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澳门大三巴牌坊
也是在1927年，澳门当局变得很关注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总罢工的威胁。葡萄牙驻香港大使奉命请求香港总督在出现麻烦的时候提供协助。尽管香港试图减轻葡萄牙人的担心，并指出，中国南方的局势已经有所改观，但与此同时，香港还是同意提供帮助，“不过，只能是在局面真正恶化的时候。”[57]
在澳门的西方人
无论如何，在镇压所谓的颠覆分子上，澳门当局并不需要别人辅导。1927年提到的这样一个人物是陈朝曦，他被认为是个“危及公共安全的”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58]。两年后，葡萄牙秘密警察又揭露了澳门两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方云生和陈方凯。这两个人都受雇于清平街的一家印刷公司。在这样的前提下，发现了大量已经印刷好的敌视中国政府的文件，连同其他一些亲共的、煽动性的材料。广州警方强烈要求澳门警方把这两个人监禁起来。[59]
然而，尽管政府对红色威胁有一种偏执狂，但敌人总是离家更近。1930年12月底，三天的时间里，以大炮台为基地的卫戍部队欧洲炮兵连造反了。尽管造反的理由并不清楚，但当局还是严肃地处理了这次事件。在被认为是“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反叛的士兵被监禁了起来，等待遣送回葡萄牙。与此同时，葡萄牙当局搞了一次部队调防，以来自莫桑比克的第52土著炮兵连取代了有叛乱嫌疑的炮兵连。[60]
结论
毫无疑问，在中国革命的多事之秋，中国的衰弱，及其因对国内事件的全力关注而心无旁骛，被证明对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统治来说是一种拯救。在这个节骨眼上，葡萄牙人站到了中国历史上进步力量的一边，以此赢得了中华民国缔造者的信任和称赞。但总的来说，在监督侨民滥用或利用澳门的中立地位上，葡萄牙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审慎。有趣的是，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统治，从未面对过本地人以一种会威胁到殖民地身份的方式所实施的反对。正如在香港一样，这无疑是因为本地华人全力关注的是他们的故国，或者更直接的是他们的生计。尽管外国的共产党人及其密探利用澳门作为一个基地或藏身之处，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葡萄牙人，甚至也不是他们各自祖国的殖民政权。然而，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不仅终结了数千年的君主统治，而且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对祖国一扫阴霾的自豪感——无论你把这种自豪感定义为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不仅精英圈子是这样，平民百姓也莫不如此。澳门、香港和海外的华人都同样不能不受到国家政体的这一全新定义的影响。
[1]英国档案局：CO 129/369，“葡萄牙叛乱”，总督府，香港，1910年12月4日，第188页。
[2]R.比尔特罗·科埃略：《澳门拾零：过去、现在和未来》(Macao Retalhos, Passado：Presente, Futuro，澳门，1990)。
[3]J. M.布拉加：《香港和澳门：一份良好友谊的记录》(Hong Kong and Macao: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香港，1960)，及《作为医生的孙逸仙博士》，载《澳门论坛》(Macau Tribune)，1944年11月26日和12月3日。
[4]史扶邻：《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68)。
[5]恩里克·罗拉·达席尔瓦：《澳门的华文媒体》(A Imprensa Chinesa de Macau，澳门，1991)。
[6]若奥·格德斯：《孙逸仙：澳门与革命》(Sun Iat Sen:Macau e a Revolucao)，载《文化杂志》，第16号，1991年12月，第67页。
[7]若奥·格德斯：《孙逸仙：澳门与革命》(Sun Iat Sen:Macau e a Revolucao)，载《文化杂志》，第16号，1991年12月，第67页。
[8]同上。
[9]英国档案局：CO 129/269，“夺取广州的密谋”，第425页，以及CO 129/271，第438-445页。
[10]布拉加：《香港和澳门》，第84页，和《作为医生的孙逸仙博士》以及史扶邻的《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11]AH/GGM/8。
[12]若奥·格德斯：《孙逸仙：澳门与革命》，第80页。
[13]同上书，第63页。
[14]若奥·格德斯：《孙逸山：澳门与革命》，第63页。
[15]参考陈明编：《不稳定的平衡，中英之间的香港，1842-1992》，第29页。
[16]达席尔瓦：《澳门的华文媒体》。
