之下，英国人于8月7日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派到了澳门，协商中葡联合征讨的事，同时根据指示撤回英国海军的帮助。[28]
海盗出没的珠江口
正如华文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据透露，9月20日早晨，那座被认为是海盗基地的小岛被很多中国的和葡萄牙的武装船只包围了。然而，一支由2000个中国人和300个葡萄牙人组成的军队登上了小岛，却发现岛上杳无人迹，因为海盗们已经预先得到了消息。正如英国的文献资料冷嘲热讽地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甚至公布了这次征讨的事实，以抬高他们的声望，贬低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小股葡萄牙军队[29]。事实上，葡萄牙人一直怀疑，中国人心里所惦记的更多的是他们，而不是海盗，即担心他们主张对相关岛屿的所有权。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海盗的活动开始给中国的航运业造成重大损失。那些被海盗劫掠的船只有“美洲”号(1913年10月26日)、“广州湾”号(1913年12月9日)、“中华”号(1914年3月24日)，以及“新泰”号(1914年3月31日)。英国的情报认为，这伙海盗的头领就住在澳门。报告说，他们是澳门赌馆和妓院的常客。据称，这伙人还贿赂过本地的官员。有人相信，另一些海盗则出没于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方，包括路环岛和大横琴岛。
为了证明自己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澳门总督米那(1914-1918年在任)写信给香港总督说，把责任归咎于澳门警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海盗们所使用的武器就来自于香港，而且，“在珠江三角洲的所有岛屿上，都有这样的村庄：全村人都以海上劫掠作为谋生手段”[30]。
澳门与香港之间的口水战仍在继续，与此同时，香港总督在写给英国驻北京公使的备忘录中说：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把这一地区中葡之间尚存争议的无主之地置于一方或另一方的管辖之下，并有效地维护西江主河口及口外诸岛与海岸的秩序的话，我确信，正在掠夺粤港贸易的海盗行为就绝不可能得到遏制。[31]
对葡方来说，赢得对海盗的胜利，就确认了他们对路环岛的主权，并让中方对1887年3月26日与中国海关代表签署的那份协议的第二款担负起责任来，即中国永久性地确认葡萄牙对澳门的占有，包括氹仔、路环、湾仔、大横琴和小横琴诸岛。
5.1920年的中澳勘界危机
毋庸置疑，中华民国的出现，让葡萄牙人看到了推进勘界问题的契机。1914年6月1日，葡萄牙驻北京使馆表示，中国人愿意就这个问题与澳门展开谈判。正如米那总督在答复中所说的那样：“勘界是必要的，勘界是本质性的。”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勘界，就不可能实现对港口的改进，就不可能使容易受到中国挑衅的边境地区规范化，就不可能防止路环岛上的动荡，就不可能对内港和湾仔东岸的问题作出裁决，也不可能把澳门与西江上的海盗横行隔离开来[32]。这个问题一直被埋在那里，但紧张依然在温火闷炖。
海盗出没的珠江口
1920年1月29日，葡萄牙政府收到了澳门总督的一封电报，大意是，安全形势变得更加紧张。据观察，金山与湾仔临近地区的驻军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增强。4艘炮艇和3000名武装人员已经各就各位。在这样的环境下，澳门迫切要求英国人提供援助[33]。正如美国人的一份报告所阐明的那样，澳门与广州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由于前者单方面着手填筑大陆与青洲之间的潮汐平地的行动而恶化了。[34]
在寻求中国中央政府的解释时，英国人被告知，全部责任在广州当局。澳门被署理外交部长描述为“中国边界上的一个瘟疫区，靠鸦片走私和赌博为生，与香港比起来相形见绌”。英国驻沙面租界总领事詹美生在1920年1月28日解释道：“形势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变得极为复杂：南方政府对都督所能够行使的控制权，即使有的话也很小，都督控制着军队，顽固而无知，根本不把国际法和义务放在眼里。”正如外交部在答复詹美生的电报中所言：
我们认为，达成一项妥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考虑到我们的条约义务，我们不能对一位不负责任的军事指挥官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侵犯我盟国领土的行为保持无动于衷。[35]
然而在公开场合，英国人拒绝承诺介入对葡萄牙人的支持，并敦促正在访问的澳门港务局长采取更为灵活的外交途径。当本地媒体给这场摩擦拼命加油的时候，葡萄牙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抵抗中国人的哄诱越来越信心不足。然而，当中国从广州派出了两艘“军舰”驶向澳门的时候，英国人也于1月24日派出了皇家海军舰艇“雷鸟”号，在海军上将达夫的指挥下驶往澳门海域，“密切注意情势”。葡萄牙总督对这一行动“满怀感激地表示谢意”。与此同时，詹美生领事试图劝说双方回到谈判桌旁。[36]
3个月之后，有人注意到，由于中国军队从澳门周边地区调防到尚在争议中的云贵地区去了，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留下的1500名中国步兵驻扎在半岛北边的小山上。英国观察者觉得，他们根本不是数百名葡萄牙步兵和“一支看上去很厉害的莫桑比克黑人部队”的对手。回顾他在4月30日对澳门所做的那次正式访问，香港总督写道：“我想，这是一个一方无理而另一方顽固的问题，而且，说到这件事的价值，那是一点儿也没有。”就澳门而言，总督想利用英国人访问的机会给中国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两个强国之间关系很铁。[37]
澳门南湾
这一局面事实上的再次出现发生在次年。1921年9月16日，一艘中国的鱼雷艇进入澳门港，以试探主权问题，结果卷入了一场冲突和一次开火事件。随着更多中国炮艇的到来，以及3000人的军队在金山的集结，赌注进一步加码。葡萄牙人请求英国的援助，希望英国人从中调停。尽管英国人态度强硬，声称他们绝不会为澳门与中国开战，但他们还是派出了炮艇“鸟蛛”号前往澳门，与全副武装的中国船只正面相对。直到9月24日，中国的炮艇才奉广州之命撤走了。正如当时的一位英国军官所记录的那样：“整个局面明显是澳门港口边界问题的一次重现。葡萄牙人声称自己有权控制澳门与湾仔之间的整个水域，并维护其秩序，而中国人则声称，湾仔岛邻近水域都是中国的。”[38]
“1921年危机”的一个结果是，葡萄牙外长花了6个月的时间与广州当局谈判，为的是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勘界问题将在此次会议上提交讨论)，澳门的官员被要求加班加点，就葡萄牙的主张提交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包括海港的地图、中文文本、港口规章、历史专著、档案和密件，连同1887年条约的一份副本。[39]
然而，1922年1月，一个新发生的事件把澳门搁在了一个被英国观察者称为最“不稳定的”位置上。此事发生在葡萄牙人与广东都督陈炯明谈判的4个月之后，导致了双方之间的一份“协定”，而且，双方一致同意，组成一个由两名葡萄牙人和两名中国人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调查9月16日的事件。与此同时，另一个委员会就研究内港的地位问题达成了一致。菲律宾群岛的总督伍德将军同意扮演仲裁人的角色。这一危险事件发生在1月25日，事关有争议的湾仔岛，当时，一伙中国人在这座小岛上升起了中国国旗。陈炯明宣布该岛是中国领土，对葡萄牙人的抗议表示反感，并宣布谈判破裂。香港大罢工的爆发(后面将要讨论)，以及陈炯明离开广州，使得事情变得进一步复杂。只是在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之后，前者才在港口问题上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同意维持现状。[40]
同年5月，中葡关系再一次走向破裂的边缘。这一次，本地华人的愤怒，在葡萄牙士兵的过火行为之后达到了最高点。当时(5月28日)，一个黑人士兵强暴一名华人妇女，一群人出面干涉，葡萄牙士兵朝人群开火。在这一破坏性很大的事件当中(它导致了澳门的街头暴乱)，总督没把广州媒体的猛烈批评放在眼里，并以下面这篇公告来回答中国人的要求：
本政府严肃确认，并且是面对司法程序做出如下确认：在这样一场为时多个小时、威胁要颠覆澳门公共秩序的严重骚乱中，没有一个受伤者——哪怕是最轻微的伤——是用随身武器致伤的，也没有一个人被子弹所伤。
正如一份记录这一事件的英国备忘录所写的那样，这样的沉着冷静，只有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才变得可以解释：当时广州并不存在民事政府，而且广东人过分关注本地事件，以致对澳门的事不是十分上心。[41]
6.组织化劳工
正如陈炯明所指出的那样，自1917年以后，孙中山的广州政权(它对组织化劳工和群众运动明显抱同情态度)对于珠江三角洲正对面的组织化劳工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香港工人正承受着盘旋上升的通货膨胀、住房不足以及其他物质匮乏的社会经济后果所带来的痛苦。毫无疑问，在1910年代前半期，港英当局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遏制被富有同情心的广州政权、国民党和孙中山本人所煽动起来的日益高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工意识。与此相关的有1920年的技工罢工，1922年的商人罢工，以及1925-1926年间的总罢工。尽管澳门算不上1920年代劳工罢工的主要舞台，更别说是主战场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资深的海员领袖都是中山县人。[42]
尽管1922年5月的骚乱或许有种族的寓意，受到了广州罢工者的启示，但事件很快就带上阶级的特征，矛头对准了澳门政府，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紧张，也带来了很大的商业损失。与此同时，广州的危机驱使很多居民到澳门来寻求庇护。就此事而言，在当局看来就好像中华总商会实际上充当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迅猛发展起来的“工人协会”的坚强后盾。据一份官方报告称，一些声名狼藉的非法团体都纷纷浮出水面，响应这一事件，它们包括“中国人民反对葡萄牙人协会”和“澳门工人阶级誓言罢工总委员会”。[43]