[17]澳门档案馆：Cx66.3344，1911年12月9日，第471号卷宗，第R号文件。
[18]澳门档案馆：MNL 12.2. F。
[19]参考陈明编：《不稳定的平衡》。
[20]英国档案局：CO 129/402，香港来电，1913年7月26日。
[21]英国档案局：CO 129/401，总督府，1913年6月24日，引用法国总领事李伯特的报告。
[22]澳门档案馆：CX 91-4508，1914年7月22日，参见格德斯的《宪政实验室》(Laboratorio Constitucional，澳门，1995)，第134-136页。
[23]英国档案局：CO 129/403，“政治难民”，总督府，1913年8月9日。
[24]AH/GGM/131922。
[25]比尔特罗·科埃略：《澳门拾零》，第42页。
[26]英国档案局：CO 129/367，总督府，1910年7月21日。
[27]英国档案局：CO 129/372，1910年7月22日。
[28]英国档案局：CO 129/392，1912年9月2日。
[29]英国档案局：CO 192/392，“征讨中国海盗”，第142页，1912年9月30日。
[30]英国档案局：CO 129/413，“澳门总督给香港总督的信”，香港，1914年7月27日。
[31]英国档案局：CO 129/412，总督府，1914年7月29日。
[32]澳门档案馆：CX 90-4500，总督，澳门致殖民部，1914年7月23日，“澳门勘界”。
[33]英国档案局：CO 129/464，“澳门的摩擦”，第250页。
[34]美国总领事，广州，1920年1月30日，美国军事情报报告：中国，1911-1941，缩微胶卷第7号卷。
[35]英国档案局：CO 129/464，“澳门”，第261页。
[36]英国档案局：CO 129/460，“澳门的摩擦”，第96页。
[37]英国档案局：CO 129/461，第28页。
[38]英国档案局：CO 129。
[39]澳门档案馆：CX166-8475，第79号卷宗，第D号文件。
[40]英国档案局：CO 129/477，“澳门的局势”，第374页。
[41]澳门档案馆：CX166-8475，第79号卷宗，第D号文件，并参见《广州时报》(Canton Times)，1922年6月15日和6月27日。
[42]AH/GGM/13，1921年5月19日。
[43]AH/LS/P 21，澳门，市政厅，1922年8月4日，同时可参看《香港孖剌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1922年7月26日。
[44]AH/LS/P 21，澳门，市政厅，1922年8月4日，另见AH/GGM/15，1926-1928。
[45]AH/GGM/13，澳门，1922年10月25日(英文信)，“总督致广东督军”。
[46]AH/GGM/1，“督军致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1923年8月9日。
[47]陈明编：《不稳定的平衡》，第52-53页。
[48]英国档案局：CO 129/471，“澳门的局势”，第477页。
[49]AH/GGM/15，1926-1928。
[50]澳门档案馆：P 11667 CX 213，“广州的革命运动”，总领事致澳门总督，1927年12月14日。
[51]尼尔·布鲁斯：《葡萄牙：最后的帝国》(Portugal:The Last Empire，伦敦，1975)，第32-42页。
[52]AH/GGM/7，1937年。
[53]AH/GGM/19，1924年10月，里斯本。
[54]AH/GGM/1，葡萄牙共和国驻中国使馆，北京，1923年1月11日。
[55]金文泰报告：第8函，摘自一份关于传闻中的澳门共产党人活动中心的备忘录，1927年5月5日。这些“煽动分子”被认为有：马林、沃纳(化名沃兹涅先斯基)，想必要么是德国人，要么是俄国人；弗里曼和马蒂森，不是英国人就是美国人；除此之外，还有大约30个欧洲人和亚洲人。
[56]澳门档案馆：P 11366 Cx208，1927年6月22日-10月19日。与来自巴达维亚荷兰当局的忠告相反，臭名昭著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陈马六甲，在被逐出菲律宾群岛之后，并没有试图进入澳门。参见AH/GGM/151926-1928。
[57]金文泰报告：第8函，“澳门请求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提供军事协助”。
[58]AH/GGM/3。
[59]AH/GGM/16，1929-1930，1929年10月3日的报告。
[60]AH/GGM/16，1929-1930。1937年，葡萄牙人从一位告密者那里得知，“法兰西咖啡”(嘉思栏马路上的一家法国餐馆)的经理奥斯卡·保罗·让德尔先生是一个共产党密探，先前曾为苏联驻华南的领事馆工作。两年前的1935年3月——尽管西班牙人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提到——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澳门的一家酒店里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从种族上看，他们都是越南人。参见AH/GGM/7，1937年6月7日，并参见笔者的《老挝的政治斗争》(Political Struggles in Laos，曼谷，1988)，第76页。