对澳门总罢工的担心，促使葡萄牙当局十分关注殖民地的防卫。市政厅试图让总督去请求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草拟了一份从政府各部门征募本地新兵的名单，包括来自香港的葡萄牙志愿兵。除了某些宣传所发出的民族主义反葡萄牙的声音之外，一个烦人的新元素如今也以共产主义观念的形式进入了这幅图景。一些内部备忘录显示，澳门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了确保与香港之间紧密的海军交流，不过也注重与其他“生产”地区之间的联系，比如马尼拉和西贡。在这样的偶然性计划中，帝汶岛从未被忽略，而且，让这个偏远的帝国前哨以至少一艘飘扬着葡萄牙国旗的船只提供效劳，一直就是个民族荣誉的问题。[44]
香港远景
然而，直到10月，澳门总督才答复了广东督军，这封信相当于为葡萄牙处理1922年5月骚乱所作的一份无力的辩护。尽管谴责了“暴动者前所未闻的行为”失控，并拒绝赦免罪魁祸首，但总督还是伸出了橄榄枝，对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家人表示同情，并提出要予以援助：“本政府对所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并真诚地为此表示歉意，因为在本政府与劳动阶级的关系中，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一直是它的典型特征。”[45]
尽管广州政权的同情心是放在香港与澳门的工人阶级当中华人同胞的一边，但他们对于中断贸易和军需品供应的宽容是有限度的，这些对于满足北伐的需要来说至关重要。在政治阵线上也需要葡萄牙人的合作。
比方说，1923年，广东督军向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抱怨某些造反者的活动，他们在这块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运作着一个“秘密的、革命的政治中心”。那些被认为利用澳门作为基地的人当中，就有陈炯明政府被推翻之前的一些高官，这些人曾经都是国民党的成员和孙中山的追随者。中国方面寻求葡萄牙人的协助，抓住这些“造反者”，关闭这个中心，并引渡他们。[46]
7.澳门与1927年的危机
尽管澳门——不像香港不是1925-1926年间反英、反帝总罢工的直接目标(在这场运动的高潮时期，大约有25万香港罢工者和他们的家人撤回了珠江三角洲)，不过，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它“跟遭受灭顶之灾的香港和遭到清算的华南英国利益集团挨得非常近”。对于这场罢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澳门并不能独善其身，而且也不可能不受其更广泛的政治后果的影响。煽动这场罢工的是在广州发号施令的国共联合阵线，至少，在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发动反共“白色恐怖”之前是这样。[47]
1927年2月12日，葡萄牙当局报告，在这个“中立地区”爆发了一场大示威，举行示威的地点刚好就在关闸的北边。正如葡萄牙当局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伙罢工者打着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声援他们在广州的同志。他们当中有些人全副武装，并设置了路障。有人注意到，尽管澳门向广州当局提出了很客气的抗议，但他们缺乏必要的手段把局面控制住。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总督与葡萄牙驻河内、广州和马尼拉的领事进行了沟通，请求他们征调食品和燃料的应急供应，以防罢工演变为一场危机。[48]1927年12月，广州的共产党人发动英勇的(尽管是不成熟的)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政府机关。正如历史所清楚地记载的那样，而且无疑受到了香港和澳门殖民政权的鼓掌喝彩。这场不成熟的起义促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翼残杀了几乎每一个卷入这一事件的人。正如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1927年12月14日向澳门总督通报这些悲惨事件时所说的那样：
蒋介石
本月11日天刚破晓的时候，希望在中国南方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极端左翼的成员发动了一场相当大胆的突然袭击，控制了整个城市；他们猛烈攻击公共建筑、电话局、银行等，并且造成了损害；范围广泛的劫掠接踵而至。
秩序如今被忠于政府的军队用武力恢复了；城里的生活回到了常态，另外也存在由持续不断的、毫无根据的搜捕所导致的动荡不安，这是政府的密探在追捕那些他们怀疑卷入这场革命运动的人。光天化日之下，搜捕在城里执行，任何受到怀疑的人都可以在大街上就地处决。[49]
在应对这一局势的时候，澳门当局试图把自己的政策与香港的政策协调起来。英国人并不反对这一做法。例如，有一次，澳门总督询问香港总督，他是否该答应李济深将军的要求，为广州方面提供武器和军火。作为回报，李济深保证压制中澳边境和湾仔岛上的“红色”罢工者。他得到的建议是敷衍，借口要听取里斯本的建议。金文泰总督(他承认李济深也跟自己提过这样的建议)指出，首先，李济深必须保证尊重外国的条约权利，并镇压海盗和劫匪。[50]
与此同时，在1927年，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政府发起了一场废除治外法权、重审现有条约的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1928年底，葡萄牙特使毕安祺来到中国，12月19日，在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这份共5项条款的条约从根本上确定了两国之间的最惠贸易国关系。尽管这份条约没有特别提到澳门，但这块殖民地很显然是商业联系赖以接合的支点。批准条约的交换文书于1930年12月31日在南京签字。
8.萨拉查的新秩序与左翼
从政治上讲，葡萄牙的革命进程，随着君主制的废除和共和国的建立，在1910年达到了高潮，但接下来的15年更不稳定。尽管共和国创立者的意图或许是自由和民主，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战胜他们继承来的经济和财政难题，其中还混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债务。在这场大战中，葡萄牙于1916年加入协约国一方。1918年之后，不知不觉地滑向混乱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加上走马灯似的政府和内阁轮流坐庄、劳工骚动和政治谋杀。情况由于1926年的政变而发生了变化。夺取了权力的军官们解散了国会，宣布政治党派为非法，对媒体进行审查，并严格控制工会。科英布拉大学前经济学教授、新任财政部长安东尼奥·萨拉查，很快就开始在政府内部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1930年，作为殖民部长的萨拉查开始加强中央政府对各殖民地的控制。1932年，作为首相的萨拉查增强了政治警察的权力以及专制的统治。
萨拉查
把萨拉查的权力基础跟他的殖民政策放在一起看是恰当的。尼尔·布鲁斯曾把这一基础概括为：首先，是来自军队、前保守派、天主教徒、上层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特权和生活水平在共和国治下正逐步下降；其次，是资本家和银行利益集团；第三是葡萄牙天主教会；第四是右翼知识分子。萨拉查与其说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不如说是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式的独裁主义者，他把家庭看作是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单位。与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背道而驰，萨拉查的“新国家”也利用了目不识丁的农民大众的天主教信仰。然而，这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萨拉查的幻想里，有钱有权者与穷人的共存依然是不言自明的。[51]
这样一些措施在各殖民地激起了回声，澳门也包括在内。例如，1937年1月29日，殖民部指示澳门创立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即监视那些可能会挑战新秩序基础(“国家重建”计划)的媒体评论。因此，澳门所建立的审查机构负责截取所有带有政治或阶级性质的出版物。实际上，审查机构的新规则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语境中被解释的，并且，为了各种意图和目的而窒息了人们的政治生活[52]。各殖民地唯一获得许可的政党——信奉萨拉查主义的国民同盟在澳门占有相当大的代表比例，而且一直维持到了战后那些年。
推销右翼意识形态的另一方，维持着对左翼的监督。1924年，里斯本警告澳门总督，要警惕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在里斯本和巴塞罗那，而且还有在远东：“发起国际革命将取决于中国革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那些经由中国与俄国保持交流的布尔什维克秘密组织的存在，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被认为极其危险。就连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安哥拉也被认为是容易受影响的[53]。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上一年，苏联驻中国外交使团的头目越飞居然提议，希望把澳门用作那些劳累不堪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休养地。[54]
1927年，港英当局成了一份报告的利益相关者。这份报告说，澳门有一个共产党人的活动中心，也就是王冠酒店。有人相信，这个中心跟印度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有着重要的联系。这份未必可靠的报告说，某些葡萄牙官员拿了苏联共产党的钱，对外国煽动者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澳门不仅被认为给外国阴谋者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而且还以它便利的交通和通信而著称。比方说，它的港口为武器的转运提供了方便，它的电报服务被用来与苏联通信，它的地理位置是广州、印度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情报联系的中心[55]。就在同一年，“反对第三国际的国际协定”的葡萄牙籍秘书寄给澳门总督一份申请状，要求提供居住在澳门的所有外国人的详细资料(姓名和国籍)。总督答应了这一请求。[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